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逢李龟年
杜 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从浮华的盛景到落寞的晚秋，李龟年站在文字的背后，用一曲跌宕起伏的觱篥之声穿透厚重的两唐书。
在泱泱三百年唐代历史中，李龟年也许是一个无足重轻的名字。这位擅吹觱篥的宫廷乐师生活在艺术氛围浓郁的开元盛世，他所效命的唐玄宗李隆基本身就是一个音乐高手，史载唐玄宗演奏羯鼓尤为出色，宰相宋璟赞其“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而《旧唐书·音乐志》则载：“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起飞，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可以说，正是由于身处四海升平的盛世，丝竹管弦的宫廷，才让极富音乐才情的李龟年有了创作的灵感。而因为音乐上的相通，也使得李龟年成为唐玄宗时代最煊赫的伶人。史载，李龟年曾“特承顾遇”，在东都洛阳大起宅邸，其奢华程度超过了一般公卿，“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对于李龟年而言，宫廷中的那段时光无疑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在姹紫嫣红的罗裙背后，他的觱篥，唐玄宗的羯鼓，杨贵妃的琵琶和当时尚做着翰林待诏的李白的诗歌，共同构成了天下最高规格的音乐组合，迷人的旋律充斥在宫廷的每一个角落，装点出河晏风清的太平景象，从而淹没了来自渔阳地底越来越响的鼙鼓之声。
当然，悄然而起的鼙鼓之声，还是冲进了李龟年善听的耳朵。史载，当时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倚仗帝妃宠幸，在群臣面前甚为倨傲，然而尽管如此，安禄山对朝中权相李林甫却畏惧三分，他曾说：“吾对天子亦不恐惧，惟见李相公则悚怀。”究其因，缘李林甫与之讲话，往往猜透其心而先言之。为此，安禄山特意在朝中安插一耳目，每次当他从长安来，安禄山便问：“十郎（李林甫）何言？”如果是些安慰的话，则欢呼雀跃，若是警告，“安大夫须好检校！”则惊恐不已，据床而呼：“阿与！我死也！”对于安禄山所包藏的祸心，李龟年已有耳闻，但是作为虽锦衣玉食却身份卑微的宫伶，他并没有谏言的权利。于是，他便常常学作安禄山的惊恐之状，在玄宗面前道：“阿与！我死也！”显然，这是一个伶人极富幽默意味的巧谏，当李龟年放下手中的觱篥，在天子面前讲述着一个远方的笑话时，他希望看到的其实是天子脸上的风暴。然而，事实证明了李龟年的徒劳，在杨贵妃温柔的臂弯里，在自己亲手调教的《凌波曲》中，风流皇帝李隆基实在醉得太深了，他对李龟年的点化只报以莞尔一笑，全然没有想到昔日那个大腹便便的范阳节度使会一路敲着杀气腾腾的鼙鼓，逼近长安的城池。
由此，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必定成为大唐帝国盛极而衰的拐点，在三百年的帝国乐章中，这场腥风血雨的战乱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段最低沉的章节。当面容失色的唐玄宗一路仓皇奔蜀，他已经无可挽回地卷进马嵬的噩梦，他的爱妃杨玉环在军人的哗变中自缢身死，他的帝国江山也从此远离了丝竹悠扬的承平世界。昔日规模浩大的皇家乐队在安史之乱中更像是被散落一地的棋子，当李龟年一路吹着觱篥行走在市井乡间，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漂泊的歌手。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一次被载入《全唐诗》的相遇，作为皇家御用伶人，李龟年的名字早已随着散落流失的乐谱渐渐为人淡忘，但杜甫的这首小诗却让人们重拾记忆。然而，这又是一次多么尴尬的相遇啊！遥想当年，岐王李隆范的府邸，中书令崔湜之弟崔涤的宅院，可谓名流荟萃，风流倜傥的李龟年和锋芒初露的杜甫都曾是在册的上宾，可是在阔别四十余载，离乱十余年后，二人再次相遇的地点已经是远离长安的湖南潭州，一个是为人献唱的廉价歌手，一个是辗转困顿的落魄诗人，回首昔日的荣光，怅叹人生的无常，无疑是二人相遇的话题。事实上，这更像是历史刻意的安排：一个用歌声串起了时代的兴衰，一个用诗词记录了岁月的荣辱，而他们的两次相遇恰恰站在了唐帝国历史的两个节点上。
史载，当年李龟年初到岐王府赴宴曾有这样一件事：酒酣耳热间，岐王请出王府艺高技绝的两个女伶现场奏乐助兴，其一奏秦音，一奏楚声。当悠扬的乐声在席间飘荡，李龟年兴致极高地对众人说：此处为秦音慢板，此处为楚音流水……宴罢，岐王以“破红绡，蟾酥纱”馈赠宾朋，而李龟年却不以为意，反抢走一名女伶手中的琵琶，一路拨弦扬长而去。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佐证李龟年的狂傲不羁，但我却觉得，这个故事更像一个预言：当一个帝国的乐师把别人的乐器当作了自己的乐器，就注定了一场宫廷音乐盛宴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