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陈代新

一

文化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力而进展的，它的地方性少，而时代性大。

拿自然科学来说，同盟国的和轴心国的没有什么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悬异。因为是在同一时代里面差不多具有着同一面貌。

但如时代不同，即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里面，也就有天渊的悬别。欧洲中世纪的点金术和近代的化学是怎样的不同，那几乎就象是在不同的星球上所有的现象了。

准此，我们可以决定接受文化遗产的一个主要方针，便是对于古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本国的，应该批判的扬弃；对于现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敌国的，应该批判的摄取。

二

一切进展都呈出曲线形，它有上行阶段，有下行阶段。

在上行阶段的文化活动，大抵上是以人民幸福为本位的；在下行阶段的时候便被歪曲利用而起了质变，变为了以牺牲人民幸福为本位了。

然而以人民幸福为本位的思想并未消灭，它永远是文化进展的基流，不过它有的时候是洪水期，有的时候是伏流期而已。

准此，我们在从事批判的时候，应该把对象的时代性分析清楚，而把握着它的中心思想；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

三

对于古代的批判应该要有一个整套的看法。尽可能据有一切的资料，还原出对象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还它个什么，是最严正的批判。“疯狗过街，人人喊打”。只要你把疯狗的姿态刻划出来，你就不喊一声打，别人自然要打它了。

歪曲了的矫正过来，粉饰着的把粉给它剥掉。但用不着矫枉过正，用不着分外涂乌。矫枉过正，分外涂乌，反授敌对者以口实，会使全部努力化为乌有，甚至生出反效果。

对于意见不同者是在说服，除别有用心的顽固派之外，只要有公平的正确的见解，人是可以说服的。说服多数的人便减少顽固派的力量。

我们应该要比专家还要专家，比内行还要内行，因此不可掉以轻心，随便地感情用事。不要让感情跑到了理智的前头，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一切的虚矫、武断、偷巧、模棱、诡辩、谩骂，都不是办法。研究没有到家最好不要说话。说了一句外行话，敌对者会推翻你九仞的高山。

四

应该分工合作，让一部分的朋友专门去研究陈古货色，大规模地、有组织地、细心地整理出一些头绪来。戳破神秘，让人们少走冤路。

我们希望有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各部门、文化各部门的专史。就是史纲也好，但要货真价实，一言九鼎，一字千钧，使专家们也要心悦诚服。

这工作是相当艰苦的，非奖励扶翼不能成功，但每每有些一知半解的人常常对这些艰苦工作者奚落嘲笑。毫无研究，胡乱发言，未免太不负责。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况所谓知其然者，未必真正知，也未必真正然。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公式主义的号筒而已。

五

新儒家、新墨家、新名家、新道家，凡把过去了的死尸复活到现代来的一切企图，都是时代错误。我们现代所有的东西比一切什么“家”都进步到不可以道里计了。

我们现在是清算古董的时代，不仅不迷恋古董，宁是要打破对于古董的迷恋。

我们要以公证人的态度来判决悬案，并不希望以宣教师的态度来宣讲“福音”。

为了接近那一“家”，便把那一“家”视为图腾，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最不科学的态度。例如喜欢墨家，便连墨家崇拜鬼神都要替它辩解，或说出一番民主的意义出来，那未免近于嗜痂成癖了。

墨家在汉以后并没有亡，它是统归在儒里面去了。尤其是自宋以来的道学家者流，他们的极端轻视文化，菲薄文艺，是充分地含有墨子的非乐精神的。这些地方我们不要轻忽看过，过分地同情了。

要打倒孔家店，并不希望要建设墨家店。

六

新的东西我们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们自应当尽量摄取，但除以人民本位为原则之外，还须以切合实际为副次的原则。

我们不是拿文化来做装饰品，而是用文化来作为策进人民幸福的工具。

高视阔步的空谈理论，和现实脱节的浮夸子，他们的毒害并不亚于别有用心的顽固派。

现代学识的中国化或民族化，是绝对的必要。要使学问和实际打成一片，不能分为两截。使现代学识在中国的实生活里生根，再从这实际生活里求现代学识的茁发。

七

切切实实地把欧美近百年来的一些典型著作翻译过来是绝对必要的。

通史、专史、作家传记的负责介绍也同样必要。

青年实在苦于找不到书读，而出版界中不负责任的包含毒素的书籍又太多了。最近看到了一段妙文，我不妨把它转录在下边：

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最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最杰出的天才。但我们知道，天才不是由天生成，而是由不断地努力磨炼而成的。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成为杰出的天才，实由他刻苦精励、努力学习所致。他遍读古今世界有名的诗篇，尤嗜拜伦、海涅、歌德、普希金诸浪漫诗人之诗，然时代影响亦为培育莎士比亚之主要条件，设非维多利亚女王之爱好文学，对他优渥有加，养成重文风气，则莎士比亚决不能跻于若是之高之地位，又倘非马克思之《资本论》对莎氏提供现代资本主义之种种知识，则《威尼斯商人》、《马克柏司》、《哈姆来特》、《第十二夜》中所描写之现代资本主义之罪恶，决不致如彼其深刻动人。……（见胡雪著《帮闲文学》第二一页所引，原书未揭出作者姓名。）

这样一片不负责任的胡诌，不是可以惊愕的吗？诸人名，拜伦、海涅、歌德、普希金、维多利亚女王、马克思，均后于莎士比亚，莎氏作品中也并未描写现代资本主义之罪恶。但他却是畅所欲言地说得象煞有介事，年青人读了有几位会知道它是胡诌？又谁能保证这样的胡诌不会流传呢？

这也不过是矫伪的一例而已。世间上存心歪曲历史、存心歪曲别人的思想和著作的所谓著作正是汗牛充栋，不把原有的本来面貌忠实地介绍些出来，实在是辨不胜辨。

翻译是极端艰苦的工作，不仅需要有玄奘和马丁路德的那种虔敬精神，而且需要有社会上的充分的物质保障。有良心的出版家在目前也是绝对地需要的。

1944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