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理自己需要精神
梁先生语录：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
天启元年，谈迁28岁，当时正值谈母亡故，他守丧在家。守丧期间，谈迁认真读了很多明代史书。他发现，这些史书中纰漏甚多。于是谈迁决定，丧期满了以后，他要根据史实重新编写一部明代史书。这个决定不是说想实现就能实现的，也不是经过一年两年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在别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丧满以后，谈迁花了二十六年的时间致力于明代史书的编写。这二十六年中，别人多次劝谈迁放弃，但是，他始终带着极大的热情与饱满的精神坚持了下来。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到处访书借抄，餐风露宿，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初稿。最后，经过多年的改订，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
可是，谁知两年后，《国榷》被小偷盗走，谈迁悲痛至极，但他并未因此而一病不起，相反，他重新振作，带着饱满的精神发愤重写。经过四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新稿。
清顺治十年，60岁的谈迁精神饱满地携第二稿远涉北京。期间走访明代遗臣的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及有关的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最后，他终于完稿。
由此可见，谈迁作《国榷》，可谓一波三折，呕心沥血。这位“江左遗民”能坚持二十六年之久，又能在书稿被偷之后重新著书，与他的饱满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如若谈迁没有这样饱满的精神与激情，他难以完成他的第一稿，而第二稿更不可能有。可见，饱满的精神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大。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话办事，都应当有饱满的精神。
从表面上看来，一个在精神上萎靡不振的人，就好比是被霜打了的草叶，连生命的迹象都找不到，至于生机勃勃，更无从谈起。
而往里看，这样的人缺乏心力。也就是说，其生命在本原上可能是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的，但是他却缺乏开发这样的力量的气，即饱满的精神。
综合表里，便发现，这样的人，说话办事，要么含糊不清，要么敷衍了事。总之，不会尽心尽力，更不会集中精力，聚精会神。
而要调整好自己，就需要饱满的精神。对此，梁先生说：“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
从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说，即便是说话，假如没有饱满的精神，就容易分神，就可能会说胡话，乱说话，所谓“词不达意”有的时候也是出于这种情况。而做事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缺乏饱满的精神，就可能会有苟且随便的态度。这与集中精力、聚精会神的办事态度所取得的效果，是相距甚远的。
也就是说，凡事要带着饱满的精神去说、去做，才能不浮不躁，才不会苟且行事，相反，会专心致志地去办好。因为饱满的精神里，潜藏着人们内心对目标的期盼与激情。饱满的精神不仅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心力来，更能激发更多的潜在的能力来。通俗地说，态度决定一切。
在梁先生看来，调整自己，主要是调整自己的心思与心情。仔细看来，不难发现，二者的波动，都与心神不宁、不定有关系。若要对付自己，就需要为自己充气，让自己始终拥有饱满的精神，进而将心力定在自己所追所求上，而非因外界的干扰左右摇摆，心神不宁。不然，就可能越用力，越糟糕。因为内心有苟且随便的倾向，而表现在结果上，更不可能精致。俗话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不下馅饼。要知道，凡事都要本着认真的态度，心平气和地去钻研，去打磨，才能出成果。
调整自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诚如人们常说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调整自己，从严格意义上说，是调整自己以适应某种变化了的环境，或是为了适合现实的发展，改变自己的心思与心情。其中的主观性是非常强烈的。正如大家所体味到的，人一旦自己与自己起冲突时，要改变，并非易事。因此，调整自己，需要精神，特别是饱满的精神，才能真正达到调整的目的。否则，不过是流于脑海云烟中的一抹烟雾而已，稍纵即逝。
总而言之，人生于世，要管理好自己，调整好自己，先得做一个精神饱满的人。因为调整自己需要饱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