泰戈尔批评
闻一多
听说Sir Rab indranath Tagore快到中国来了。这样一位客人来光临我们，我们当然是欢迎不暇的了。我对客人来表示了欢迎之后，却有句话要向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文学界——讲一讲。
无论怎样成功的艺术家，有他的长处，必有他的短处。泰戈尔也逃不出这条公例。所以我们研究他的时候，应该知所取舍。我们要的是明察的鉴赏，不是盲目的崇拜。
哲理本不宜入诗，哲理诗之难于成为上等的文艺正因这个缘故。许多的人都在这上头失败了。泰戈尔也曾拿起Ulysses的大弓尝试了一番，他也终于没有弯过来。国内最流行的《飞鸟》，作者本来就没有把它当诗作， （这一部格言、语录和“寸铁诗”是他游历美国时写下的。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记者只说“从一方面讲这些飞鸟是些微小的散文诗”，因为它们暗示日本诗的短小与轻脆。）我们姑且不必论它。便是那赢得诺贝尔奖的《吉檀迦利》和那同样著名的《采果》，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诗人理智中的一些概念，还不曾通过情感的觉识。这里头确乎没有诗。谁能把这些哲言看懂了，他所得的不过是猜中了灯谜底胜利的欢快，绝非审美的愉快。这一类的千锤百炼的哲理的金丹正是诗人自己所谓Life’s harvest mellows into golden wisdom。然而诗家的主人是情绪，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无须拒绝，也不必强留。至于喧宾夺主却是万万行不得的！
《吉檀迦利》同《采果》里又有一部分是平凡的祷词。我不怀疑诗人祈祷时候的心境最近于ecstasy，ecstasy是情感的最高潮，然我不能承认这些是好诗。推其理由，也极浅显。诗人与万有冥交的时候，已先要摆脱现象，忘弃肉体之存在，而泯没其自我于虚无之中。这种时候，一切都没有了，哪里还有语言，更哪里还有诗呢？诗人在别处已说透了这一层秘密——他说上帝的面前他的心灵vainly struggles for a voice。从来赞美诗（hymns）中少有佳作，正因作者要在“入定”期中说话；首先这种态度就不诚实了，讲出的话，怎能感人呢？若择定在准备“入定”之前期或回忆“入定”之后期为诗中之时间，而以现象界为其背景，那便好说话了，因为那样才有说话的余地。
泰戈尔的文艺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文学是生命的表现，便是形而上的诗也不外此例。普遍性是文学的要质而生活中的经验是最普遍的东西，所以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生命的基石上。形而上学唯其离生活远，要它成为好的文学，越发不能不用生活中的经验去表现。形而上的诗人若没有将现实好好地把捉住，他的诗人的资格恐怕要自行剥夺了。
印度的思想本是否定生活的，严格讲来，不宜于艺术的发展。泰戈尔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陶染，他的思想已经不是标类的印度思想了。他曾宣言了——Deliverance is not for me in renunciation，然而西方思想究竟是在浮面黏贴着，印度的根性依然藏伏在里边不曾损坏。他怀慕死亡的时候，究竟比歌讴生命的时候多些。从他的艺术上看来，他在这世界里果然是一个生疏的旅客。他的言语，充满了抽象的字样，是另一个世界的方言，不像我们这地球上的土语。他似乎不大认识我们的环境与风俗，因为他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是些肤浅的观察，而且他的意义总是难得捉摸。总而言之，他的举止吐属，无一样不现着outlandish，无怪乎他常感着：
hom esick…for the one sweethour across the sea of time.
因为他不曾明白地讲过吗？
I came to your shore as a stranger,I lived in your house as a guest…my earth.
泰戈尔虽然爱好自然，但他爱的是泛神论的自然界。他并不爱自然本身，他所爱的是the sim plemeaning of thy whisper in showers and sunshine，是God’s power…in the gentle breeze，是鸟翼、星光同四季的花卉所隐藏着的，the unseen way。人生也不是泰戈尔的文艺的对象，这是他的宗教的象征。穿绛色衣服的行客，在床上寻找花瓣的少女，仆人或新妇在门口伫望主人回家，都是心灵向往上帝的象征；一个老人坐在小船上鼓瑟，不是一个真人，乃是上帝的原身。诗人的“父亲”“主人”“爱人”“弟兄”“朋友”都不是血肉做的人，实在便是上帝。泰戈尔记载了一些自然的现象，但没有描写它们；他只感到灵性的美，而不赏识官觉的美。泰戈尔摘录了些人生的现象，但没有表现出人生中的戏剧；他不会从人生中看出宗教，只用宗教来训释人生。把这些辨别清楚了，我们便知道泰戈尔何以没有把捉到现实；由此我们又可以断言诗人的泰戈尔定要失败。因为前面已经讲过，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人生的基石上。果然我们读《吉檀迦利》《采果》《园丁》《新月》等，我们仿佛寄身在一座云雾的宫阙里，那里只有时隐时现，似乎非人的生物。我们初到时，未尝不觉得新奇可喜；然而待久一点，便要感着一种可怕的孤寂，这时我们渴求的只是与我们同类的人，我们要看看人的举动，要听听人的声音，才能安心。我们在泰戈尔的世界里要眷念着我们的家乡，犹之泰戈尔在我们的地球上时时怀想他的故土一样。
多半时候泰戈尔只能诉于我们的脑筋，他常常能指点出一个出人意外入人意中的真理来。但是他并不能激动我们的情绪，使我们感觉到生活的溢流。这也是没有把捉到人生的结果。他若是勉强弹上了情绪之弦，他的音乐不失之于渺茫，便失之于纤弱。渺茫到了玄虚的时候，便等于没有音乐！纤弱的流弊能流于感伤主义。我们知道做《新月》的泰戈尔很能了解儿童，却不料他自己竟变成了一个儿童了，因为感伤主义正是儿童与妇女的情绪。（写到这里，我记起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是—个女作家，必是诗人的作品中女性的成分才能引起女人的共鸣。）泰戈尔的诗是太清淡，然而太清淡，清淡到空虚了；泰戈尔的诗是秀丽，然而太秀丽，秀丽到纤弱了。Mr.John Macy批评《园丁》里一首诗讲道：（it）would be faintly im pressive if Walt Whitm an had never lived.我们也可以讲若是李杜没有生，韦孟也许可以作为中国的第一流诗人了。
在艺术方面泰戈尔更不足引人入胜。他是个诗人，而不是个艺术家。他的诗是没有形式的。我讲这一句话恐怕又要触犯许多人的忌讳。但是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怎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固定的形式不当存在，但是那和形式的本身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打破一个固定的形式，目的是要得到许多变异的形式罢了。泰戈尔的诗不但没有形式，而且可以说没有廓线。因为这样，所以单调成了它的特性。我们试读他的全部的诗集，从头到尾，都仿佛不成形体，没有色彩的amoeba式的东西。我们还要记好这是些抒情的诗。别种的诗若是可以离形体而独立，抒情诗是万万不能的。Walter Pater讲了：“抒情诗至少从艺术上讲来是最高尚最完美的诗体，因为我们不能使其形式与内容分离而不影响其内容之本身。”
泰戈尔的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哲学，论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他在欧洲的声望也是靠他诗中的哲学赢来的。至于他的知音夏芝所以赏识他，有两种潜意识的私人的动机，也不必仔细去讲它。但是我们要估定泰戈尔的真价值，就不当取欧洲人的态度或夏芝的态度，也不当因为作者与自己同是东方人，又同属于倒霉的民族而受一种感伤作用的支配；我们但当保持一种纯客观的，不关心的disinterested态度。若真能用这种透视法去观赏泰戈尔的艺术，我想我们对于这位诗人的价值定有一番新见解。于今我们的新诗已够空虚，够纤弱，够偏重理智，够缺乏形式的了，若再加上泰戈尔的影响，变本加厉，将来定有不可救药的一天。希望我们的文学界注意。
原载《时事新报·文学副刊》，1923年12月3日
闻一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