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中国》序言
——《泰戈尔与中国》序言
王邦维
在今天的中国，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印度名字，除了释迦牟尼以外，大概非泰戈尔莫属。释迦牟尼是佛祖，两千多年前，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就知道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对于释迦牟尼，信仰佛教的中国人当然怀有最大的敬意。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释迦牟尼是佛，也就是神。泰戈尔则不一样，他在世的时间，不过是百来年。在中印之间两千多年交往、交流、互相学习的过程中，泰戈尔对我们来说，时代很近，在人们的印象中，更实在，更亲切。在释迦牟尼的身上，我们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崇高的神性，而在泰戈尔身上，我们实实在在感觉到的则是一种伟大的人性。
对泰戈尔，人们有许多称呼：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这些称呼当然都很对。不过，在我看来，泰戈尔最根本的，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人，对人类、对生命的普遍的爱，对自然出自内心的亲近。泰戈尔的身上，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泰戈尔追求的，是人类的平等、世界的和平、精神上的完美，即便这不一定合乎时宜，即便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不平等，也很不完美。泰戈尔创作的所有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发表的无数的讲话，他所有的社会活动，无不与此相关。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种精神上可以追求的目标。因此，说泰戈尔是印度的圣贤，是亚洲的圣贤，也是世界的圣贤，我以为毫不过分。
对于中国人来说，认识泰戈尔和泰戈尔的思想，曾经有一个过程。从最早因为泰戈尔以亚洲人的身份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觉是为东方人争了光，我们中国人也“与有荣焉”，到泰戈尔访华，不同的人，因为思想观念的不同，在中国的文化教育界引起种种激烈的争议，再到中日战争爆发，泰戈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谴责，让我们终于觉得泰戈尔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其实，依我的看法，这中间泰戈尔自己在思想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这个世界，更多的还有我们理解问题的角度和某些思想观念。
如果更仔细地想，真正伟大的历史事件和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其实就是如此。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泰戈尔思想的价值才逐渐被显示出来。当然，这也并不奇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思想观念，它们的出现，都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一些思想，一些观念，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区也许会有用，也会有一定的价值，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放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中，或者再放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去检验，最后的结果，有一些会被人们放弃，有一些会被人接受，也有一些曾经被怀疑，但最终证明其价值。后者就会具有历史的意义，普世的意义，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更有影响的生命力。
我们说，泰戈尔的情况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泰戈尔的思想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感觉有必要重新讨论泰戈尔的思想，原因不就是在这儿吗？对于泰戈尔，我们过去有过尊重，但也不是没有过误解，尊重自然是对的，发生误解在当时也有种种复杂的原因。开展新的讨论，获得新的理解，可以说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这样做，无论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还是对于当今的现实，我以为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2011年是泰戈尔诞辰的150周年，为了纪念泰戈尔，同时也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原因，两年前，在跟哈佛大学的Sugata Bose教授及纽约城市大学的Tansen Sen教授商议以后，我们决定在2010年的8月下旬在北京大学召开纪念泰戈尔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题目是“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Understanding Tagore: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Research）。北京的这个会议，与2009年11月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泰戈尔的亚洲观念与他的时代”（The Idea of Asia in Tagore and His Times）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5月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召开的“行动的时代：泰戈尔的亚洲之旅”（An Age in Motion:The Asian Voyages of Rabindranath Tagore）国际学术研讨会互相呼应，成为纪念泰戈尔国际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为了北京大学的这次会议，我们也接受了谭中先生的建议，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
中国和印度，有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对于中国人，印度曾经是一个多少有些神秘或者神奇的地方。印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人：释迦牟尼、大雄、商羯罗、伽比尔、甘地，甚至包括阿育王、阿克巴这样开明的君主。泰戈尔是其中最晚近的一位。今天的印度，虽然已经不再神奇，但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之一，我们实在是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可惜这在过去一直做得不够。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愿意与更多的关心中国和印度的朋友们一起，努力地推动中印友好，了解中印的文化，发展中印的经济。在我看来，这件事的意义，其实不限于中印两国本身。中印的人口加起来，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两个国家的事情办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一小半也就差不多办好了。
感谢本书所有的撰稿人，其中应该特别提到阿莫尔多·沈（Amartya Sen）教授。阿莫尔多·沈也是印度孟加拉人，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在泰戈尔的“和平之乡”度过。他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国际上被称做“为穷人说话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当今并不多，因此非常伟大。几年前因为参加为重建那烂陀大学而成立的顾问小组（Nalanda Mentor Group）的工作，我认识了他。他是我们顾问小组的主席。他对中国十分友好。这几年我们多次见面。我们在一起，谈到印度，也谈到中国，每次他总有很多很精辟的意见。他还写了不少的文章，也有书，讨论中印文化。他为本书撰写的文章，是书中的精华。
我们还要感谢的是谭中先生，书的组稿和编辑工作，主要由他完成。谭中先生是谭云山先生的哲嗣，今年已经是81岁的高龄。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谭中先生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为增加中印两国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理解做了许多工作。在近代中印交往的历史上，谭云山是跟泰戈尔有过最密切接触的中国学者之一。对于中印文化的沟通，两位谭先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次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泰戈尔的研讨会，谭中先生实际上也为我们做了很多筹划和联络工作，我们非常感谢。
最后，我想用季羡林先生讲过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泰戈尔和中国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一生的活动对加强中印两国人们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亲身访问过中国，也曾邀请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去访问，从而促进了两国人们的相互了解。这种相互的访问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开出灿烂的花朵。
我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以纪念泰戈尔作为一个新的契机，季先生讲的中印友谊的花朵将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灿烂。不仅如此，由此我还希望，泰戈尔人道主义的精神和观念，以及他世界大同的理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2010年7月18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王邦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