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的一大部分作诗的人不期然地把旧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立地便得到普遍的响应。但只公开地纪念了一年，以后便只好由少数人静悄悄来举行纪念了。原因是文运大员不高兴这个举动，据说是，节日很多，为什么要把端午定成诗人节？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在这前后关于屈原也就展开了政治上的斗争。有的人说，屈原那样的人根本值不得纪念的，恃才扬己，诽谤当道，而终于独善其身，消极自杀，这样狂诞偏激的人，在我们目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当然在今天还要来纪念屈原的人，也就是狂诞偏激之徒，有意恃才扬己，有意诽谤当道，而最好是跟着屈原消极自杀，也就乐得干净的了。太不安分了，公然要纪念屈原！

我自己就是这不安分的一个人，而且也就是被人们最希望我赶快自杀的一个。然而我的不安分却真是到了家，对于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欢，而独于不喜欢他的自杀，因此要想我跳进扬子江或黄浦滩，那恐怕就只好等待“自行失足落水”了。

真的，除掉自杀这一点之外，我对于屈原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喜欢的。首先我喜欢他是尊重人民的人，例如他说：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流涕，而怨天恨人，而克制自己，不作逃避现实的隐遁，试问不是真正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而且这尊重爱护之念既深且切的人，谁个能够这样？屈原无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浓重的诗人，而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强权国家，要依人民的意见来处理国政，团结善邻，对于强权拒绝屈膝。这无论怎么说应该是很正确的主张，然而却为当时的当道所不容，而采取了相反的道路以致“民离散而相失”，就在屈原在世的当时几乎要到了国族沦亡的惨痛。他是爱国爱民的人，你叫他怎么能不诽谤，能不怨望？爱得深便恨得切，他的诽谤和怨望，要使千载的大员们都感觉着震恐，这是理所当然，而在今天一些不安分的人要崇拜他，唉，那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诗形式。那完全采取的是民歌民谣的体裁，而把它扩大了，更加组织化了。他所创造的“骚体”以“兮”字的反复出现为其特征，这本来是古代民歌民谣的唱诵口调。在今天读音变了，虽然显得文诌诌，甚至文人的别名也就叫作“骚人”，但假如懂得古音去读，那秘密便立地解释了。“兮”字古音是读如“啊”，这是清代音韵学者孔广森的一个发明。晓得了这个发音，你去读《楚辞》以及凡有“兮”字的古歌谣，便可以知道那完全是和言语近亲的音调。跟着你也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在《诗经》中属于庙堂文学的《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等何以不用“兮”字（用者极少），而属于民间文学的《国风》，何以多用“兮”字了。跟着你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用“兮”字的民间歌谣是无分南北的，以前的人认《楚辞》为南方文体，不同于北方的“雅”、“颂”，从地域上来解释二者的差异，那完全是错误的见解。《楚辞》与“雅”、“颂”的不同是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不同。《楚辞》式的平民文学在北方也有，“雅”、“颂”式的贵族文学在南方也有。前者有《国风》及其他古歌谣可证，后者有徐、楚、吴、越的有韵的钟鼎铭文可证。

从这两方面来考察，我们便可以看出屈原的伟大，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他要享受两千多年来的民族崇敬，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今天的诗人们正是意识着要遵守这样的道路。屈原在诗人们的心中便形成了庄严的形象，而把相传是他的死日的端午节，由人民的节日更规划为诗人节，而加以双重的纪念，那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无可否认，屈原是成为了一个偶像。他是人民意识的形象化，人民文艺的形象化。这样的偶像，不仅不应该打倒，而且也没有方法打倒的。屈原在生前虽然受着迫害而终至于自杀，但他死后两千多年，人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愿与人民为敌的人，觉得这个偶像是眼中钉，要想用政治的力量来加以再毁灭，那只是徒劳的幻想。诗人节在今年，又全国规模地复活了，这对于那些文运大员们的反抗，不是一首朗诵诗式的洪亮的回答吗？

但也有一种与政治的逆流无直接关系的偶像破坏的主张，那便是“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崭新学说的出现。这学说在三年前在成都纪念诗人节的时候，由孙次舟教授在纪念会的演说上公开发表了。孙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是以一位史学家的立场来发表他的新说，也和十几年前胡适发表他的屈原是虚构人物说一样，在孙先生本人可能没有什么政治的意义。不幸孙先生的新说，恰好发表在政治逆流激荡的时候，仿佛就和大员们在相呼应的一样，要摧毁这个人民意识的形象，人民文艺的形象，因而便遭受到剧烈的反击。这可以说是孙先生的不幸。今天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来检讨孙先生新说的根据吧。

原文不在手边，恕我不能作详细的征引，大体上的论证是这样的。在古希腊、罗马凡是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多是奴隶，中国古时也有这种倾向，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故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东方曼倩之流是文学弄臣，而在秦前如淳于髡是齐之赘婿，宋玉是楚之小臣，和倡优之为弄臣，实在是并无差别。屈原是文学之士，已然逃不脱这样的命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离骚》，把君臣的关系比成男女的关系，而叙述自己的身份时如妇人女子。例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大有搔首弄姿之态。这就足证屈原不仅是一位文学奴隶，而且是楚怀王的一位男妾了。这样的一番偶像破坏实在是相当彻底。假如纯粹出诸感情来加以反讥，实在是不能使孙先生心服，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继孙先生之后也就有闻一多的《屈原问题》出现（《中原》杂志二卷二期），闻先生承认孙先生的说法，但加了一个转语，便是屈原诚然是文学弄臣，但他能够革命，所以愈见值得崇敬。这问题似乎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的确，那样崇高的一位革命文学家，他的身份本来是一位弄臣，比起本来是一位贵族的来，似乎更值得尊敬了。不过我嫌这个说法，论证依然不够。

在奴隶社会里面搞文艺的多是奴隶，而不必都是奴隶。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三间大夫，毕竟和淳于髡、宋玉等不同。问题应该在“蛾眉”与“善淫”这样的字面了。《诗经·卫风》里有“螓首蛾眉”是形容卫庄姜的容貌的，后世辞人便把这样的字面作为了形容女性的专词，但在古时这样的字面还没有这样特殊化的时候，应该可以有更广泛的使用的。女子的眉毛秀丽，就跟蛾子的那样，自然可以称为“蛾眉”；男子的眉毛秀丽，也就跟蛾子的那样，难道就不可以称为“蛾眉”吗？古人质实，自己美就说自己美，美得怎样就说美得怎样，我们不能因为屈原自述“蛾眉”，便断定他自比女子。善淫的谣诼倒应该和宫廷的女性有关的，特别是那位宠姬郑袖，我倒感觉着她对于屈原这位美男子起过野心，唯因野心不遂，后来才加以反噬。《卜居》里面不是透露了这个消息吗？“将呢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这位“妇人”，不应该是泛无所指。因此我感觉着屈原是文学弄臣，甚至是龙阳之说，证据不够。并不是想在这儿替屈原争身份，只想求其真实。假使真是一位文学弄臣而能怀抱着那样强烈的人民意识，这比本来是贵族的还要难于说明，因为那样的见解是过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

1946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