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垂老别》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春，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的大军在邺城（今河南安阳）外围溃败后，唐政府慌忙在洛阳、潼关一带不择手段地拉丁抓夫，以补充兵力。杜甫在从洛阳经潼关回华州任所的途中，目睹这一带人民所承受的苦痛，写了两组诗，为后人称为“三吏”、“三别”。下面这首《垂老别》是“三别”中的一首，写一个子孙全都阵亡的老人在被征入伍时与他的老妻诀别的情景。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

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

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全诗共三十二句，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将其分成三段：以首段前八句为“叙出门”；中段十六句为“叙别妻”；末段后八句为“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萧涤非在《杜甫诗选注》中采用此说。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则将全诗分成五段：以起四句“为垂老从戎而叹”；“投杖”六句“叙出门时慷慨前往之状”；“老妻”六句“叙临别时夫妇缱绻之情”；“土门”八句为“慰妻而兼为自解之词”；“万国”八句为“伤乱而激为奋身之语”。傅庚生在《杜甫诗论》中举引这首诗时也大致这样分段，只把前两段并作一段。比较而言，仇兆鳌的分段更便于理解作者构思、谋篇的脉络和层次，更便于窥探诗中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感情起伏。

在写法上，这首诗自始至终只是这位以垂老之年还不免辞家从军的主人公的自叙和独白。仇兆鳌指出其“通篇皆作老人语”，浦起龙称其为“行者之词”，都是看到了这一写作特点。作者自己没有以旁观者身份讲什么话，也没有让诗中的任何配角与主人公对白或作插话。诗中，有为老人的遭遇而酸辛的“同行者”，但并没有让他们直接表达其酸辛之情，而是由老人转述的。诗中，还出现了老人向其揖别的“上官”，更没有让他讲半句慰勉的话。诗中的“老妻”本是诗篇所写垂老之别的主要告别对象，其地位的重要仅次于作为主角的老人。在这生离死别之际，她不可能不讲些话；根据诗篇所透露，她至少曾讲过劝老人努力加餐的话。但这话也不是出自她本人之口，仍是老人自述所“闻”。总之，整首诗写的都是主人公所思、所感、所作、所见、所闻，而且只由他作自我表述。这样，他就独占了诗篇，读者的注意力也就不能不只集中在他的身上。

这首诗写法上的另一特点，如刘开扬在《唐诗论文集·论杜甫的“三吏”、“三别”》中所指出，“全无比兴，连写景也没有”。以之与“三别”中的其他两“别”相对照，《新婚别》既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两句起兴，喻指所托非人；又在终篇处以众鸟双飞来反衬夫妇的分离。《无家别》除了在诗中以“宿鸟恋本枝”来比喻人情恋故乡外，还插入几句对空巷景物的描写。这首《垂老别》却只以朴素质实的语言直述其事，直表其情，既不借助比喻来说明人物的命运和心情，也不靠对外界景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加浓感情色彩。诗的一开头就单刀直入，点破题目。接下去，在写到“子孙阵亡尽”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时，并不多作铺叙；在写到“投杖出门去”这一慷慨赴义的壮举时，也不多事描述；甚且在写到“卧路啼”、“衣裳单”的“老妻”时，仍然不去摹写其卧路啼哭之状，点画此岁暮天寒之景。这样，诗笔就不枝不蔓，主要用在表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上，从而使读者目不旁骛地进入诗中人物的感情世界。

诗篇着重揭示的是主人公心理上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通过感情的跳跃和变化来展示的。从整首诗看，这位老人的感情时起时伏：忽而昂扬，忽而低沉；忽而慷慨，忽而缠绵；忽而决绝，忽而迟回。诗中，既有苦语，也有壮语，交相杂糅在一起，以表露其复杂曲折的心事。这正如蒋弱六所说，“通首心事，千回百折，似竟去又似难去”（《杜诗镜铨》引）。

诗的发端四句是国仇家恨交织成的血泪之词，而在极端悲愤沉痛中却殿以“焉用身独完”一句，把感情振起。第二段六句中，从“同行为辛酸”，“所悲骨髓干”两句，可见垂老从军之可悲，而又以“投杖出门去”及“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三句，表现其慷慨就道，壮心犹在。十句诗合起来看，其中的“垂老”句、“子孙”句、“同行”句、“所悲”句都是悲苦之音，“焉用”句，“投杖”句以及“男儿”两句则是豪壮之辞。诗中的主人公正是在这悲与壮两种感情的错叠中告别家园、身赴国难的。

第三段六句写与妻子诀别。当“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这怵目伤心的一幕展现在诗中主人公的面前时，他的心又一下子沉了下去。“孰知是死别”、“此去必不归”两句，则是以重复和加重的语句说明此去必不可能生还。但既分明知道当前的相别就是死别，仍然夫怜妻衣单，妻劝夫加餐，如邵子湘所说，“互相怜痛，声情宛然”（《杜诗镜铨》引）。这几句诗把这一对老年夫妻的告别写得凄惋缠绵，与上文“别上官”的描述正成对比，变慷慨揖别的情状为难舍难分的场景。下面第四段八句正是为了从这一感情低潮中有以自拔而作的宽解之词、旷达之想。八句的前四句是说此去还不至立即战死。据《通鉴》记载，当时从邺城败退的朔方军断河阳桥以保守洛阳；所以这位老人说，这次或去守壁垒坚固的土门（在今河南孟县南），或去守难以抢渡的杏园渡口（在今河南汲县东南），与在邺城作战，一守一攻，形势有所不同，因而归结为“纵死时犹宽”。句中的“纵死”两字遥承前面所说的“死别”与“必不归”，“时犹宽”只是说死期还有若干时日而已。这里，以此来自我宽解或安慰妻子，实是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说这样无可奈何的话。至于这一段的后四句，则是再换一个角度来作宽解。“人生”两句是说人生离合无常，命运注定要老来相别或壮年相别，非自己所能择选。这本是试图作旷达想，但从下两句诗看，却因此引起了对昔年的回忆，不禁为之迟回长叹。其所忆、所叹是当年的青春岁月，也包括往日夫妻子女欢聚的家庭生活以及开元、天宝年间的太平景象，这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一段八句，则写诗中主人公终于克服了依恋、低回之情，重下决心，别家而去。这是因为他放眼大局，想到“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国土正在受到蹂躏；看到“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人民正在受到屠杀；深知在此国家、人民灾难深重之际，不可能还有个人的乐土，不应当再以身家为念。大义所在，理应一往直前，哪敢尚自迟疑不决，盘桓不去呢？但是，以垂老之年诀别衣单身寒而又已无子孙照顾的老妻，走上必不生还的道路，究竟是人间的悲剧。在他已下决心“弃绝蓬室居”时，又不能不为之“塌然摧肺肝”。这一思想上、感情上的矛盾是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这位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的。这首诗中人物的矛盾，也正是作者的矛盾。关怀人民疾苦的杜甫当然反对那极不合理、极为残酷的兵役制度。在他写《兵车行》、《前出塞九首》等诗时，他的这一思想与他的反对穷兵黩武的思想结合为一，是只有痛恨、谴责，没有矛盾的。但在安史乱后，系心国家存亡、民族命运的杜甫，在写“三吏”、“三别”时，一方面看到比起天宝末年来更加惨无人道的强抓民夫的做法，为人民带来了难以负荷的巨大痛苦，一方面又深感局势危急，国难当头，作为人民，有服兵役、执干戈、守土救亡的职责。因此，在他执笔之时，既要揭露当时强制抓丁拉夫的罪恶，又要歌颂人民不顾身家、奔赴国难的爱国行动。这两者间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在诗篇中，成为诗中人物的矛盾。

这样的诗，确如王嗣奭在《杜臆》中所说：“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遂下千秋之泪。”这是说，杜甫既有亲身的生活体验，又有爱民忧国的深厚感情，加上他的创作才能和艺术修养，才可能写出这样不朽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