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礼义，晓于法理》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郡平阳 (今山东新泰县) 人，是汉代鲁国儒生高堂生的后代。少年时读书，泰山郡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

郡督军和薛悌发生争议，督军直呼薛悌的名字来呵斥他。高堂隆按剑叱斥督军说：“过去鲁定公被侮辱，孔仲尼两次登阶陈辞;赵王被要挟弹秦筝，蔺相如反过来进缶给秦王。对着下级直接叫长官的名字，道义上应受到惩治。”

督军吓得变了脸色，薛悌惊慌地站起来制止他。高堂隆以后离官，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召他为丞相军议掾，后任历城侯曹徽的文学，转为王国相。

曹徽遇太祖曹操逝世，不举哀，反而游玩打猎到处驰骋; 高堂隆用大义直言劝谏，表现出辅助王侯的节操。黄初 (公元220～226年)年间，任堂阳县长，又通过选拔任平原王曹叡的傅。平原王曹叡即帝位，这就是魏明帝。明帝曹叡任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

明帝刚即位，群臣中有的认为应该举行大宴会，高堂隆说：“唐尧、虞舜逝世百姓悲哀得三年静绝音乐，殷高宗考虑兴复殷商三年不言政事，因此最高尚的道德就充满着祥和，能光照四海。”认为不应该举行大宴会，明帝曹叡恭敬地接纳了他的意见。后升他为陈留郡太守。

犊民酉牧，年纪有七十多岁了，有很高尚的品德，高堂隆推举他为计曹掾;曹叡十分赞赏他，特地任命他为郎中来显明他。又征召高堂隆为散骑常侍，赐给他关内侯的封爵。

青龙年间 (公元233～236年)，曹叡大肆修建宫殿馆舍，要到西边去取来长安大钟。高堂隆上疏说：“过去周景王不效法周文王、武王的英明品德，忽略周公旦制订的神圣制度，既铸大钱，又造大钟，单穆公劝谏而不听从，冷州鸠批评也不听从，以致迷途不返，周朝的政治因此衰败。优秀的史官记录了这件事，把它作为永久的鉴戒。但是现在的小人们，喜欢述说秦朝、汉朝奢侈浪费的排场来扰乱皇上的思想，求取导致灭国的不讲法度的器物，搞得人民劳苦耗费财力，以致损害国家的美好政治，这实在不是用来建成和美的礼乐、保持神明的美善的方法。”

这天，曹叡到尚方署，高堂隆和卞兰跟从。曹叡把高堂隆的表章给卞兰，令卞兰责难高堂隆说：“国家的兴盛衰败由政治决定，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呢?教化不明显，难道是钟的罪过?”

高堂隆说：“礼乐是治国的根本。因此舜的箫韶之乐九次演奏，连凤凰也来礼拜，雷鼓六次变更演奏，天神也会因此下降，政治因此安定，刑法因此废弃不用，这就是祥和之声到了极点。淫声响起，商纣王的统治因此崩溃。大钟铸成后，周景王的统治因此衰落。国家存亡的关键，都由这里产生，怎么说国家的兴亡不是从这里一步步逐渐发展的呢?国君的举动一定要载入史册，这是古代的规矩。国君的行为不符合法规，拿什么给后人看呢?圣王高兴听到别人指出他的缺点，因此有规劝的措施;忠臣愿意为节操尽力，因此有尽忠而不顾自己安危的大义。”皇上称道他说得好。

当时国家多事，军事频繁，刑法深重。高堂隆上疏说：“开创基业传位给后代子孙，一定要等待英明的君主治国救世，也需要优良的辅相，因为他们能成就各种事业治理、安定众事。移风易俗，宣扬显明仁政教化，使四方边境同受教化，归向朝廷，让善政的恩惠光明远照，国内远近内外敬慕仁义，这本来不是一般的官吏能够办到的。现在官员们只知纠缠刑律条文，不以仁政大道为根本，因此施用刑法而犯法的仍然不断，民俗衰败而不敦厚。应该尊崇礼乐，在明堂按次序排列行礼，修建辟雍、明堂、灵台等三雍和推行大射、养老等礼仪，营建郊祭庙堂，尊重儒生，推举隐逸志士，宣扬显明制度，改定纪时历法，变换车马祭牲的颜色，提倡和乐简易的风气，崇尚勤俭朴素，然后备好礼品举行封禅大典，把功劳归于后世子孙。这大概应是最美好的治国大事，不朽的高尚事业。这样，九州之内，可以拱手就能治理好，还担忧什么呢! 不端正治国的根本而纠正那些细微末节的小事，就好像要理丝反而弄乱了丝线，不是治国理政的原则。可以命令三公、朝廷官员和知识渊博的儒生，制定这些事情的法规，作为国家的规范。”

高堂隆又认为改定纪时历法，规定车马祭牲的颜色，制定特定的旗号标志，使用不同的器械，是自古以来帝王显明自己的政令、改变人民视听的措施，因此春季的三个月冠以“王”字，以显明天统、地统、人统等不同的历法制度。于是他论述旧的规章制度，上奏改变。

曹叡听从他的建议，改青龙五年(公元237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祭牲用白色，按正月建丑的地统制度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