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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约《观祈雨》赏析

观祈雨

李 约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

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泥塑的神祇被供奉于庙堂之上,接受着饱受旱灾之苦的农人们的朝拜。鼓乐喧天声里,人们捧出醴酒和牺牲,燃起祭香,接着便是一片怨忧参半的祈祝:“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隆重的仪式过后,干涸龟裂的土地便多了一份等待,劳作一生的农民便多了一份希冀……

这种明显带有巫术性质的祈雨活动,作为控制自然力的一种意念呈示,贯穿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历史。落后的、近乎原始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使农民们无法抗拒自然界的危害,无法保证劳动的收获和收成,但“苛政猛于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过程实际上是永无休止的偿还过程。于是,世代开拓黄土的人们最终朝拜起黄土,用它们塑成自己理想中的地神、天神、云神、雾中神,在最虔诚的祭祷之中沸腾一种意识,燃烧一种希望。

毫无疑问,雨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中国水崇拜的主要对象,对雨神的崇拜可以说贯穿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望着陇亩之上的禾苗,世代耕种的农民们祈盼着风调雨顺,把一年的收成都寄托在了天公的降雨上。如果雨水丰沛,自然欢欣雀跃,如果久旱不雨,便要心生愁闷。当巫祝手持法器跳起请神的舞蹈,农人们便在土地上齐声放歌。这种巫术性质的祈雨活动自殷商时期便已有记载,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祈雨的卜辞,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帝其令雨?帝不令雨?”等,显然,在殷人的心目中,雨水是由天神主宰的,要想五谷丰登,丰调雨顺,就要向天神祈雨。随着历史的发展,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中开始出现更加多元的神祇,关公、麻姑等神灵都被一些地方的人们视为祈雨的偶像加以崇拜。河北《南皮县志》载:“遇天旱之时,农民有求雨之举。请关帝或龙王像,设坛三日,舁像铙鼓游行……”山西《榆次县志》载:“凡遇旱请神,两村互为迎送,谓之‘神亲’。或迎龙神,或迎狐大夫,或迎李卫公,或迎麻姑,或迎小大王。祷得雨,则将一庙之神俱请,谓之‘请后神’。”而在对诸多降雨之神的崇拜中,龙堪称司水的大神,几乎在各地,都建有龙王庙,可以说,龙崇拜贯穿的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记载:“用土垒为龙,使二童舞之入山,如此数日,天降甘霖也。”而这种求龙神降雨仪式发展到唐代,更成为官方与民间一年中的重要活动,郑处海《明皇杂录》载:“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上)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于四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见白龙自波际间乘之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露遍于畿内。”在这里,龙神的作用被无限夸大,祈雨的活动也越发变得神乎其神。

然而,香火再旺盛的降雨之神最终逃不过时间的证明,双手焚香虔诚无比的农民最终还是要成为颗粒无收背井离乡的主角,而导演这一幕幕悲剧的,正是那些敲骨吸髓的豪强官绅。苛捐杂税并不会因为久旱不雨而有丝毫减少,面对枯死的禾苗,他们手中扬起的,依然是横征暴敛的鞭子。

祈雨幡在干燥的田垄上飘摇,究竟昭示给谁?焦渴的农民将犁铧熔成铁水,在风中书写自己的名字,而烈日之下,神祇迸落华彩,露出丑陋的泥胎。是土地,就要生息;是唢呐,就要歌唱,可是人们在对上天进行无助的祈求之后,继之而来,便是深刻的嘲谑:唢呐,喑哑阻塞;土地,颗粒无收。祈雨,除了是一种仪式,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