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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要有方》梁漱溟的人生智慧

教子要有方

梁先生语录:

父亲从小对我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

古人说,子不教,父之过。可以说,个人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教育。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何?生长环境的缘故。个人的人生发展,与他所处的家庭教育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小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长大了都是社会的精英,而小时候过着穷苦日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一生不会有所作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人生于世,个人的成长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家庭教育环境。

所以说,为父母的,教子当有方。这是个人的人生义务与责任,也是人生真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从成为父母的那一天开始,生活便有了新的色彩,教子是人生难得的幸福与快乐。但是,如若教子无方,便是失职失责的表现,更是不珍惜生命中的真情的体现。提到教子,自古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其目的都不外乎是为了将子女教育好。几千年前,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方式,至今尤为人们所称赞与采取。但是,没有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才。换句话说,教子,大家都以为子女好为目的,奔着让自己孩子成才的方向,不断地努力。但是,当前的教育所呈现的弊端告诉人们,真正的教子之道,是难得通透的。

那么,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子方式,才是真正为了子女好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彪炳青史的梁先生所接受的教育模式吧。

梁先生常说:“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梁父也曾中过举人,但是他对中国的旧式教育是持以摒弃态度的,因此,梁父将大儿子送去留学,读着当时颇为世人所不欣赏的商科。两个女儿也相继被他送进了“西洋学堂”,而对梁先生,自念书起,便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读《地球韵言》。在教育上,梁父对梁先生施行的是“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

梁先生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并不喊我来看。他即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八辑)

从中可知,梁父不但有着打破传统的勇气和先见,而且采取循循善诱的教导方法教导孩子,以便让他们形成独立的自学能力,具备不诿过于人的品格。这样的方式与耳提面命式的苦口婆心相比,自当前者为胜。

除了其独特的教导方式之外,梁父对孩子的过失还持以一颗宽容的心。这也是梁父教子之方的独特之处。

除此之外,梁父“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也就是说,从不摆父亲的架子,也不与孩子保持绝对的距离,而是保持童心,与孩子们打成一片。试问,天下有谁会喜欢一个成天板着脸,动辄责备自己的父亲呢?恐怕是没有的。而梁父是一个宽厚、平等、可亲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深受父亲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上,他终其一生对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的关注,就得益于父亲在思想上与他的交流与争辩。

据梁先生回忆,从十六七岁开始,他便经常与父亲通宵达旦地辩论,“态度之激烈,达于言词尖刻暴谩;声音之大,传于院外,街坊邻居皆可与闻……”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父亲有这样独特的教导方式,所以才会产生梁先生这样一位彪炳青史的杰出人物。

如何教育子女,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人生于世,为人父母者,要知道,望子成龙的本源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不能因此而错失人间真情——教育不当而错失与子女的亲情,而误导甚至残害子女的一生。须知道,教育子女,宽容、仁厚、慈爱、平等等,当是必备的素质,而教子之方,梁父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