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摄政时期，限制和削弱八旗诸王的权力，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
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政治上保守的济尔哈朗、鳌拜势力抬头，又一度恢复了诸王管理部务的旧制，对汉族知识分子控制加厉，对中央部院的汉官进行 “更定”、“甄别”，有的降级，有的勒令退休，有的革职为民，多尔衮曾重用的汉族官僚陈名夏、陈之遴、刘正宗被处死。济尔哈朗要求顺治皇帝恢复与诸王共政的祖制。
但是，年轻的顺治皇帝虽然与多尔衮是政敌，在政策方向上却一脉相承，他仍重用汉臣，提倡汉文化，对内政、司法、财政进行了改革，如替崇祯帝立碑，对汉族官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金之俊、魏裔介重用，将内三院改为内阁，求遗书、修孔庙、御经筵，尊重儒家文化，各衙门的汉官也可掌印，改变铸钱只用满文而兼用汉文。这一切都反映了顺治皇帝在与满洲勋贵作斗争。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二月，顺治皇帝病逝，8岁的康熙皇帝即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4人辅政，保守势力又抬头，他们窜改遗诏，给顺治皇帝栽上了14条罪状，要求抵制 “汉俗”，保存满洲旧制，要重用满官，不要信用汉宫。
康熙初年的政治形势，是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形势。满洲贵族要想在全中国进行统治，必须废除入关前的旧制，吸收中原汉民族的先进文化。鳌拜等满洲权臣的主张表面看似乎是为了满洲贵族的利益，从长远看并不利于满洲贵族的统治。康熙皇帝成长之后，便立即与鳌拜等人的矛盾尖锐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