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都极重视惩贪。正如康熙皇帝所说 “治国莫要于惩贪”，他们都认识到国家兴亡，官吏是否廉洁至关重要。乾隆即位，天下承平日久，官职腐化日深，因而贪官数目日多，官职日大，赃额日巨，手段日高，范围日广。客观形势使惩贪成为乾隆皇帝巩固统治的一项主要内容。
首先，乾隆皇帝对贪官十分痛恨，告诫群臣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
第二、他尊重前辈惩贪之法，但又因时改变旧例，因案增设者为多。他将八法考绩制度改为六法，宣布“贪、酷二者，不应待三年参劾”，这样，就使惩贪成了经常事。他下令将乾隆元年(1736年) 以来的贪污犯，陆续发往军台效力。对重犯停止捐赎之例。对禁卒受贿放纵囚犯，予以严惩。乾隆皇帝又新定8条惩贪之法，乾隆四十八年 (1783年) 对贪污官吏原推荐者及失察的上级官吏要进行降职、调用。贪官的财款由上司官代赔，父死子赔，父罪子偿之例亦有之。督、抚衙门不准接受贿赂馈送，严禁各部需索，严禁直省大吏的门人收受门包，严禁上司留请属员用餐时勒 “押席钱”。
第二，乾隆惩贪次数多，被惩贪官多，处死者多，处死督、抚大吏比康、雍二朝为多。一经发现贪官就实行连坐，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 甘肃省折捐冒赈，朋分公帑，总督勒尔谨赐自尽，处死拟死官员47人，现任、前任各官被追究者82人，11名罪犯之子还发往伊犁做苦工。乾隆二十年 (1755年) 大学士史贻直为山东巡抚鄂昌讲情，被革职回家。
总之，乾隆皇帝惩贪是严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