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画作品中绝大多数题有作者名款并钤有作者印章; 但也有极少数无款印的，多为画稿或教学示范作品等。鉴定前者，属于判定真伪问题; 断定后者，则属于明辨是非问题。

赝品又有老仿与新造之别，对于只有百年历史的近现代中国画而言，老仿是指有一定年头的赝品，如： 齐白石20世纪20年代成名后不久出现的仿品，到现在也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被称为 “老仿”或 “老假” 。已经鉴定为赝品的作品，也需要进一步确定，辨明它是什么时候何人所作，因为前人的鉴定有的可信，有的也不可信。

还有的作伪者为了故弄玄虚、骗人上当，不但造假画，还在题签上做文章，仿作某名鉴藏家的假题签，如： 仿冒启功、徐邦达等人的题签; 甚至伪造该画曾经被着名鉴藏家定为真迹的假题跋，如： 仿冒徐邦达、萧平等着名鉴定家的题跋。对于此类画蛇添足的赝品，从它的假题签、题跋的书法中就能看出问题。因为书法要模仿到位比造假画还难，更容易露出“狐狸尾巴”。当然，也有真画假题签的个别情况出现。所以，鉴定要以画本身为主要依据，其他仅为参考。

古往今来，鉴定家因为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和敏锐的鉴别眼力，为世人所信服。但有些鉴定家碍于人情、面子，或是收了藏家的钱财，明知是假，却鉴定为真。特别是目前商品经济条件下，金钱会诱使一些鉴定家道德沦丧、指鹿为马，造成中国画鉴定是非的混乱。

书画鉴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鉴定家之间有时也会在作品的真伪、年代问题上产生分歧。如： 一幅经上海书画鉴定权威谢稚柳先生鉴定为真迹的张大千《仿石溪山水》，1995年被南方的一家拍卖公司以110万元的高价拍出，买家不是行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就慕名请北京的书画鉴定权威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画，徐先生认为是赝品。后来不少人以此为例，来证明书画鉴定的所谓“模糊度”。其实，只有极少数年代久远的珍稀古书画，由于存世量极为稀少，或者是孤本，在鉴定时没有可参比标准，会有一定的 “模糊度” ，而对近现代中国画的鉴定，由于年代很近，可参比的作品很多，就没有 “模糊度”可言。两位老先生鉴定古书画都是见多识广、功力高深、难分伯仲，鉴定张大千的作品，谢稚柳先生应当具有权威性，因为他是张大千的挚友并共事过多年，二人的画法与艺术主张也相近，谢稚柳对张大千的画法与笔性都非常熟悉。如果请二老鉴定齐白石的作品，他们就都不能被称为专家了，因为二人既不研究也不收藏齐白石的作品。所以专家也不是面面俱到、万能的，都有其长项与短板。盲目迷信名专家，轻信其短板上的鉴定意见，就会被误导。谁对作品的熟悉程度高，研究深入，感悟与体会深刻，谁就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专家、权威。

2005年，“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被黎、关两家后人认定无一真品之后，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美院的专家随后对作品进行了鉴定，也认定为伪作。后来，展览主办方为了保全面子，又请北京的 “专家”鉴定，得到的是 “真迹”的结论。其实，广东专家对岭南派画家最为熟悉，最具有鉴定的权威性和话语权。

名画家过世了，后人常常求助于其家属后人，后者中的许多人也自觉承担起鉴定真伪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书画鉴定纠纷也不在少数。2000年，在上海展出一批被称作 “傅抱石金刚坡时期的作品” ，被傅抱石之子傅二石指认为伪作。2002年3月，石鲁夫人邀请石鲁朋友、学生及长期研究石鲁的专家等，对河南出现的一批 “石鲁遗作”进行鉴别，与会者基本认定均系伪作，石鲁家人遂通过媒体发表打假声明。画家家属对画家作品最为熟悉，他们的鉴定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傅二石和石鲁夫人等人的鉴定都没有问题。但也有个别画家家属嫉妒藏家，不讲真话、混淆真伪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