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苏联

刘建

印度大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于1930年访问苏联，是他漫长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像不少欧美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支持者和友人。然而，他在那里既看到了“月亮的光明面”，也发现了它的黑暗面。他甚至预见到，苏联如不能根除其弊病就会崩溃。然而，他的忠告在苏联遭到雪藏；《消息报》直至1988年才公布了有关内容。同他在1924年访华期间遭到陈独秀等人的无端抨击和鲁迅的冷嘲热讽不同，他在莫斯科受到了一致的热烈欢迎。鉴于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除在少数场合致辞外，他在苏联没有发表公开演说。因此，《俄罗斯书简》成为研究他的苏联之行的主要文献。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泰戈尔于19世纪90年代奉父命前往乡间经管田产。当时，泰戈尔家在孟加拉省东北部的帕布纳县和拉吉沙希县（今均属孟加拉国）以及毗邻孟加拉的奥里萨省，拥有广阔的土地。诗人虽然不懂农业，却于1890年底只身来到帕布纳县的希莱达豪（Shilaidah）定居。在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国殖民者的双重统治和压榨下，历史上曾经十分富庶的孟加拉农村，水患频仍，经济凋敝，广大农民过着极其贫困、愚昧、悲惨的生活，严酷的现实每每使得诗人触目神伤。他为同胞的不幸而太息，为祖国的前途而怅惘。他常常在上午处理农务，接见佃户，倾听他们的呼声，解决他们的问题。此外，他还接触过乡村教师、邮局职员、学生、村妇、木匠、船夫、渔民等各种各样的人物，从而熟悉了他们的生产劳动、实际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广泛接触，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就在这时深深扎根。

泰戈尔对少数人垄断财富而骄横跋扈、多数人遭受贫困而备受屈辱的社会现实深感愤怒，因此，他热烈地期待着一种理想社会的出现，萌发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他在1893年5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比较平等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如果不能，上天的安排就实在太残酷了，而人也真是一种不幸的生物。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使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已传入印度，泰戈尔也知道它是一种主张平等分配财富的理想社会，但由于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先例，他对能否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不抱多少希望。

在当时的印度，由于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匮乏，文化教育落后，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所以，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空想。泰戈尔在上面提到的同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点：“有些人断言，分配天下的物产，使每一个人都有一口饭吃，有一点衣服穿，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似的梦想，他们讲的是何等残酷的事啊！的确，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是残酷的！命运只给了人类这么一床小得可怜的被子，把它拉到世界的这一部分，另一部分就只好裸露出来。”显然，诗人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难于实现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也明白，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没有发达的教育，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他还发现，个体农业是落后的，其生产力是低下的。

其实，泰戈尔对社会主义也是怀有矛盾心理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还说：“在消除贫困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财富，而拥有这笔财富，我们却会失去多少善心，多少美，和多少力量啊。”这说明，诗人知道，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意味着贫困的消除，但有产者将会失去自己的无量财富；而少数人对财富的攫取和垄断，也意味着善心、美和力量的缺失。从那时起，泰戈尔终生都在关心着农民的命运，把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问题看做解决印度社会问题的关键，并脚踏实地做了许多具有探索性和建设性的有益工作。他后来能对苏联产生兴趣和好感，无疑与他从苏联看到印度的希望有关。

在泰戈尔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他的代表作《吉檀迦利》中的第35首诗歌中：

在那里，心灵是无畏的，头颅是高昂的；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没有被国家狭隘的壁垒分隔成碎片；

在那里，话语出自真诚的深处；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性的清流没有迷失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在你的指引下向着不断开阔的思想与行动前进——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亲啊，让我的祖国醒来吧。

这首意旨十分高远的诗，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或许，社会主义还是比较接近他的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

对十月革命的态度

早在1918年，亦即十月革命的翌年，泰戈尔就在印度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英文月刊《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7月号上发表《在十字路口》（Atthe Cross Roads）一文，表明了他对那场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诗人写道：

我们获悉，现代俄罗斯所以正在其理想主义的无底深渊中挣扎，是因为她在“现实政治”（Real Politik）的严酷逻辑中错失了稳固的立足点。我们对于当前俄罗斯革命的历史知之甚少，而凭借我们手中不多的材料，我们还无法认定，处于苦难中的俄罗斯是否在体现人类反对建筑在道德虚无主义之上的繁荣的不屈不挠的灵魂。我们能够说的是，作出判断的时间尚未到来，尤其是在“现实政治”本身处于如此惨境之时。无疑，倘若现代俄罗斯确曾勉力使自己适应“国家崇拜”（Nation-worship）的正统，那么她今天就会处于一种较为舒服的境地。然而，她的斗争的这种惊人规模和她的诸多混乱的不可救药本身，并不能证明她已误入歧途。作为一个国家，她并不是不可能失败；但如果她是手执真正的理想的旗帜而失败，那么她的失败将犹如启明星那样逐渐消逝，从而迎来新时代的日出。如果印度应有自己的雄心，那么就不要使之成为昨夜罪恶的野蛮盛宴上的争夺，而是让她在早晨踏上寻求真理——人类灵魂的真理的朝觐之途的队伍中就位。

泰戈尔所以撰写《在十字路口》，是为了探索印度民族的出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欧、亚、非三洲，人类文明深陷危机之中。诗人在该文中指出，英国居高临下的施舍和印度卑躬屈膝地接受小恩小惠，“不是恰当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拥有权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公正。”[2]自然，在为处于十字路口的民族独立运动寻找正确的方向之时，他也考虑了俄罗斯的道路。尽管诗人自称资料有限因而措辞审慎，但他却明白，十月革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俄罗斯由于脱离了欧洲的“现实政治”而陷入孤立。尽管他还无法立即对革命后的俄罗斯是否一种相对于道德虚无主义的理想主义的产物作出价值判断，但他也并不认同关于俄罗斯“已误入歧途”之说。相反，他对十月革命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并寄予了一定的希望。

访苏之前的准备

泰戈尔早就渴望访问苏联，但在印度却无从谈起，因为俄罗斯驻印度加尔各答等城市的领事馆已关闭多年。直到1924年，英国才正式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到1927年又再度断交。

泰戈尔是在1924年访问中国期间着手为访问苏联进行准备的。他在北京期间获悉，苏联政府的正式代表列奥·卡拉汉（Leo M.Karakhan, 1889~1937，一译加拉罕）就在北京，于是在5月11日下午前往其驻地晤谈，从而借机表达了自己访问莫斯科的热切愿望。卡拉汉承诺即向莫斯科发送电报，并表达了对于建立密切的苏印关系的浓厚兴趣。他们在谈到文化和教育的话题时似乎十分投机，而且卡拉汉认为泰戈尔的教育理想与苏联政府的教育理想基本相同。苏联政府很快发出邀请，希望诗人能在翌年成行。

当时，苏联的外交工作已有起色，当然急切希望像泰戈尔那样的世界文化名人前来参观。泰戈尔意在考察苏联的教育和农业发展状况，而苏联政府则希望借助他获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全力支持”。后来，苏联政府还安排，由高尔基出面邀请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于1935年前来访问，由苏联作协出面邀请同样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于1936年前来访问。罗曼·罗兰是在泰戈尔之后不久获得19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他在1919年发表《精神独立宣言》，暗示人类的希望就寄托于正在实践社会主义理想的苏联。纪德曾于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往非洲考察，目睹了殖民者对当地土著的残酷剥削，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想望。30年代初期，他宣布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苏联政府邀请他们前来访问，大体出于同样的考量。不过，纪德在访苏后却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先后发表了《访苏归来》（1936）和《对苏联的余思》（1937），对它的各种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罗曼·罗兰虽然在当时保持了沉默，却留下一部《莫斯科日记》，对苏联已出现“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包括高尔基在内的“新贵族阶层”提出批评。根据他的遗嘱，这部日记直到他逝世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出版。那时，苏联已经解体。

然而，泰戈尔的苏联之行并不顺利。1925年，他与印度的一些著名学者和科学家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典，但他由于健康原因而错过了这一机会。1926年，他在斯德哥尔摩见到苏联外交官和作家阿罗谢夫（A.Arosev，1890~1938），向后者重申了自己访苏的热望：“你不知道，长期以来，我一直多么想到你们的国家，一个我由于其文学而热爱的国家。我从友人那里获悉，现在，你们的人民已经掀开全新的一页，变得与过去全然不同，我急不可耐地想飞到那里去。”他还说：“我希望了解你们的音乐，你们的戏剧，你们的舞蹈，并熟悉你们的文学。”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甚至成立了一个以卢纳察尔斯基为主席的专门的接待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迈耶霍尔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知名人物。约50个组织准备热情接待泰戈尔。除莫斯科外，列宁格勒、巴库、第比利斯、巴顿和克里米亚等城市都将准备迎接诗人。然而，由于一场严重流感，他再次辜负了东道主的热情。他甚至未能参加1927年的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随后，他在1928年4月17日的一封信中表示：“我们有必要了解，在教育农民方面，他们在俄罗斯形成了什么样的制度。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村庄，我们就会灭亡。死亡进程在社会底层已经开始。我们亟须了解俄罗斯在采用什么办法将新的生命力注入社会的这一分支。我们正在将自己的所有能量浪费在无所作为的政府身上，而另一方面，国家在活力和财富上却在变得愈来愈贫弱。我非常希望亲自到俄罗斯并亲眼见识乡村教育制度、合作社运动等等。但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体力。我只能将自身交到医生手中并静养一些时日。现在，我已68岁了，我的生命之灯在变得暗淡，只有拨弄烛芯，它才会明亮，希望很小了——真正的事实是，快要油尽灯灭了。尽管如此，我的一大愿望是，在死前能了解俄罗斯当前的事业。如果健康允许，我就会动身。”这封目前保存在莫斯科档案馆的重要信件，说明了泰戈尔当时健康状况确实不佳，自觉已到风烛残年，但他不改初衷，而且真心希望前往苏联考察。该信还再次说明了诗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它的教育制度和合作化运动，以作为解决印度农村问题的借镜。主要由于健康原因，尽管苏联政府年复一年地不断重新发出邀请，他直到1930年9月才最终踏上苏联的领土。这一准备过程，经历了6年之久。

访苏主要目的：看月亮的光明面。

泰戈尔在其访问苏联的夙愿实现之后异常兴奋。“终于来到了俄罗斯！”从他收入《俄罗斯书简》的第一封信的第一句话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在1930年9月25日从莫斯科发出的第三封信中，他又写道：“我现在在俄罗斯；倘若我不曾前来，那么我的人生的朝觐就不会圆满。”他将访苏当做人生中一件神圣之事，而他对苏联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泰戈尔最初计划在苏联停留月余，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前往日本和美国。从1930年9月11日至25日，诗人实际上只在莫斯科停留了半个月。他在1924年访问中国时停留了七周，而在访苏之后又在美国停留了近十周（67天）。与访华访美所用时间相比，他在苏联的时间显然很短。诗人所以缩短原定访问计划，除了身体和气候原因外，活动和见客太多导致疲惫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尚难确定。

泰戈尔的苏联之行，除了时间相对较短外，行程也非常有限。他乘苏联火车跨越边境小城内戈雷罗耶，经斯莫棱斯克到达莫斯科之后就一直仅能待在这座城市及其郊区。医生告诫年事已高的诗人，他的心脏病随时可能发作。因此，他能够看到或获准看到的东西自然同样非常有限。苏联官员向他提供了许多诸如政府公告一类的宣传材料。从《俄罗斯书简》可以看出，他利用乃至照抄了其中不少内容。因此，他对苏联的某些描述出于二手资料，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

泰戈尔毕竟不是一个革命者和政治家，尽管他在某些情况下也赞成革命并参与政治活动。但总的来看，他对政治并不非常感兴趣。因此，他访问俄罗斯主要出于三个目的。作为一名文学家，他对俄罗斯文学和文化自然怀着浓厚的兴趣。他就是从文学入手开始熟悉俄罗斯的。他是由于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契诃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或诗人的作品而了解并爱上俄罗斯的。他先后对卡拉汉和阿罗谢夫都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访问苏联的一个目的就在于考察这个新的国家的新文化建设。

泰戈尔访苏的第二个目的，在于考察农业发展和苏联农民的生活。有两个事实足以说明农业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首先，他在成为世界名人之前即于1906年将自己18岁的长子罗亭、女婿以及一个友人的儿子送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农业科学，而不是将他们送到印度上流社会青睐的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其次，他在1921年于圣蒂尼克坦创建著名的国际大学的翌年，即在附近建立了一所与之平行的名为斯里尼克坦（Sriniketan）的农村复兴学院，旨在进行农村社会发展实验，同时对附近农民进行自助和启蒙方面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24年访问中国期间获悉山西农业有些特色之后，还专程前往太原考察。因此，说泰戈尔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产生了深厚的农村情结亦非言过其实。对于名声在外的苏联农业发展，他自然十分想望。从他在莫斯科的中央农民大厦（Central Peasants’House）与苏联农民的会谈以及他在莫斯科写的一些信件中均可看到这一点。

泰戈尔访苏的第三个亦即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考察俄罗斯教育尤其是农民教育的发展。从1901年在圣蒂尼克坦创办一所露天小学开始，诗人就开始投身于教育实验。从那时起，印度的教育问题和农民问题成为他的两大关注点。他在上文提到的从莫斯科发出的第三封信中说：“我在获悉俄罗斯的大众教育从几乎一无所有起步而取得巨大进展之时，我决定前往那里，而即使我的病弱之躯果真垮掉，那又有什么关系！”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义无反顾的豪气。

泰戈尔在莫斯科受到苏联官方隆重而热情的接待。1930年9月11日，泰戈尔一行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站受到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及莫斯科作协代表的欢迎，当天下榻莫斯科大饭店。9月12日中午，苏联对外文协举行招待会。协会主席彼得罗夫（F.N.Petrov,1876~1937）教授与泰戈尔分别致辞并交谈。诗人对苏联在宏大实验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热情表示赞赏；彼得罗夫则告诉诗人，整个俄罗斯都知道并热爱他。当晚，泰戈尔出席对外文协和苏联作协共同为他举办的音乐会；彼得罗夫与诗人再度分别致辞。泰戈尔赞赏苏联“向所有人提供获得教育的机会”；彼得罗夫希望泰戈尔能够理解并向全世界表达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9月13日上午，泰戈尔与彼得罗夫长谈，内容涉及印度革命和国际大学与苏联教育机构的交流。由于事涉机密，苏联直到1961年才将这次谈话内容披露出来。当天中午，泰戈尔接待莫斯科的大学生和教授代表；下午，会见文化艺术界人士，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在场的苏联美术评论家认为泰戈尔是一流画家，决定在莫斯科为他举办个人画展。晚上赴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观赏话剧《彼得一世》。9月14日晚上，泰戈尔访问由孤童组成的少年先锋公社，发表讲话介绍自己在圣蒂尼克坦创办的学校并与孩子们亲切交谈。

9月15日中午，泰戈尔与苏联外交委员会副人民委员（相当于今日副外长）卡拉汉会见，晚上与联盟电影协会主席鲁金会见。9月16日下午3点，诗人访问中央农民大厦，与当时恰好住在那里的来自各地的约150个农民举行座谈会。那些来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民自不必说，就是还在单干的农民，也一致赞扬当时正在全力推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一位来自高加索的年轻女子告诉诗人，生活在苏联的妇女“自从十月革命以来真的是自由的和幸福的”。对于泰戈尔而言，这次座谈会是他亲自了解苏联农民的唯一机会，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从他在现场提出的一些问题看，他对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有一定疑虑的。他完全清楚，“一场致命的饥荒已在俄罗斯持续了一些时日；谁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已经死亡。”

9月17日下午，泰戈尔个人画展在国立莫斯科新西方艺术博物馆揭幕。晚上访问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主持的莫斯科第一艺术剧院，观看根据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戏剧《复活》，与契诃夫的遗孀、著名演员奥莉加交谈。诗人对苏联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表示赞叹。9月18日晚间，卡拉汉邀请泰戈尔一行前往家中做客。9月19日早上，他前往卡拉汉在莫斯科郊区的夏日别墅休息。在当天写的收入《俄罗斯书简》的第二封信中，他认为这座非同一般的别墅就是一座宫殿。9月20日，他在卡拉汉的别墅中又写了两封信。当天下午，返回莫斯科大饭店，接待来访的东方学学者，其中包括梵文学者。晚上前往博尔索伊剧院观赏根据印度传说创作的芭蕾舞剧《舞女》，在演出结束后与该剧院主任长谈。9月21日，接待曾为他的许多诗歌谱曲的著名作曲家S.A.巴拉桑延。9月22日上午，苏联名医为泰戈尔检查身体；下午，诗人一行游览市容和参观克里姆林宫。9月23日，会见吉普赛人杂志《新路》副主编等人。

由于身体欠佳和心脏衰弱，前往列宁格勒的计划届时取消。但在9月24日，泰戈尔再度会见彼得罗夫。当天晚间，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为泰戈尔举办盛大的欢送晚会。两千余人应邀出席。彼得罗夫致辞，给予泰戈尔极高评价，称他为当世“最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泰戈尔致答谢词，说自己所见虽然不多，但确信苏联已取得“非凡进步”，创造了奇迹。随后为音乐会，包括舞蹈和泰戈尔作品朗诵。

9月25日一早，泰戈尔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称赞苏联人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勇气”，“决心创造一个新世界”。他甚至认为，苏联“革命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不仅在意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关心全人类的利益。”这些评价虽然未必全然符合事实，乃至言过其实，但无疑表明泰戈尔对苏联革命和建设实践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泰戈尔对苏联普及大众教育的成就评价极高。他在《俄罗斯书简》的“结论”中写道：“踏上俄罗斯的土地之后，引起我注目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教育方面，无论如何，农民和工人阶级在数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以致在过去的150年的进程中，甚至我们的最高等的阶级，也没有取得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成就。”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盛赞苏联教育，并将苏联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教育的迅速发展。

可以说，泰戈尔基本上达到了自己访问苏联的主要目的。在莫斯科，他对苏联在农业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再表示钦佩和赞颂。当然，从西方的媒体和友人那里，他也了解到俄罗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苏联，即使在教育领域和农业领域，也都有自己的问题。然而，他却能够将苏联的那些成就看做月亮的光明面，亲自予以考察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由于身体原因，他无法亲自到农村地区，因此他的考察只能是初步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见微知著，透过现象看本质。

苏联的问题：月亮的黑暗面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泰戈尔看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同时也满怀善意地提出了自己的忠告。在苏联解体已经20年之际，重温泰戈尔当年对苏联问题的批评，对于我们认识他作为预言家的一面或许不无启发意义。

泰戈尔在《俄罗斯书简》所收的第一封信中指出：“我并不能说这里的一切都完美无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他们有朝一日会有麻烦。简而言之，缺陷在于，他们已将他们的教育制度弄成一个模子，但用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人性难以持久。如果教育理论不能与活的心灵的准则相符，那么将来不是这个模子爆成碎片，就是人的心灵因麻痹而趋于僵死，要不就是使人成为机械玩偶。”现在回顾苏联教育发展的历史，泰戈尔可谓不幸而言中。他洞察历史发展方向的目光确实是无比犀利的。不过，泰戈尔对苏联的批评的出发点完全是善意的，他是作为热爱苏联的诤友而坦率提出问题的。这一点，连苏联政府也似乎没有异议。

泰戈尔还发现，苏联存在压制个性的问题。他对此深感不快，因为他本人是个主张个性自由的人。他在《俄罗斯书简》中的第十三封信中说道：“我并不认为，他们已能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划出恰当的界限。在这一方面，他们与法西斯主义者不无相同之处。因此，对于以集体的名义压制个人，他们不愿接受任何限制。他们忘了，通过削弱个人，并不会使集体变得强大。如果个人身陷桎梏，那么社会就不会自由。他们在这里实行强人独裁。这种一个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或许一时之间可能产生良好结果，但不会永远如此。不可能会有连绵不断的足以胜任的领袖。”苏联的历史证明，泰戈尔出于实地考察和逻辑推理而得出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重工业和科学事业的确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在他身后，苏联就再也没有产生过类似的“强人”，甚至连“足以胜任的领袖”也比较罕见，以致在苏联解体之时，那些曾经“身陷桎梏”的人们没有起来为之斗争。

泰戈尔在为《俄罗斯书简》写的长篇“结论”中再次探讨了苏联的政治体制。他说：“独裁是另一个论题。就个人而言，我不喜欢在任何领域的独裁统治。……独裁无疑蕴涵着诸多危险因素。它在运行中的和谐与稳定是不确定的；领袖的意志与被领导者的意愿的不完满的交流，成为持续不断的麻烦之源；此外，消极追随的习惯，也在削弱人们的理智和个性；正是它的成功，会击败它自身。”他继而说道：“我承认，独裁非常令人厌恶，而且我还认为，在它的名义下，许多迫害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它的消极方面是强制，而强制是一种罪恶。不过，我也看到了它的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教育，暴力的反面。”泰戈尔注意到，俄罗斯明显采取强烈手段将舆论纳入一种模式，甚至蓄意压制对经济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他还发现，“凡是在急于求成的诱惑过于强烈的地方，政治领袖都不愿尊重人们的表达意见自由的权利。”他还认识到，当时俄罗斯的局势类似战时状况。“所以，他们的大厦的基础必须尽快得到巩固；因此，他们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然而，无论需要有多么急切，暴力总是片面的。它只会毁灭，而不能创造。”作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他的结论只能是：“没有耐心等待人性慢慢妥协的人们相信迫害；他们最终用暴力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它无法长久承受重负。”

在泰戈尔的心目中，当时苏联体制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它对暴力的依赖和滥用。他在1930年9月25日离开莫斯科之前，接受苏联重要官方媒体《消息报》（Izvestia）记者的采访。在被问到对莫斯科的总体印象时，他在赞扬俄罗斯在普及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对他所热爱的俄罗斯直言不讳地发表了如下著名的谈话：

我希望让你们知道，你们在农民群众中推广教育的令人惊叹的强大力量，你们赋予这项工作的最为明智的方向，以及开拓出来以训练他们的头脑、意识和肢体的多种渠道，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消除所有社会罪恶时，人们必须找到根源，你们已经认识了这一真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某些与你们所承担的伟大使命相矛盾的东西。某些与你们的理想相反的心态正在养成。我得问你们：你们是要在接受你们训练的人们的心灵中，通过激起对不认同你们的理想的人、你们视为敌人的人的愤怒、阶级仇恨和报复念头，来为你们的理想提供服务的吗？……如果你们念念不忘你们的对手身上的恶的因素，并认为它们是人性所固有的，因而值得永远遭到惩罚，那么你们就会激发一种包含仇恨和复仇念头在内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有朝一日可能对你们的理想予以反抗并毁灭它。你们在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奋斗。……我对你们正在努力做的伟大的事情深感钦佩，所以我不禁期望它能获得一种爱的动力以及一个宽容的理解的环境。凡是在允许心灵自由的地方，必然会有不同意见。如果我们所有人的意见都被强行弄成一个样子，那么世界将不仅是乏味的，而且还会是机械划一的，没有生气的。……暴力导致暴力和盲目的愚行。心灵的自由是接受真理所需要的；恐怖不可救药地戕害它。……所以，为了人类的缘故，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创造一种邪恶的暴力，它会继续编结一条没有尽头的暴力与酷行的锁链。你们已从沙皇政权大量继承了这笔遗产。这是你们可能拥有的最糟糕的遗产。你们已经努力摧毁了那个政权的别的许多罪恶。为什么不设法将这一罪恶也一并予以摧毁呢？

然而，《消息报》并未立即发表这一褒扬与批评兼而有之的访谈。三周之后，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有关内容。30年后，这次访谈被作为重要文献收入国际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的《俄罗斯书简》英译本的附录之中。58年后，苏联政府完全理解了泰戈尔这位诤友的良苦用心，《消息报》最终在1988年将它全文公之于世。今天重读这一历史文献不难看出，泰戈尔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苏联，可谓爱之深而责之切，虽然有些话听起来逆耳。他所洞察到的苏联的问题，包括强人专制、信奉暴力、舆论一律、压制个性等，可能都是与苏联的最终解体有关的重大问题。他并没有明言苏联最终一定解体，但他的许多论断的逻辑都指向一点：如果不能自觉纠正自身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苏联政权就必然会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崩溃。倘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从善如流，认真听取诗人睿智而深刻的意见，锐意进行政治改革，也许苏联未必解体。

结语

在访问苏联之后，泰戈尔直至逝世都一直关注着他的发展，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苏联政府明白泰戈尔是不可多得的朋友，并没有因为他的直言而疏远他。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一直给他寄送图书、资料和期刊。1934年4月26日，泰戈尔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向首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发去贺信。1936年7月22日，他致函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有关负责人斯坦普科夫斯基（A.Stempkovsky），感谢苏联政府邀请他参加十月革命20周年庆祝活动。他欣然接受这一邀请并表示：“说不定，我也许还能前往，尽管我日益年老体衰。”1937年5月25日，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新任主席阿罗谢夫致函泰戈尔，再度邀请他前往苏联：“不仅我本人，我国的所有知识分子以及劳动群众，将很高兴再度见到您作为我国的客人出现在这里。”1937年7月7日，泰戈尔在致阿罗谢夫的复信中表示，自己一直在密切关注苏联的事态，尤其是文化问题。“对苏联的兴趣一直不曾稍减。如果条件允许我再访新俄罗斯，那将是让我最为高兴的事”。1941年4月14日，泰戈尔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文明的危机》发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恶性事件所导致的文明的危机痛心疾首，但坚信“命运之轮终有一天会迫使英国人放弃他们的印度帝国”，并对人类历史将掀开新的一章满怀信心。就在这篇演讲中，他对苏联消灭疾病、文盲、愚昧和贫困的成就及其民族政策依然表示赞赏。在逝世前的最后时日中，他一直关注着苏德战争的消息并深信苏联能够获胜。

同样，俄罗斯（包括苏联）人民一直热爱泰戈尔并给予他崇高的评价。至1917年，泰戈尔的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有六个俄文译本问世，其一为俄罗斯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万·布宁所编辑。托尔斯泰的次子伊利亚亦曾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并认为他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想将令大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十分赞赏的泰戈尔名剧《暗室之王》搬上舞台。他在跟演员谈话时将泰戈尔与古希腊大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相提并论。到20世纪20年代末泰戈尔访苏前夕，他的大多数英文诗集和散文（约25册）已被译成俄文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列宁、卢纳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人的私人藏书中均有泰戈尔的作品。泰戈尔的《民族主义》即属列宁藏书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继续翻译泰戈尔的作品。1961年，为了纪念泰戈尔的百年诞辰，苏联出版了12卷本的直接译自孟加拉文的《泰戈尔文集》。1963年12月10日，苏联政府以苏印文化关系协会的名义向印度赠送了一座巨大的石质泰戈尔雕像。它陈列在诗人在加尔各答的故居院中，成为印苏（俄）友谊的一个象征。苏联权威的泰戈尔研究专家格纳秋克·丹尼尔丘克表示，俄罗斯（包括苏联）对泰戈尔的翻译和阅读的兴趣始终不曾衰减；对于读者而言，他同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达到了令人景仰的高度。

泰戈尔对俄罗斯十月革命的赞赏，对苏联在文化、农业和教育等领域成就的肯定，源于他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无所作为的英国殖民统治的痛愤，也源于他改变印度社会的强烈愿望。他在充分看到苏联的光明面的同时，也以哲人之智洞察了它的致命弊病并予以坦率批评。他的意见是明智的、深刻的和富于预见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他虽然对苏联始终怀有真情、善意和热望，却预见到苏联可能由于这些弊病而灭亡。苏联政府虽然讳疾忌医，不曾听取他的意见，但从未对他提出任何公开的批评和负面的评价，而是始终将他当做自己的非同寻常的朋友。泰戈尔的苏联之行对他人生最后阶段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有时甚至变得比较激进。他的《俄罗斯书简》以及他与苏联官方及友人的众多通信，是研究他与苏联（俄罗斯）关系的重要文献。由于他至今还在俄罗斯享有盛誉，由于他对俄印文化交流的非凡贡献，他事实上已经是而且还将一直是一座密切联系这两个国家的友谊的桥梁。

原刊载于《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