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南怀瑾先生说：唐代郭子仪的立身处世，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尤人的风格。郭子仪带兵素来以宽厚着称，对人也很忠恕。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不顾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所以，屡黜屡起，国家不能没有他。像郭子仪这样行为，处处合于老子的“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经大法。无怪其生前享有令名，死后成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绝少数名臣之一。

没有人不喜欢得到机会发展自己，得到重用，施展才能，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名利双收，但是这种机会并不多得。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光有能力不行，还要得时。如果不得时，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如南先生所说，时代不属于自己，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古人中有的有道之士，在不得时时，“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如诸葛亮卧居隆中，只到刘备三顾茅庐时，才得以施展聪明才华。一旦时机到来，则积极出动，大显身手，一举成功。如蛟龙，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所以，一个人的进退出处，如何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可见，对于功名，追求努力当然重要，但同样是勉强不来，所以，审时度势，顺其自然方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古人主张邦有道则行，邦无道则隐，不遇时不消极，而是韬光养晦，以待其时，独善其身；得遇时就积极而为，施展抱负，建功立业。而退与守之间，需要一种弹性和智慧的把握，需要一个人个性和修养的配合，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进退自如，而不伤身。

郭子仪在皇上需要自己时，就积极行动，尽忠尽力；当不需要自己时，也很想得开，安分守己，不会有一点抱怨或是反抗，依然坚守中正中庸之道，总是怀着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宽容大度，有长者的厚道之风，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都很得人信任，所以哪一个皇帝都感觉离不开他，他是真正的“不倒翁”，而且还能留下好名声，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他不仅是一员有勇有谋的将军，更是一位深通人情世故，有很高的修养，善于为人处世的智者。

功名利禄，对于一个有修养，心中淡泊的人来说，可有可无，有了就做一番事业，没有也很好，正好享受自在人生。关键是无论在不在位，都不要失去自我。

孟子在齐国做过一段时期的卿相后，决定离开。

同僚淳于髡问他：“重视功名，其实是为济世安民。您身为齐国的三卿之一，上辅君王，下济臣民，如今什么功名都没建立，就要离开，你这做法，难道仁者的风范吗？”

孟子回答说：“身处卑微，但却可以拒绝服侍不肖的君主，有伯夷；五次为桀做官，五次为汤做官，力图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的，有伊尹；不讨厌恶浊的君主，不拒绝微贱的职位的，有柳下惠。这三个人行为方式不同，但目的一致——他们都是为了仁。君子只要守住仁就可以了，何必拘泥于具体如何去做呢？”

伊尹和柳下惠，都是孟子心中的贤人，但他们一个曾为残暴无道的夏桀做官，一个并不讨厌恶浊的君主，即使如此，也并没损他们作为贤者的名声。而伯夷呢，宁可在首阳山下采薇自食其力，也不去侍奉无道君主，求取俸禄。他们，都是无可指责的。

这样看来，官职爵位，有时可以弃之如破鞋。去留弃取，只以保全自己的名节为根本原则。这样，便可做到进退自如，弃取随心，予夺不惧，去留无忧。

一般的人，在不得意时，总有牢骚抱怨，自以为怀才不遇，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不满甚至是仇恨心理，这样，他慢慢地就偏离了正道，心理也日益变态，即使后来得到机遇，终因心胸狭隘和心理上的变态，难以成就大事。而那些有修养的人，面对失意和不遇，他能积极乐观包容地看问题，永远怀着热情和希望，也从不抱怨，不会怨天尤人，心里永远阳光着。他自己心态好，别人也看他舒服，自然他的好运也容易到来，然后他就能抓住机会，发展自己。一个人良好的心态是修养来的，所以，修养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