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退为上策
汉文帝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免遭吕后的妒嫉和陷害，请求刘邦让儿子到边疆去，结果保全了儿子，最终登上皇位。南先生在说到她时，说：她的聪明，正合于孔子所说“贤者避世，次者避地”的道理。事实上，她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一位贤母。她喜欢读《老子》，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懂得谦退为上策。因此，她达到了愿望，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成了代王的太后。但却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后来居然做了皇帝，她也正式被尊为皇太后。
南先生在讲到那段历史时，说了这位母亲的智慧：
刘邦的媳妇吕后，从小个性骄纵，到了中年，丈夫刘邦打下天下，做了皇帝，自己也跟着做了皇后。这个从有钱的吕家嫁过来的大小姐，那种心情，更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了。
但她是聪明人，担心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刘盈，依照传统宗法社会的惯例，理当做太子，将来继位做皇帝，管理刘家天下的财富。偏偏刘邦又特别宠爱另一个妃子戚姬，还想把她所生的儿子如意立为太子。这对吕后的威胁太大了，真是又气又恨。她想尽办法，最后请教于张良，总算请来“商山四皓”，保住了儿子的太子地位。但由于刺激，造成她的恐惧、怨恨、妒嫉等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加上她正在女性更年期前后，由生理影响更促使她心理变态。
所以刘邦一死，她就更加慌张，儿子又小，朝中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大臣还不少，不一定都靠得住，对她也不一定服气，自己势孤力单。怎么办？当时那个朝廷局面太紧张了，只有哭。
幸得张良有个孙子名辟强的，虽然只有十五岁，但见解聪明，犹如他的祖父。他为陈平出主意说：“太后现在最怕的是你们一班老臣，那继位做皇帝的儿子又小，如果你们把她娘家的兄弟都封到了重要职务位，她心里就比较踏实，就好办了。”因此，吕氏娘家的兄弟们，就一举把握了朝政。后来所形成的“政治心理病变”，也是够可怜的。
吕后的个性造成后代的悲剧，内斗不已，不但制造家族人伦惨剧，对刘邦“马上得之”的天下，亦无法治之，对汉朝初期的政绩毫无建树。
刘邦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这中间前前后后二十年，除了汉室王朝宫廷在内斗以外，刘汉王朝初期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汉朝真正奠定立国基础的，应该是从汉高祖的小儿子刘恒开始，就是汉文帝。这个阶段，正是公元前一七九到一五八年。
刘邦的中子，代王刘恒，就是历史上认为宽厚、仁慈、节俭的好皇帝——汉文帝。在汉朝政治中，刘恒和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被推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好榜样。其实，刘恒与他的父亲刘邦，在一起过着宫廷生活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好好教育。何以后来他成为一个汉代开创守成的好皇帝呢？除了命运之外，还是得力于母教的影响，才有后来的成就。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姓，她薄原本是南方的吴国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看见她，就很喜欢，把她提升到内宫来，作为自己的妃子，封她为薄姬。生个儿子，就是刘恒。刘邦当了皇帝，刘恒只有八岁，就被封为代王。
薄姬母因子贵，抓住机会，认为儿子太小，封王守边境，不放心，就恳切请求刘邦，要跟着儿子去代北。其实，她早已看透了汉室的宫廷，矛盾太大，又怕吕后会谋害她的儿子，所以想远远避开。边防要塞虽然苦寒危险，但比起在宫廷的危机，就平安得多了。
由此，我们看到她的眼光和聪明。作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母亲，他通情达理，能说服皇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人做事。作为一个有修养和眼光的人，她不与人争一时长短，而是放大眼光，远避纷争，以退为进，体现了一种高明的智慧。所以，她能教导出一个好皇帝，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常鼓励人要积极进取，迎难而上，面对别人的挑战，我们也是以大胆迎敌，以勇为上，从来不教导人回头退步。而事实上，有时，一味高歌猛进，反而会遇到阻碍；迎头而上，可能暴露自己，反而容易腹背受敌。
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是一路向前向上的，成长也不是一直一帆风顺的，而真正的成长和进步，往往是伴随着曲折和反复，挫折和冲突的。所以，不能一味地高歌猛进，那样，可能会因为不踏实，或者因为盲动，因为思虑不周而遭受到更大的失败。就像行走需要休息，前进也需要走走停停，需要调节，需要停下来，沉淀一下自己，获得一种新生，然后重新上路，才会越走越扎实，越有力；而且，不能只是前进，有时，需要后退一步，需要以退为进，讲究策略和方法，这样，才能退一步，进十步，取得事半功倍的成长和进步。
一个人如果自以为聪明，或者能干，凡事积极争取，不知谦让，不知礼让，那么，纵使有能力，但也可能得不到机会；而一个从不与人争锋，为人处世谦和的人，往往能得到人心，得到支持，纵使能力一般，也更易得到机会。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不是你积极争取，就一定能得到的。尤其当一个人的能力有目共睹，或者已经业绩骄人时，就更不宜骄傲外露，积极表现了，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
在为人处世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一味凌厉待人，显示出十足的强势，那么，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也会避开你的锋芒，因为你的难接近，或者太苛求，拒人以千里之外，从而疏离你。
因为人都有自尊心，也都有妒嫉心，所谓“恨人富贵笑人穷”，这是一般人普遍的心理。毕竟有德有修养的人是少数。所以，为人不能骄傲外露，一定要学会谦卑自处，更要懂得礼让。这不仅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的生存之道。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老子主张“守柔示弱”，学习水，“以柔克刚”，要善于藏拙，“与世无争”，“自然无为”，抱残守缺，以退为进，以做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古代高人在不遇时韬光养晦，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当时机到来时，才行动出手；他们选择隐居，结果往往更引起世人的注意，所谓“终南捷径”，就是这个以退为进智慧的总结。更有那些通过奋斗，身居高位的，认识到高处不胜寒和宦海浮沉，朝不保夕的道理，从而选择急流勇退的。如张良帮刘邦打下天下后，选择功成身退；曾国藩大破太平天国后，请辞兵权，以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为生存之道，等，所有这些，表现的不只是对于成败荣辱的淡泊寡欲，更显示出一种谦卑退让，以退为进，明哲保身，持盈保泰的智慧。
庄子对弟子们说：“我将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与不才之间，这是最好的位置。但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这样也难免会有祸患。而如果能顺应自然，浮游于世间，就不会有祸患。没有美誉，也没有侮辱，时现时隐，如同龙如蛰，顺时令变化而变化，时进时退，顺其自然。神游于无为之境，主宰万物却不为外物所役使。这样怎么会有祸患呢？这是神农和黄帝的处世之道呀！如果按事理和人情就不是这样。有聚就有散，有成就有败，太刚会遇挫，太尊会被倾，有为会受损，有贤能会被谋算，无能也会被欺侮。所以，怎么可以偏执一端呢？可悲呵！弟子们记住，处世要顺应自然。”
的确，有时，为人处世，差不多主义，不妨糊涂些，甚至是无所谓态度，追求自然无为，也许是最好的，也是最智慧的选择。
所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追求持盈保泰，只有明哲善于保身，促全其名节，安养一生，不为人为物所役使。
《易经》提出“月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天地间万事万物都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所以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要守中道，中正中庸，站在中间，不走极端；不失分寸，明白适可而止，量力量度而为，分寸而行。否则适得其反。既要有最美好的向往，但也不要期望值太高，免得失望；在执着努力的同时，也要有所预测考量，不做无谓的执着和努力，因为很多事勉强不来，尽力而为即可。
人在平安无事时，要保持自己的清醒头脑，防患于未然。汉成帝在游后花园时，想与班婕妤同车。班婕妤却辞谢说：“看古人的图画中，圣贤的国君，都有富名望而贤明的臣子陪在身边；三代（夏、商、周）末世的君主，才有宠幸的臣妾在侧。现在君主与我同乘一部车，难道不是与他们相似了吗？”
太后听了此话，很高兴地说：“古代有贤惠的樊姬，现在有班婕妤。”
后来赵飞燕谗毁班婕妤说她诅咒后宫，甚至也咒骂皇上。成帝于是就查问班婕妤，她回答说：“臣妾听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自己的德性修养端正，都无法蒙受上天所赐的福分；去做一些邪恶不正的事，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假使鬼神有知觉，它们一定不会接受奸邪谗佞的诉论；如果没知觉，告诉它们又有何用呢？所以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成帝听她说得理，就赦免了她，并赐黄金百斤。飞燕善媚又多妒，班婕妤恐怕迟早受害，于是请求到长信宫去陪侍太后。以此躲过后宫的陷害，实在说也是很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她能采取了谦退为上的策略。
面对人生得失成败，面对贫富穷通，都能懂得调节自己，不走极端，永远保持有弹性空间的范围内，把自己调节到最佳状态——也即是有分寸的，有余地的状态。绝不走极端，不走偏锋。得意时尽量不忘形，失意时不气馁自弃；富贵时不耽耽沉溺，失去自我，不能自拔，贫穷时不失志节，不失生活的热情和格调，不抱怨不生恨，而是乐天知命，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姿态，并能自娱，自得其乐。无论穷通，保持谦虚谨慎，终究是一种上策，也是一种为人应有的修养和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