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家，他曾说过：“刻薄人善做文章。”但是，很多人并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们纷纷向钱先生提出了疑问。难道我们这些人老老实实地就做不出那些好文章吗？对此，钱先生在《管锥编》里引用了《说郛》中的一段话做了解答：“盖默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博会、操切者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世态人情委曲多变，心思细密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写文章时才能从细微处着笔，阐发幽微，把其中隐藏的道理一一点拨。心思缜密的人能够用委婉的笔调引人入胜，让读者仿若走进了花园里弯曲的小路，每走几步便能看到一处意想不到的风景。
为人行文，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为人，需要谨慎老实；行文，需要做到富有心机，委婉多变。因此，在钱先生看来，刻薄人是比较擅长做文章的。因为为人标准和行文的标准不同，文学的创作离不开作者的想象力，离不开一些虚构的情节，如果总是对一些文章进行实证考究的话，就会失去读书看文的乐趣。因此，刻薄人在这个时候所做的文章就会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
据说，钱先生在《猫》一文中，是这样刻画林徽因的。他说：“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她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钱先生写的这些文字，充满了赞叹和褒奖的味道。但是，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钱先生在评价梁思成这个人的时候说：“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
林徽因出身名门，嫁给的又是梁启超的儿子——建筑学家梁思成。她又曾是徐志摩的红颜知己，追随者里还有金岳霖这样的情种。所以，被人嫉妒就是必然的。在《猫》一文中，钱先生还写道，“迁居北平以来，李太太（林徽因的化名）脚上没发过湿气，这是住在文化中心的意外利益。”钱先生如此关心“李太太”的脚气，这里就不仅需要有才气，还要有几分刻薄的功力才行。
用钱先生的话来解释，刻薄是文人们的通病。巴尔扎克写葛朗台，让那个可怜人在临死之前又自我挖苦了一番。“老吝啬鬼临终前把自家的老姑娘叫了过来，郑重地叮嘱道，一定要把钱财管理好，要到那边向他交账！”读者们也不禁疑问，为什么这些大师作文这么刻薄呢？在钱先生看来，这是刻薄人写作的一种习惯，他们习惯把书读到极致，把话说到极致。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刻薄的人对现实都会有很多的不满，他们总喜欢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不过，在钱先生看来正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眼光过于深刻，因此才出现许多新奇的见解。譬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为人“尖酸刻薄”，可是诗情才思却在众人之上。而那些性情和缓宽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但是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事物，因此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所以，做人要谨慎持重，作文则需要刻薄。钱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比较“刻薄”的人，所以读他的文章，往往可以感受到那种放达洒脱，汪洋恣肆的嬉笑怒骂，以及他那种与世无争的为人作风和令人难以企及的超然心态。
刻薄人的文章相对来说要比那些敦实厚道之人的要好。对此，钱先生则是借用了18世纪的一名法国妇女说过的一句妙语来解释：“我的行为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对于那些为人行文分离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本人的心理活动。其实在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中很早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有个很大的疑问：“人的言论和想法往往相反，文章怎能用作考察别人想法的凭证呢？”对于这样的问题，钱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借诗言志”的传统其实已经被打破了，文章中的为人之道和人生处世中的为人之道有很大的差异。为人行文，有相通之处但是又不相同。
人与人不同，文与文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写文章，也会因为时间、地点、心情不同而变得有所不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所作的文章，也会因为文体的不同而变得不同；即使文体相同了，主题的不同还是会带来差异。钱先生在谈到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时曾经也提到，李商隐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歌，但他自己声称，虽然诗文常涉及“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自己的为人实际上却与风流无涉。所以，看文看人要用心去看，读书读人要用心去读。文章的优劣，其实并不能判断作者的品行，我们需要用一双辩证的眼睛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