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明协同共进的辩证理念

总的说来，习近平同志思考的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文化概念——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称，也不是学术界的各种专门视角定义——如关于物质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区分，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涉及人的全面发展且代表社会主义之目标的精神文明，它涉及思想理论、人文精神、伦理道德、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在习近平看来，文化建设的直接目标是提升广大劳动人民的精气神，核心意义在于为民族复兴宏伟大业凝聚力量，长远目标和意义则是体现社会主义之人的全面发展性质。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最终也需要通过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来体现。就此而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或更具体地说，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之一。两个文明协同共进，正是习近平同志文化建设思想之辩证思维的核心方面。

一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共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论

如果从文明的角度来描述社会主义与既往全部社会历史形态之间的差别，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便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人民出版社，1995。）；用更通俗的方式来讲则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精神文明。所以，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之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注：邓小平：《1977年9月14日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的谈话》，《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第2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是在相对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其历程的，那么，从革命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文化建设便面临着一个辩证的难题：一方面，文化作为经济、政治的反映，充分的精神文明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通过经济和政治的不断发展为文化繁荣奠定基础和打开道路。另一方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追求文明和进步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先进文化始终是思想的准备、有力的武器和重要战略。正是这一原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毛泽东代表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都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持续不懈地推进文化建设。

习近平同志是在改革开放语境中思考和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践的。这一语境的突出特征便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就其物质基础来讲是“不够格的”，并由此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把经济建设重新定位为现代化的中心，形成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时代氛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各方面都迈上一个新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也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指日可待。按照习近平的概括，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不过，在实现这一成就的同时，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我们也付出了较为高昂的成本，例如环境污染，城乡、地区和阶层间的社会差距拉大，精神文明与物质财富的脱节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亦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有关，在其中最为重要的难题之一便是，在“发展是硬道理”口号影响下，形成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甚至唯GDP崇拜的政绩观。

在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经历中，无论是在像闽东那样的贫困地区带领百姓脱贫致富，还是在浙江那样经济发达地区团结全省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抑或在总书记位置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他都始终坚持辩证思维，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客观要求出发，科学地理解发展、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思维认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推动全面改革、民族复兴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

（一）习近平同志始终把社会主义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进步的过程，坚持辩证的发展观，反对片面的政绩观

习近平同志最早比较集中地公开表达这一认识是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工作期间。闽东是福建省比较贫穷的地区，如何解放思想、奋力改革、尽快摆脱贫困面貌，这是习近平同志所面对的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为此，他提出了“弱鸟先飞”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滴水穿石”精神和地方自信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它们的落脚点便是文化。在习近平同志看来，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对我们的信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习近平同志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精神文明建设是实施脱贫致富战略的重大内容之一（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2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在这里，实际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脱贫致富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关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习近平同志充分运用了辩证思维，从人类实际生活需要角度阐明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他指出：“人类为自身的生活需要从两个方面开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因此，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驱动力。脱贫致富从直观上说，是贫困地区创造物质文明的实践活动。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注：同上书，第148—149页。）。由此，他强调了精神文明在脱贫致富中的重要意义，从而进一步把文化建设摆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在闽东，他提出了“建设具有闽东特色的精神文明”的思路，立足于闽东的实际，把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贯穿于脱贫致富的整个过程。

正是基于辩证思维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以及在不同地方的科学实践，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基本立场，反对发展观上的盲区和政绩观上的误区。他始终强调，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衡量一个干部的政绩，要“既看经济指标，又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7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无论是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还是浙江文化大省建设，都深刻地体现了这一辩证立场。他强调：“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尤其是经济的多元化会带来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进一步来说，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注：同上书，第95页。）。基于这一点，他认为，虽然浙江人均GDP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头，接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但仅仅关注几个大的指标是不够的，而应当从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等方面全面加以理解，全面加以推进。简言之，正是基于社会主义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共进的全面理解，他始终把文化建设和发展置于重要的位置。

担任总书记后，习近平同志更是突出地强调，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这个事业得以顺利前进的重要保障。在他看来，“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3页，外文出版社，2014。）”

（二）习近平同志始终把地方发展看成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同发展的过程，把改革开放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始终从总体布局来设计发展战略，强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互动和协调发展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意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习近平在2012年考察广东时科学地剖析了我国当前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总体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便是辩证思维，它源自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长期领会，亦是其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基于这种方法论，习近平同志从来都不孤立地看待文化问题，而是将之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全面的改革推动文化的发展。他亦非将文化看作纯粹的虚文，而是将之视为适应时代变化客观要求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具体实践内容。

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在战略上突出强调了浙江之发展乃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体一位”的总体布局。在习近平看来，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是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根据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浙江实际，十六大以后，浙江省委提出了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将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抓手，把全面建设“平安浙江”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把努力建设“法治浙江”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前三者的根本保证，在整体上形成了“四位一体”的辩证统一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习近平同志自己有一个解读，称其“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性，每一个方面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各自丰富的内涵，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体现了科学发展和普遍联系的整体性，以辩证的思维、从全局的高度、按统筹的方法，谋划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使之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2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这个解读作为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思路的一个解释，它清晰地表明了习近平同志在发展战略上的辩证思维。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从习近平同志的经历看，这是他一贯的认识，也是其长期坚持的实践原则。这一认识，更具体地讲，便是：“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我们要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改革有机衔接起来，把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35—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说，习近平注重注重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从各项改革关联性的角度，把文化建设和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过文化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从而促进民族复兴大业的早日实现。这是其文化建设之辩证思维的核心所在。

二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软实力

在浙江工作期间，通过深入浙江的历史与现状，习近平同志形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就在于全省人民大力发扬‘浙江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工作力度”（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28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这就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地方发展的战略高度，也促使习近平同志更加系统地在今天全球发展背景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直接语境中来思考文化的属性、作用与意义，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辩证见解。

（一）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文化是灵魂”，是关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的一种形象比喻，这不是习近平同志的原创。不过，习近平同志借助这个比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文化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作出了科学的论证，为文化建设之战略地位提供了科学的说明。

关于文化的作用，在思考闽东地区摆脱贫困之路时，习近平同志就做过深刻的思考。通过深入的调研，他认为虽然闽东在发展的硬条件方面有所欠缺，但其软环境和软力量却大有空间。在他看来，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便是一种光彩。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正是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使我们度过了许多内忧外患中的危机，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了令人敬佩的今天。所以，只要闽东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光彩，就有了充分的自信和蓬勃奋进的动力，就能够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战胜艰辛和困难，加速致富的进程。基于此，他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是实施脱贫致富战略的重大内容之一”这个重要的命题。

在进一步认识和实践中，习近平同志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发关于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这个重要思想。一是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文化正是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经济基础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而文化是经济的反映，当然，文化对经济亦有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一个社会的面貌。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但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们包括：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质的区别；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简而言之，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这些作用充分表明，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和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二是深入本民族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揭示中华文化传统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骨气和底蕴所在。习近平同志深知，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29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长期地方工作的经验也告诉他，一个地方的优秀文化传统正是该地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源。历史地看，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饱经沧桑，几分几合，几遭侵略，都不能被分裂和消亡，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注：同上书，第293页。）。

（二）文化是国家软实力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因此，文化的力量即文化软实力。国家软实力包括许多方面，在其中，道德和社会风气，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等等都是重要因素。虽然文化是软实力，但它的力量却是巨大的，它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所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到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也因此，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他便提出“中国梦”，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结合起来，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此基础上，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与贵州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还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这就进一步突出了文化的意义。在习近平同志看来，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之所在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一贯强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我们民族精神最稳定的成分”（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2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这种信念是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是中华文明从远古至今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贡献之原因所在。因此，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开幕致辞中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014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他非常明确地强调，“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这样，他就把文化继承和发展中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密切地联系起来。

三　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保障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全体中国人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不懈实践、新中国60多年持续探索以及170多年追求民族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选择出来的，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都必须坚定这条道路不动摇。因此，在我国，文化建设本身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2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其核心就是先进文化。习近平同志始终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习近平同志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无不来源于社会实践。因此实践过程不但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2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解放思想、改造主观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在，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必须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亦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并体现时代精神。关于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宣传思想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文化建设上的全部思考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这四个基本特点展开的。

2005年，习近平同志曾经对浙江建设文化大省实践的成功经验做了一个总结，强调了如下重要启示：

必须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大省建设的各项工作。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继承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浙江特点的先进文化。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把握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发展规律，把文化的力量融入经济发展之中，在经济发展中推进文化发展，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相互交融和浙江综合竞争力的不断增强。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工作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撑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持抵制腐朽文化。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浙江精神，保持和发展全省人民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精神状态。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切实增强新形势下文化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全省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公民（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297—29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这一概括十分显着地体现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完整思考。这种全局的观点，这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目标和现阶段特点的具体分析，这种对文化工作所涉及具体内容的辩证分析，充分体现了他在文化建设问题上的辩证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