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人物简历简介,臧克家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号孝荃，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臧家庄一个堂号为“凝翠轩”的封建地主家庭里。曾用名臧承志，字士先，借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何嘉。他从1929年开始发表新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热情的歌唱。他创作的近三十本诗集，不但标记着诗人辛勤的劳绩、艺术的得失、多方面的开拓和向人民、向革命逐步靠拢的生活与创作道路，而且是研究中国新诗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

汲取多方面的营养茁壮成长

臧克家的童年、少年，是在一个充满着诗的气氛的环境里度过的。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古典诗词的爱好者。祖父朗声吟诵《长恨歌》的澎湃诗情，父亲与族叔结成诗社与邻村诗人赛诗的盛况，一直激荡着诗人年轻的心。九岁入私塾后，他熟读并背诵了大量的古文和诗词，其中不少名篇佳句，象《滕王阁序》、《陋室铭》等，至今还能默诵如流。他的庶祖母很善于讲故事。孙悟空和二郎神斗法、牛郎和织女七夕相会等传说，早就深深地印在诗人的脑海里。他家的佃户“六机匠”更是“出众的故事圣手”，他善于抛梭织布，更善于把一串串奇异美丽的传说故事编织进孩子们心中。笔名“一石”的族叔臧瑗望，自号“双清居士”的四叔臧武平都是臧克家走上诗坛之前的领路人。他们对诗歌狂热的热爱和独特的理解，都催动着臧克家心中诗的根苗的成长。胶东半岛上的诸城，背依着苍翠的马耳山和常山，清水白沙的潍河静静地流淌，广袤的田野上还是一派古朴的田园风光。这里的春晨秋夕，这里的田园情调，一直是臧克家许多诗篇的背景和底色，无论是遥远的巴蜀还是繁华的上海，都不曾稀释他这一派浓浓的乡思。诸城，又是土地极为集中、剥削也十分严酷的地方。富户田连阡陌，宅院成片，谷仓里长出的大树，粗大得可以解作船板;农民辛劳一年，自己落得“三条肠子空着二条半”， “穷得上吊找不到一条绳子”!诗人后来说： “童年的一段乡村生活，使我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严肃、刻苦、良善……我的脉管里注入了农民的血。” (《我的诗生活》)。对北方农村生活的深切的感受，对剥削者压迫者的强烈憎恶，对贫苦农民的真挚同情，奠定了他后来成为“农民诗人”、 “泥土诗人”的坚实基础。

1919年，十四岁的臧克家考进了诸城县第一高等小学。这正是“五四”的怒潮席卷全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从几千年的沉睡中觉醒过来的时代。北大的学生到诸城来宣传反帝爱国的道理，第一高小的学生们也组织起来，参加街头演说，声泪俱下。这给刚从私塾的“子曰”“诗云”中走出来的少年臧克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年以后，他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与李广田、邓广铭、李长之等同学。在这所由主张“新旧共蓄，兼容并包”的王祝晨任校长的学校里，他开始广泛地接受“五四”新文艺的影响。1925年，山东督军张宗昌严令大中小学“读经”，起用清末状元王寿朋出任省教育厅厅长，一时教育界乌烟瘴气。臧克家苦闷之余，写成通讯，以笔名“少全”投寄《语丝》，周作人加以标题《别十与天罡》刊载于第四十五期。此后，政治更加黑暗，恐怖笼罩济南，张宗昌的警备司令部曾向一师指名拘捕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等进步学生。还声言要派兵搜查学校，查禁进步书刊，一时空气十分紧张。1926年秋，臧克家基于对黑暗现状的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秘约族叔臧功郊、同学曹星海经青岛乘海轮去武汉。他后来在长诗《自己的写照》中曾这样描写过当时的心情： “十月的天空排满了雁行，/向着温暖它们驾起了翅膀，/冷笼插不住心的候鸟，/排成人字，我们要扑向南方的太阳。/……大江从天上摆来了腰身，/逆着它的银鳞我们上溯，/一万声自由的波涛叫着我，/叫我到武汉三镇——光明的结穴处。”

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设在武昌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教育长张治中，教官有恽代英、李达、李季、施存统、周佛海等。那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苏兆征、恽代英、郭沫若等人不时到校讲演。在这里，臧克家初步接触到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受到北伐时期高涨的革命形势的教育和鼓舞，也受到严格的军事生活的训练。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国共合作破裂，武汉成为左派革命力量中心。5月，夏斗寅、杨森叛变革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奉命与学兵团合编为中央独立师，在师长杨树松指挥下到纸坊、汀泗桥等地平叛，臧克家任副班长。7月，武汉也被右派控制。中央独立师平叛归来无立足处，被骗驻九江。船一靠岸，即被张发奎部缴械，形势顿告危急。在同学曹星海、臧功郊、刘增等的帮助下，臧克家侥幸脱险，与共产党员刘鸣鸾化装出走，经上海回到山东。

“四·一二”的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全国。1928年6月，新婚两月的臧克家突遭诸城县党部追捕，幸得奶妈报警，才得越墙出走。先跑到沈阳，又辗转流亡到依兰，化名臧承志，字士先，在依兰地方法院充当“录事”，以月薪七元谋生： “脱下清晨披起黄昏，/一个影子随我的身，/对外人说是自己这里有家，/到了家自己却成了外人!” (《自己的写照》)中秋时节，依兰的雪花已经飘落，浪迹天涯的诗人还没有棉衣。祖父帮助他从东北急赴上海，会见了等候在那里的妻子王慧兰。1929年春，才相偕辗转回到济南。

这一段峥嵘岁月，在臧克家的思想和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大革命时代壮潮的激荡，工农民众政治热情的感染，开拓了眼界和胸怀，在他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一年多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涯，也使他勇于正视现实，既对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促进了与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他说： “七年的蛰伏磨去我的锋棱，/心上常响着二月的雷鸣，/一千句谎言盖不住一个事实，/黑暗磨亮了我的眼睛” (《自己的写照》)。从这样风云变幻的时代中走过来，也使他脆弱的身心受到了一次相当严峻的考验，他一面坚信“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 (《不久有那么一天》)，一面又悲愤地自嘲： “……你自己也不知道要去的地方，/不要记住你还有力量，/更不要提起你心里的那个方向” (《象粒砂》)。这种矛盾痛苦的心情和长期以来不安定的生活，使他还在青春年华就备尝长夜无眠的痛苦。这一切，综合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从选材的角度到抒情的方式，从感情基调到创作风貌，都烙印着这一段生活而显示出独特的个性。

1929年9月，臧克家借用族叔臧瑗望的中国大学预科毕业文凭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年底因神经衰弱复发休学，卧病半年。1930年夏，以数学零分，国文98分的成绩正式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两年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先入英文系，后得中文系主任闻一多赏识，转入中文系，一直到1934年毕业。

带着古老的山东农村的浓郁泥土气息，经历了北伐前后大革命时代风雨的吹打，臧克家走进宁静幽美、充溢着学术文艺气息的青岛大学后，在“五四”新文艺的春雨滋润下，诗的根苗迅速地萌发成长起来。早在济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就相当广泛地接触了鲁迅、郭沫若、冰心、田汉、冯至、穆木天、汪静之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不但培养了对文学的嗜好，也启发了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觉悟。他曾摹仿冰心的笔调，在作文《游大明湖》中写道： “纵然使我有万斛愁肠，也容不下这许多凄凉。”老师在卷末批道： “清秀如冰心女士，悱恻似郁达夫。”在诸位新文学作家中，臧克家最崇拜的莫过于郭沫若。《女神》那种狂飙突进的激情和对反抗、自由、创造的呼唤， 《瓶》那种清丽幽婉的风韵和低回忧伤的情思，都曾深深地激荡起青年臧克家心海中的波澜。他摹仿郭沫若写成的厚厚的诗稿，后来虽然都烧掉了，但《女神》中对光明和真理的渴望，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却一直燃烧在他的诗行中。考入青岛大学后，他接触了王统照、赵太侔、沈从文、游国恩、萧涤非等作家学者，受到闻一多先生悉心的指教，为后来的诗创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功底。他钦佩闻先生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热爱祖国憎恨黑暗和丑恶的思想感情，也十分赞同闻一多关于建立新诗格律的主张，反复地琢磨，掂量着每一句诗每一个字的分量，品评着诗的想象、比喻、象征的韵味。他的早期诗作，从遣词造句到章节安排，从色彩、韵律到全诗的风味，都带着《死水》的明显的影响。他说过： “这时期，我接触到的是新月派的诗和诗人，自然也受到了影响。我本来就喜欢古典诗歌和民歌，喜欢格律化的作品，象闻先生所要求的，‘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诗篇，所以一接触到闻先生和徐志摩先生的诗，就似曾相识，一见如故了。但是，这主要在表现艺术方面，我的思想，我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悲愤满怀苦吟诗》)

闻一多认为臧克家对生活、对艺术的严肃和执着，是和文学史上著名的苦吟诗人孟郊颇相类似的，“除了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再适合不过了。”(《〈烙印〉序》)。臧克家不是下笔千言、依马可待的才子。他的诗，多半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心血的结晶。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是他如醉如狂地学写新诗的时期，也是他刻苦、严肃、认真、执着的艺术追求精神发射出最动人光彩的时期。他追述过那时对诗的看法： “我拚命的写诗、追诗，我的生命就是诗。我真象东坡眼中的孟郊一样，成了天地间的一个‘诗囚’了。”“一切皆朽。惟真理与事业永存。诗就是我以生命全力去倾注的唯一事业!”他生动地描写过昼夜苦吟、用生命去写诗的情景： “白天写，夜里写，睡觉之先，床头上预备好铅笔和纸片子，另外，一支小洋蜡，一盒火柴。为了某首诗中的一句欠妥，某句之中的一字未安，不论是在未成眠时，不论是在朦胧之中，只要一触及或者有新得时，不分冬夏，就立刻翻起身子来燃烛摸笔，不要让诗跑了!”(《我的诗生活》)这种对艺术的认真追求和苦心探索，是臧克家刚走上诗坛就以沉着坚实的步履赢得普遍的赞誉的关键之一。很显然，这种对艺术的态度中，揉和着北方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他“沉着而有锋棱”的生活态度配合默契，为他创作出独具光彩的早期抒情诗，为他在1933年的诗坛上成功地崛起，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要做高歌正义的“天鸡”

臧克家漫长的诗歌创作道路的起点何在?现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和研究文章中是其说不一的。有的定为1933年《烙印》的出版，有的笼统地说是在1930年考入青岛大学以后从闻一多先生学写新诗，有的具体指出是在1932年开始发表创作，……甚至连诗人自己也误记为是1932年开始公开发表新诗的。前不久，我们从劫余残存的青岛旧报中发现了部分臧克家早期集外佚作，最早的是1929年8月16日作于青岛大学，同年12月1日发表于青岛《民国日报》副刊《恒河》第19期的新诗《静默在晚林中》。这就为确定臧诗创作的起点，提供了一点新的线索。同时，这些佚文佚诗，还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臧克家早期抒情诗与“新月诗派”的异同。

1929年，正是臧克家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和大屠杀的恐怖，带着心灵上重重的创伤和忧愤，刚踏上海天一碧，风光旖旎的青岛的时候。自然风光的秀丽清隽和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恰好成为鲜明强烈的对照。而思想感情一时又找不到更为惬当的寄托和归宿，年轻的诗人便很容易走上皈依自然、礼赞自然的道路。面对锦绣般的晚霞和激荡不已的大海波涛，诗人饱经离乱的身心，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抚慰。他合上了惶惑于风云变幻、惊恐于刀光火色的眼睛，从“云影山光”中看到一座幻美的艺术之宫，不禁“陶醉在自然美好的怀抱中”，“默默的赞颂着人生至境”(《静默在晚林中》)。寄托在其中的厌弃和向往，使他同“新月派”中坚人物徐志摩，有了某些相通的情愫。他曾这样描写过那时心目中的“诗哲”： “读了《死水》，我又把徐志摩先生《翡冷翠的一夜》、《志摩的诗》、《猛虎集》、《云游》全借来读了。一经入目，便一往情深了。我喜欢他的潇洒。象一位象牙塔里的诗仙，穿一件纺绸长衫，在海滨夏日的阴凉下，天风吹得绸衫和人一起飘飘然欲凌空飞去。” (《悲愤满怀苦吟诗》)

如果说臧克家早期诗作中曾经淡淡地徘徊过徐志摩的影子，那么，更多更明显地烙印着的便是闻一多的诗风。在闻一多主持青岛大学中文系的两年里，臧克家不仅是闻先生讲坛下最热心的学生，听闻先生讲唐诗，讲《死水》，讲拜伦、雪莱与华兹华斯，讲英语诗特殊的结构和韵律，而且是“一多楼”上闻先生书房里最常见的客人，笼罩在从闻先生大烟斗里升起的袅袅白烟中，主客相对经常谈诗到深夜。他那时能不加思索地背出《死水》中的任何一首，也常常因为最心爱的某句某字恰好也得到闻先生的赞许而咚咚地心跳半夜不能入睡。他的不少诗稿，都是经闻先生介绍而在当时门槛颇高的《新月》月刊上发表的。臧克家十分心折于闻一多关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的主张，在早期诗作中刻意摹仿闻诗的手法和意境。例如《战场夜》，它用一幅幅色调鲜明的画面来写意抒情，诗人并不直接表示自己的爱憎，这使人想起闻一多的名篇《荒村》;它写横卧战场的尸体是“他们或许闹得太累，/眼皮上压着沉重的瞌睡，/白露描在眉尖，/眼缝里有个未了的心愿”，使人想起闻一多写给亡女的《也许——葬歌》，那里面也在貌似平静地哭诉着“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它用色彩鲜明的词藻描写丑陋腐恶的事物借以宣泄胸中郁积的愤懑——“鸱鸮给他们唱歌，/恶狗在身旁叫哭，/鬼火照着幽灵跳舞，/青蛇到处严密地巡逻”，更使人想起《死水》中的名句：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积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自然，其间有功力的不同，境界的差异，但命意遣词的基本路数，显然是有共同之处的。

臧克家崇拜闻一多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欣赏过徐志摩潇洒飘逸的才气，与陈梦家并列为闻一多诗门之前的“二家”，但“梦家的诗在天上，我的心在泥土里。”(《我的先生闻一多》)臧克家更多地关注着辗转挣扎在泥土上的劳动人民的悲苦，以深切的同情描写着黑暗角落里的零零星星、点点滴滴。正是这种同农村，同劳动人民血肉联系的感情，使他迅速地告别了“新月诗派”，毅然停止了对虚幻的“艺术之宫”的礼拜和向往，而以其独特的《烙印》式的坚实、凝重的歌唱，为中国新诗开拓出一个新的境界，也使他成为崛起于三十年代初期的著名新诗人。

1933年7月，刚读大学三年级的臧克家，在诗坛前辈闻一多、王统照指导、赞助下，自印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烙印》是臧克家生活和艺术的结晶，也凝结着进步文艺界共同的心血和汗水。诗集的印刷费由闻一多、王统照、王笑房各出二十元凑足，卞之琳、李广田在北平为之设计封面，联系印刷，王莹义务校对，王统照出面作发行人。《烙印》出版后，茅盾，老舍等纷纷在当时影响甚大的《文学》月刊上著文评介，韩侍桁称臧克家为“一九三三年文坛上的新人”。诗集出版一两年内， 《文学》、《益世报》、《众志月刊》、《文艺月刊》、《申报·自由谈》、《中和报》、《晨报》、《现代》等报刊均刊载评论文字，京、沪、津、宁等大城市均有人著文评介，一时影响很大，甚至有称为“臧克家体”或“《烙印》体”者。1935年，朱自清曾在《新诗的进步》中指出：中国新文学“初期新诗人大约对于劳苦的人实生活知道的太少，只凭着信仰的理论或主义发挥，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没力量。近年来乡村运动兴起，乡村的生活实相渐渐被人注意，这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臧克家先生可为代表”。自印版《烙印》由闻一多作序，收入《生活》、 《烙印》、 《失眠》、 《变》、 《老马》、 《老哥哥》、 《炭鬼》、《神女》、《当炉女》、《歇午工》等抒情短诗二十二首。1934年3月，《烙印》由开明书店出版，加入《到都市去》等四首和《再版后志》一篇。

1934年7月，臧克家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8月，应邀到座落在古运河畔的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后改为山东省立临清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和一群酷爱文艺的孩子结成了忘年的诗友。朝雾未开的春晨，他们踏着河边的白沙，走进花枝有情低拂人面的梨行，听着桨声欸乃，寻访历史的故迹，探测明天时代的风向。红霞满天的秋夕，他们漫步在广袤的鲁西平原，从雪海银浪的千里棉田中捕捉诗意，把北国的金秋景色和农民的悲欢细细写进诗行。白天，他给孩子们上课讲诗，晚间，孩子们拥到他身边写诗改诗，炽热的诗情熔化了年龄的隔阂、师生的界限，甚至风狂雨急的深夜也不能中止这诗的空气。他后来满怀深情地说： “这是诗的摇篮，爱的田野， 理想的天国，我的生命在这里扎根，感情的蔓子爬到了孩子们的心上，我住的那间土屋上，古老的城头上，夕照下的流水上……。我的每一篇诗，他们是最先的读者，那首好，那首坏，那个句子好，那个字下得欠火候，他们说的恰合我的心，……他们有些人摩仿我，甚至偷窃我，而我也是。他们有许多句子，被我改造过、精炼过，嵌到了自己的诗篇中了。有的整个搬过来，给它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同这样群子互相学习着，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也是我的先生。……‘临清时期’在我生命史上是‘黄金时代’，在我诗创作的程途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的诗生活》)。三年里，他写下了自传体长诗《自己的写照》，写下了收入诗集《罪恶的黑手》、《运河》、散文集《乱莠集》中的大量诗文。每值暑假，则常到青岛消暑，并且与文朋诗友相会，切磋琢磨，互相启发。1935年夏，便与王统照、老舍、洪深、赵少侯、吴伯箫、孟超、杜宇、刘西蒙、王余杞、李同愈、王亚平等共同创办了周刊《避暑录话》，发表了不少短小隽永的诗歌、散文、杂文、戏剧、评论以及译文译诗，给青岛文坛注进一派生机，一时影响很大。臧克家为该刊题写了刊名，还发表了《要活》、 《说大蒜》等诗文。随着作品的丰富，在文艺界的交往、活动也频繁起来。1936年6月，接到王统照介绍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函件，当即具名参加;又先后以《罪恶的黑手》、 《自己的写照》等诗作寄赠鲁迅先生;1936年10月，得鲁迅先生病逝的噩耗，悲痛中写了悼诗《喇叭的喉咙》，发表在《作家》月刊上。

《烙印》、《罪恶的黑手》和《运河》，集中反映了臧克家早期抒情诗的成就和特色，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正视现实， “不受生活的贿赂去为它低头”，一颗平凡的心， “永远在泥土里开花”(《自白》)，是臧克家对生活的观点，也是他早期抒情诗最显著的特点。

在《老马》、《老哥哥》、《罪恶的黑手》等篇什中，诗人满怀悲愤勾画出了北中国从市镇到农村一派动乱、破败、困穷、阴暗的现实，哭诉了下层群众悲苦不幸的遭遇，把勤劳质朴、忍辱负重的劳动者的悲剧形象生动地再现于诗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老马》只有八句：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这是对旧中国亿万农民在封建势力重压下含辛茹苦、屈辱深重、前途渺茫的悲惨境遇的高度艺术概括。《老哥哥》通过一个老长工和地主少爷的对话，扣人心弦地写出被地主榨干了血汗之后的老年农民的凄惨结局。 “老哥哥”给地主做了一辈子牛马，为侍奉老少三代主子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血汗，而今“年老无用了”，竟被狠心的地主撵出家门。悲惨的命运，象天罗地网一样笼罩着世世代代的农民，无论是正在拉车的“老哥哥”还是已经衰老不能拉车的“老马”，都已经被过多过重的折磨和苦难淹没了思想，铲除了希望，甚至连诉说冤苦的愿望都已经完全冷却凝固，只是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这种生动的描写、深刻的理解和颤动在诗行中足以灼痛读者的深厚感情，使臧克家成为当时极为少见的“农民诗人”，清楚地标志着他已经在真理和正义的吸引下，开始了对自己出身的阶级的背叛，自觉地向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靠拢。

《罪恶的黑手》是一首揭露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伪善本质、呼唤被压榨被愚弄的工人群众来一个伟大的反叛的响亮战歌。利用宗教对我国人民进行奴役，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手段之一。作者以清醒的民族意识，选取了这一富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材，在新诗领域里第一次从正面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罪恶本质： “忍辱原是至高的美德，/连心上也不许存一丝反抗!”诗篇赞扬了工人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量，坚信受苦受难的奴隶将来一定能翻身解放，做新世界的主人。

臧克家的早期抒情诗，还以饱蘸深情的笔触，描写了有家难归、无处居留的难民(《难民》);强作欢颜，内心凄苦的妓女(《神女》);在“鬼都望着害怕的黑井筒”里干活，“把死后的抚恤和妻子的生活连在一起看”的挖煤工(《炭鬼》);身子卖给主人、经年以泪洗面的丫头(《小婢女》)……这些在苦海中挣扎的“不幸的一群”，他们辛劳的身影，卑微的心愿，从不同侧面逼真地显示了旧中国劳动群众的悲惨命运，鸣奏出一曲令人心碎的下层社会的悲歌。臧克家诗歌的现实主义，便是由于深深地扎根于劳动群众生活的底层而获得了思想的力量、艺术的光彩和读者的信任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努力发掘潜藏在劳动者身上的勇毅不屈的品格。《当炉女》中的女主人公在失去丈夫以后，虽然生活拮据，孤苦无依，却毅然接过丈夫留下的唯一的家产——风箱， “果敢地咬住牙根：/‘什么都由我承当!’”这种顽强的生活意志，这种不悲观、不绝望、不屈服的坚韧性格，正反映了劳动妇女不屈不移的品格和精神力量，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伟大民族的灵魂。这类形象的塑造，使臧克家的诗歌更加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美和艺术力量。

臧克家早期抒情诗中，还有以“我”为抒情主人公，以直接抒写作者内心世界的波澜来映射时代、社会风云的另一类型。大革命失败之后笼罩全国的政治低气压，浪迹千里埋名隐姓的流亡生活，都在他心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痛，使之更为清醒地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冷酷。青岛大学那种远离了斗争的急风暴雨，日日与天风海涛为伍的生活环境，也便于痛定思痛，以哲理思辨的形式倾吐自己对人生的伤感和愤懑。从《象砂粒》中孤独无依、无法在风暴中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苦恼，到《万国公墓》中只有化为鬼魂埋首丛冢才能了却人间恩仇的近于虚幻的情怀，都深刻地留下了风云变幻的时代的足迹。远离了革命，看不清方向，心上浸透了羞愧和苦恼，他甚至把自己比成“一条吃巴豆的虫”，岁岁年年“嚼着苦汁营生”，“把个心提在半空，/连呼吸都觉得沉重”(《烙印》)。黑暗和死寂统治着左右上下，只有“血淋淋的我那颗心，/在黑影的浓处发亮”(《失眠》)。这些诗，诚如作者自己后来所指出的，反映了情感上“失望消沉的一面”(《〈烙印〉新序》)，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压抑、窒息的气息，几乎使人艰于呼吸视听;但作为时代的产物，作为一个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青年，在历史突然发生逆转的年代里消沉的思想和激愤的情绪的真实记录，它的认识作用和历史价值，却是那些有着生硬的“光明的尾巴”的作品所不能替代的。同时，诗人又毕竟从幼年起脉管里就注入过农民的血液，后来又虔诚地接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在历经忧患之后，希望和理想的光芒是暗淡了一些，但并未熄灭，对未来的信念不免有些空泛，却不是毫无根基自欺欺人的空喊。因此，他的生活观，每每带着异常鲜明的个性色彩：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这样，你活着带一点倔强，/尽多苦涩，/苦涩中有你独到的真味”(《生活》)。 “要活，/就挺起腰来认真的活，/不能学死水里的游鱼，/不想向明天，/拨刺着一点透脊的泥波“(《要活》)。正是这种严肃、执着的生活态度，使风华正茂的青年诗人不屑去吟咏爱情的苦恼和欢欣，更蔑视雪月风花的无聊和灯红酒绿的鄙俗，而一心在诗行中琢磨、掂量着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真理。终于，他清醒而正直地发出了自己的宣言：“我是平凡，/心永远在泥土里开花，/再不去做那些荒唐的梦，/……我将提起喉咙高歌正义，/不做画眉愿做只天鸡” (《自白》)。

活跃在这些诗篇中的抒情主人公，有时软弱而孤独，有时坚执而倔强，但无论哪一面，都是积极干预生活、企图变革现实的人生态度的反映。他的软弱，是向黑暗搏击时深感敌众我寡的惶恐与焦虑，却丝毫也不意味着退缩和逃避。他的坚执，则植根于对理想未来的信念，又时时从北方农民的气质与性格中汲取着力量，所以虽则空泛却不是违心的空喊。无论他曾怎样深沉地感到孤单无力，却从来不曾象徐志摩那样企图化身为连自己也不知道方向的天风，要飘逸到白云之乡里去徜徉，也不曾象戴望舒那样躲进凄凉飘渺的梦境，幻想着任谁也无法追寻。他即使苦恼，也是地上的、人间的、积极入世的苦恼。这种生活态度，使他在三十年代的诗坛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得到了许多诗坛前辈的推崇和赞赏。闻一多说： “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烙印·序》)茅盾指出： 《烙印》“全部二十二首诗没有一首是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恋爱。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藻!《烙印》的二十二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 (《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

臧克家的早期诗歌具有严谨、质朴、含蓄、凝炼的风格。

诗人总是精心地选取生活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镜头，从看似平淡无奇的材料里，出奇制胜地开掘出新的诗意，组成新的意境，从而达到艺术上新颖、独创的目的。从“五四”时期开始，写人力车夫的很多，但臧克家的《洋车夫》却别开生面、不落俗套。他选取风啸雨急、漆黑一片的深夜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以风雨之大、孤灯之小、一人之单来烘托气氛，从车夫不计狂风骤雨的吹打，不顾深夜的阴森可怖，点出他心之所求是何等急切。 “夜深了”，还等什么呢?”一句含蓄的诘问，引人深思遐想，令人心酸肠断。短短八句诗，写尽了车夫生活的悲苦， 内心的哀愁。

诗人嫌弃那些形象苍白、感情浅露的诗，他注意以准确鲜明的意象，代替主观情绪的直接倾泻，努力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具体可感的画面，让丰富的思想意蕴，饱满的感情容量，深藏于艺术形象的深处。他既不点明形象和思想的联系，也不直接阐发这联系的意义。这被删去、被隐藏的联系和意义，则往往启发、诱导读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补足，用自己的想象去开拓。因而这些具有丰美的意象的诗，显得含蕴丰富、耐人咀嚼。《老马》只是描绘出一幅重载鞭扑之下的老马拉车图，却概括出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坚忍性格。同时，也可以联想到诗人自己的处境和遭遇，以至近百年来我们民族屈辱深重的历史。这种用象征、暗示创造意象的艺术手法，强化了诗歌凝炼、深邃的特点，增加了艺术的魅力。

臧克家不但在布局谋篇上高度重视意象的鲜明和丰富，比喻暗示的新颖和精巧，结构的严谨和缜密，而且特别看重遣词造句的作用。他在苦吟时往往仔细琢磨着每一个字的分量、色彩和韵味，尤其重视动词的选用和配置，力求做到字字妥贴，无可挪移，象螺丝钉一样紧拧在诗行中。这种炼字炼句的刻意追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铺一面大地，/盖一身太阳”，“阳光下，/铁色的皮肤上开一大片白花”(《歇午工》)，一铺一盖，既简捷地点出了劳动者的经济地位，也活画出他们和大自然的亲密关系。没有一句赞誉之词，但“铁色的皮肤”与“一大片白花”构成的图景，却动人地显示了作者对劳动者的钦敬和爱慕。 “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难民》)，是由“黄昏里煽动着归鸦的翅膀”， “黄昏里还辨得出归鸦的翅膀”几经推敲不断修改而成的名句。由“煽”到“辨”到“溶”，诗人不断地变换着诗行的主体和画面的视角，苦苦地追寻着捕捉着能够最生动最准确地显示黄昏这一特定场景下光线的变化、景物的特点的词句，终于把似乎各不相关的天色和归鸦“溶”为有机的整体，不但写活了黄昏情景，而且在读者心中勾唤起一种莫可名状的、彷徨无主的淡淡哀愁，为全诗抒写难民的凄凉生涯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一直醉成一朵泥块，/黑花便在梦里开满”(《炭鬼》 )，连梦中的花都满是“黑”色，似乎违反常理但却恰恰深刻动人地显示了日日夜夜、醒着梦里都是和乌黑的煤块、乌黑的井筒以至乌黑的命运打交道的煤矿工人的生活和心理的特点。这些诗字斟句酌、意新语工，使表情达意达到贴切、生动的地步。正因为这些诗篇经过长期的孕育，呕心沥血般的锤炼，是用生命凝成的，所以比较经得住时间的筛选，长久地保持着艺术生命力。

臧克家的早期诗歌出现于三十年代前半期的诗坛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对于当时在诗坛上散布颓废气息的‘新月派’、‘现代派’诗，我看不惯，对于那些思想内容虽然很好而表现力低弱或口号化太重的诗篇，我也感到不足。我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作品精炼含蓄而不流于一般化”(《〈烙印〉新序》)。这是符合事实的。在大革命前后风云变幻的日子里，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唱起了“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方向吹”， “别拧我，疼”等消极颓唐、格调不高的歌，现代派的戴望舒也吟咏着“从黑茫茫的雾，/到黑茫茫的雾”， “我希望长睡沉沉，/长在那梦里温存”，散发着浓重的悲观苦闷气息。现代派提倡诗的“自由表现”，曾给新诗带来若干生机，但其末流却导致了新诗的过于松懈散漫，以“散文化”而引起较为普遍的垢病。有些诗作过于朦胧晦涩，难以索解，也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新诗的声誉。左翼诗人强调内容的现实性和革命性，但不少诗作流于标语口号，缺少坚实的内容和诗的韵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臧克家的诗以坚实的内容和精练严谨的风格，给诗坛吹进一股清新的风，使读者耳目一新。对于弥漫诗坛的远离现实、苍白空虚的诗风，则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对于现实主义诗派，则是积极的、切实的支持，争取了读者，壮大了阵容，开拓了新的境界。茅盾曾肯定过这些诗篇的特殊意义：“在自由主义者的诗人群中(如果这‘群’字不算夸大)，我以为《烙印》的作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因为他不肯粉饰现实，也不肯逃避现实“(《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当时就有人指出：“从《炭鬼》到《歇午工》里所描写的那种工人的生活，就在我们的新诗歌里，也还可以算是新的发展，他没有罗列标语口号，也没有用激愤的骂詈代替了抒情的词句，……作为新诗歌的转变，他是供给了一架过渡的桥梁。”(侍桁《文坛上的新人臧克家》)

在抗日民族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奔走歌唱

臧克家文学生涯的初期阶段，是伴随着民族危机的阴影度过的。但他先在山明水秀的青岛，后在僻静安闲的临清，对于强敌入侵的感受，似乎远不如东北同胞的痛切。九一八事变后，他也写下了感时忧愤的诗篇《依旧是春天》，爱国的感情深藏在诗行深处，竟有人误以此为闲适的风景诗。是芦沟桥的炮声把这个苦吟诗人送上硝烟弥漫弹雨横飞的战场，使他的生活、思想以及诗作的内容、风格都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成为臧克家生活史的一座分水岭。

1937年暑假，他护送王慧兰去北平治病，有机会到清华大学拜访了闻一多先生，同时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国难当头，闻先生放下了学问，丢弃了藏书，毅然离京南下。素来敬重的先生在这历史重大关头所表现的深厚民族感情，深深地激动着臧克家的心。9月，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退到临清，被变成兵营的临清中学“放长假”了。臧克家于是和几位同事步行到聊城，又经济南回到诸城。11月，吴伯箫率领莱阳乡村师范师生流亡到诸城，臧克家加入该校任语文教师一同辗转到临沂。12月，与王慧兰及其弟王蛀珙经徐州去西安为奔赴延安做准备，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刚到西安，驻在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召他们回徐筹建青年军团，收容训练北方各省的流亡学生。臧克家怀着对延安的景仰，一面送王甡珙过黄河去山西参加共产党游击队，一面在返徐车中写下诗歌《别长安》， “陕北，/你身旁最光明的部分，/太阳挂在它的头上，/黑暗在那里扎不住根。……长安城，/你问我匆匆何处去?/我要去从军，到徐州，/因为那儿最接近敌人! ”抒写了自己的心情。

从1938年初到1942年夏，为高涨的爱国热情所鼓舞，臧克家一直身着戎装，随军转战在河南、湖北、安徽等地，曾被推选为“文协”襄樊分会理事。五年间，他先后在第五战区青年军团政训处宣传科、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战区分会、八十四军、三十军、三十一集团军、三一出版社等军事、文化机构从事抗敌救亡的宣传工作， 曾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名义赴台儿庄火线采访，又以“文艺人从军部队”的名义投身随枣会战。五年间，他先后在马背上，在膝盖上写下了诗集《从军行》、《泥淖集》、《淮上吟》、《呜咽的云烟》、《向祖国》、《古树的花朵》、《国旗飘在雅雀尖》和散文集《津浦北线血战记》、《随枣行》，及时地报道了他身历目睹的火线战况及将士风采，为抗战文艺增添了不少新鲜生动的内容。五年里，他也经历了爱情婚姻的变故。1938年与王慧兰感情破裂登报离婚，1941年在工作中结识了郑曼，……这便形成了长诗《感情的野马》的若干素材和部分创作动机。

“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这是诗人在他抗战开始后写的第一首诗《我们要抗战》中为自己也是为诗坛规定的神圣的战斗使命。后来他又把这四句诗作为题辞印在《从军行》的卷首。事实证明，他是以自己勤奋的创作，充沛的热情实践了这一爱国誓辞的。

洋溢着兴奋热烈的情绪，贯注着明朗乐观的信念，是这些抗战诗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从抗战初期举国上下团结御侮的时代热流中吸取了战斗的力量，使诗风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在写于台儿庄大捷后的《兵车向前方开》里，他为昼夜兼程、威武雄壮的兵车队列勾画了一幅生动的剪影，字里行间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战前那种忧郁愁苦的情绪相比，显然是一种新的发展和变化。

五年转战，扩大了诗人的生活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体验。他看到了“前线上战士壮烈的牺牲;沦陷了的土地上同胞的被惨杀的血迹;流亡道路上难民的眼泪;遍地民众为保卫家乡而作的血战;青年男女为国忘身的伟大精神”，也看到了“汉奸的无耻，颓废者的荒唐与堕落”(臧克家《〈从军行〉自序》)。这些生活内容在他的诗中留下了浓淡不同的剪影。在《我们要抗战》里，他以鲜明的爱憎，鞭挞了日寇的侵略罪行，歌颂了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坚强决心。在《武汉，我重新见到你》里，他指斥那些国难当头依然醉生梦死的败类和庸人，号召同胞们继承大革命的传统，抖擞精神“给祖国再造一个新生。”在《大别山》里，他描绘了山里人民拿起土枪柴刀奋起保卫自己家乡的壮丽图景。在《桐柏山在迎望着》里，他更以短促急骤的诗行，描摹出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在诗人笔下，我们的中华，变成了一只燃烧着的凤凰，随着急骤有力的鼓点在喷吐着生命的光华和不可阻挡的气势。这些抗战诗章，不愧是我们蒙垢被羞的民族振奋精神、砥砺正气的鼓角。

抗战前五年，臧克家基本上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度过的，因而他的不少诗篇着重反映的是这方面的生活内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淫掠，亡国灭种的严重民族危机，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群众抗日怒潮的掀起，深深地刺激和教育着国民党军队中一些爱国将士。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使父老兄弟免遭蹂躏，曾奋起与民族敌人鏖战，不少人流尽鲜血，效命疆场。这种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诗颂张自忠》等，正是对以范筑先、张自忠为代表的爱国抗日将士的礼赞和歌颂。这些诗歌，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视野还不够开阔，未能反映出抗日战争的全貌，在所涉及的范围内，有时分寸感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其基本倾向是好的，对于理解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对于广泛地激发民族尊严感和爱国责任心，都有一定积极意义。

臧克家的抗战诗，是在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中诞生的，因此，大多来不及从容构思、精心推敲，往往带有急就章的特点，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疏。同早期抒情诗相比，那种经得起反复咀嚼的“耐读”的风味，是显得淡薄了。不过诗中的火样的激情，乐观的情绪，明朗的格调，以及语言的简短畅达，节奏的短促有力，都显示了诗人思想和艺术上的不断探求和开拓。这些诗作所描绘的时代踪影，所留下的诗人前进的足迹，在抗战诗苑中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随着战局的变化，这五年的时代气氛也是变动不定的。毛泽东同志说过：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新民主主义论》)。臧克家的诗，恰好分两个阶段留下了时代的影象。他说：“五年的前线生活，从心境上分，可以截成两段。第一阶段：心里充满了热情、幻想和光明。这心境反映到诗上，显得粗糙，躁厉，虚浮和廉价的乐观，热情不应许你沉深，洗炼。《从军行》， 《泥淖集》， 《呜咽的云烟》中的诗大概可以这么说。《淮上吟》(包括《走向火线》)，就比较精炼些了。后一阶段，热情凝固了，幻想破灭了，光明晃远了，代替了这些的是新的苦闷和郁抑。心，从波动中沉重了下来。这个时期，回味体会了五年的战地经验，面对着眼前的世界，有时间给它们以较深沉的刻画。光明的，歌颂它;黑暗的，讽刺它;爱与憎，是与非，真理与罪恶;界线是分明的”(《我的诗生活》)。这种分明的是非，强烈的爱憎，后来便幻化为泥土的歌与愤怒的诗两种相反相成的类型，并且从抗战后期一直延续到建国前夕。

泥土的歌与愤怒的诗

1941年初夏，碧野从漯河电邀诗人到三十一集团军工作，于是，臧克家从鄢陵至临泉又到河南叶县寺庄，任“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与碧野、田涛等创办起《大地文丛》。从戎马倥偬枪炮盈耳的火线来到这幽静、古老的农村，生活环境变了，诗歌的主题与风格也变了。他说： “这个时间，战争还没有接近， ‘寺庄’还是相当平静的，而农民生活的贫苦，以及风俗习惯，都同我故乡差不多，于是，对于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农村，我心里油然发生了一种感情，这感情，仿佛早在心里，一被触动，它便爆发了” (《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他开始“用一枝淡墨笔，速写乡村，一笔自然的风景，一笔农民生活的缩影” (《泥土的歌·序句》)，这便是《泥土的歌》。不久， “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伴随着反共高潮象瘟疫一样猖獗地蔓延着。为了抗议这压迫，臧克家与郑曼、碧野、田涛等愤而出走，相偕离去。7月，他们卖书借债，筹措路费，靠两只脚由豫入鄂，转道入蜀，经王昭君的故乡，访屈大夫的故里，溯长江，过三峡，观巫山，轻舟一叶，直趋重庆。8月14日，一身褴褛，身无分文，他们来到畸形繁华的战时首都重庆。先借住张家花园六十五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宿舍，参加“文协”工作，与茅盾、叶以群、姚雪垠、刘盛亚编在同一读书小组。在这里，臧克家与郑曼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1943年初，在冯玉祥政治助手余心清帮助下，在“赈济委员会”找到一个“专员”的闲差，挂名领薪，专事创作。安定的生活，使他又拾起了搁置年余的“淡墨笔”，继续写作泥土的歌。6月，诗集《泥土的歌》由桂林今日文艺社出版，收短诗五十一首，分为三个诗组。《泥土的歌》的出版，反映了臧克家思想和艺术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他漫长的诗生活里值得重视的大事。

这本富有特色的诗，以真挚的同情，描写了旧时代农民的悲惨生活命运。《三代》写道：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

三个整齐的句子，勾勒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场景，组成旧中国世代普通农民的生活史，命运史，写来何等生动简括，又何等动魄惊心!用汗水和生命开垦了土地、养育了儿女和整个民族的农民，死后得到的只是一堆黄土，连这座坟，也“像他的为人，/寒微、谦卑”，只有“几颗白草，/卷在西风的怀里。”活着只顾了流汗卖命，从来没顾得上体会寂寞的味道，如今死了，当“黄昏拢过来”，他才想到应该“拉住个人，/谈谈心”(《坟》)。这种对中国旧式农民辛苦而寒微的身世、谦卑而寂寞的性格的理解，确乎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农民的生活，而且活画着农民的内心，显示着农民已经感受到却还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的对命运的抗议和对生活的渴求。把《泥土之歌》的作者称为“农民诗人”，是当之无愧的。

他还怀着热切的期待，发出了解放农民的呼声：沉默了几千年的农民不能再继续沉默下去，今天，他们应该掌握自己“命运的钥匙”，用“一双反抗的手”，去改变世代袭传的“生活的图式”。他毫不怀疑地认定，新一代的农民应该而且必然成为新时代的主人： “廿世纪却是你们的/——在炼狱中，苦炼了几千年的，/中国的‘多数’的农民呵!”(《生活的图式》)这类诗，有的虽然诗情不够浓郁，形象弱于说理，失之直白浅露，但却显示了诗人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且大多数带有哲理意味，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泥土的歌》并不纯粹是旧时代农民的悲歌，它也是对参加抗战的农民的一曲赞歌。为了支援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他们不畏辛劳，野炊露宿， 日夜兼程运送军粮(《送军麦》);他们告别了父母妻子，上前线打鬼子去了，一去累月经年，连家信也难得写上一封(《家书》、《他回来了》)。战争教育了人民。他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将会锻炼得坚强起来，一代新人将不断成长： “春风再度吹来的时节，新的土地上，站立着新的人”(《新人》)。很显然， 《泥土的歌》不是远离了时代、远离了斗争的陈旧的牧歌，而是吹动着时代的气息，以清新隽永的格调见长的田园诗。

《春鸟》，是镶嵌在《泥土的歌》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他把春鸟描写为明媚温煦的春天的象征，光明、自由的象征，象恶梦一样黑暗恐怖的现实的对立物;是她的“真理一样的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冰冷的大地，把生机勃勃的春之景象带到了人间。诗人多么想象春鸟一样放声歌唱呵!但是， “皖南事变”以后日益酷烈浓重的白色恐怖，使他窒息得如同“喉头上锁着链子”， “嗓子在痛苦的发痒”!这是呼唤光明、向往自由的歌，更是诅咒黑暗、反抗压迫的歌。

《泥土的歌》出版以后，曾经在文艺界引起过一场争论。林默涵等人认为这诗集反映了“以知识分子自己的心境或从个人的感觉去赞颂农村”、 “结果却是使农村神秘化了”，这“与其说是战斗的号召，倒不如说是牧师的说教” (《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孔休等则说： “在他的《泥土的歌》里已经形成了他的风格，这一风格的建立，使他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臧克家论》)。诚然，从总体上说，《泥土的歌》没有正面描写那奔腾着的火的农村，那正在农民群众中间滋生和成长起来的觉醒的趋势、战斗的意志和要求翻身解放的强烈欲望;悲剧型的农民形象，仍然是诗人抒写的主体。但是这种描写，别有意义，不宜抹杀。因为新的时代都是从旧的时代里蜕变出来的，不了解旧时代的黑暗，也难以真正感受到新时代的光明。觉醒的新人是挣脱了旧的枷锁和生活图式的禁锢而成长起来的，不熟知旧时代农民的悲苦，也难于真正体会到新时代农民奋起抗争的原因和意义。《泥土的歌》生动地写出了新时代到来之前这一历史时期农村生活的风貌，写出了旧时代普通农民的悲苦，从而显示出解放农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旧的时代应该结束， 旧的生活图式应该改变，旧的安分驯从的生活态度应该摈弃——《泥土的歌》正是从这一角度获得了历史和现实的价值，从而生发出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助力。而且，就当时国统区绝大部分农民来说，抗战的烽火并未立即烧毁捆绑在他们身上的密密麻麻的绳索，农民依然承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沉重的政治压迫，依然呻吟在、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他们的真正觉醒和抗争还要经过一段长期艰难的历程。臧克家是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他所熟悉的，感受深切的，还是旧时代的农村，旧式的悲剧型的农民。从自己最熟悉的实际生活领域出发，写自己体验最深的农村和农民，这正表现了诗人忠实于生活、尊重历史的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人认为： 《泥土的歌》“同《烙印》是我的一双宠爱”(《十年诗选·序》)。它继承了《烙印》的传统和风格，又发展了《烙印》的传统和风格。《泥土的歌》在描写农民悲惨生活的同时，还注意叙写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欢快和内心中的些微喜悦，注意勾画农村大自然清新宁静的动人风貌，因而格调较《烙印》明快、清新。《烙印》中那种过于忧郁、低沉、压抑的气氛，明显地减少了。在艺术上， 《泥土的歌》摆脱了《烙印》中有些篇什的过于拘谨、雕琢太甚的痕迹，显得活脱自然，灵巧隽永。许多诗篇淡墨素描，看似漫不经心，随意点染，实则精心构思，意匠经营，才达到了不呆滞，不做作，和谐自然的艺术境界。冲淡的水墨画里，深蕴着饱满真挚的情趣。《泥土的歌》中的优秀篇章，如《三代》、《黄金》、《笑的昙花》、《死水》、《坟》等，形象生动，形式简短，节奏自然， 内在律和谐。有一些小诗，情景交融，已臻化境，显示出诗人艺术风格的成熟和美学思想的发展。他后来感慨颇深地谈到这一风格的变化： “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朴素的美，从自己的圈套中挣脱出来，很快乐的觉得诗的田园是这么广阔”(《生命的零度·序》)。在抗战诗歌(也包括诗人自己的抗战诗歌)趋于散文化，缺乏应有的提炼与修饰的时候，《泥土的歌》独具风采，以严谨含蓄、精练隽永、清新自然的风格体现了诗人的艺术功力和美学追求，尤其值得重视。

抗战初期，举国震愤，臧克家怀着亢奋激越的爱国热情，投身到国民党军队之中，为保卫民族的尊严而奔走歌唱。但是，他很快就陷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痛苦之中。1940年6月，他的散文集《随枣行》被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故不送审原稿”为由命令查禁;秋天，他热心从事的文化工作团、文化工作委员会先后被解散;1941年初，他与碧野、田涛在湖北南漳工作，被称为“三十军之友”。不到半年，便遭斥逐，三人愤而离去;1942年4月，在叶县寺庄主持的“三一出版社”刚有头绪， 《大地文丛》创刊问世，又因刊载译文《马列主义文艺观》遭到汤恩伯急电查封;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陪都重庆，却“象一个叫化子误失闯入了天国”， “梦”同“现实”一碰面，他立刻痛苦地发现，这里“什么对我都是陌生，/这里的道路是这样的崎岖呵” (《崎岖的道路》)。在少见太阳多见雾的重庆生活了五年， “所听到，看到，接触到的，全是漆黑一团”(《刺向黑暗的“黑心”》)。 “抗战胜利了。一阵狂欢之后，人们慢慢地清醒过来，听到的是国民党要员从‘海、陆、空’纷纷‘复员’，接收大员，蝗虫一样飞向全国各地;看到的是工厂倒闭，物价腾飞，大减价的幌子在商店门上飘扬。‘胜利了，胜利了’，到底是谁的胜利?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牺牲换来的成果，被国民党一手攫去!人民受熬煎，受残害，人民在苦难中!”(《少见太阳多见雾》)

1946年7月，臧克家作为郑曼所在单位中央卫生实验院的眷属“复员”到南京去，在“胜利号”拖轮上飘流二十天，才到南京，上岸不久便听到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噩耗;辗转跑到上海，等待他的却是失业和疾病。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在朋友帮助下先后编辑过《侨声报》副刊《学诗》、《星河》和《文讯》月刊的文艺专号，但都为时甚短，多数时间是笔耕度日，抱病写作。他说： “到上海之后， 目所接触、心所感受的，是一片令人悲愤的景况、种种叫人心碎的呼号”(《漫漫长夜终有明》)。前后近十年，纵横数千里，到处是无可救药的黑暗和腐败，到处是令人心碎的灾难和死亡，到处是无法容忍的残暴和荒淫! “政治的严冬，便是诗歌的春天，”诗人从“人民在流落，在呻吟，在死亡”的惨象中，从人民响亮的“叫苦声，怨恨声，愤怒声”中，痛切地感到“这正是狂歌当哭的时代。这正是用诗舒愤，进攻的时代。”诗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一齐向那些千夫所指的东西们掷出诗的匕首去，让他们早日倒下去吧!” “一齐向那些大家所希望的，来一个催生大合唱吧!”(臧克家《歌唱起来》)。从这种明确的、自觉的认识出发，诗人唱出了诅咒现实黑暗、鞭笞反动统治的愤怒的歌。

愤怒出诗人。臧克家的愤怒的诗，应该以《春鸟》作为值得自豪的起点，如果说这首收入《泥土的歌》中的著名抒情诗因为写作较早而注重蕴藉含蓄，其中愤怒的感情被大大浓缩了;那么，随着对黑暗现实的认识的深化，这类愤怒的诗就一发而不可收，数量日益增多，旗帜日益鲜明，感情日益强烈和外露。1946到1947两年里，他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编为《宝贝儿》、 《生命的零度》两本喷射着正义的火焰的诗集(《冬天》中的一些篇章也应该属于这一类型)。这些诗的基调是激愤和冷峭。面对社会种种的黑暗丑恶现象，他发出的不是低悒的哀怨、轻描淡写的牢骚，而是强烈的仇恨，严峻的抗议，尖锐的指控，其中蕴含着时代的愤懑，包容着正义的轻蔑，宣泄着人民的心声，因而具有匕首似的锋利，烈火似的灼热。他义正辞严地谴责国民党政府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的罪恶： “大破坏，还嫌破坏得不够彻底?/大离散，还嫌离散得不够悲惨?/枪筒子还在发烧，/急忙又去开火!”(《枪筒子还在发烧》)他无情地戳穿国民党政府“还政于民”的骗局： “他们活着，牺牲是义务，/痛苦是权力，/剥削他们，/还说为了他们。”(《破草棚》)他痛斥“接收大员”的吮吸掳掠，抗议国民党警员特务的横行无忌，嘲讽“国大代表”的无耻卑劣，……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的现实，被怵目惊心地反映在他的诗作中!这些政治讽刺诗如此直接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显示了诗人政治倾向性的增强和现实主义的深化。

真实是讽刺艺术的本质和生命，只有深刻地揭示否定性事物的内在本质，才能唤起人们对它的强烈不满和仇恨，从而生发出奋起抗争、战而胜之的信心和力量。臧克家自觉地掌握了政治讽刺诗的写作规律，他总是竭力以明快锋利的笔触，撕去黑暗势力外在的伪装，暴露其内在的丑恶内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打着“增加行政效率”、 “节省国库开支”的幌子高喊“裁员”，欺世盗名。诗人尖锐地指出： “裁员，这名词多庄严!/它给长官一个好借口/裁去异已;/给狡猾者一个好机会，/叫他带着满包遣散费，/换一个机关去‘等因奉此’; /裁员对于多数老实人/才是一把刀，/裁断了他们的生活，/裁去了父母子女一家老小!”(《裁员》)一语破的，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引人深思。

事实是最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长于选取最富有揭露性和说服力的事实来戳穿谎言，剥去伪装。 “政治犯在监狱里，/自由在枷锁里，/难民在街头上” (《胜利风》。诗歌不过列出了三件事实，勾勒了三种景象，就将国民党政府标榜“民主” “胜利”的骗局揭露无遗，读者也会从所举出的事实里得出明确的结论。

美与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诗人对反动的丑恶势力的仇恨和憎恶强烈而深切，对美好的革命的事物的热爱和追求则热烈而执著，因而他的诗在诅咒和揭露的同时，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时时表示对美好事物和对人民的肯定与赞扬。他一面指斥反动势力的卑劣行径，一面却庄严地提议：“把流亡在美国的那几万万两黄金/铸胜利九鼎，/鼎面上，反反复复刻上三个字：/老百姓，老百姓，老百姓，……/因为，他们才真是劳苦功高，/却不自居英雄”(《胜利风》)。他无比坚定地相信，人民将从破烂的草棚里走出来，用自己的力量“把国家扶起来” (《破草棚》)。在诅咒破碎、颓败、凋零的寒冬时，无限深情地预示： “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 (《冬天》)。1945年8月28日，为国共和谈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9月初，臧克家出席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召开的座谈会，归来后受到极大鼓舞，写成颂诗《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以笔名“何嘉”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注意在排击黑暗时展露胜利的曙光，在描写人民痛苦时显示人民的力量，不但力求使诗篇包容较为巨大深厚的历史内容，而且注意显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把正视现实的黑暗和歌颂理想的光明统一在一起，这标志着臧克家思想和艺术的成长：在时代的推动下，诗人在逐步向人民、向革命靠拢!

从重庆到上海，臧克家不但以他泥土的歌和愤怒的诗表示了自己鲜明强烈的爱憎，而且不顾形势险恶参加了一系列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行列中。党在国统区发起的革命斗争活动，例如纪念被杀害的民主战士，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向政府联名进言呼吁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废止文化统制，他都热情参加，态度明朗。他主编《侨声报》副刊《星河》、《学诗》及《文讯》月刊文艺专号，一面广泛约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撰稿壮大声威，一面注意培养青年作者，增添新生力量。他还参与组织“春草诗社”及“星群出版公司，协同创办了《星群》、《诗家》、《诗创造》、《创造诗丛》等诗阵地，团结了许多诗歌阵线上的同志和新人，组成一支实力雄厚的民主斗争的轻骑兵。诗人也因此遭到反动派的忌恨。1948年11月底，得陈白尘告警，臧克家潜身离沪，在党组织安排下暂居香港，准备向解放区转移。此间，诗人怀着迎接新中国的亢奋欢欣的心情，写下了《自由、快乐》、《劳动者》等一组欢快激动、乐观自信的诗，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破晓了，诗人和他的诗的风格，也处于历史性的巨变之中。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年3月，党组织安排专轮“宝通号”送在港文化人赴北平，冯乃超带队，臧克家与阳翰笙等一百多人同行。5月，到华北大学三部文学创作研究室任研究员， 9月，参加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10月，出版总署成立，调任《新华月报》“文艺版”主编，一年后任《新华月报》“编审”。1956年夏，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1月， 《诗刊》创刊，任主编兼编委，至1964年12月休刊。1976年1月《诗刊》复刊，任顾问兼编委，先后被选为一届文协委员，二、三届作协理事，三、四届文联委员，二、三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常委。前不久与叶圣陶、谢冰心等八位老作家一起被聘为作协顾问。

在沸腾的新生活面前，臧克家一直保持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前所未有的庄重而欢欣的基调歌唱新中国的人民、领袖和日新月异的一切。1949年11月1日，他发表了著名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为建国后的诗作树立了一座丰碑。从此，他开始探索用新的声音，新的体式来讴歌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新事物，赞颂党的领袖和党的事业。当然，其中有素享盛名的佳作，也有经不起筛选的次品，不少篇什带着急就章的特点。由于种种原因，他在热情地反映生活、迅速地跟踪时代，急切地配合政治宣传中，也有若干失误，这是无须讳饰的。

诗歌是臧克家创作的主体，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首要的是由诗歌创作的成就决定的。但是，诗并不是他唯一的探求开拓的方向。早在1947年，他就出版过《挂红》、 《拥抱》两本小说集。他在诗创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多结晶为一篇篇诗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学诗断想》和《甘苦寸心知》两本诗论集。这些诗论凝聚着几十年辛勤探求的心血，每每闪烁着真知灼见，尤以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强调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重视精练、严谨、含蓄、精美的诗风最为突出。就文学创作而言，除了诗歌以外，散文应该是臧克家最重要的成果。建国以前，他就出版过《津浦北线血战记》、 《乱莠集》、《随枣行》、《我的诗生活》、《磨不掉的影象》等通讯、散文集;建国以后，他更加重视散文的写作， 曾自称“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1980和1981两年，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怀人集》、《诗与生活》，散见于报刊上的亦不在少数。也许可以说，臧克家解放以后散文创作的成就，明显地在他的诗歌之上。这些散文，无论是叙事、记人、写景，都贯注着真挚而又深切的感情。悼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追忆闻一多、王统照、老舍、茅盾、何其芳等文坛师友，怀念老哥哥、六机匠等农民前辈，字里行间始终流荡着感情的热流。文辞的优美，也是这些散文突出的特点。那些优秀的篇什，注意以精巧的构思，严谨的结构显示“建筑美”;以词藻的灵活搭配，色彩的浓淡交错显示“绘画美”;以音律的铿锵、声调的抑扬顿挫显示“音乐美”。闻一多当年对格律诗的创作要求，他似乎有意要在散文中加以尝试。诗人的素质和修养，帮助他赢得了散文创作的成功。

“年景虽云暮，/霞光犹灿然”(《为葛一虹同志书条幅题句》)。1944年，诗人四十岁时，他称那是自己“生命的秋天”。如今，四十年又过去了。八旬老诗人年迈而神不衰，体弱而志弥坚，每天仍奋勉不已，或则凌晨攻读，或则挑灯写作，生命的分分秒秒，都在为人民的文学事业发光发热。我们祝愿老诗人心笔俱健，为振兴中华不断贡献出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

注释

附录一 臧克家著作简目:

《烙印》(诗集),1933年自印出版,闻一多作《序》,收诗二十二首;1934年3月开明书店新版,增加《再版后志》及诗三首;196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烙印》与《罪恶的黑手》合为一集, 亦称

《烙印》,增加《新序》一篇。

《罪恶的黑手》(诗集),1934年10月生活书店初版,1947年6月星群出版公司初版,收诗十六首。

《自己的写照》(长诗),1936年7月文学出版社初版。

《运河》(诗集),1936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收诗二十四首。

《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报告集),1938年5月汉口生活书店初版,收通讯十五则。

《从军行》(诗集),1938年6月汉口生活书店初版,收诗十四首。

《乱莠集》(散文集),1939年5月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初版,收文二十三篇。

《泥淖集》(诗集),1939年3月生活书店初版,收诗十二首。

《随枣行》(散文集),1939年10月前线出版社初版,收文七篇。

《淮上吟》(长诗集),1940年5月上海杂志公司初版,收长诗二篇

《呜咽的云烟》(诗集),1940年7月桂林创作出版社初版,收诗五首。

《向祖国》(诗集),1942年4月桂林三户图书社初版,收诗六首。

《古树的花朵》(长诗),1942年12月成都东方书社初版。

《我的诗生活》(散文集),1943年1月重庆读书生活社初版。

《泥土的歌》(诗集),1943年6月桂林今日文艺社初版,收诗五十二首。

《国旗飘在雅雀尖》(诗集),1943年11月成都中西书局初版, 收诗三十一首。

《感情的野马》(长诗),1943年11月重庆当今出版社初版。

《十年诗选》(诗选),1944年12月重庆现代出版社初版, 收诗七十首。

《生命的秋天》(诗集),1945年5月重庆建国书店初版,收诗九首。

《民主的海洋》(诗集),1945年6月重庆世界编译所初版,收诗十二首。因印刷质量太差,未能发行。

《宝贝儿》(诗集),1946年5月重庆万叶书店初版,收诗十七首。

《生命的零度》(诗集),1947年4月上海新群出版社初版,收诗二十九首。

《挂红》(小说集),1947年6月上海读书出版社初版, 收小说十篇。

《磨不掉的影象》(散文集),1947年10月上海益智出版社初版,收散文八篇。

《拥抱》(小说集),1947年12月上海寰星图书杂志社初版,收小说5篇。

《冬天》(诗集),1947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初版,收诗十九首。

《臧克家诗选》(诗选),1954年1月作家出版社北京第一版,收诗三十七首;1956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一版,收诗九十三首;1978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二版,收诗一百○六首(其中有组诗三题)。

《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论文集),1955年12月新文艺出版社第一版,收文二十二篇;1962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新1版, 收文二十一篇,删九篇,补八篇。

《杂花集》(论文、杂文集),1958年3月北京出版社初版,收文三十六篇。

《一颗新星》(诗集),1958年4月作家出版社初版,收诗三十七首。

《春风集》(诗集),1959年3月作家出版社初版,收诗四十四首。

《李大钊》(长诗),1959年6月作家出版社初版。

《欢呼集》(诗集),1959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收诗四十五首。

《凯旋》(诗集),1962年7月作家出版社初版,收诗二十三首。

《学诗断想》(论文集),1962年10月北京出版社初版,收文二十六篇; 1979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增订本,收文三十九篇。

《忆向阳》(诗集),1978年3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初版,收诗四十五首。

《今昔吟》(诗集),1979年4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初版,收诗一百零一首。

《怀人集》(散文集),1980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收文二十篇。

《友声集》(三人旧体诗词合集),1980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初版,其第三辑为臧克家诗辑,收诗四十五首。

《诗与生活》(散文集),1981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收文七篇。

《甘苦寸心知》(散文集),1982年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收文三十篇。

《臧克家长诗选》(诗选),1982年5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初版,收诗四首。

《臧克家散文小说集》1982年12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初版,收文二百三十一篇。

附录二 臧克家研究资料要目:

孔休《臧克家论》,载1944年3月15日《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1期。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载1980年10月25日《文艺研究》第5期。

赵浩生(香港)《臧克家高歌叙旧》,载1979年11月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版《从三十年代到新的长征》。

闻一多《〈烙印〉序》,载1933年7月自印版《烙印》。

茅盾《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载1933年11月1日《文学》第1卷第5号。

老舍《臧克家的〈烙印〉》,载1933年11月1日《文学》第1卷第5号。

茅盾《叙事诗的前途》,载1937年2月1日《文学》第8卷第2期。

王统照《〈运河〉序》,载1936年4月13日《国闻周报》第13卷第14期。

姚雪垠《现代田园诗》,载1944年6月《当代文艺》第1卷第5.6期合刊。

默涵《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载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

吴组缃《读〈十年诗选〉》,载1945年5月4日《文哨》第1卷第1期。

李广田《宝贝儿》(书评),载1947年2月13日上海《大公报〈沪新〉文艺》第111期。

北京师大中文系《深刻的哲理 鲜明的对比——臧克家短诗〈有的人〉讲解》,载1977年11月北京师大中文系《语文函授》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