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人物简历简介,艾青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和许多现代诗人一样，艾青经历了无数的动荡不安。稍有不同的是，艾青在历尽艰辛、顿挫炼狱，曾经沉默、消失过整整二十年以后，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老而更成”，诗情勃发，在最近几年里创作了长诗短章二百多首，出版了《归来的歌》、《艾青谈诗》、《彩色的诗》、《雪莲》、《域外集》等五部新的诗集和论文集(再版本与多种选本不计在内)。对于这样一个局面，连艾青自己也是难以想象的。正如1979年12月他在《虎斑贝》里写的：
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在万顷波涛中打滚/一身是玉石的盔甲/保护着最易受伤的生命/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
这首诗有强烈的自我写照的意义。从1932年发表处女作《会合》算起，艾青在中国新诗坛上驰驱了半个多世纪，的确如同“在万顷波涛中打滚”。他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不平，却与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的哀痛与欣喜，也堪称昨天和今天的年代里诗界的一个典型。正因为如此，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称他为“迷人的艾青”、 “中国诗坛的泰斗” (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中国许许多多诗坛的初来者也说： “艾青对于我们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名字，而是一种象征，一束绿色的火焰。”
光明、火把照亮着艾青。他是和光明的队伍一起前进的现代诗人。
一
艾青本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1910年3月27日(农历2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畈田蒋村一个中等地主家庭。
他的祖父蒋文蓬，字五淳，号香山，是个太学生。父亲蒋忠樽，字景鋆，号衡石，是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堂的第三届毕业生。母亲叫楼仙筹，义乌县人，不认字，但受丈夫影响，能背一些唐诗。艾青出生时，蒋景鋆还在中学念书。蒋景鋆既封建又开明。他迷信算命占卜，戊戌政变后接受梁启超的思想，成了维新派的信徒，在畈田蒋村第一个剪掉了辫子。他虽然生活在农村，结交的是一些有地位的人，如县长，警佐，还有退伍的陆军少将，学经济和法律的大学生。但在家里，蒋景鋆却是一个“暴君”。
艾青降生时是难产，蒋景鋆听了算命先生的话，认定艾青是“克星”，不许他叫“爸爸” “妈妈”，只许喊“叔叔”、“婶婶”。不久，艾青被送到本村一位名叫大堰河的贫苦农妇家去抚养。在那里，艾青受到宠爱，感到真正的温暖。艾青因此而对大堰河一直保持着感激之情。大堰河死后，艾青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去看大堰河的故地。大堰河使艾青从小感染了中国农民的纯朴、伤感与忧郁。
五岁那年，艾青被带回自己家里。先入本村的蒙馆开蒙，继而就读于乔山小学、育德小学。在学校里，他的图画、美工成绩最好，能用红胶土或洋蜡油捏成卧牛和旧戏里的各种人物。还喜欢到野外写生。
1925年夏，艾青考进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校址在金华)。关于三年的初中生活，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我念初级中学时，受民主思想的冲击，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喊口号，砸烂卖仇货的商店，捣毁‘禁烟督察署’——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1928年中学毕业那一年，北伐军队路过金华县城。我们到郊外去迎接，在操场上举行军民联欢会。不久，革命被出卖了，学生领袖被砍头，轰轰烈烈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1928年7月，艾青初中毕业后，考进了杭州的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念了不满一个学期，在院长、著名画家林风眠的鼓励下，于翌年春天随同孙福熙、雷圭元等人，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到法国巴黎去作人生海洋上的远游。
在巴黎，艾青在一家中国漆的作坊找到了工作，干的是最后一道工序：用中国漆模仿买主的签名，然后描在打火机或香烟盒上。有时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练素描。艾青看不起“学院派”的绘画，而偏爱后期印象派画家们的作品。他参加过印象派头目蒙内举办的“独立沙龙”，送展过一幅画，并在画上首次用了“莪伽”(OKA)的署名。艾青还开始试验在自己的速写本里记下一些瞬即消逝的感觉印象和自己的观念，学习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和运动……不过，这在当时仅属于一些诗的片断。
除了画画，艾青还进修法文，并大量地读书。他阅读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和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小说与诗歌，也读了一些哲学书籍。读得较多的是诗，包括法国现代派诗人的作品。给他影响最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EmileVerhaeren)的诗歌。后来回国后，艾青亲手选译了凡尔哈仑的《城市》、《群众》等九首诗作，题名《原野与城市》，成为我国第一部凡尔哈仑诗选的中译本。
在巴黎这座具有工人运动光荣传统的都会里，由于文学的桥梁，艾青开始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左倾集会。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 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在异域，法国当局和侵华的日本当局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致使留法的中国青年突变到被歧视、被排挤、被侮辱的地位。这种民族歧视，迫使艾青参加了一次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的集会。他的第一首诗《会合》，就是这次集会的诗记录。此诗完成于1932年1月16日，同年7月，以“莪伽”的笔名，刊登在丁玲主编的中国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上，由湖风书局印行。
由于家里中断了接济，1932年一二八事变当天，艾青从马赛港启程回国。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航行，艾青作为弱民族的爱国青年，从异国的“生活之沙场上溃败下来”，怀着忧郁的心情，一路上写了《阳光在远处》、《那边》等诗作，表达了对永远挣扎在人世间的哀怨。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航程，他回到上海，战事已停，国民党和日本签订了妥协投降的淞沪协定。当艾青看到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时，几乎要哭了。
艾青沮丧地回家乡小住后，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被编在第四组的第二特组。在鲁迅、冯雪峰的支持下，艾青和江丰、力扬等美术青年组织了春地艺术社，并在上海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楼上举办了“春地画展”。画展的成功，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注意。7月12日晚上，正当艺术社在上世界语课的时候，突然被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包围，艾青和其他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被押进上海市法属第二看守所。经审讯，艾青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由于监狱生活，艾青从绘画转到诗歌创作。他后来这样回忆： “我过的是囚徒的生活。我和绘画几乎完全断了关系。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思考得更多、回忆得更多、议论得更多。诗比起绘画，是它的容量更大。绘画只能描画一个固定了的东西;诗却可以写一些流动的、变化着的事物。” (《母鸡为什么下鸭蛋》)
艾青开始在看守所大量地写诗。他写了《监房的夜》《叫喊》、《聆听》、《透明的夜》、 《九百个》、《一个拿撒勒人的死》、《画者的行吟》、《巴黎》、《马赛》、《芦笛》等等作品，尤其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使艾青一举成名。
这首诗是1933年1月14日早晨一气呵成的。这天清早，艾青从狱中碗口大的窗户看着天空纷纷扬扬的雪花，不禁思念起有着白雪般纯净心灵的保姆大堰河，缅怀着以自己的乳汁养育了别人的大堰河勤劳和不幸的一生。诗的真挚而浓烈的抒情，质朴和深沉的口语，一唱三叹的旋律，塑造了一个旧中国农妇的不朽典型。从诗中，可以看出艾青对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妇女的深切了解和同情，也可看到艾青由思念大堰河而激发起来的阶级觉醒。这首献给大堰河的赞美诗，不仅是呈给保姆个人的， 同时又是——
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弟兄们/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的不可动摇的里程碑。诗发表在《春光》杂志第1卷第3期上，而且第一次用了新的笔名：艾青。第一个评论和称赞此诗的是茅盾。茅盾写道： “新近我读了青年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是一首长诗。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佣(大堰河)的生活痛苦，这在体制上使我联想到《学徒苦》 (笔者按：刘复所作)。可是两诗比较，我不能不喜欢《大堰河》。这问题当然不在两诗人才力之高下，而在两人不同的生活经验等等。”(《论初期的白话诗》， 《文学》第8卷第1号)诗还传到日本，有人读了为之落泪。
艾青在狱中关了三年零三个月，于1935年10月被释出狱。出狱不久，到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又失业了。艾青遂流浪到上海，找到难友江丰，两人一起住在一个亭子间里，一个写诗，一个画画。从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艾青以诸多作品加入了为我们民族的命运歌唱的行列。他颂扬“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以难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的“太阳”，寄托着自己“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太阳》);他赞美“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爆开了无数的蓓蕾”的“龙华的桃花”，那是烈士鲜血染红的花， “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春》);他展现着川灾中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揪心画面，渴望人们奋起“点燃了那饥饿之火”(《死地》);他还歌唱那担载着“爱情的苦痛与生活的忧郁”的“生命”(《生命》)，咏叹那些“受尽了磨难的牺牲者的泪珠”(《笑》)……特别是在短诗《煤的对话》中，艾青以沉钟般的语言，唱给睡于“万年的深山里”的“煤”，并同“煤”一起发出呼喊：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诗中的“煤”，显然不是自然形态的物质，而是古老而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化身。诗人用象征笔法，为这个古老的伟大形象赋予了渴望斗争的燃烧的灵魂——这正是中华民族于危机中奋起的历史的和艺术的概括。
这样，就创作生涯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上半年，是艾青从欧罗巴带回芦笛和歌唱“大堰河”的时期，是诗人的准备期也是成名期。诗集《大堰河》(1936)的问世，成为艾青的一个起点，艾青由此出发而作了决定性的选择：以诗歌为纽带，把个人的苦难与命运，同民族的苦难与命运，紧紧地联结了起来。
二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枪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艾青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他的高潮期。
抗战一开始，艾青和朋友们各奔前程。10月，他从杭州到金华，再由金华满怀兴奋地到达武汉。在那里，遇到了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人，他们正在办一个名叫《七月》的杂志，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这时，日寇铁蹄已逼近武汉，武汉在准备保卫战。战争到了危险时刻，而国民党投降派又主张和谈，情势恰似冰封雪裹着中国大地。12月28日晚上，艾青在阴冷的房间里思虑着战事，觉得气候异常，象要下雪的样子。他披衣伏案，感兴遄飞，写了著名的诗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诗人怀着对祖国的命运的忧患，歌颂了“被烽火所啮啃着的”中国北方的土地与人民：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 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象异邦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而且/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
这不是单纯的描写雪景和寒冷，通过诗句，我们仿佛看到了遭受法西斯涂炭的苦难的人民，看到了诗人跳动着的、贴附在国土上的忧郁的灵魂。
1938年初，艾青应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李公朴先生聘请，前往山西临汾执教。一路上写了《手推车》、《乞丐》、《补衣妇》等短诗和长诗《北方》。不久，晋南失守，艾青到西安，参与了陕西抗日艺术队，在华阴一带进行过短期的抗日宣传工作，最后于三月间又折回武汉。是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在武汉成立，创办了由茅盾任主编兼发行人的《文艺阵地》，艾青作为编委，负责审阅该刊的诗稿。同时坚持写诗，创作了《我爱这土地》等短诗，并完成了长诗《向太阳》。
《向太阳》作于1938年4月。这首抒情长诗的前面几节，形象地描绘了诗人渴望黎明到来的心境，也无情地解剖了“把自己关在精神的牢房里”的“昨天”。 “今天”则不同了，诗人强烈地感受到了抗战高潮年代的光热，看到了“在太阳下”为民族命运而战斗的人们： “比拿破仑的钢像更漂亮”的伤兵，为支援前线奔忙的少女，流着大汗的搬运机器的工人，旷场操演的士兵……诗人象深深地爱着太阳一样爱着他们，以至达到了难以言状的狂喜： “我对我所看见所听见，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我甚至想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向太阳》以绚丽多采、生机勃勃的画面，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时期热烈紧张的战斗生活和乐观主义的神情容颜，反映了中华民族于危难中焕发的同仇敌忾的民族意志和为国献身的精神力量。长诗的炽烈如火的语言，豪放跳动的旋律，奇丽飞动的想象，唱出了诗人对战斗生活的向往和对光明前途的渴求。《向太阳》的出现，标志了艾青更多地把个人的悲欢融合在时代的悲欢里，并确立了艾青在抗战文艺中作为一名出色的吹号者的地位。当时不少青年受到《向太阳》的鼓舞，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久，武汉失守，艾青就在1938年底，沿湘桂路南下。到桂林后，经友人介绍，他担任了《广西日报》副刊《南方》的编辑。通过艾青的手， 《南方》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战的诗文，后为当局不容，艾青毅然辞去编辑职务。在桂林期间，艾青写了一些短诗和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两首长诗分别颂扬了悲壮、勇进的吹号者和平凡的战斗者，是献给为民族生存而决死战斗的人们的赞歌。艾青同时又修改、完成了论文集《诗论》，包括《诗与宣传》、《诗与时代》、《诗的散文美》、《诗论》和《诗人论》等篇。此外，艾青还同正在香港的诗人戴望舒远距离合作编辑诗刊《顶点》，于香港出版(只出了一期)。
1939年冬天，艾青从桂林出发，穿过大山，到了位于西南山岳地带的新宁县。这里有南方乡村教育派创办的著名的衡山乡村师范，艾青去任国文教员。他经常在课余和假日，带上画具和笔墨，到江畔、牧场和旷野，作画写诗。不到半年时间，创作了《旷野》、《冬天的池沼》、《山毛榉》、《桥》、《树》、《兵车》、《街》、《太阳》、《愿春天早点来》等大量作品，后经编选，在重庆以《旷野》为名结集出版。这些诗篇，虽以写景咏物居多，但一草一木皆寄以真诚，歌吟不乏“社会的”内含，也表达了艾青艰苦求索、追寻春天的思绪。
1940年5月初，艾青坐船前往重庆。途中，他完成了堪称《向太阳》姐妹篇的长诗《火把》。这是一曲抗战年代表现革命青年生活道路的青春之歌。《火把》中的人物、情节是虚构的，但长诗描绘的一个弱女子唐尼，冲破个人主义和多愁善感的精神藩篱，终于举起火把投入革命集体怀抱、跟着光的队伍前进的历程，则在当时国统区青年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并引起了社会的共鸣。长诗在描绘群众场面时的纵横开闔，在表现主人公内心隐秘时的细流涓涓，在剪裁及人物刻画时的洗练，以及流水般叮噹作响的旋律，都显示了艾青驾驭叙事诗的才能。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座落在重庆北碚的山间松林中。艾青一到重庆，便担任了育才新文学系主任兼教员。育才的学生多系流亡来渝的难童，学习相当勤奋。他们把学校前一片杂木林命名为“普式庚村”，用双手开辟出一条林间小路，命名为“奥涅金路”。艾青和学生们一起劳动，用石头石板垒成石凳，一起朗诵《欧根·奥涅金》和其他诗歌。艾青常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各种有趣的问题。有一个学生，当着艾青的面大摆“龙门阵”，讲到大熊星座和牛郎织女的故事时，添油加醋，引人入胜。艾青称赞他： “你想象丰富，热情，具有诗人秉性。”这一随意的鼓励，竟定了这个学生的“终身”，后来也成了诗人。艾青还帮助和指导学生们写诗作文，把宣传抗日和民主的墙报，贴到镇上的街头。不久，艾青离开育才学校，搬到重庆城里的张家花园。那里是“文抗”重庆分会的所在地。艾青参加了自武汉迁来的《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同时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欺骗性的《鞍鞯店》，活画贵人恶少嘴脸的《城市人》，声援法兰西人民斗争的《哀巴黎》，以及咏物寄兴的《公路》、《高粱》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重庆也开始笼罩着恐怖，艾青身遭特务的盯梢。经周恩来同志的安排和帮助，艾青等人化装为国民党的官僚，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终于于3月8日安然到达延安。组织上在兰家坪分配给艾青两个窑洞，安排他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让他自由写作。不久，延安创办铅印的《诗刊》，由艾青担任主编。
如果说来陕北之前艾青还是象他自己说的“穿着芒鞋，去寻觅温暖”，那么，到了陕北，他真正看到了多年所希冀的春天变成了现实。这也激发了他的新的诗情，思路更开阔、歌声更亢奋了。仅一年间，就以很大的热忱创作了《毛泽东》、《给太阳》、《野火》、《时代》等作品，歌颂革命领袖，歌颂解放区，歌颂时代，歌颂真实的光明。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艾青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后，为了响应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号召，艾青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要求上前线。毛泽东同志希望艾青先学习一段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于是，艾青继续留在中央党校，一边参加整风，一边学习马列，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使他爱不释手。与此同时，他结识了一些劳动人民里面的英雄模范人物，写过一些记录性的散文，并学习采用群众口语和民歌体写诗。他还担任了中央党校的秧歌队副队长，热心支持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由于在学习以及和工农群众结合上的成绩，艾青当选为模范工作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谈到这一段生活时，艾青写道： “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参加1942年到1945年间的整风学习，对我是一次大改造，我将永远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给予我的教育。这个期间，我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艾青选集〉·自序》)。这种变化包括从思想感情到语言风格的变化，这表现在：第一，由于来到了光明的天地和置身于革命的中心，更以历史主人公的姿态加强了诗歌的时代感，更自觉、更有力地为革命斗争歌唱。在《时代》一诗中，艾青明确表示对于这一伟大时代，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第二，由于到了“革命的理想的花园”，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以更欢乐的火焰冲荡着艾青的诗情，使诗作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延安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给太阳》、《野火》、《风的歌》等作品中，升腾的想象、丰富的幻想和奇特的夸张接踵而来。那“为金色的阳光所护送，向初醒的大地飞奔”的意向(《风的歌》)，那“你把日子铸成无数金轮，飞旋在古老的荒原上”的驰情(《给太阳》)，都是诗人对光明、理想和未来的热切钦慕与呼唤。第三，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因之也带来了语言风格的变化，随着“拂去往日的忧郁”的欢畅和接近工农群众的兴奋，更多的诗句如同黎明一样清新明亮起来。在1937年所作的《黎明》中，艾青确实真诚、但也不无朦胧地呼唤未来： “燃烧着痛苦的嘴，面向东方：黎明怎不到来?”如今，曙光升起于陕北并照向一个不无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真切的新的中国，诗人于是用满心欢快、明朗清亮、却又是多艰的人生经验之结晶的调子，向人们宣告：
趁这里黑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到来了
(《黎明的通知》)
臧克家公允地指出，抗战时期诗歌创作方面，“收获较大，成绩最好的是艾青”(《“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抗战整整八年期间，艾青从大半个中国的滚滚烽烟中汲取诗情，为民族、为人民贡献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旷野》、《向太阳》、《火把》、《吴满有》《黎明的通知》、《雪里钻》、《献给乡村的诗》等九部诗集。这是艾青创作的高潮期也是成熟期。之所以说艾青的诗在这一期间走向成熟，一方面是，诗人此时将芦笛变为号角，自觉地作为一个为悲苦的民族争取解放而呼喊，在他的笔端呈现严酷的斗争，悲壮的画面，有着血肉之躯的人物及其进取、乐观、昂奋的战斗精神，使艾青的诗作具有相当的时代感和现实性，有力地传达了人民的心声。另一方面是，诗人此时继续吸收了中外优秀诗歌之长，并吸收了来自群众的情感与艺术的养料，排斥了种种与生活绝缘的雕琢气与意念化，把自己的诗作投入到争取进步的艺术的前沿，以自由、开阔、精练的形式，形成了艾青自己深沉、集中、浑厚、洒脱的艺术风格。艾青不但用创作实践来扩大新体“自由诗”的影响，还用《诗论》来倡导“诗的散文美”——“主张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诗论〉·前言》)。艾青此时运用的生活化、现代化、诗化了的语言，比起早期新诗语言，在艺术表现力上确实更新鲜、活泼、丰富得多了。
这里，不能不谈到人们迄今还在讨论着的抗战时期艾青诗歌的“基调”问题。一般流行着三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艾青的本色是“悲哀” “忧郁”，从眼里到诗里“经常流着泪水”即是证明;一种解释认为，艾青投入抗战以后，即由悲怆之音转为高亢之调，与全民族的大的兴奋同步、并堪称艾青代表作的《向太阳》、《火把》可资说明;另一种解释又认为，在艾青那里，有“热”的和“冷”的、 “忧郁”的和“昂扬”的两种心理要求，因而创作出有的高亢、有的悲哀的两类作品，呈现出复杂矛盾的两种基调。
其实，倘若将这一时期的艾青诗歌视为一个系统，是不难明了这个问题的。所谓“基调”，无非是指诗歌美学意义上的情感世界的色泽，一方面是客观世界投射于诗人心灵的审美反映，一方面又是审美主体的美感向客观世界的推移，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抗战时期客观世界大动荡，大沉浮、大变化的情状自不必说。它既引起千百万人思想感情的动荡，也引起沉思、多情、善感，并且在动乱与坎坷的道路上更深刻地体验与思索着人生的诗人艾青内心的感情潮汐。动荡生活的冲击确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他自然会以变化着的眼光与心灵去看待时代的动荡和人生的变幻。就艾青的心境来说，可以说这样一些要素的有机组成：他和抗战这一伟大的事件相碰， “他底精神立刻兴奋起来，燃烧起来，感到了拥抱整个时代的沉醉” (《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这是昂奋意识;他想到，应当“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浓密如乌云，沉重地移行在地面上” (艾青《诗论·服役》)，这是忧患意识;他走遍大半个中国，仍然看到“到处都一样贫穷，污秽、灰暗”(艾青《秋晨》)，这是痛苦意识;他以自认“卑微”的自谦，表示要“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艾青《时代》)，驰骋于光明的天地和迎向黎明的年代，这又是前进意识。甘苦悲欢杂于一个诗人心间，艾青诗里的情绪与氛围也就显得丰富复杂，是不能简单地用一种色调可以概括了的。
不消说，作为杰出诗人的艾青，他诗里传达的情调，既不是单一结构，也不是分裂结构，又不是凝固结构。他在抗战时期的作品，独标真愫，作为与时代相应答的歌唱， 既表现了审美主体精神的丰富性、复杂性，悲中有喜，热中有冷，爱中有憎，抑中有扬……呈现为“杂色”;又表现为情调的运动上异向性与定向性的统一，或称之为基调的一元化。这种一元化，其特征就不是简单的“悲哀”或“高亢”，而应指情调中定向性、一贯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艾青的创作基调，或叫主旋律，就是对光明、对真理、对未来的执着的，有时是幸福临产时阵痛般的不断追求精神，悲哀与热望、黑暗与光明相交织(当然并非一半对一半，常常因事因诗有异，即便是某些“冷”色的吟咏中，仍有坚毅的因素暗示或透射出来)于这一主调之中。艾青抗战诗歌的力量，在于它总体上鲜有“通体悲哀”的篇章，也少见“通体高亢”的抒唱，而在一元化的“杂色”中掌握着诗美的和谐。或许，这正是“杂多的统一”的艺术规律在艾青诗歌中的胜利。
三
1945年8月，艾青和延安军民一起欢呼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从抗战胜利到1976年10月的胜利，这三十一年间，艾青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了许多的曲折。
从1945年8月开始，中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内阶级矛盾代替了民族矛盾。此时，迅速开赴华北、东北等地，接管日伪统占区，扩大革命力量，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当务之急。延安文艺干部配合部队进军，组成了两个文艺工作团，一个到东北，一个到华北。艾青担任了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在李德生部队掩护下，9月20日从延安出发，历时五十天，步行二千多里，到达关内第一个解放了的大城市——张家口。不久，华北文工团归并于华北联合大学，并设文艺学院。艾青担任了副院长，同时兼授文艺理论与创作的课程。他要安排学生下乡深入生活，参加土改，去前线慰问部队;要抓教学、创作、艺术教育，并兼管一点事务;还要主持讨论学生们的创作。这就使得他很少写诗，正如艾青自己所说： “写诗与行政工作是有抵触的。” (《我的创作生涯》)
1948年，艾青获得了到河北获鹿县农村参加土改工作的机会。他注意访贫问苦，还亲自审讯过一个有几条人命的恶霸，为民除了害。在土改期间，由于积累并感受了新的生活，艾青创作了组诗《布谷鸟》，内有《耙地》、《送粪》、《浇地》、《掏土》、 《春雨》、《喜鹊》、《布谷鸟》、 《送参军》等首，从诗歌到语言，均以通俗浅显的风格，勾画了一幅幅农民翻身分得了土地以后喜悦的画面。
当新的一年随着人民解放军挺进平津的步伐来临的时候，艾青带领青年诗人贺敬之和作曲家李焕之、周巍峙等一批文艺干部，来到了北平附近的良乡。他们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等待，一俟北平解放就随军入城。1949年2月，北平刚刚和平解放，艾青即参与了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艾青作为军代表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他首先去慰问齐白石、徐悲鸿这样一批著名画家，使这些在国民党统治下濒临饥饿和迫害的老知识分子，感受到温暖。进城初期，社会秩序、货币、物价都十分混乱，艾青先批给这些画家每人一百或二百斤小米，再着手为他们安排工作，让他们施展才能为人民服务。
不久，艾青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了国旗、国歌、国徽图案评选组的负责人。艾青为五星红旗的确定，创作了《国旗》一诗。这是诗人欢呼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声歌唱。
是年10月， 《人民文学》杂志创刊，茅盾任主编，艾青任副主编。他还兼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组长，多次主持召集诗歌创作问题的讨论。
1950年初春，艾青参加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妇联、青年团、文联等人民团体联合组织的“宣传保卫世界和平旅行讲演”，前往上海、杭州、广州、武汉、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活动。在这过程中，艾青写了《千千万万人朝着一个方向》、《可耻的旅行》、《亚细亚人，起来!》、《保卫和平》等作品，居多的是切近时事的咏唱。
1950年秋天，艾青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代表团的成员，赴苏联访问。四个月里，他写了整整一本诗集《宝石的红星》，包括《奥特堡》、《车过贝加尔湖》、《西伯利亚》、 《十月的红场》、《牛角怀》、《巴库的玫瑰》等等作品，居多的也是浮泛的颂词。
1953年江南春暖花开的季节，艾青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家乡。家里的旧房子被日本人烧了，现在的房子是新盖的。他去看望自己的乳母大堰河的坟，还资助一些贫穷的乡亲。这次回乡，艾青搜集了浙东山区抗日战争时游击队活动的材料，写出了叙事长诗《藏枪记》。这首诗是以不很熟练的民歌体写的，失败了。这次回乡，也唤起了诗人对童年时代和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的回忆，后来把这种不绝如缕的缱绻，写进了另一首抒情长诗《双尖山》中。
开国初期，许多诗人满心欢喜地拥抱新中国美好的现实，用具体而实在的心和笔歌颂光明。艾青为新的日子所感召，也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公认为稳妥的方式歌唱，其特点是直接地刻画生活场景与歌颂具体的事件，结构上趋于整齐，音韵语言爽朗明白。就艾青积累多年的艺术经验而言，他是不大善于描绘具体的、太实的生活情状的诗人，因而上述的努力，可说是常常在一种矛盾的心境中进行的，或者说意味着“避长扬短”。《女司机》中的“她在呼和浩特，考上了司机班，回来驾着大卡车，把工业品运到了草原”，很难说是艾青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藏枪记》中“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的叙述，也很难说是艾青的声音。他历来反对把诗写得象顺口溜，也不赞成用诗去对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去做简单、机械的配合，更戒睇那种想象贫弱的摄像式的制作。他自己在《诗论》中曾说过： “浮面的描写，失去作者的主观; 事象的推移，不伴随着作者心理的推移，这样的诗也被算在新写实主义的作品里，该是令人费解的吧。”但从上述的诗作片断来看，艾青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自我矛盾。这样，尽管他表示“如今灾难总算过去了，我要为新的日子歌唱”，但他的笔毕竟在现实生活的变革面前彳亍了。
艾青还是艾青。由于他在心目中坚持着诗要酿造生活而不能照搬生活，在一组国际题材的诗歌创作上获得成功。1954年7月，他受智利众议院议长的邀请，经欧洲到南美洲，前往智利访问，并参加智利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五十诞辰庆贺活动。在巴西写了《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智利写了《礁石》、《在智利的纸烟盒上》，还写了长诗《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在这组《南美洲的旅行》的诗里，更多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艺术概括，更多的从生活美走向诗意美，更多的暗示、隐喻、象征、想象在诗人笔底汇聚，使艾青以舒展自如的方式和自己的声音抒唱。他从一个黑人姑娘为她的小主人唱的催眠曲中，传送出“一个多么舒服，却在不住地哭;一个多么可怜，却要唱欢乐的歌”的人世间不平的呼声，并用一“黑”一“白”的鲜明对比，强化了诗的力度。他以穿透性目光，对画着“自由神”的纸烟盒有了诗的发现： “纸烟盒被扔在路边，我用脚踩，你来吐痰，不管是事实，还是象征，自由神只是一盒纸烟。”在这里， “自由神”与“纸烟盒”一经相互借代， 便找到了两者间的统一：自由不过是商标或广告而已。在著名的《礁石》一诗中，艾青又用启示性的语言和形象的魔杖，调动着读者的想象、联想和情感：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象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望着海洋……
在一般人的眼里，礁石总被视作丑恶的东西，因为它经常阻挡航道，撞翻航船。艾青则从完全新的角度观察它：事实上不是礁石去撞船，而是船去碰它;它听凭海浪无休止地袭来，而并没有损害别人。这首诗以其多义性显示了内容的丰富和含蓄。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化修养不同的读者，可以对诗的意义作不同的体会;即使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这首《礁石》，体会也可以有所不同。然而， 《礁石》又实在是站在受磨难的角度的真实感受。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不正是象礁石一样历经沧桑、饱受磨难而依然屹立、含着生命的微笑望着生活和斗争的大海么?象征性和启示性，使艾青更集中地把握着生活的真实和全体，在特定的形象上面爆发诗意之光。
《南美洲的旅行》说明了艾青的视野相当开阔，他的诗心能在生活的空间自由翱翔。艾青作为新中国的诗人，他是属于世界的。他为世界和平和人民友谊歌唱，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歌唱，这组国际主义的歌声足以弥补他在其它题材创作上的缺憾。
1957年1月， 《诗刊》创刊，艾青当了编委，同时又被聘任上海大型文学杂志《收获》的编委。4月，他到上海收集大量材料，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题材写作，只写了《外滩》一节，就因事搁下了。接着，陪智利诗人聂鲁达和巴西作家亚马多，从昆明飞往重庆，由重庆坐轮船顺流而下，写了《长江行》。
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发生了。
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艾青被划为“右派”。一切谩骂都是判决。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艾青必须到新的环境里接受改造。他到了当时担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那里，王震拉开地图，指着黑龙江省的一片还没有标上地名的土地，动员艾青离开北京，离开文艺界。王震又找到周恩来总理，请求让艾青到他领导的农垦系统生活和写作，周总理表示了赞同。
1958年早春，艾青前往北大荒开始了生命的新旅程。在完达山下的八五二农场的一个示范林场，艾青生活和劳动了一年半。此间，他写了两部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和《蛤蟆通河上的朝霞》。可惜后来全部丢失了。
1959年10月初，艾青又调到西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锻炼。不久，他选择了石河子的农八师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他有更多时间接触基层干部和群众，并收集了数十万字的素材，打算写一部描绘开发荒漠的众多英雄人物的长篇小说。
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中，艾青在石河子首先受到冲击。他被当作“死老虎” “大牛鬼蛇神”遭到抄家，游斗，示众，监督劳动。一直闹到1972年9月，林彪叛国潜逃丧命之后，艾青才算松了一口气。他被允许到医院看病，才知道自己的右眼患白内障而失明了。1973年春，艾青被批准到北京治眼疾。1975年春，他再次赴京治病，并且一直居住了下来。翌年丙辰清明，在中国人民为自己命运进行生死决战的时刻，在天安门广场阴沉的天空之下，在潮涌般的人群中间，挤着穿得颇为臃肿的艾青，苍老、庄重、凄苦的脸上，刻着泪痕。
漫长的创作生涯，艾青饱尝人生的甜酸苦辣，跋涉不无悲欢忧患。他先是和人民一起“欢呼”辞别了严冬的祖国的“春天”，继而由于对诗歌艺术执拗的追求而处于或誉或毁的十字街头，复而一眨眼就是迫不得巳的长期沉默。这一时期的创作显然不如抗战阶段活跃、丰盛。我们自然感慨诗人的命运多艰，但我们同时又必须说，沉默并非心死，磨难也是一种幸福。艾青是一块“煤”，是一把“火”，即使沉埋于底层，也依然在积聚着火力，在酝酿着燃烧。多少年的忧患和对人生、命运、前途的深思，使诗人的精神从“炼狱”中得以“升华”，他也从盛年步入作为沉思者的老年。这样， 待到他“归来”时，创作上出现又一次“火山爆发”，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
1976年悲喜之秋，艾青和千千万万人一起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友人鼓励他重操旧业——写诗。1978年4月30日，艾青第一次从二十年沉默中走出来，在《文汇报》上以“艾青”的名字发表了《红旗》一诗。随之又发表了《鱼化石》：
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
饶有哲理性和誓言性的诗句，既是一段历史的概括，又是一种勇进的呼号。读者这才知道艾青依然活着，信象雪片似的飞来：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他燃起过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春天，此刻，他又预示着一个必将到来的春天。”
1978年11月16日，在公布“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的第二天，艾青写了长诗《在浪尖上》。接着，于同年12月，完成了长诗《光的赞歌》。
在这两首长诗里，作为艾青的“火山爆发”，依然是为祖国的命运而咏叹、为人民的斗争而高歌。《在浪尖上》以激愤悲壮的笔触，描绘了“天安门”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歌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英雄。不过，这首诗过于切近时事，理胜于辞，且杂以当时流行的口号，削弱了诗美的力量。《艾青诗选》1984年修订再版本未予收辑此诗，是艾青明智的处理。但作为复出后的“试飞”，从此诗中显见诗人的激情与锐敏。倒是《光的赞歌》，确实成就了一部凝聚着诗人宇宙观、真理观、历史观和美学观的庄严雄浑的“交响乐”，闪耀着生命的熊熊火焰：
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也应该“蜡炬成灰泪始干”/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即使我们死后尸首都腐烂了/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
意味深长的是，在艾青早期赞颂光明的篇章中， 他歌唱“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 “太阳向我滚来”(《太阳》)，而今在《光的赞歌》里才一易而为“让我们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并且确认总有一天，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我们最勇敢的阶级，将接受光的邀请，去叩开那些紧闭的大门，访问我们所有的芳邻”，表示了诗人对于人类前途更深刻的信念。《光的赞歌》成为艾青的“诗体的哲学”，在思想内容上，更多地增添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成熟的观察与认识，更多地增添了历史的辩证内涵，其间不乏心灵上的血迹与震颤，但一到笔端，也成为警世之言;在艺术表现上，则“老而更成”，既绰有余裕地驾驭全篇，又更见内向、机敏、浑厚和淳朴，诗风开阔，气度恢宏。这是体现艾青老而弥壮的进取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1979年2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作出了“关于艾青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至此，艾青二十年的沉冤正式宣告平反。艾青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党籍。他写道：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艾青诗选〉·自序》)
春节过后，艾青担任《诗刊》社组织的诗人海港访问团团长，带领二十余名诗人，到海南岛、湛江、广州、上海等地参观访问。他写了《盼望》、 《海水和泪》、 《盆景》、 《神秘果》等一批短诗。
夏天，艾青又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三国写了：《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墙》等引人注目的诗篇。诗人凝视着东西柏林之间那堵只有三米高的墙，感叹它象一把刀“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艾青指出，这“只是历史的陈迹，民族的创伤”，即使再高、再厚、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千百万人的/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诗人借助“墙”的依托，在“国家要统一”的跑道上，展开和升起了诗的机翼，不具形的思想由于富有特征的具体形象的凭借，得到了情真意切的展现。难怪德国人听了这首诗的朗诵后激动地说： “从来没有一个外国诗人，对我们民族的心理了解得这么深!”
艾青同联邦德国一家电台的记者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记者：……说您是悲观主义的代表。
艾青：悲观?我从来不悲观。我写了许多诗，歌颂太阳，春天。《向太阳》、《火把》、《黎明》都是歌颂光明的。甚至在我最艰苦的岁月里，我都反复吟诵白居易的诗句，意思是说：即使我的一生再怎么艰苦，我也是这里的一个人。
记者：对您这样一个出生在江南的人，长期在华北、新疆，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够呛吧?
艾青;那当然。事情不可逆料，但我终于回来了。对一个诗人，最痛苦的是不允许发表作品。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个作家不能发表作品，就意味着死亡。但我并没有死，所以我对一切还是满意的。1957年后，我同一切割断了，我仿佛活在一个棺材里，但世界并没有同我割断关系。最近我才知道，香港不断出我的书，甚至法国也出过我两本书。
记者：您用镜子譬喻真理问题，在《镜子》这首诗里就涉及到真理问题。
艾青：是的，人们要诚实……
记者：您是不是想说，作家和他的作品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艾青：是的，当然。
在外国朋友眼里，艾青是诚实的、有信仰的诗人。他用诗的思维和语言表达真实与真理，并用自己民族的声音面对世界发言。
1980年6月，艾青受法国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和巴黎第三大学的邀请，前往巴黎参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国际座谈会。他带去的论文是《中国新诗六十年》。诗人和巴黎已阔别四十八年之久，曾经居住过的玫瑰村不见了。艾青到拉丁区去找他住过的里斯本旅馆，房子还在，但门面已焕然一新。艾青感慨地对人说： “我是喜欢法国的。近五十年了，变化是很大的。巴黎更加豪华了，修起了高速公路和许多新建筑。但凯旋门依然屹立着，圣母院和卢浮宫依然屹立着，这些没有变，就如同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这次重游法国，艾青带回了组诗《巴黎及其它》。
同年9月，受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主持人聂华苓教授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四个月的写作、交流、讲演和参观访问活动。到过得梅因、芝加哥、费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印地安那、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写了一些短诗。对于这片陌生的异域，艾青费了很大的劲去把握它。一方面，这个社会处于现代物质文明之巅，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由金钱主宰一切，充满着疯狂、堕落和犯罪。这样，艾青写《纽约》，既勾勒了“太多的摩天大楼，钢铁与玻璃的悬崖绝壁”的风貌，又描画了“百灵鸟和夜莺，只存在教科书里”的畸形，更揭示了金钱与竞争的社会本质： “一切都在追赶速度，人在追赶中求生存，时间在奴役着人类，金钱在驱赶着时间”，致使“有人进入天堂，有人进入地狱”。
从1981年到1983年，艾青先后完成了长诗《面向海洋》《清明时节雨纷纷》、《四海之内皆兄弟》，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和《十月》杂志上。此间，艾青曾分赴日本、新加坡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和国际华文文学营会议。艾青不仅抓紧自己的有生之年努力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又十分关心中国新诗的发展，先后写了《新诗应该受到检验》、 《我对诗的要求》、《答〈诗刊〉问十九题》、《答〈诗探索〉编者问》、《与青年诗人谈诗》、《从“朦胧诗”谈起》等多篇论文，参与了中国诗歌界的论争和理论建设。此外，他还经常会见来自五洲四海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热情地促进着中外文化交流。
五
年迈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 “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有用的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合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抗战时期的重要诗作《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等篇，忠实地记录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与不幸，为时代之阴暗的底层和人民艰苦的斗争染上悲壮的色彩，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诗人和自己的人民一起，感受旧世界的桎梏，经历斗争烽火的磨炼，也共享着解放的欢悦，在时代的洪流中前进。作为延安时期的叙事长诗《雪里钻》，正面描写了穿上军装的农民——中国士兵在革命队伍中的成长。在参加土地改革过程中创作的《布谷鸟》，反映了翻身农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劳动的动人景象，渗透着诗人为农民翻身解放而产生的欣喜之情，及至六、七十年代间震荡中国大地的劫波刚刚平息，艾青又同人民一起思考，率先创作了长诗《在浪尖上》，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将愤怒和仇恨投向猖獗十年的“四人帮”，把深沉的哀思献给人民爱戴的老一辈革命家，对“政治风暴浪尖上的海燕”——新的一代青年给予极高的评价。从他众多作品的朴素雄浑的风格中流露的真实情感，以及那潜藏于诗中力求改革现实的决心和勇气，不难看出诗人对时代、生活和人民的忠诚。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许多作品，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向太阳》及其姐妹篇——在宽阔的社会背景下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方向的叙事诗《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到了延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诗人将对光明的歌颂和对新时代的礼赞具体地结合起来，歌颂了“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身上”，领导人民创造光明的领袖(《毛泽东》);歌颂了含蕴着革命内容和力量，使世界“觉醒起来!喧哗起来!”的野火(《野火》);歌颂了在新世纪“早晨的阳光里一刻也不休息”的“春姑娘”(《春姑娘》)。而在二十年沉默中归来以后，基于对“光中也有暗，暗中也有光”的新的认识，艾青在他新作的长诗《光的赞歌》中，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观点，热情地讴歌了“只知放射，不求报偿”，“大公无私、照耀四方”的光明，又着力鞭鞑了“凝固得象花岗岩”似的黑暗，表达了“和光在一起前进，和光在一起胜利”的内心渴望。可以说，在黑暗中把希望寄托给黎明，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是艾青作品的基本趋向;没有对光明的执着追求，便没有艾青的诗。
艾青作为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作品中紧密结合现实、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又同新鲜的诗美结合在一起。他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 《诗论·美学》)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有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如《欢呼集》)或过于凌虚(如早期的某些作品)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之新奇的联想、想象、意想、象征而来。造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的密云期作的《太阳》一诗中写太阳： “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融进了深刻的感受的想象和意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他写每天惊醒吹号者的， “是黎明所乘的车辆的轮子滚在天边的声音……是他自己对于黎明的过于殷切的想望”(《吹号者》)，丰富而贴切的联想使形象得以升华。在《镜子》一诗中，即使是写“做人要诚实”这类抽象的观念，诗人也把这种观念转化为具体可触的镜子，并通过对它的凝视，勾画出在真理面前不同的人的不同心态。及至晚年，他作品中的形象更简洁明确，语言更质朴纯净，除了继续保持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特色，又增添了深沉的思考和睿智的哲理，诗作温文尔雅，更见内向，富有机敏。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首先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即使是他在逆境中，也有许多人在关注他。一位新疆的工人，曾经给艾青寄来几页自己珍藏的艾青诗作的书页。艾青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位置， 由此可见一斑。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他的作品被译成俄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罗马尼亚文、捷克文、匈牙利文、保加利亚文、芬兰文……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在七十年代末的一次巴黎诗会上，艾青的名字和法国人民最喜爱的两位诗人艾吕雅和普列维尔，和世界著名的诗人谢甫琴柯、希克梅特、洛尔伽、聂鲁达，里尔克等人的名字，并列在法兰西歌剧院诗歌朗诵会的节目单上。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们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我们也不难看到，许多从抗战时期或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诗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艾青诗歌的启发和影响。而有的外国作家也为“艾青的作品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而自豪。
艾青说： “我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注释
附录一 艾青著译目录:
《大堰河》(诗集),自费出版,上海群众杂志公司1936年11月印行。收入九篇作品。
《北方》(诗集),收入诗作十六首。1939年在桂林自费印刷,交付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文学丛刊”出版。
《向太阳》(抒情长诗集),列为“七月诗丛”之三(胡风主编),香港海燕书店于1940年6月出版。
《旷野》(抒情诗集),分“旷野集”和“马槽集”两辑,共收入三十六首诗。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9月初版,1942年、1947年分别再版。
《火把》(叙事长诗),1941年6月由重庆文化出版社列为“文季丛书”出版。《献给乡村的诗》(抒情诗集),收入七首诗作,昆明北门出版社1945年6月初版,上海群众书店1947年重版。
《反法西斯》,系艾青在抗战期间关于国际题材方面的诗作结集,收入二十八首诗,分《中国人民的歌》、《希特勒主义》和《敬礼啊——苏维埃联邦》三辑。上海读书出版社1946年4月出版。
《艾青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系艾青第一本自选诗集。
《春天》,收诗作五十三首,除少数作于抗战胜利和解放区土改运动外,主要是艾青建国以后的作品结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出版。
《黑鳗》(叙事诗),1955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4期,1955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成单行本时艾青作了一些修改。
《归来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收入抒情长短诗一百零六首,此集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一等奖。
《诗论》(论文集),桂林三户图书社1941年9月初版,其后有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年版,上海杂志出版社1947年版,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北京天下出版社1952年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和1980年8月版等。
《艾青谈诗》(诗论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5月作为“海韵论丛”出版,收入艾青“归来”以后有关诗歌的论文、谈话、序文及答问等二十五篇文章。
《原野与城市》(译诗集,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著),1948年由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本凡尔哈仑诗选的译本。
附录二 艾青研究资料简目:
胡风《吹芦笛的诗人》,《文学》B卷2期(1937年)。
吕荧《人的花朵》(艾青、田间合论),《七月》6集3期。
闻一多《艾青与田间》,《闻一多全集》第3卷。
晓雪《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罗伯特·弗兰德(美)《从沉默中走出来》,1979年4月6日——9日《华侨日报》,又载《中国文学》(英文版)第六期。
谢冕《他依然年轻——谈艾青和他的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辑。
骆寒超《艾青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海涛、金汉合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青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杨匡汉、杨匡满合著《艾青传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