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写新诗是从自由诗开始的，自由诗使我从旧诗词中得到一种全新的解放，它至今仍留给我仿佛那童年时代的难忘的岁月。当我第一次写出《夜》那首诗来时，我的兴奋是无法比拟的，我觉得我是在用最原始的语言捕捉了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当时我就为自己写了一个座右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太多的灰烬却是无用的
我要寻问那星星之火之所以燃烧
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
像本集中《自然》这类的诗可以说明我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走出了多远。一九三四年我又开始寻求新诗更鲜明的形式。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艺术性能的诗歌，是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殊的艺术形式呢？诗歌语言的解放是否仅仅意味着散文化呢？问题就这样摆到了我的面前。新诗的发展，很自然地会把对更完美的新形式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它此后就成了我几十年来创作实践中有意的探索。在这条道路上，我曾经历了曲折的跋涉，也不无发现的喜悦。现在这本《问路集》，也就是我在这片自由土地上前后耕耘的点滴收获。
一切艺术形式都因为它有助于特殊艺术性能的充分发挥而存在，否则就都是不必要的。而语言原是建筑在抽象概念之上的，艺术却需要鲜明具体的直接感受；诗歌作为最单纯的语言艺术，除了凭藉于语言外又别无长物；换句话说它所唯一凭藉的，乃是它所要求突破的。林庚诗集这就正是艺术上面临的特殊矛盾。那么新诗语言既已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获得了自由，是否还需要再解放呢？诗不同于散文，它总要有个与散文不同的形式，自由诗必须分行，这也就是起码区别散文的形式；但是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诗歌语言利于摆脱散文中与生俱来的逻辑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找到自己更完美的形式。形式并不等于艺术，它不过是一种手段或工具，但一个完美的诗歌形式却可以有助于艺术语言的充分解放与涌现。自然，要寻求一个完美的诗歌形式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为了新诗发展的需要，对此进行不懈的探索、不断的尝试，乃是值得的。
我是从两方面开始这种探求的。一方面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因为它正是构成新诗行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则追溯中国民族诗歌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这两方面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历史的回顾更加深了我的信念。从楚辞到唐诗，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正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它也是先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取得一定的自由，后来又进一步找到了五七言的完美形式而得到更充分的自由。“李白斗酒诗百篇”，中国古典诗歌最成熟、最解放的高潮，恰好就出现在五七言形式完全确立之后，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固然在那时也出现过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那样并非五七言的名篇，可是唐诗的高潮和全面繁荣，毕竟是建筑在五七言的普遍形式之上的。那么，为了新诗语言的更为成熟与解放，为了尽快地促成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就需要我们从现在起便作出自觉的努力。和传统的诗歌形式一样，未来的新诗形式也必然是适应民族语言的特点，而又从现实的生活语言中不断吸取新鲜的养料的。我所创作的一些格律诗，也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的尝试。
半个世纪以来，我在新诗创作方面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对新诗的格律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要寻求掌握生活语言发展中含有的新音组。在今天为适应口语中句式上的变长，便应以四字五字等音组来取代原先五七言中的三字音组；正如历史上三字音组曾经取代了四言诗中的二字音组一样。二、要服从于中国民族语言在诗歌形式上普遍遵循的“半逗律”，也就是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个半段，从而在半行上形成一个类似“逗”的节奏点。三、要力求让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典型位置上。如果它或上或下、或高或低，那么这种诗行的典型性就还不够鲜明。我完全无意于将这些个人的一得之见强加于人，因为一切理论的证明都将取决于它的实践，本集在编排上把作品放在前面，论文附在后面，也正是出于这同一认识。
从五四到今天已经有整整六十四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文学运动的辉煌业绩也愈来愈明显。从语言上说，白话取代文言，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各个文学领域包括新诗里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是谁都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但其间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显见的事实。凡用散文写的文学作品，如小说以至翻译等，白话都已完全取代了文言的地位；而在诗歌领域中，文言诗的写作却仍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这是为什么呢？正视这个事实，恰可以激励我们为新诗的全面性胜利而加倍地努力。路也许是漫长的，曲折也许还将很多，但路总是会由艰辛的脚步走出来的，它永远在期待着人们去探求。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