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时，实行 “一条鞭法”，丁役土贡等悉并于田赋，计亩征收。但明末在正额以外，又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地方官吏又任意加征，使百姓不堪负担，成为促使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入关之初，百姓逃亡，土地荒芜严重。清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保证国家的收入，明令减免田赋，废除三饷，实行“轻徭薄赋” 的政策。顺治三年 (1646年) 下令重修 《赋役全书》，就是这一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顺治十一年 (1654年)，又加以订正，编勒成书，颁示天下，以为征赋准则。康熙时，又删除田赋尾数，编成 《简明赋役全书》。
《赋役全书》的制定是根据以下的几条原则：恢复万历年间三饷加派之前的原额;凡赋粮以土地肥瘠与人丁贫富为差;赋皆以银，粮则米豆麦草，根据所产的不同而定;全书总载地亩人丁赋税定额及荒亡开垦招徕之数，作为征收的依据;16岁以上成丁者登记，60岁以上除名，赋随丁增加。从《赋役全书》的规定来看，对农民的剥削较之万历以后有所减轻。又为了使纳税者知道自己应交钱粮的数目，避免官吏从中舞弊，巧取暗派，清廷于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颁刻了“易知由单”，单内开列各州县应征本折款项，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每亩应征银米数目等，将“易知由单”当众发给，收取本人亲笔领状，如有“单”外多征，准许告发。顺治十年(1653年)，又将应解漕粮改为“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这样就免除了部分解户的赔累之苦。
顺、康时期，清政府面临统一和镇压抗清斗争的形势，“轻徭薄赋” 政策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农民负担不可能真正减轻，所以 《赋役全书》 的规定，执行起来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