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研究宗教史的人对于泰戈尔该怎样想呢

江绍原

一

老实是一种美德。说句老实话，我对于泰戈尔没有很深的研究。可是我不信现在这一般欢迎或反对他的人，对于他的研究会比我的深到哪里去。这也是一句老实话。我的胆子本来很小，不敢乱谈泰戈尔，但是现在大胆欢迎或反对他的人如此之多，叫喊得如此之响，倒叫我的胆子壮起来。所以有这一篇随便讲演的话。

我没见过这座喜马拉雅山，他的银钟不必说也没听过。他的诗歌、戏曲、散文，有英文本的，我只看过很有限的几种，蒙欢迎他的人看得起我，两次送请帖来邀我赴会，可惜他们欢迎他的地方——一次是北海，一次是海军联欢社——从我住的西花厅远望过去，都有一股又黑又浓的妖气直冲霄斗。诸君原谅我，我身上向来不带避邪符，如何去得。后来他在真光戏场的公开讲演，不幸又在我能去听之前就停止了。

反对和欢迎他的人，他们的议论我倒看见过点。反对方面的是《政治生活》前三期里的文和杂评，以及“送泰戈尔”的传单；赞成方面的是《东方杂志》里几篇文和梁启超的演说词（《中国与印度文化之亲属的关系》，见副刊），我如今先谈谈这两派议论，再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二

他的反对者之中，有一种人告发他是个提倡无抵抗主义的。

这是真的吗？

政治生活周报社提出四个问题问他，其中头两个是：“（一）先生对于印度独立（swarji）的意见；（二）印度独立将由何法争得——宪政运动呢，群众革命呢？”

泰戈尔从前的著作里有没有可以引来回答这两问的？

他的确定的答语，我已经找着。怕读者误会了他的意思，我不能不先请他们记牢以下两点：

第一，泰戈尔是个爱国的人。

第二，他也是个爱自由的人，他要印度人做一个自由的民族。

印度人因为失去政治上的自由所感受的羞耻和苦痛，印度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呼声，无时不在他的耳中。他不是为抽象的“全人类”努力的，也不是为“弱小民族”或“东方”民族努力的，他是一门心思为印度努力的——祷祝自由的、自主的、光明灿烂的印度早日出现。他的诗歌、戏曲是他为教育本国人做的。外国人（无论西方的或东方的）读了欢喜赞叹，他自然不能禁止；外国人请他说法；他自然不拒绝，但这都是外国人的事。他的生活中心，绝不是训导，或娱乐外国人的活动；他的主要欲望，绝不是世界名誉的博取。他与西洋教士或印度在西洋的传教士（例如Swami Vivikananda）不同之处，正在这一点上。欢迎或反对泰戈尔的人，紧记这一句话：泰戈尔是印度人，是爱印度的人，是为印度努力的人。

但是他对于自由的解释和争自由的法子，的确很别致。泰戈尔之所以为泰戈尔就在这法子上面，撇开这两条论，泰戈尔不过是许多的印度人之中的一个。

他所谓自由和争自由的法子，反对他的中国人似乎倒像有点知道，欢迎他的中国人倒好像一点不知道。所以欢迎他的人把“不了解”的罪名推给反对他的人，据我看是错了。

第一，泰戈尔没有叫印度脱离大不列颠帝国而独立的想念。照他看，世界上的大民族，其文物制度各得真理之一方面，东西民族的理想不同，他们合在一处，彼此互相补充，携手同进，是极可贺的事。何况印度人历来有同化的力量——从前已经吸收土著、希腊、波斯、回教人的文化，现在为什么不吸收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化？英国与印度的接触，其中自有天意，不是偶然的。所以印度人如果拒绝与英人接触，不啻自剪其翼——不啻抗拒上天使民族相会的意旨。自由的印度，不是独立于大不列颠帝国之谓，而是在帝国内做一个自治的民族，充分去发展自己的天才与能力之谓。

第二，泰戈尔所提倡的争自由的方法，的确自成一派。这方法不但不能使中国的急进的少年满意，而且也未尝取得印度的急进的少年之同情。中国的少年不过“不顾宾主之谊”，在演说场上送传单请他回印度；印度的少年，有一次竟然在他到美国之时，不顾同胞之谊，谋图用炸弹结果了他。

据说泰戈尔曾对人说，中国少年嫌他太旧太和平而印度人倒厌他太新太激烈，是像他废卡斯特制度那一类的主张；至于他所提倡的争自由的方法，至少有一部分印度人以为太迂缓——至少不认为太激烈。总之，印度的守旧派认为激烈和中国的急进派认为迂缓的，不是同一的一件东西，两国的急进派同认为太和平的，是他的争自由的方法。

政治生活社问泰戈尔主张怎样去争印度独立——宪政运动乎？群众运动乎？泰戈尔不以为印度非独立不可，上面已经说过。至于他主张的印度争自由的方略，既非普通的宪政运动，又非武力的群众革命。政治生活社一定以为只有上述的两条路可走，而泰戈尔教印度人走的，却是这两者以外的一条路。

他对于那般办报、演说，开口“进步”，闭口“自由”，以弥勒和毛雷的政治思想号召印度人的和平党，丝毫不能表同情。照他看，这些人是一般政治乞丐——一般妄想用西洋药治印度病的无知少年。有没有效果且不谈，他们对于祖国文化的前途和精神，那样没有一点觉悟的神气，已经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他对于持手枪掷炸弹的铁血党，更加厌恨。有没有效果且不谈，单看他们那种以暴易暴的报复手段，以及那“只要达到目的，任何手段皆可采用”的存心，已经证明他们是要印度人用非印度的残忍方法去对付英国人。即使能把英国人赶走，印度人的真精神必定也因而丧失，那么，又何贵有此非印度之印度？而且种了罪恶的种子，也不能望有真自由的收获呀！

他厌恶暴动的革命、杀人流血的争自由，而且同时又警告西洋人：印度的激烈的少年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英国人若以为这是错了，就该洗心革面，把他们的褊狭的国家主义，压迫和歧视印度人的政策，从速取消，使印度人能在大不列颠帝国之内得到待遇的平等和自治的自由。

宪政运动他既嫌太是口头上的乞怜，武力革命他又力说是犯罪的手段，他自己提倡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曰精神的复生，或曰印度魂的唤醒。

假使办得到，泰戈尔要在个个印度人的心上——尤其是热心于政治活动及争自由的印度人的心上，刻上这几句话：印度所以受外人欺负，是因为自有取辱之道，专怨外人或怨天是不中用的，梦想用和平或武力把自由求来或抢来也不能成事的；要得到自由，必须在政治之外把印度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改变过——把那些因为印度本身有，外人才敢欺负印度的弱点去干净，而且这改变生活的良药和祛除弱点的泻药，不必到外国去求，本国的宗教早备好，只等人回心转意，大胆吞服。精神复生了的印度，不但有自身健全的幸福可享，而且能感化毒我虐我的外人。争政治自由和争精神自由是一件事。

假使印度自身没有取辱之道，就有一千个英国又能拿印度怎样；假使印度自身的取辱之道不去，世界上难道没有第二个英国？养成印度人的奴隶性的，不是那不平等的卡斯特制度和依赖传说的毛病吗？这制度和毛病随他们存在，印度能生存吗？

印度人反抗英国人的虐待，但是印度社会里的富人却虐待穷人，上等社会的人却虐待下级社会的人。这样的印度人凭什么去感化英国人改善他们对于印度人的待遇？

泰戈尔若是中国人，必定要这样说了：“中央公园的十二个铜子一张的入园券，一天不取消，我们便一天不能要求黄浦滩的外国公园取消‘狗与中国人不准入内’的禁令。从沙滩雇人力车到真光电影场，我们若只肯出八个子，‘多一个不要’，我们便不配抗议英国人在虹口办的纱厂，只付女工四角钱一天了。”（请缺少幽默感的读者注意，我姓江的并没有在这里替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家辩护。）

印度如没受英国的欺负，长夜沉沉，或者会永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如今印度既然受人欺负，就该因痛苦觉悟到自己的无私。外国人尽管压迫我们，我们该把这压迫看做天警戒我们、天惩罚我们的棍棒，忍受一点，在极大的悲痛羞耻之中，不停地提高自己民族的生活。外人越给我们苦恼，我们越反躬自责，越努力把我们民族的真精神发挥出来，越用自己民族的生活做榜样，感化而且战胜现在践踏我们的异族人。公理终有战胜强权之一日，犹如太阳终有拨云出耀之一日。将来必有自由的印度。

三

印度的自由，专靠政治运动得不到手；若用强暴的手段去得，更是犯了叛逆印度理想的罪。宪政运动无益，武力革命有害。唯一的争自由的方法，是印度固有的传统的理想改造印度生活。如此去奋斗，则印度自身的精神可以发扬光大，外国人的冷酷无情可以感化到使他们知羞，那时的印度将不是英国的属地，而是大不列颠帝国那个许多民族合作的大团体其中的一个自由的活泼的团员。梦想无益，吁请无益，着急了无法无天的杀人流血更无益。看准了印度的病状和病源，记清了印度的理想和使命，咬紧了牙根，忍受着痛苦去实现印度的理想，无论牺牲什么都不退缩，无论遇见什么阻碍都不灰心，无论外面怎样风狂雨暴浪怒雷鸣，心里总确信理想的胜利、爱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不听见泰戈尔为祖国祈祷的诗吗？

其使我国的土地与江川，空气与果实成为甜蜜的，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家庭与市场，森林与田野都充实着，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允诺与希望，行动与谈话成为真实的，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男女的生命与心灵成为一个，我的神。

彼处心是不恐惧的，头是高抬着的；

彼处的智识是自由的，

彼处世界是不被狭窄的局部的墙，隔成片片的；

彼处的言语是由真理的深处说出来的；

彼处不倦不疲的努力，延长手臂以达于完全；

彼处真理的清澈的川流是不会失路而流入死的习惯的寂寞的沙漠上的；

彼处心灵是被你导引而向于永久广大的思想与行动的——

我的天父，其使我国警醒起来，入于那个自由的天国里。

（郑振铎译）

四

我希望读过二、三的人，能够看出泰戈尔给印度人亡国的苦痛和光复的挣扎，一个宗教道德的（或曰精神的）解释，因为在观察点上和所包含的实际应用上，与普通的政治的民族的解释，相差太远，所以要想得到印度人中普遍的承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敢说不但印度和中国的激进少年不能全盘承认这个解释，甚至连一部分佩服泰戈尔的中国人或西洋人，若与印度人易地而居，那时也恐怕没有勇力承认这个解释。英国人听见泰戈尔的主张，自然点头称善，因为印度精神复生不复生，虽不在他们心上，但是提倡牺牲、忍受、服从，对内，反对暴动、暗杀、报复，却至少可以使治理印度者少许多麻烦。不过是英国若在——比方说——法国或德国的治理之下，就未必轻易肯尊重出在他们之中的泰戈尔了。

英国人之中固然有想笼络泰戈尔的人，然泰戈尔的主张绝不是专为博取英国人的欢心的。所以英国国家赏给他的“爵士”等称号，他向来不用，旁人也不敢用来称呼他。提倡南北和议的何东就大两样：外国人以及中国人办的英字报，都敢称他为Sir Robert Hotung，华字报一律叫他做“何东爵士”。可见得亡国奴的骨头有的比半亡国奴的还硬一些。

泰戈尔对于印度现状和将来的解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信仰印度的失去政治自由，是物腐而后虫生，是印度自身的弱点的暴露，所以要印度自由的人应该以反躬自责，去恶就善之奋勉，代愤懑、怨尤、报复之狂情，应该把眼光放远大，从精神上和社会生活上改造印度。

第二，他信道德的律令应该超于民族的竞存的律令之上，所以用不正当的方法和靠武力去图印度的自由，不但不能得到永久的胜利，而且正犯了西洋人所犯的恶毛病。

第三，他信“道德的律令超于其他一切”的信仰，正是印度的真精神所在；所以凡是印度人都应该用这种精神对内对外。

第四，他信“道德的律令应该超于其他一切”的信仰，不但是印度人主观的想望，也渐渐成为世界上普遍的要求，而且也是客观的真理。所以只愁印度人因为失望把这个传来的民族理想抛弃了，成了一般西洋化的印度人，不愁印度人如果身体力行，印度会在世界上没有位置。

泰戈尔在京之时，我讲授的宗教通史，正说到犹太教。犹太人这个屡受外族征服的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常常出现武力派、和平派两种不同的主张。我因为要叫听讲的人容易明白犹太人中的和平派的精神，常常把这一派的代表者和泰戈尔相比较、相对抗。我尤其注重泰戈尔与耶稣二人相同之处——这一点我现在要在这里发挥。

但是我不能不先对付攻击拿泰戈尔和旁人比较的议论。徐志摩先生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里说：“有人喜欢……研究他究竟有几分是耶稣教，几分是印度教——这类的比较学也许在性质偏爱的人觉得有意思，但于泰戈尔之为泰戈尔是绝对无所发明的。”“自从有了大学教授以来，尤其是美国的教授，学生忙的是比较学——比较宪法学、比较人种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教育学，比较这样，比较那样，结果他们竟想把最高粹的思想艺术也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我看倒不如来一门比较大学教授学还有趣些。”

徐先生在此奚落一切的比较研究。我却只要点明为什么徐先生发表了这一番话之后，我还敢比较泰戈尔和耶稣。我只要说两句，就是：人类历史里，有许多parallels，今日印度的泰戈尔与约两千年前犹太的耶稣是一个parallel，他们彼此的主张和精神是互相发明的。

他们二人不相同之处，应先得我们的注意：泰戈尔的印度是个大国家——简直是个大洲，而耶稣的犹太是个小得多的地方；泰戈尔的足迹几乎遍天下，而耶稣几乎没有远离过犹太；泰戈尔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名门贵族，而耶稣不过是加利利地方一个木匠之子；泰戈尔精通印度的古文和英文，耶稣则除Ara-mais方言之外，连希伯来文都未必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更不必提；泰戈尔是个大诗人，能创作文学作品表现他的主张、传播他的思想，而耶稣只能用简单的语言和譬喻，和民众讲论他的信仰。他们二人，一个是贵族，一个是平民。

他们相同之处呢？泰戈尔的印度在英国掌握之中，耶稣的犹太在罗马人治权之下；泰戈尔和他的同国人饱尝亡国的苦痛，耶稣和他的同国人亦然；印度有人主张用武力对付英国，犹太也有人要拔刀把罗马人赶掉；信他们祖国历代相传的宗教理想，根本上健全，泰戈尔与耶稣初无二致：主张精神自由为真自由，泰戈尔又与耶稣恍如一人；他们俩的民族所感受的痛苦和待决的问题一样，他们俩所拟的（不能博得急进派的同情的）到自由的路也一样；他们俩的时代、国家、智识程度、思想背景，尽管不同，但他们的精神是相同的。

现在的印度人几乎无智愚贤不肖都要抗拒英国，或以武力，或以不合作。而泰戈尔独冒大不韪，敝舌焦唇，痛责轨外的行动，抗议把正义和道德的律令为民族主义牺牲掉，预言将有道德理想完全实现了的第三世界，劝诱印度人在不讲仁义的世界上勉为有仁有义的人，在民族和国家相吞噬相杀戮之秋，引吭唱“普遍的爱”、“内心圣洁”、“与宇宙和谐”、“处处见神”的高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从一部分的印度人看去，这是何等的迂，何等的旧，何等的无济于事，何等的又滑稽又可悲！

同样，约一千九百年前，犹太人要脱离罗马羁绊的心也到了沸点。假使有一个能得多人敬信的首领起来号召，这个以“圣民”自命的民族之中，必不乏揭竿而起者。这些人固然可以说是犹太人中的政治救国者、国家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更以为是犹太文化和犹太宗教的保护人。没有政治自由的精神自由，是他们所不能想像的。但是犹太文明虽然不是“森林”中孕育的——犹太人虽然因为受“异邦人”践踏的次数太多，所以疑惧外国人的心胜过爱外国人的心——犹太却历来有一派提倡无抵抗主义的人。这一派人给犹太民族史和政治史一个宗教的道德的解释：他们把政治不自由当做精神堕落所招的神谴，把精神复兴认做邀民族复兴这个天赏的条件。改革宗教和改革社会生活的事，他们看做自己应该担当的义务；民族复兴和“异邦人”就范的事，他们听命于天。将来一定可以到手的政治自由，犹如一颗无价的宝珠；现在不能不争的精神自由，乃是他的代价。前途的希望很大，现在必须忍辱、修德，这是和平派相信的Message,在一千八百九十多年前又把它重提起来而且以言与行表现之的是耶稣。在那个全犹太的人莫知所措之时，满腔愤怒之情一触即爆发之时，耶稣借“施洗者约翰”宣传道：“天国就要来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将来”是犹太人最喜欢听的消息，因为他们所谓天国就是犹太复兴、异族就范之谓。但是天国怎样才能实现呢，怎样的人才有入天国的希望呢？由政治救国者、国家主义者看来，天国自然是把外国人的势力推倒，犹太人雄视世界之谓，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儿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畅，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运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事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就；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以赛亚书》第60章）由犹太的政治救国者和国家主义者看来，不把不事奉犹太的国灭了，不使苦待和藐视犹太人的外国人战战兢兢地屈身来就他们，在他们的脚下跪拜，犹太的神和犹太的人不显点本事出来把外国人制服，便永远不能有什么天国。这是犹太的政治救国者和国家主义者所谓天国和天国的实现。但是那个宣传“天国将来，你们该悔改”的耶稣所谓天国和天国的实现是怎样一回事呢？如果他的思想和政治救国者的相同或相差不远，耶稣必定受他们的欢迎和尊崇，至少也会得到他们的同情，被他们认为一个民间的大宣传家；假使耶稣竟因为宣传这种思想遭了外国人或汉奸的毒手，他总该能得到大家的同情。提倡抵抗、提倡奋斗的天国宣传家，无论是否哗众取宠，总会得到生荣死哀。可惜耶稣是个不识时务的人，犹如泰戈尔是个不识时务的。可惜耶稣甘冒大不韪，在犹太人愤怒躁急的不堪之时，倒高谈起忍受、赦免、温良、和平、爱——犹如泰戈尔甘冒大不韪，在印度人愤怒躁急的不堪之时，在中国人痛恨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之时，倒高谈起精神自由，道德力战胜体力、智力，第三世界与宇宙和谐，人类一体，绝对的爱。

听呵，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那些主张杀异邦人救犹太的志士听了这种极讨厌的话，心里有多么不舒服，我想我们从中国的爱国者听了泰戈尔的演讲所感受的不舒服可以推想得到几分。在东交民巷里住着的外国公使和兵士，我们也该爱他们吗？大连被人夺去，连小连也送给他们吗？领事裁判权是被夺去的东西，真能不用再要回来吗？——中国有一般少年要这样问。

泰戈尔在中国之时，有几位特别热心的人唯恐没觉悟的许多青年上了他的当，所以出几个讨厌的问题给他，使他为难为难。此犹之耶路撒冷的“祭司长和文士”因为要使一般愚夫愚妇弄明耶稣提倡慈悲和无抵抗的话所含的对外政策，所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地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自然是极难回答的话：耶稣若说该纳税给该撒，他们就可以加以“亲罗马”的罪名；若说不该纳税，他们就可以加以叛罗马的罪名。我不能不佩服想出这难问题的那位聪明人，我不能不说他比政治生活社的人聪明一百倍。

泰戈尔似乎没回答政治生活社在纸面上所问的几条。但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是当面问耶稣的，所以耶稣不能不立刻给他们一个回答。《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载曰：“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钱上铸的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是该撒的当归给该撒，神的当归神。’他们就很稀奇他。”

耶稣和泰戈尔都是在国家主义盛行之时提倡超国家主义的道德的，都是在众人信武力自卫主义之时提倡爱的，都是在大家讲用全力对付外敌之时，劝人修私德的，所以泰戈尔能对耶稣表同情。

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我略为知道一点。我看见上古、中古和近代的大多数西洋人自然不过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但也有一些人真心去实践爱的道德——所谓“不合理的爱的道德”，不过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只有极少数罢了。所以尽管有帝国主义的西洋人因为要利用泰戈尔所以欢迎他，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是真心欢迎他佩服他，这部分人把承认耶稣之心来承认泰戈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至于中国人呢，不但对于神学上的基督教怀疑，而且对于耶稣的道德，似乎也怀疑。我不甚懂得这样的中国人为什么欢迎欢送泰戈尔。

反对耶稣，反对泰戈尔的犹太人、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是属于一类的。他们不是“不了解”耶稣或泰戈尔，他们是不了解为什么人受了旁人的欺负不起来抵抗。他们自己在言和行上都明白表示不信爱的道德，而且也劝旁人不要信。他们即使错了，却是一致的。

最可羞的，只怕莫过于那般不一致的人。口里讲爱手里拿刀那一般的人，和自己用“刀”战胜人却教训旁人用“爱”对待战胜者的那一般人。这样的人尽有，泰戈尔不是不知道的。

……

五

对以上的几节文字，旁人读了若以为我是写了来对反对泰戈尔的中国人之一部分替他辩护，我的气力算白花了。实在我只要给他一个机会（反对他的人所不肯给他的机会），说出他对于反对者所攻击的主要点之意见。

但是也有欢迎他的人，而且这些人往往怪反对者“不了解”泰戈尔。那么，欢迎者是否真能了解泰戈尔而且能领导我们了解泰戈尔呢？欢迎者为欢迎他所发的议论能否把我们放在了解他的路上呢？这似乎很有商量的余地。

同以前一样，我不是存心要把欢迎他的人一棒打昏过去，然后由我独霸论坛，也不是要替他做辩护士，而是要再给他一点机会（反对他的人所不愿给他的机会，欢迎他的人虽想给他而他不善用的机会），说出他自己要说的话——尤其是要说给他的欢迎者听的话。

总而言之，我要尽我的力使泰戈尔不虚此行，使他能间接地把他从印度带给中国人的Message（口信）比较痛快一点地说出来。我办不到这一层，不要紧，因为对他有兴趣的人还可以直接看他诗文，或者再把他请回，或者亲往印度去领他的教。

欢迎者之中最有力的一位——徐志摩先生——生怕我们不能领悟泰戈尔的人格及他带来的口信，生怕我们立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去看他因而看不清楚，生怕我们用不合用的天秤去称他因而找不出他的真分量，所以在他未到中国之时就给他一个名称，希望我们因之容易观察他。徐志摩先生肯定泰戈尔是个诗人。他说：“他（泰戈尔）最初最后只是一个诗人——艺术家如其你愿意——他即使有宗教的或哲理的思想也只是他诗心偶然的流露，绝不为哲学家谈哲学或为宗教家而训宗教的。有人喜欢拿他的思想比这个那个西洋的哲学，以为他是表现东方一部的时代精神与西方合流的；或是研究他究有几分的耶稣教，几分是印度教——这类的比较学也许在兴致偏爱的人觉得有意思，但于泰戈尔之为泰戈尔是绝对无所发明的。”徐先生引了泰戈尔的晨祷文和晚祷文，接着说：“这不是最明显的泛神论吗？……回头随即在《吉檀迦利》的诗里，又发现什么Lia既不是耶教的，又不是泛神论，结果把一般专好拿封条拿题签来支配一切的，绝对地糊涂住了。他们一看这事不易办，就说泰戈尔是诗人，不是宗教家，也不是专门的哲学家。管他神是一个或是两个或是无数或是没有，诗人的标准，只是诗的境界之真，在一般人看来是不相容纳的冲突（因为他们只见字面），他看来只是一体的和谐（因为他能超文字而悟实在）。”（见《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

但是我们不必怪徐先生拿诗人这个题签来支配泰氏，因为泰氏自己的确以诗人自居。梁启超先生传达与我们以下几句话：“泰戈尔对我们说：他并不是什么宗教家、教育家、哲学家……他只是一个诗人。这话是我们绝对承认的。”（《晨报副镌》5月3日）

于是几乎个个人都随声附和说泰氏是个诗人，真是个诗人。于是乎嘲笑他的吴稚晖先生，劝他“你作诗吧，莫谈他人国家事”；替他说句公道话的止水先生，也劝大家莫把这位诗人的话认真，尤之乎我们不能把“一拳打破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这两句话照字面上解释。

我呢，对于“诗人泰戈尔”这个封条，毫无异议，因为这是他老人家手写手封的，而且箧中装的是道地的诗货。诗人这个名称，无法改变，犹如中法关于庚子赔款条约上写定的“金法郎”，无法改变。要紧的是“金法郎”该怎么解释，中国才不吃亏；诗人该怎样解释，我们才能了解泰戈尔和他要说给我们听的话。我以为，（甲）单说泰氏是诗人不另加解释，已经引起误会；（乙）泰氏的诗与艺术观点，我们还没明白；（丙）诗人泰氏此次所真要说的话，我们被诗人这个封条所误，竟听若无闻，以下逐层谈谈。

（甲）何故称泰戈尔是诗人会引起中国人对于他的误会呢？根本上是因为“诗人”这个名词，正是他在Personality那篇散文里所谓极广泛极易被不相干的人随便取用的名词。

“诗人”之名，在中国真是挂在过厅里的雨衣，而且中国不但有不留心的人，更有专门的小窃。“诗人”这件雨衣，泰戈尔可以穿，陈三立可以穿，溥仪的某位老师也可以穿，投一首“情愿为你跌死于昆仑之巅”给《晨报副刊》的，以及《北京日报副刊》上登的“赠某校书”的作者，都可以穿。

而且有些人还不屑穿这件雨衣。中国人似乎向来不特别尊重诗人。高明点的希圣希贤，看破红尘的修佛修理，一般人呢，所盼的是出将入相、光宗耀祖。至于诗人，可以让不足于言大道的下士或潦倒半生的穷书生去做。功名场里圣贤道上的人，固然也可以作诗，取个乐儿，但是若把吟咏当做正事，岂不等于粉头回家做正夫人，把小狗当马骑上战场。诗是谈谈风花雪月的、发发牢骚的、消遣消遣的、歌功颂德的、怀友的、寄内的、吊古的——无论如何不是成圣之基。圣人不作诗，作诗非圣人，由中国人看来，诗圣是件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中国人这样想：“泰戈尔敢情是个诗人噢！他有好诗念几首，我们不见得不愿意听。此外呢，带他赏赏丁香花，逛逛西山，听听梅兰芳的戏，也是好的。假使他诗兴大发作起自由诗来，说不定我们还要一人和他一首呢。”

只怕要和泰戈尔说“你作诗吧”的人，不止吴稚晖一个。

（乙）可惜的是这般人所谓诗与泰氏所谓诗大不同。泰氏的诗的观念若有人说给他们听，他们必定要大吃一惊。北京有一个吃饭团曾请他讲过这题目一次，如今我要向这个团以外的人代他表白一番。

他在《什么是艺术》一篇文里面，既然是泛论一切艺术，诗歌当然也在内。所以我就引这篇文里的话说明他诗的观念。

我想，我们是在自然界里活着的人，我们与世界一时一刻脱不了关系。我们有多少种要求便需与大自然界有多少种关系，而且也因为我们主观上各种的要求了悟大自然界有客观的种种方面。第一，我们各是个有机体，要吃要喝，要许多种的安适。这样的我们与自然界接触，总是去拾取它预备妥的东西，或是帮它一点忙使它的供给更丰富，或是防备它使它不能与我们为难。第二，我们又各是个心灵，要知道世界蕴藏的奥妙。这样的我们与世界接触，目的只是找事实而且找出事实后面的原则。第三，我们又各是个自性（或译人格），有爱有恨，有喜怒，有恐惧，这样的我们与自然界接触，便禁不住要表示自己对于外面对象物的反感。第一种要求所给我们的是实用的技术，第二种是理论的科学，第三种是表情的艺术。

第一种肉体的要求把世界看做一个货舱；第二种智识的要求也只把世界看做一个可以供给我们理解的客观对象；第三种情感的要求，才把世界认为有目的、有意志的一件活东西，而且与有目的、有意志的我们可以通情谊的。

艺术是表示情感的，我们越尽量表示我们的情感，越能了悟真我是个“常、乐、净”（佛典中术语）的实体，真世界是个“常、乐、净”的无上实体。普通的人，从小到老所忙的是“自存”，只要饥寒无忧，几乎万事都了；这样的人很难有闲暇的工夫从容证得官肢、知觉、理性等等之外还有个“常、乐、净”的真我，和一切声、香、味、力、形状、运动等等之外还有个“常、乐、净”的无上实体，因此他们的生活是营求贪图的生活，扰扰不宁的生活。因此病、老、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等等都成了他们的无法解除的苦恼。这般人是可怜者，但是不是无法渡过这个苦海，今生就达彼岸的，全世界的人都非证得不可。“文学、艺术、科学、社会、政治、宗教”，都是此一大事的方便。为什么文学和艺术是一种方便呢？文学和艺术绝不是要把干燥的事实一五一十地背诵给人听，而是把事实怎样感动我们表现出来。歌唱吧，尽量歌唱吧，歌唱能使你因艺术的创造感受着一种超出利害关系和实用主义的欢喜，使你亲证这个事实的，显然有冲突、苦痛和丑恶的世界，实在是个整个的和谐——是个以创造不停为本性的无上实体的显示。艺术的功用不是泄愤、去牢骚、陶冶性情，或是给人一个虽然美满却是虚伪的想象世界，作我们精神上的世外桃源。否，否，艺术启示我们最后的真理正是我们情感的要求所期望的真理。

泰氏的诗的观念与他的世界观和宗教观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敢把他的前一项观念用几句话表明，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世界就是一首正在作着的大诗，它的作者是个以创造为喜乐的大诗家。我们而能因创造或欣赏诗歌艺术所得的欢喜，亲证一切是他的表现，和我们之中的创造者就是他，则诗歌是我们渡苦海达彼岸的慈航，到自由、无畏、正智之大路。

泰氏诚然以诗人自居，但是他所谓诗人不是歌功颂德的无聊人，不是唱歌逗笑的人鸟儿，不是教训人的道德家，而是人们的一个伴侣，用他的诗歌感动人的心，使人们在家庭、国家、社会、职业之中，处处勇猛无畏，处处得到自由与欢喜，处处亲证世界究竟不是恶的苦的，处处看见美与真理是真实的。泰氏深受欧洲人热烈欢迎之时，曾写信给他的朋友叫苦道：“用了这种敬礼来敬礼诗人，委实是不对的，诗人是在人生的筵席中司仪的，他所得的报酬，只就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儿。假如诗人是成功了，他便被认为是人类的永远的伴侣——只是伴侣却不是指导者呀。但要是我被盛名的厄运所捉弄，被他们扛到神坛上去了，于是在人生的筵席里就没有我的座位了。”（《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泰戈尔传》）中国的诗人自然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儿”，犹如歌妓在一切筵席中都有她的份儿。

泰氏诚然以诗人自居，但是他并不以为他诗里面所说的是欺人的谎话。

（丙）泰戈尔诚然是诗人，而且有他自己的诗的观念，但是他到中国做什么来的？欢迎他和反对他的诸公之中，有人能回答吗？

他是否为游历而来——是否因为既已游过欧美两大陆和日本，也应到中国来一遭，方可以算是一个世界游历者？不是。

他是否来逛西山、听梅兰芳，或找个什么“千金丽质”，等等，作他的晚年的诗料？也不是。

想必他是来传播他的诗歌和他的艺术观念的吧！只怕也不完全是。

聪明的佛学家插嘴道：“我想他一定是来学佛的。”但是佛学家错了。

那么他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我写到这里，心里着实为难：若不把答语写出来，文章做不下去；若写出来必定使很多人害羞，而且不先教他们思索一下就告诉他们，只怕也与最新的教授法不合。踌躇了半天，决计这次不说，留待下回分解。

原载《晨报副镌》，1924年5月18日、6月4日、6月13日、7月2日

江绍原，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