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世界》
——《家庭与世界》
瞿秋白
现代的印度——一切社会运动及革命运动的印度，在泰戈尔的思想里决不能有完全的反映。中国早已出了士农工商式的农国，而落后的士大夫还在那里提倡农村立国；印度早已成了英国工业经济的一部分，而过去世界的泰戈尔还在那里梦想“爱与光明”的呼声可以唤回英国资产阶级的心，因此竭力否认政治斗争。印度已经成了现代的印度，而泰戈尔似乎还想返于梵天，难怪分道扬镳——泰戈尔已经向后退走了几百年！
印度现在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情绪奋勇前进，走得非常之快，对于泰戈尔似乎太快了，所以他再也跟不上。他向后转了，向印度古代的历史里去寻印度社会困苦的救星。他虽名为调和“东方”与“西方”，实际上完全立在东方文化的观点上。他说：“我们之中，谁是盲目地信仰‘政治自由真能使我们自由’的，他就承受了西方的学说，当他是《圣经》，而对于人类反而失了信仰。”既然如此，他确是怕西方式的革命运动，他唯恐怕印度人忘了自己的历史(过去)，而专用外国的历史经验。虽然如此，泰戈尔并不是完全不谈政治社会的人，他在他的小说《家庭与世界》里描写些19世纪末印度社会的革命情绪。这本小说的艺术上的价值是无可疑义的，可惜后时了，泰戈尔原是一个“后时的圣人”。
1856年全印度不过三百英里的铁道，四十年后已经有二万英里，1888~1893年石油产额差不多增加了四倍。这种急遽的经济革命使印度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动，而印度本国的资产阶级，虽受着英国资产阶级的压榨，却仍在发展。于是印度的政治斗争里就发现了新的力量——资产阶级。当然，印度资产阶级一定要在群众的社会运动里找他们的出路。所以政治斗争乃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实，泰戈尔的思想却尽想死守着印度人的和平心理，如何能不后时呢？因此，也难怪他成一个“玄妙的独夫”，疯疯痴痴地歌咏他的“爱与光明”了。
资产阶级之外，当时还有一种革命分子——“非阶级化的”智识界，虽然有受高等教育的可能，而因为生产过剩的缘故，与劳动者同样处于悲惨的境遇。泰戈尔的小说正植根于这种社会现象上，所以亦有他那自成其为一种的“历史价值”。
《家庭与世界》那部小说里有三位英雄（主人翁）：散地波（Sandip）、尼海尔（Nikhie）和毕马拉（Bimala）。这三个人代表当时抵制英货运动（Swara—jist）里的各派思想。散地波是代表“西方文化”的思想的；他在社会斗争里不顾一切仁厚慈祥的原则，他是崇拜权力的偶像的，他说：“为要统治别人，决不怕什么不正义的恶名的”……“现实生活的理论使我明白：一切伟大的都是残忍的。所谓正义，让一班无用的人去守好了。”散地波的人生观——勇狠的利己主义，当然不对泰戈尔的胃口。尼海尔的妻毕马拉起先爱上了散地波，后来对他也失望了。泰戈尔当然要在小说里制造出一个东方文化的代表——尼海尔。尼海尔是彭加地方的大地主，半个人生观是古代印度式的。他进过大学得着了哲学博士的学位；他虽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却以为真理只在印度的贤哲，真理是“静”，是“正义和正见”。他办了一个织工学校，开了一个银行……以为如此便能使印度本国的生产发达起来，抵御外侮。散地波所宣传的经济上的公开斗争，他是不赞成的。他宁可牺牲平民阶级的利益，也绝不愿积极地反抗英国资产阶级。对于他是：所谓“正义比我的祖国宝贵得多呢”。
散地波的积极反抗，与尼海尔的消极防御并且否认一切有组织的力量，是当时印度资产阶级反对英国工业的经济斗争里的两派。
泰戈尔这篇小说，把他自己的政见——以为“个人的修养”是避免社会冲突里所发生的一切恶相之“大道”，完完全全艺术化地表现出来了。印度当初的社会运动，虽然是半无产阶级化的智识阶级及学生，实际上却是代表印度的农村资产阶级、高利贷的富豪等的利益的；方法虽各有不同，亦是印度旧社会结构变化时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泰戈尔的小说，虽然他自己想要宣传“爱和光明”，而结果不过是当时一部分落后的印度市侩的“革命”情绪；又要反抗英国，又怕犯了杀戒。
如今的印度，已经有群众劳工运动，国民革命潮势一天一天地高起来，“怕犯杀戒”的情绪也就慢慢地消灭了。泰戈尔在印度也“用不着”了。中国的杀戒现在却还很严呢。
亦许因此而泰戈尔欣欣然地到中国来，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起杀虎之心，我已经和老虎说好了，它是不吃人的！”
1924年3月
原载《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署名秋白
瞿秋白，散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