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屯大海猛 似一部“地书”-乌拉街历史文化

杨屯大海猛 似一部“地书”

杨屯村在旧街村北,南距镇内4.5公里。大海猛遗址在零线道东的一个东西宽50米,南北长450米的漫岗上,占地面积为6万平方米,其中,有4万平方米的耕地是旧街村的,因而属于“旧街大海猛”。这样一来,旧街村后的“小海猛”和“大海猛”就有可比性了!

什么叫“小海猛”?什么又叫“大海猛”?二者是一西一东对应的。大与小,指的是水泡子面积。历史上因为松花江泛滥成灾的缘故,所以,水大时一片汪洋,水退后便形成了“小海猛、大海猛、卢家南大泡、汪屯南大泡”一线穿的大小不等水泡子。由于局外人不知实情,所以,被戏说成:大,为唐渤海国(原名“震国”)首位高王大祚荣姓名中的“大”。海,为唐渤海国国名中的“海”。猛,为唐渤海国大氏王陵之“墓(坟)”。问题是,话说得太离谱了。原因是,她的初都在今敦化六顶山,后迁都在今和龙西古城,再迁都在今宁安东京城,再迁都在今珲春八连城,最后,复都于宁古东京城,直至公元926年灭亡。

大海猛遗址的特殊性,莫过于在1.6米的厚土里,蕴藏着濊人、夫余人、靺鞨人、清代人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前两种文化是屯落,后两种文化是墓葬,大有阴间与阳间共处、死人与活人为伴的格局。出土文物数千件,时空跨度长达一千一二百年。这无疑是东北大地上的一个历史奇迹!

该遗址是1971年春,由杨屯二社社员挖沙取土时首次发现的,因老百姓不认识陶鼎和陶鬲是什么,所以,管鼎足鬲足叫“钢橛子”。同年8月至10月间,由刘振华、尹郁山二人组成省、县联合小组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抢救性试掘。事后,在国家权威性《文物》杂志1973年第8期上发表了学术简报,随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1979年8月至9月间,由陈家槐、尹郁山等七人(市博物馆六人)组成市、县联合大组进行试掘,在600平方米的开方中,发现房址6座、灰坑5个,成人土圹墓44座,婴儿瓮棺具3座,共出土文物1200件。

1980年5月至8月间,由张中澍、刘景文、柳兰、陈家槐、尹郁山等八人组成省、市、县联合考古大组再次进行抢救性试掘,出土文物多达2800件。

1981年7月至8月间,由陈家槐等五人组成市博考古组进行最后一次发掘。

在1979年那次试掘过程中,吉林省文物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省考古研究室、省文物工作队、省历史博物馆和集安市文博单位的领导及专家学者前来现场参观,市电视台对现场发掘制作了新闻片,并就地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观众达702人次。针对平均每平方米出土两件文物的事实,以及上下埋藏着多个历史时期文物的状况,时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薛虹先生对此赞叹道:“这里似乎是一部东北地书了!”

这部“地书”由下向上翻阅,其文化内涵如下:

在下层文化层中,既有濊人的屯落,也有濊人的墓葬,阴宅阳宅同处一地。在浅地穴式的17座房址中,出土了石刀、石斧、石凿、石锛、石杵、石磨盘、石磨棒、石碾轮、石矛、石镞(石箭头)、石网坠、砺石和砥石等,骨匕、骨矛和骨锥等,陶鼎、陶鬲、陶豆、陶罐、陶壶、陶碗、陶甑、陶盘、陶纺轮和陶网坠等,并见有常年储存火种的火膛和火灶。在无棺具的土圹墓中,发现了家猪头骨、野猪獠牙佩饰物及陶纺轮。男女主人的随葬品,各有侧重。

事实证明,濊人也善养家猪家狗,也食其肉衣其皮。野猪獠牙作为男性佩饰品的出土,说明墓主人生前是位好猎手。石、陶两种网坠的出土,证明“大海猛”并非普普通通的“大泡子”。早在战国时期,旧街、杨屯四周的自然状况是水草茂盛、林木茂密、动植物繁多,生态平衡。

令人震惊的是,在一个陶罐内,还发现了人吃剩下的炭化物,老百姓叫它“鼻涕嘎子”。后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学碳十四测定,结果是稷和沫石豆。两种农作物已成了早年濊人的主要食粮。

稷,是白小米的祖先。沫石豆,是大豆的祖先。两种农作物标本的再现,无疑给著名的“杨屯白小米”和“杨屯大豆”找到了史源。

濊人人骨业经碳十四科学测定,距今年数为2440年,误差90年,可证生活时代是战国末。

杨屯大豆,源于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当系濊人在庭院中栽培的沫石豆。因属于全国性重大发现,所以,载入了《中国农业志》!

在中层文化层中,房址中见到了存放垃圾的灰坑,在灰坑中发现了手工制作陶缽内膜和外衣的模具即“陶拍”,较多者是盆、罐等碎片。有趣的是,在垃圾堆里见到了一把交股呈“8”字形的铁剪子。完好无损的陶拍,是用来拍打陶器内衣外表的工具,以拍上花纹为据,说明器物上有弦纹、绳纹、压印纹、刻划纹、附加堆纹等五种不同图案。以器物谱系分析,文化主人是继濊人之后的夫余国夫余人。如果当初司马迁不改其名的话,濊王依旧是“濊王”,濊国依旧是“濊国”,濊城依旧是“濊城”,濊人依旧是“濊人”。那么,在东北历史上,就不会存在“夫余国”的国名了,在学术界也就不会存在诸多烦心事了!

在上层的文化层中,只见墓葬而不见房址,共发现92座靺鞨人墓,均位于前人的屯落址和墓葬址之上,其中长方形无棺具的土圹墓有90座,有石棺廓而无木棺具的石圹墓只有两座,证明靺鞨人当时盛行的不是今天的木棺葬葬俗。

靺鞨人的葬式有三种:一为单人葬,二为双人(夫妇合葬)葬,三为多人(全家人合葬)葬,后者多达11人。在出土的2000多件随葬品中,不难看出奢侈与贫穷之分,地位有高低之别。

银器类:有银钗、银钏两种;铜器类:有铜钗、铜镯、铜环、铜耳饰、铜佩饰和铜钱;铁器类:有铁刀、铁镞、铁矛、铁斧、铁镰、铁锯条、铁卡子、铁带銙、铁带钩、铁带扣、铁甲片、铁马镫、铁马衔和铁马。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玉璧和红玛瑙珠。

铜钱,系唐“开元通宝”,流行时间在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之间。因为渤海国的一切文物典章制度与大唐制度相同,所以,货币的流通时间,或在期间,或在稍后。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双人驭马铜饰物,曾一度被吉林市博物馆视作了“镇馆之宝”。铁兵器的大量出土,说明男性墓主人生前是驻防松花江一线地的,过着军旅生涯的武将而不是士卒。

陶罐以筒形双唇式、鼓腹卷沿式为代表作,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器表上,刻着纹饰艺术图案。在个别的器底上,由制陶者本人阴刻着似字非字的神秘押号。

乌拉街地处于松花江上游段,这段水域又别称“涑末水”,人为“粟末部人”,故以水命名。于公元698年(唐武则天圣历元年)由大祚荣亲手缔造的“震国”(后因册封更名“渤海”号)及其大氏族人,就出在“涑末水”勿吉人后裔。出生地与异地建国是两回事。

渤海国在鼎盛时期,全国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百余县,另外,有一个独奏(直隶)之州名叫“涑州”,以及两个散州。关于“涑州“治所的问题,在学术界打了多年口水仗,吉林市人说在吉林市东团山,乌拉街人说在乌拉街汪屯。究竟在哪里?一要看有没有城池,二要看有没有墓葬地,三要看出土文物够不够档次。原因是,独奏之州,相当于一个小府,只是下面无州无县而已。

当年的涑州州城,当在乌拉街境内的萨尔巴禅古城,旧名叫“撒儿八哈城“。据《盛京通志》卷三十一记载:“萨尔巴禅城,国语‘灰檐’也。城(吉林城)北七十里,周围一里,门一”。尽管整个城池已被汪屯门前(南)的“南水库”所湮没,但是,汪屯人仍然称她为“南城子”。又因为此城池,坐落在大常村大常古城以北,所以,当时人又叫她“下城子”。

这座城池是不是当年的涑州州城?请看以下事实:

其一,汪屯南水库库区的东岸上,今为大口钦满族镇西杨木村,该村的群众在库区东侧的水中,曾一次性捞出过多枚汉、唐两个历史时期的铜镜,以及红玛瑙串珠等珍贵文物。市、县文物工作者,也曾在水库边上拾到过一件由鹿角制成的佩饰物。

其二,汪屯村社员在屯北、查里巴屯南“莲花泡”东岗上,一次性发现过七口之家的家族墓。以出土的鎏金扣、多节铜护腕、牛皮战袍、红玛瑙串珠、多件铁兵器为证,男者墓主人生前是个将军,而不是普通士兵。

其三,在上面家族墓北侧,又发现一座公共墓葬地,墓主人皆是普通士兵。

涑州城建城时间,约距今1200年左右。问题是,倘若涑州州城不在汪屯“南城子”,近处又没有其他唐渤海城池,将军和士兵们的住所和身份问题,又该作何解释?

有关大海猛靺鞨人贵族墓和普通墓主人生前住所在哪里的问题,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当年出土的数千件文物,也已在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