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礼记》是有关礼制的论文汇编，是对《礼经》内容的解释、补充和发挥。这些所谓的“记”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开始，它并非是单独成书，而是附在《仪礼》的后面，汉朝末年才独立成书。
《礼记》分《大戴礼》和《小戴礼》。《大戴礼》据说是汉代的戴德把流传的131篇论文删削成85篇，编撰在一起集结成的一本书。《小戴礼》由戴德的侄子戴圣对131篇论文进一步加以筛选编辑，成46篇，称《小戴礼》。东汉末年的马融在此基础上又补上3篇，这就是后世流传的49篇。这49篇《小戴礼》经过郑玄的注解，成为后世流传的经典。目前的通行本即《小戴礼记》。
《礼记》在唐代取得儒家经书的地位。因为《礼记》所讲的都是礼仪的大义，又加之南宋时的朱熹取其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为之作注，所以它在后世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也超过了《仪礼》和《周礼》。它的篇幅在《三礼》中也是最长的，全文近10万字，超过《周礼》（4.5万字）、《仪礼》（5万字）两书之和。在“十三经”中，其篇幅仅次于《左传》。《礼记》主要是论述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另外，“五经”中的《礼》指的就是《礼记》，并不包括《仪礼》、《周礼》。
《礼记》的内容庞杂，包括人生观、社会哲学、政治理想、礼治思想，以及教育、音乐、天文、考据等。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檀弓》、《丧大记》、《问丧》等；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守则的《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则是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做人处事的。《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做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向在《别录》中根据内容，把《礼记》选辑的49篇文章分为九大类：
1.通论十六篇
《檀弓上》、《檀弓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2.制度六篇
《曲礼上》、《曲礼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
3.明堂阴阳记二篇
《月令》、《明堂位》
4.丧服十一篇
《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杂记下》、《丧大记》、《问丧》、《奔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
5.世子法二篇
《文王世子》、《内则》
6.祭祀四篇
《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7.吉礼一篇
《投壶》
8.吉事六篇
《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
9.乐记一篇
《乐记》
以上49篇文章，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当数《大学》、《中庸》和《礼运》、《学记》、《乐记》五篇。司马光在《书仪》中曾说：“《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为《礼记》之精要。”宋朝时，先是二程兄弟从《仪礼》中特别摘出《大学》、《中庸》两篇予以研究，后来朱熹承袭二程的学说，给两篇作章句，使之独立成书，并与《论语》、《孟子》集合成《四书》，成为元、明、清学子仕进的必读书。
现摘其精华部分略作评述。《礼运》篇首先提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两段文字实际上是一篇艺术性极强、概括性极高的政治蓝图。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为之叹服、神往。前一段描绘“大同”世界，后一段描绘“小康”社会。大同世界的主要特征是“天下为公”，小康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天下为家”即“为私”。一公一私，是非泾渭分明，标准昭然若揭，公则货力不为己，私则化公为己。在“为己”的制度制约下，才产生礼法、君臣、父子等的规范。“大同”也好“小康”也罢，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设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不管历史上是否存在过，都值得人们认真地思索与探讨。
《礼记》中的《学记》篇对教育教学具有独到的见解。它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和制度、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等。《学记》篇首先提出：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这简短的一段文字，意义非常深远，实际上它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纲领。如果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重视教育；如果要化民成俗，培育人才，也必须通过教育。教育的方法是寓教于学，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教育的过程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这对于师生、对于人才的造就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面一段是对教育体制、过程和目标的具体规定：
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独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此之谓也。
对各级、各类学校和学制的规定，时至现代基本上还是大同小异。对教育的社会效果预期，对当下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困扰现代教学的教学方式、方法问题，《学记》中早有论述：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其此之谓乎！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以上是说明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导致两种不同的教学效果。采用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启发式方法，符合教学规律，学生心情愉快，乐于接受，师生关系融洽，所学知识也容易接受；采用死记硬背、灌输填鸭的办法，便违背教学规律，老师不能因材施教，只是机械地照本宣科地教，学生把上课视为畏途，盼望课程早日结束，师生关系对立，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两种教学方式，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不仅古代存在，现代亦然。
除教学方法外，对于治学方法，《学记》也有精辟的见解：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僻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这段意思是说：从事教育工作，应该把握教育的分寸与时机，启发诱导，不要牵强；制造声势，不要抑制；引导开导，不要代劳。启发而不牵强则气氛和谐，紧张而不抑制则处置较易，开导而不代劳则思考缜密，如果真能达到这种气氛协调、相处平易的境界，便可以闻一知十触类旁通。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关于音乐起源、音乐原理以及音乐与礼仪、教化、刑罚关系的系统性理论文章。《乐记》指出：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乃干戚羽旄，谓之乐。
这段文字，说明了声、音、乐三者的形成和关系。郑玄在注解中说：“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单出曰声。”意思是说：宫、商、角、徵、羽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叫音，五者单独发出的是声。声与音又是从人的内心中产生，人心则是受外物的感染而发出声音。声音与干盾、戚斧、翟羽、牛尾等乐器伴奏配和，才可称为音乐。所以声、音、乐三者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即人是受外界事物、外在环境的影响才发声，五音中的任何一个音调都必须经过协调糅合才能组合成为音，而声音又是通过变化组成高低节奏，最后才成为乐。
《乐记》的另一段文字是说明人的心理活动如何影响和支配声音的发出的：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这段话说明了六种心理活动所表现出的相应的六种不同声音，并且指出这六种声音不是出自人的本性，而是因为外界事物的影响。由此得出结论：正是因为先王重视外界事物和环境对人的感染影响，所以才用礼仪规范行动，用音乐倡导和谐，用整齐划一的行政手段巩固政权，用刑律防止犯罪。不管礼仪、音乐还是刑罚，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教育感化民心，社会和谐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