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宝船开到印度

明代，中国的航海事业又进一步发展，以至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加强了中国与印度的交往。《明史》卷三○四《郑和传》记载了这七次下西洋的时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

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这是第一次，时在1405—1407年。以下六次分别在1408年、1411年、1415年、1421年、1424年和1430年。郑和七下西洋，所历30余国，其中包括印度的若干地区。

曾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马欢、巩珍三人回国后分别写出《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部书。书中详细记载了下西洋时所历各国的情况，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与郑和同时，侯显也曾多次奉命出使印度诸国。他主要是从陆路前往，但也有从海路前往的记录。据《明史》卷三○四《侯显传》记载：“(永乐)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瀛涯胜览》、《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七》所记略同。据《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明代与中国(大多通过海路，少数通过陆路)发生联系的南亚国家或地区有：尼八剌国(尼泊尔)、底里(德里)、沼纳朴儿(今印度北方邦江普尔)、榜葛剌(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阿难功德国(在今南印度卡纳塔克邦)、柯枝(今南印度西海岸之柯钦)、小葛兰(今南印度西海岸之奎隆)、大葛兰(今奎隆或其以南地区)、加异勒(在南印度东海岸)、甘把里(印度泰米尔纳杜邦的科因巴托尔)、西洋琐里、琐里(均在印度西南海岸)、古里、翠兰山(今尼科巴群岛)、按笃蛮(安达曼群岛)等。

下面重点谈谈《瀛涯胜览》和作者马欢。马欢，浙江人，伊斯兰教信徒，懂阿拉伯语，在郑和的船队里担任翻译。由于语言上的关系，他对于印度的情况要比其他人了解得更多更详细。因此，他的《瀛涯胜览》在记录印度各地情况方面就比另外两部书更详细一些，文字也更多。其中，他记录柯枝国和古里国的文字，都相当于《星槎胜览》同一条目的六七倍。这样翔实的记载，为人们研究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人们研究中印关系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例如，在“柯枝国”条，先记录了它的地理位置，然后记录其服饰、民居、国中五等人的地位和职业、国王的信仰、修道人的行止、气候、特产、度量衡、货币、与中国的贸易、货币兑换、婚丧之礼、农牧产品等。在“古里国”条，除了有以上这些基本内容外，还记载了永乐五年郑和在这里立碑的史实和碑文内容。此外还有关于当地饮食、乐器、法律的记录，内容丰富而生动。

明代的后期，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而在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欧洲殖民者，因为当时的中国和印度都显出落伍的迹象，而西方列强则纷纷东来，控制了南洋的海上交通。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立足，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其欧洲——南亚——东亚的贸易。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开始其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一贸易也多少与印度有些关系。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初便开始寻求同中国贸易。1622年，荷兰人进攻澳门失败，转而占据澎湖岛。1624年，他们又被击败，转而占领台湾南部。他们边贸易边从事劫掠活动，在欧洲、南亚、中国间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