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法庭雄辩

七君子法庭雄辩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酝酿成立救国会的组织,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求存运动。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惊恐,力图以笼络手段窃取救国会的领导权。在屡遭救国会领导沈钧儒等人的拒绝后,恼羞成怒,转而采用镇压手段,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将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七人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在法庭上,“七君子”面析庭争,与审判当局展开了多次激辩。下面,是双方论战的一些片断:

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与不赞成共产主义,这个提法是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查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爱国主义。”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能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如果要说因为共产党抗日,我们就需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需要说不统一,这种说法,是被告我所不懂的。”

审判长见对方无懈可击,不得不转换话题,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共产党真能抗日吗?他们一面主张抗日,一面主张土地革命,你晓得吗?”

晓得共产党的主张,在审判长看来自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对此,沈钧儒看得清清楚楚,他断然回绝:“这要问共产党员,我不知道。”

审判长还不死心,又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

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问:“组织救国会是共产党指使的吗?”

答:“刚刚相反,我们组织救国会,正是为了要共产党一致抗日。审判长这样的问话,是错误的。”

问:“救国会有共产党吗?”

答:“救国会会员很多,是否有共产党,无从知道。对于入会之人,不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只问他抗日不抗日。并且共产党哪里会自己说自己是共产党呢?所以要问也问不出来。”

沈钧儒先生的“供词”,虚实相间,兼用回绝、回避、巧妙回答等各种应对方法,供证无懈可击,在救国会和共产党的关系这个最敏感、也是审判长急欲突破的关键问题上,对方也没有捞到一丝一毫的证据。其实,七君子中哪一个不曾和共产党打过交道呢?甚至于他们的亲戚好友之中就有共产党员,可是,他们不是青蛙,谁也不会自动往蛇口里跳。

1937年6月11日初审,审判当局没从沈钧儒等七个“被告”中捞到任何便宜。

1937年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爱国犯”。

二审一共进行了7个多小时,“被告”们不仅按题作答,而且不断反质询,多次把审判当局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例如:

审判长问沈钧儒,是否煽动罢课?

沈钧儒反问:“罢课太多,究竟问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次?是全上海,还是哪个学校?是哪个煽动的?证据何在?与救国会有什么关系?……”

审判长问:“你们主张容共吗?”

李公朴反问:“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实行容共,中山先生错了吗?连我们集会纪念中山先生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也被列为罪状,试问你们要不要做中国人?”

审判长问:“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

史良反问:“好比一家人家,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只能说是危害帝国——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

审判长问:“《生活日报》说人民阵线和人民救国阵线是一样的,是不是?”

邹韬奋发问:“去年7月,一位读者来信中曾用人民阵线四字。我答复说团结抗日很好,但用人民阵线四字有毛病,不可再用,以免误会。起诉书反说我提倡人民阵线,岂非断章取义?”

审判长一直在局促不安。俟机出击的检察官,以为有了机会,突然起立,斥责道:“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中央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本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责。”

邹韬奋大声驳斥:“我刚才说断章取义是指人民阵线而言,检察官却牵涉到张学良问题上去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辩护律师李文杰接茬说:“绥远和陕西是毗连省份,检察官说距离很远,实在太无地理知识。”

邹韬奋穷追不舍,又反问道:“我们打电报请张学良抗日,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张、杨兵变,我们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共产党给我们写公开信,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共产党;共产党也给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发公开信,是不是蒋委员长也勾结共产党?”

旁听席上一片笑声。检察官支支吾吾地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并没有引起兵变。”

史良反问:“比如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见,是不是买了刀的杀了人要刀店负责?”

旁听席上又是一片笑声。

沙千里说:“给张学良通电,因为张是东北人,应该打日本,收得失地。至于西安事变是否因通电而起,应该去问张学良。”

于是,“七君子”的十多位辩护律师相继发言,要求传张学良出庭作证。检察官如坐针毡,推诿说:“不用传讯张学良,有询问笔录就行了。”其实,张学良此刻早已被蒋介石在溪口软禁起来。被告律师明知法院纵有包天的狗胆,也不敢去传讯,所以,他们趁此借题发挥,集中攻击检察官,训他办案不公,不虚心查证,罗织人罪……章乃器更是单刀直入,指着检察官挑战:“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更希望他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

检察官大叫道:“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记入笔录。我要检举,我要起诉!”

旁听席阵阵哄笑。律师团全体起立,嘲弄地纷纷报名,检察官气得七窍生烟,仓惶失措的审判长只得大摇其铃,宣布暂时退庭评议。

半小时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只说了如下几句话:“关于请求调查西安事变与救国会关系的事,评议结果,决定向军事委员会调阅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其他请求无调查必要。退庭。”

他没有宣判定罪,甚至不敢宣布何时再审。事实上,这是最后的一次审讯,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一切都已是明明白白了。

就在审讯同时,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声援“七君子”的高潮汹涌而来……

终于,在1939年1月26日由四川省高等法院宣布撤销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