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为维护满族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顺治三年(1646年)制定了“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以后又设立兵部督捕衙门，专责缉拿盗贼和逃人。清初“逃人法”的特点是对“窝主”严惩，逃人被捉到后，如系初逃、再逃，不过受鞭责，或在面上、臂上刺字，归还原主;而“窝主”往往被处死，家产被没收，赏给告发人，还要连累邻居。即使亲如父子，但经留宿，即照例治罪。地方上的无赖恶棍，为了贪图财利，往往勾结党伙，诬指平民隐匿逃人;也有贪官污吏，唆使捉到的逃人，诬报窝家，从中进行敲诈。这样一来，使天下人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每日战战兢兢，自身难保。一部分汉族官吏认为窝主之罪重于逃人，株连太多，用法不平，要求修改“逃人法”，并劝告满洲贵族，改善对奴婢的待遇才能减少逃人。但清政府态度顽固，反而对要求修改“逃人法”的汉族官吏进行降级和流放的处罚。
“逃人法” 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满、汉统治者之间意见的分歧，实质反映了封建农奴制与封建租佃关系并存的矛盾。逃人沉重地打击了落后的农奴制，使清统治者难以稳定其统治，旗地庄园缺少劳动人手，生产凋敝，经济无利可得，许多旗丁不得不典卖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清统治者逐渐放宽了 “逃人法”，皇庄、官庄也由农奴制向租佃制过渡了。窝主不再处死，奴婢不再买卖，殴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了。
到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原来专责追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改为刑部督捕司。督捕司终岁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窝隐之罪，困扰几十年的逃人问题基本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