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评与史论

《史通》

《史通》是唐刘知几编撰。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年间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被任命为史官，历任着作郎、秘书少监、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曾与人合撰《唐书》、《武后实录》、《睿宗实录》、《姓族系录》等。因修撰《武后实录》有功，封子爵，居巢子。因不满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大臣的干涉，于景龙二年（708年）辞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于景龙四年（710年）书成。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评论家，死后谥文。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专着。全书分内篇和外篇，内篇39篇，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外篇13篇，其中《杂说》分为上、中、下3篇，共20卷，49篇。内篇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作史的原则、方法，以评论史书的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官建置沿革等。

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

第一，认为唐以前的史书，多模仿六家。他在《六家》篇说：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尚书》属于记言体，主要记载古代帝王的号令训誓；《春秋》属于记事体，是根据年月记述帝王们的史事和国与国之间的交涉；《左传》属于编年史体，体例与《春秋》基本相同，但对事件的叙述更加详细完整；《史记》首开通史的体例；《国语》属于国别史体，主要在于分国纪事；《汉书》则是断代史体例的首创者。

这六种体裁，有些一直在沿袭，但有的并没有被继承。沿用最多的实际上是编年与纪传两种体例。后世以编年史、纪传史作为史家的正体，称“正史”；其他如偏记、小录、琐言、逸事、家史、郡书、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十类旁流，则称为“杂着”。但他把笔记、方志、家谱、地理、都邑等记载，也都归为史学，列入史籍范围，这说明他认为它们与正史同等重要。

第二，主张除去纪传体中的天文、艺文、五行三志，将都邑、氏族、方物、方言等四志，充实到“正史”志的行列。认为删去天文是：“古之天犹今之天，今之天即古之天。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认为删去艺文是：古今书目繁多，“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至于废除五行、符瑞，则是：“言无准的，事涉虚妄。”

第三，强调撰写史书应当使用当时的语言，反对摹拟古文，抨击拟古派古今不分，华而不实，并且主张史学应该摆脱文学而独立，进而反对选用文人修史。为此，刘知几提出了着名的史家“三长”主张：

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货值矣。如有才而无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缚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矣。（《旧唐书》本传）

“史才”是指史家具备的才能；“史学”是指渊博的历史知识；“史识”则指判断历史真伪的独特见解。三者中又以“史识”最为重要。

另外，反对文史混淆，提出文人不可修史，认为文人修史易导致滥用浮词、脱离史实。所以他认为“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经始者贵乎隽识通才”，“不掩恶”，“不虚美”，“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主张史家要具有史德，不可“妄生穿凿，轻究本源”；主张史书要直书其事，无所曲讳，务求简要、真实，而又旨远意深。

总之，《史通》的价值在于对唐代以前的史籍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论，强调对史书的实录直书，对后世的史家治史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缺点是在过于严苛的情况下所导致的偏颇，评论史事则存在忽略史情、史意的现象，对史事的评判也有失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