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人物简历简介,柯灵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短暂的金黄色童年
1909年旧历正月25日，一个男孩出生在广州的布政使一个幕僚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叫高馨圃，这个孩子后来叫高隆任，字季琳，后以柯灵为通用笔名。那正是满清宣统元年，又当元月，因此小名元元。
布政使，又称藩司、藩台，在清朝相当于省长的官职。幕僚虽不是官，但作为一个省长的参谋，也是相当体面的了。小元元出生的最初年头，也过了些金黄色的童年的生活。但福没有享多久，1911年，也就是他虚龄三岁的时候，发生了辛亥革命。满清王朝完蛋了，广州的布政使也丢了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元元的爸爸也随之丢职失业。他原是浙江绍兴人，在外谋事的这些年，凡有积余，总是托人在故土斗门镇置办一些田产，这回就带领全家归乡，靠积蓄度日，家境逐渐衰落下来。
1914年，元元虚龄六岁的时候，高家发生了不幸的事，父亲病逝了，家道进一步急剧败落。他自幼被过继给年轻守寡的婶母金氏为养子，从此一老一小相依为命，过着艰难的生活。1922年，高小毕业，就再也无力继续升学。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已经开始虫蛀一样侵蚀我童稚的心灵。”(《小浪花》 )
困境，曾经消蚀掉多少人宏图大略，铁石意志;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没有把这个外貌瘦小，个性柔顺的孩子难倒，他硬是靠顽强的自学，在曲折的道路上把自己锤炼成一个修养有素而又显示多方面才华的作家和编辑。
细查起来，聪明才智这个导致成功的因素是有的，但如果没有养母“要熬胜”的谆谆教诲，不是古老的越土风情从小对他的熏陶，再加上自己的刻苦，他在青年时期就逐渐走向成熟，是不可能的。
绍兴的山景水色，几乎随处都可欣赏，叫人观不腻，赏不够。柯灵的家乡斗门，在越城正北三十里，那里的特点是环水。 “如绣的丘壑、田野、温暖的小街，沿街环绕的小河，河上随处架设的板桥和石桥”，煞是优美。柯灵的外婆家长圹，在越城以东六七十里，接近山区，却另有一番气象。那里溪水终年汩汩，在街边流，甚至在房屋底下流，仿佛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这些给柯灵的印象极深，使他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地加以描绘。他笔下那滔滔不绝的美丽词藻，最初正从这里孕育出来。
对柯灵影响很大的另一越土风情，是绍兴大班，也就是鲁迅笔下提到的社戏。 “我的童年生活很暗淡，看社戏几乎是我当年最大的欢乐，也是我记忆里少数色彩绚烂的事物之一。”而他那时的看戏，又不仅是一般地消遣， “我如醉如痴地接受优孟衣冠的熏陶”。他的终于成为有成就的剧作家，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二、少年出山，初露才华
1924年，柯灵实足十五岁。中等以上人家的孩子在这个年龄，还正就读初中，但柯灵已被迫走上了社会。他的第一个职业是教书，先在斗门镇附近的朱储，后在陶堰和马安。在陶堰，他已被任命为浔阳小学的校长，并且由于成绩突出，1928年获得了绍兴县教育局颁发的“办理优良”奖。
提早就业，对柯灵来说，也未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新式的小学里，教学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文艺，而兴趣又使他开始学习创作。
现在人们谈到柯灵的处女作，似乎常指1926年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织布的妇人》，但根据柯灵同志自己回忆，1925年到1926年，他还有一篇散文《潇潇雨》刊在绍兴的《民国日报》上。可惜年久失传，这份报纸至今没有找到。在绍兴斗门西南，有一个湖，名叫石臼湖，湖面很宽很大，这篇散文，大概是描写那里的景色的。
《儒林外史·楔子》一节，有叙述名画家王冕幼时，在雨后塘边学画荷花的故事。人们欣赏柯灵的早期作品，很自然地会对此产生联想。柯灵一些早期作品，有临摹的痕迹，却又不止于临摹。例如《织布的妇人》，很易使人想起古诗《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然而它又有独自的意境;而“仅堪容膝的一所茅屋，破敝之极”一段，比较详细地描写屋内的景物，似又有西洋文学叙事方式的影响。而儿童诗集《月亮姑娘》中诸如《深夜的街头》，诗句呈五、七、九、七、五字格律;《小星星》中，呈三、三、七、七、五、五、七字格律，既是新诗，又似古词牌中《忆江南》、《十六字令》一类形式，给人一种既新颖又古色古香的韵味。
早期作品中《心的跳舞》，作于1927年秋，已完全脱除了临摹。文中几个小学生的不同性格，不同爱好和不同活动方式，乃至互相打闹，起绰号等气氛，虽是素描，却个个虎虎如生，明显地展示作者经过长期教学生活的体验，深入掌握了少年心理特点的才能。
1930年春节刚过，机缘使他脱离了五年教学生活，走上了第二个职业：报刊编辑。原来他小学时的一位老师，乡居无聊，忽发奇想，要到上海办一种“摘要汇编七天内新闻”的《时事周刊》。因为常见柯灵在报上投稿，便把“重任”委托给这个才刚二十一岁的青年。 “三十二开，三十二页，外加封底封面”，编、写、校对、跑印刷厂，全由他一人负担。可惜由于刊物不合时宜，只出了五、六期就停刊了。
这位老师又出了一个主意，改办一张小报，八开，三日刊，依然叫他包写、包编、包校。但也只出了四、五期，就“寿终正寝”。
这张小报的名称、内容，我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忘记的干干净净，只有一件事还留有点印象;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正好发生了洪深抗议罗克主演的美国辱华片《不怕死》事件，一点小小的爱国心驱使我在这小小报上表示了对洪深的支持。(《文字生涯第一步》)
这两种报刊的生命虽然短促，却给柯灵一次编辑工作的锻炼机会，是他后来共编了二十五种报纸副刊和期刊中最早的两个果实。
后来，他又被曾是绍兴县教育局督学的田锡安看中，约编由他创办的《儿童时报》。和前一位老师不同，田锡安“是颇有些理想和见解的教育家”(《文字生涯第一步》)，而《儿童时报》又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儿童报纸”(何紫桓《龙山怀旧》，载《绍兴文艺》1982年第6期)，柯灵在这报社里工作了一年有余(自1930年夏至1931年秋末)。他仍是一手包办编辑、写作、改译和校对。
三日一刊，逼柯灵写出了不少各种体裁的儿童作品，有儿童诗，后来被编为《月亮姑娘》，1932年9月由儿童书店出版;童话，后来被编为《蝴蝶的故事》;短评，后来被编为《小朋友讲话》，1933年均由新中国书店出版。其中收在《月亮姑娘》里的六十八首儿童诗，除上面讲过的格律上的特色外，内容方面，说教(珍惜光阴、爱勤戒懒、懂礼貌、讲真诚、自强救国等)而不失情趣，抒情而意境幽美。《花影》、 《白鹅诗人》、《新月》等，更是想象丰富，文笔清丽。
写作似乎也是有瘾的。 “回想起来，我那时也并没有一心想当作家的意思，只觉得内心有什么要倾吐，只是想写，象着了迷一样”。(《文字生涯第一步》)于是《儿童时报》之外，投稿的范围又扩大到浙江省一级的《民国日报》副刊《沙发》。那时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爱国心激励他连续写出鼓吹抗日的散文《征尘》和以抗日为题材的小说《诗人秋岛》，后者还当选该报抗日小说征文的第三名。
一方面是文学的才华正在蓬勃发展，一方面却遭了《儿童时报》当局的忌，似乎在《时报》以外投稿，是“吃里扒外”。“福兮祸所伏”，柯灵因写作得叩编辑之门，又因投稿而离开了《儿童时报》。
三、天高任鸟飞
1931年11月，柯灵第二次来到上海，开始他文字因缘中的第三个职业：打进电影界。
先是他经高天栖介绍进天一影片公司，和沈西苓、司徒慧敏等共事。第二年，又和沈、司徒脱离“天一”，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他被委任为宣传科长。1935年4月，主编《明星》半月刊。这虽是个为“明星”出品的影片作宣传的画刊，但在他的主持下，编得很有文艺和艺术特色。这年7月16日， “明星”创办人，中国电影事业开拓者之一郑正秋谢世， 《明星》出了一个“郑正秋先生追悼专号”，内刊《郑正秋先生小传》( 2卷2期)。同年8月，音乐家聂耳不幸在日本“因海浴被浪所卷，惨遭没顶”，它又刊出了《悼聂耳先生》( 2卷3期)。1936年7月，明星公司革新，它又刊出《明星公司革新宣言》及明星公司重要职员表( 6卷1期)。此外如连载吴清友译的《苏联电影史》等，都为中国电影研究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从那以后到抗战爆发前，他还先后担任过“明星”二厂厂务秘书，和联华影片公司厂务秘书兼宣传主任。六年经验，为他后来进行电影剧本创作和探讨电影艺术理论打下了扎实的业务基础。
1932年，日军继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发动了“一·二八”淞沪战争，柯灵的爱国热血更形沸腾。这时正当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把视线转到电影这块阵地——
……进了电影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不久又近在身边，碰上了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这使我在云横雾塞中逐渐看到了对岸的青山。我的人生探险是很辛苦的，磕磕碰碰的事不少，幸而没有误入歧途，靠的就是这个“旅行指南”。 (《我的人生旅行》)他很快加入了这个小组领导下的“影评小组”，开始用柯灵和芜村等笔名撰写评论文章，并积极参加有关的政治性活动。1932年6月18日， 《晨报·每日电影》发表阐述左翼和进步电影批评方针的《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方针》，他列名于蔡叔声(夏衍)、郑平子(郑伯奇)、张凤吾(阿英)、洪深、沈西苓、尘无等十五人之内。1936年，星期实验小剧场和蚂蚁剧团一次演出《走私》和《都会的一角》，因台词中有“东北是我们的”一语，遭到上海租界当局的禁演，他又与于伶、张庚、唐纳、鲁思等二十人联名，发表《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通启，表示抗议。他还以此题材，在《光明》半月刊上发表题为《未终场》的小说。他很快站到了爱国战线的前沿。
上述丰富的活动，似乎还消耗不完青年柯灵的精力，他又兼职进入新闻圈。1933年，一度兼任《晨报》记者，不久又任该报社会服务版编辑。正义感使他发表一封读者批评一个女名流的信，该报社长潘公展把他辞退了。这磨灭不了他的锐气。1934年上半年，他又在《大美晚报》华文版创编《文化街》周刊，致力于左翼文化的评论和报道，得到夏衍、阿英、郑伯奇等的支持。这个周刊共出了十期左右。1936年，又兼任《大晚报》的特约记者。这段生涯使他有机会外出采访，进一步开扩了视野。四篇“青岛印象”，《泺口日暮》、《车厢生活》等散文，都属这方面的产物。
阅历的发展，引起柯灵作品思想上的大变化。如果说，这以前他比较欣赏“宁静淡泊，沉思默想”的境界(《巷——龙山杂记之一》)，慨叹个人命运的“世味如荼， 尘俗萦心”(《雨——龙山杂记之二》)，追求一种处于清幽状态的美，那么这时期的作品受到“九·一八”后民族危机的影响，忧国忧民之心几乎占了他多数作品的篇幅。而佳品《忆江楼》(在《民报·民话》1932年6月连载时，原名《忆浔阳》)，似乎是承前启后的一篇。它一方面尽情地描绘绍兴陶堰浔阳江畔、白塔洋头的可餐秀色，一方面又不无寓言意味地歌颂一种在“天地易色的时刻，却总有勇敢的人们顶风逆浪，奋不顾身，向强大凶恶的势力挑战”的犷悍气氛。
以连载于《申报·自由谈》的“青岛印象”为契机，对山河破碎的抑郁明显地超过了对幽美景物的抒情。他讽刺“青岛是天之骄子，两难具，二美并：绵绣江山兼备物质文明，西方帝国主义和东方帝国主义相继为我们借箸代谋”(《岛国春秋》)，叹息“这青岛咖啡馆是自俄商人开的，……汇泉饭店是日本人开的。……这境界真迷人，可是我有了一点不可分说的惆怅。”(《青岛咖啡》)他不断地倾吐劳动人民的苦难：终年不得温饱，三月才做一场春梦的农民(《故园春》)、因地位低微而受到歧视和欺凌的小人物(《泺口日暮》)、整年为生活忙碌，一旦病倒，就要受饥寒威胁的送报人(《生涯》);甚至对一群将被处决的野狗，他也哀其只能把聪明“用于对主子的愚忠，却没有合群自卫的习惯”(《狗难》)。
不少回忆故乡风味的散文，和前期同类作品相比，我们也可发现多了一层阶级分析。他不止一次地呼喊： “我们的生活充满着不平。许多人胼手胝足，流血流汗，养不活自己;少数人却用欺诈剥削来满足罪恶的私欲”(《古宅》)，并预示着“破落户的‘书香子弟’”， “他们的出路不是重建旧日的门庭，而是摧毁现有的制度。”(《遗事》)而在《秧歌》中所表现的，则是作者对一种没有恋爱自由的封建礼教“不顾一切的挑战”行为的礼赞。
在这段时间所写的小说里，有一篇《巨卿先生》(《申报·自由谈》1935年3至4月)值得注意。它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农村教育事业的鼎革。私塾老师孔巨卿先生固然下场凄惨，但新学堂的“为人师”者，也不是什么好货：他们不仅不学无术，而且把公立学校校长的职务，也当作一种“官位”而你争我夺——生动地刻画了国民党的“官迷”们，尽管口念维新，其实头脑依旧。
从1935年开始，在柯灵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品种”：杂文。
我生平有一件铭记不忘的事，是我开始接触新文艺时，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由此看到了一颗崇高的、战斗的心灵，开始懂得对人世的爱和憎。 (《我的人生旅行》)他接过了鲁迅式杂文作为战斗的匕首。
在旧社会，人世太多不平，就象抗战期间他在《供状》里表露的： “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他的杂文，最早脱颖而出的，似乎是《猎人与鹰犬》，那是愤于“租界”里一个华捕的高论而发：那个华捕“理直气壮”地叫道： “租界是外国人的，苛捐重重，压迫也不少，你们既然不愿意，何不大家一起迁出?”然后，一篇篇充满爱国正气的短文联珠似地发出。《“救国家”》正面揭露所谓“正牌的‘救国家’”的庐山真面;《招牌文化》含沙讥刺一种
“把价目狂跌，跌到连灵魂、人格，一起拍卖完结”的败类。特别是写于1937年5月的《看热闹》，这是一篇象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揭露国民性中麻木性弱点的有力之作，当揭到那些爱看热闹的人， “连自己家里的火也看”，沈阳沦陷之日，竟还有人张着口观看入侵的日军游行示威，为日本报纸报道“皇军过处，迎者夹道，盛称帝国军容之盛”制造口实时，作者把读者沉痛与愤激之情一起煽动起来了。
杂文，是柯灵思想进步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四、在真理面前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队全部从上海撤退，上海的法租界和英美势力范围的公共租界成为唯一暂时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孤岛”。这时候，大部分作家撤离上海，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到香港，还有到汉口、重庆、桂林等大后方。形势的急剧变化把一批当时还属青年的留沪爱国进步作家推上第一线，成为上海抗战文学的台柱子。柯灵也是其中的一员。
是有计划的安排?还是偶然的机缘?柯灵这时的工作，又从电影转向主要编刊物。从“八·一三”到“一一·一二”，他曾是夏衍、阿英主编的《救亡日报》编委之一①。又主编时事综合性周刊《民族呼声》。上海成为“孤岛”后，又先后主编《文汇报·世纪风》、《文汇报晚刊·灯塔》、《大美报》本埠新闻版、《大美报·早茶》、《大美报·浅草》、《大美晚报》要闻版、 《正言报·草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他又冒最大的危险，于1943年仍以柯灵的名字主编《万象》。
于此同时，他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做了大量其他方面的工作， 1938年，复社筹备出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时，他和唐弢、蒯斯曛、林珏等义务参加《全集》的校对工作。
同年11月，他倡议并编辑文汇报文艺丛刊，由王任叔、周木斋、唐弢，他等六人结集的《边鼓集》杂文出版。当文艺界就“鲁迅风”杂文展开论争的时候， 《世纪风》是积极捍卫“鲁迅风”杂文的一块阵地。
12月，他列名《上海各报副刊编者告上海电影界书》，揭露日寇企图收买电影业的阴谋，批评电影界公开放映神怪片的错误，鼓励电影工作者坚持操守，维护民族利益。
年底年初，参加《文汇年刊》编辑工作，负责有关文学艺术的部分。
他还通过编辑副刊和期刊，支持了不少文学新生力量，黄裳(宛宛)、何为、徐开垒、晓歌(坦克)、林莽(王殊)、刘以鬯、董鼎山、沈寂、石琪、阿湛……大多数早期的作品，首先都被刊登在他编的刊物上。
教育方面，他还在上海法政学院新闻专修科讲授进“新闻文艺”。
所有这些工作，与其说为了生活，毋宁说为了战斗：为真理而战斗，为反侵略、反各种丑类而战斗，为祖国光辉的未来而战斗。光为生活，有时是会不择手段的。然而请看这位瘦小、温和、当时不过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八年中做了多少事——
1938年2月11日， 《世纪风》创刊前夕，敌人向文汇报馆投了一枚炸弹，他在创刊号的《纸上漫步》上立刻做出了反应：
手榴弹，在近一两个月来，曾经完成过不少大快人心之举。可是现在，连那些卑污的手也使用着它了。
但这给予被击者只有光荣。
只可惜圣洁的手榴弹被他们所亵渎了。
1939年8月， 《大美晚报》要闻版编辑程振章、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先后被敌伪暗杀，舆论界噤若寒蝉，他却写了一篇《我要控诉》，指着汪精卫的名字大呼： “我要抗议，我要控诉!”率直地批评懦弱的舆论界： “躲在堑壕里是可以的，但他本身必须是战士。对于暴行的噤默，却是对于战斗的迴避。”并在《大美报》被迫停刊后，毅然进入《大美晚报》，接替被害的程振章编辑要闻版。
1940年7月2日，南京汪伪政府以“献媚独夫，卖身共匪”的“罪名”，悍然公布了一张“通辑”令。在八十三人的名单中，高季琳也赫然在内。柯灵却没有被它吓倒，他一方面化名为丁松年，一方面深居在《大美晚报》报馆内，继续做着他应做的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冲进租界，曾通令抗日作家前去登记。少数懦夫害怕了，不仅自己去登记，还向敌伪献媚，表示愿动员柯灵也去登记。柯灵毅然拒绝这种“劝降”，并与懦夫断交，宁愿自己忍受失业、生活煎熬的痛苦，辗转避祸。1942年，他一度进入金星影业公司主持编剧部门，但不久伪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成立，把上海电影业全部置于日寇控制之下，他又毅然退出电影界。
1943年8月1日，他接编《万象》不久，恰逢汪伪导演了一场“庆贺收回”实际已不存在的所谓“租界”的闹剧，并勒令所有报刊必须为文“同庆”。柯灵将计就计，在《万象》写了一篇《可纪念的日子》，乘机呼喊：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慨叹“卧榻之旁，竟容他人酣睡”。
最大的考验，是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他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第一次被关押七天。第二次，敌人拿着他的一本抗战杂文集《市楼独唱》追问他的“背景”，各种酷刑落到了他的身上。在这生死关头，他向侵略者吐露的是浩然正气：
你是日本人，你爱日本;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一书既然给你们抄到了，书里说的比我更清楚。请你们不要再问了。你打死了我，也就是这两句话。 (《狱中诗纪》)
这段期间，柯灵虽基本上没有在电影圈任职，但在创作上，他却开始写起电影剧本来：《武则天》(1938年，方沛霖导演);《乱世风光》(1941年秋写成，1942年由吴仞之导演，但公映时遭到严重删剪)。
上海全部沦陷后，形势又推动他进入另一文艺领域——话剧界。1943年10月，参加了佐临、吴仞之、姚克等组成的若干剧团，除是团委之一，负责宣传工作外，又先后把美国马格丽泰·密茜尔(M.Mithel )的《飘》改编成舞台本，和师陀合作把高尔基的《底层》改编成中国化的《夜店》，把吴趼人的《恨海》改编成舞台本。
文艺的各种门类，虽有相通之处，但在艺术特点上是很不相同的。特别是电影和戏剧，都属于综合性艺术，似乎更需要形象和动作。柯灵在这方面，不是“科班”出身，可是凭着他的聪明，凭着他孜孜不倦的学习，不仅很快地掌握了这两门艺术，而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柯灵的散文和小说叙述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精心镂刻的排字遣句，古朴典雅的联语对仗，生动活泼的比喻遐思;而在他的电影、戏剧作品中，我们却常常看到可以乱真的“京片子”。如果说电影剧本《乱世风光》借助强烈的对比和巧合律迅速地反映了战争环境中人性改变的悲剧，那么在话剧《夜店》第一、二幕里那种对底层各种类型人物从动作到语言活生生的刻画，标志着他艺术上更深的造诣。
抗战时期柯灵的小说，充满着由侵略者造成的人世悲剧。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或因整日生活在紧张恐怖的氛围中，患上了疑惧症，终以跳海了却了残生。(《湮》)或为了继承亡夫的革命遗愿，也为了消除生活的牵累，忍痛把爱子送人。(《舍》)特别在《舍》里，作者并不把向往革命的人神化，而把一个既具有母爱天性，又向往革命的知识妇女的矛盾心理，描摹得细腻逼真， 丝丝入扣。
抗战时期柯灵的散文，是战时上海的剪影，又是一颗愤国忧民之心。对难民，他不胜哀怜(《流民图》);对硝烟初熄的战场，他徘徊凭吊(《凭吊》);对不知亡国恨的“孤岛”畸形繁荣，他无限惆怅(《逆旅》);对赌场一类罪恶渊薮，对“无赖是他们的教育，亡命是他们的资本”的流氓大亨，他投以轻蔑(《罪恶之花》)。在这种场合，他又以秀美的词藻，投入深沉的思索。在《窗下》，他拿起“想象的笔”，描绘现实的影象： “没有太阳的世界”、 “黝暗的牢狱”，和失去了欢乐的少妇。然而，希望并不从他的心头熄灭： “我梦想着一个狂欢的日子，盈城火炬，遍地歌声，满街扬着臂把，挺起胸脯的行人……”在《浮尘》，他更探索生活的真谛：“美与丑”、 “秘密”、 “执着”。他想弄清，为什么丑的内核，有时会包裹着美的外衣;为什么有的生命里“驮着无数秘密，还能够洒脱自如地活着。”他特别推崇执着，曾不止一次地讴歌： “凡有所爱，有所执着，它们都是以使人颠倒，以生命相角逐，有如殉道者。”
这里不能不提到他的一篇知名美文：《苏州拾梦记》。
已经近两年了，我心里埋着这题目，象泥土里埋着草根，时时茁长着钻出地面的欲望。这是以他过继的母亲为模特儿，叙述一个旧式中国妇女可悲的婚姻遭遇和晚年的意外欢欣。作者生花的笔，曲折而流畅地叙来，板是板，眼是眼，扣人心弦。而文前文尾，均以战时环境相烘托，显示了抗战的时代气息。
然而抗战时期，柯灵写的最多的还是杂文。合集《边鼓集》、合集《横眉集》、《市楼独唱》，收集了他这一时期的主要杂文作品。
柯灵杂文的主要特点是：散文气息特别浓郁，而思想深邃，敢说善言，构成柯灵杂文自己的风格。除上面已谈过的《文汇报》挨炸事件和程振章、朱惺公被杀事件外，在《暴力的背面》，他宣称： “暴力的施行，在被压迫者是表示反抗，在统治者，却往往是权力失隳的最后一著棋。”在《恐怖政策》，他阐示： “恐怖政策最大的效果，不过使胆小者沉默而已。而沉默并非顺从，倒是反抗的准备。”在《成人的礼物》，他不仅谴责侵略者的罪恶，还表明： “我们的下一代，也将在烽火连天、流离失所的痛苦境遇中，受着战争的教育，迅速成长起来。”而在《〈鲁迅日记〉》，他又指出这是“研究这位大作家的生活的资料”，不能用艺术欣赏的角度去阅读。
思想活跃见其深，文式多样见其智。柯灵杂文，还擅旁敲反说，冷嘲热讽，从不公式概念。一篇批评安于逸乐、不思国仇的文章，他能给予一个“富于诗意”的题目：《荒村岁暮》。一份揭露侵略者伪善的存照，他却写成一出杂剧式的喜剧：《玉佛寺传奇》。在勾勒极左幼稚病者的面目时，他更撰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排句： “剖瓜而起河山破碎之痛，吃肉而有置身刀俎之想。”这类文章，感染力往往特别强。
这段期间，他还出版了散文集《望春草》(收战前作品)和《晦明》。
五、从受“嘉奖”到被缉捕
1945年6月，柯灵第二次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备受酷刑。九天后获释，养伤于红十字会医院。稍能行动，即同佐临潜离上海，抵杭州，目标是经过屯溪转入大后方。这是这一年的8月9日。刚到杭州，第二天传来了苏联对日开战的消息;再隔一天，又传说日本投降了。一个偶尔的场合，他们目睹了一群日本军官绝望地聆听日皇投降诏书广播的景象(《在西湖——抗战结束那一天》)。内地不必去了，他们又回到斗争过一段时期，还将继续斗争下去的上海。
这段时间，意想不到蒋介石竟搞了一出有讽刺意义丑剧：“奖”柯捉柯。原来抗战胜利，蒋介石一方面纵令部下纷纷飞来上海劫收，一方面收买人心，明令“嘉奖”了一批人。其中柯灵和费彝民、严宝礼三人以“被日寇逮捕，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的功绩，先是获得蒋介石“奖状”，并冠以国民党“宣传专员”的名义;继又与中共领袖人物、国民党大小将领官吏、社会各界名流一起，被颁发了“胜利勋章”;再后，上海新闻工作者又给柯发了“奖状”。
然而柯灵抗战期间的爱国行动，本来出于一片对祖国的赤诚，并无哗众取宠之心。经历祖国如此巨变，在柯灵心中，向往的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 “嘉奖”也罢，不“嘉奖”也罢，他早为自己的行动作了安排。
远在胜利前的1943年，一次，秘密来沪的胡考到《万象》编辑部去看他，闲谈中建议他战后办一个时事政治性的刊物，他即有心于此，并邀唐弢共同主编。胜利不久，这个意图如愿了，起初拟名《自由中国》，不料国民党政权如此迅速地暴露它的腐朽性，终于变名《周报》于1945年9月9日出版。8月下旬，他参加《文汇报》复刊的筹备工作。1946年元旦，《文汇报》改版革新，他又任主笔并擘画主管副刊。时当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展开;在国统区，国民党又加紧镇压人民民主运动。他已决心以民主战士的姿态立足于新闻界与文艺界。《文汇报》各种文艺副刊他都聘请别人编辑，自己独独主编了代表人民喉舌的《读者的话》，刊头标出二十四个字： “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从此两个刊物，如鸟之双翼，並肩向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开起火来。内战，它们反对;包庇汉奸，它们谴责;特务殴打、杀害民主人士，它们揭露;来自人民的一切呼声，它们刊布并支持。人民拥护的东西，反动政权当然害怕和痛恨，于是从排挤到最后搜捕，对柯灵的迫害逐步升级。 “嘉奖”之初，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坚邀”他去编副刊《文综》，半年以后，因不合当局胃口，把他解雇了。后来《新民晚报》约他编《十字街头》，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竟专门召见该报总编辑赵超构，责令他解雇柯灵，终被赵托词未允照办。最后，1947年5月24日，国民党终于悍然查封了《文汇》、 《新民》、 《联合》三报，军统特务并秘密搜捕柯灵。幸而柯灵事先已闻风声，得知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早隐匿了起来。特务当晚没有抓到，第二天清晨，又去上海出版公司捕人，也扑了空。从此柯灵化名铁寿民，在生命史上再一次辗转流迁，直到1948年秘密离沪，避难香港，参加港版《文汇报》的复刊筹备工作。
参加民主运动，对柯灵的文艺创作有一定影响，因此这一阶段，他的作品相对地有所减少。这一则是形势使然，再则数量与质量并不一定成正比。在《周报》的短评中(署名浮、芜、文、村)，从《文汇报·读者的话》的《街头人语》中，从新闻版的《街头闲话》中，我们看到了火候更纯青，嘻笑怒骂更自如的短小尖泼的短文。时而直呼“反对内战，人人有权，人人有责!”时而反话正说，曲尽讥刺;时而转录民谣， 衬托“惨胜”;时而接过“官话”，逐点批驳。
散文、小说，这段时间写得更少，然而偶有发表，辄是佳作。 《桐庐行》再次展示他善于写景的纯熟技巧，那“远远近近的山，明明暗暗的村，潮平岸阔，风正帆轻”，那“到处嵌进了山，望得见水”，邀读者如身历其境，同享欢喜。而《霍去非》中塑造的一个貌似谨愿，其实自私透顶，终至卖友求荣的蟊贼形象，至今还是一个生命力相当强的典型。
这一时期，形势倒促使他创作和改编电影剧本较多，计《末路王孙》(后改名《浪子行》)、 《夜店》、 《大马戏团》、《春城花落》、 《海誓》。《末路王孙》(《浪子行》)发表在胜利之后，其实写于沦陷时期，未拍成电影; 《大马戏团》因找不到马戏团，也未拍成，其余都有电影。
六、真诚的歌颂，意外的打击
柯灵初到香港，解放战争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香港文艺界正就站在哪一边(国?共? )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柯灵立刻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人民的力量空前壮大，解放军的接近全面胜利;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垂死挣扎。东方已经黎明，中国历史上亘古所无的新局面即将出现。(《你站在哪一边?——电影工作者的自讼》)1948年年底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1949年4月下旬，柯灵离港赴烟台， 转道北平。7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被选为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候补委员，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委员。9月中旬，返回解放了的上海，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抚今追昔，能不使人感慨万千?柯灵的作品也起了极大的变化：抑郁转为舒畅，揭露旧社会转为歌颂新社会。他写了一连串的《上海新语》;他称颂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年;他欢呼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赞赏“大世界”游乐场被人民接管。他庆幸： “中国——这个东方的巨人，今天才真正到了成熟期，开始了他永久的黄金时代。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城市变了!农村变了!社会变了!人们的精神状态变了!……人吃人的现象消灭了，人与人间的关系改变了。”(《站在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上》)这种心情，凡是有过旧社会痛苦经历的人， 都会有的。于是他又说：
带着中世纪宗教徒一样狂热的虔信来歌颂我们所处的时代，歌颂共产主义，歌颂党，歌颂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领袖，并用全生命来拥护他们，在没有经历过从黑暗到光明的世纪风景的人，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全身心都侵透了这种感情。(《站在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上》)作家的敏感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中世纪宗教徒一样狂热的虔信”，同时他又肯定了这一点。从当时的群众情绪看，他的确反映了大多数。然而谁都没有料到，正是这种狂热情绪，开辟并鼓励了逐渐走向极左的道路。而极左的道路，的确悄悄地来临了。
1957年，共产党开始整风，他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发言提了意见。不久，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开始了。柯灵之所以未成为打击对象，是因为在《文汇报》的一次编前会上，他提出过应该批驳报上所载的葛佩琪要“杀共产党人”的主张。但这一消息，后来证明也是报上虚构的。
于是他又投入了“歌颂”，并“遵命”为《文汇报》写了《石挥——反派的典型》的社论(1957年11月28日)，这个冤案使他不安于心，后来在1980年4月的《我的人生旅行》里作了自我批评。
这段时间，他秀美的散文写得很少，虽然在一些歌颂性的杂感文中，仍不乏绚丽的词藻。由于工作的需要，除几度负责《文汇报》的编务外，他的主要精力再度回到电影界。1953年，文化部电影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他被任命为副所长，夏衍调去北京后，他任所长。他的电影剧本又新编了好几个。1950年，改编茅盾的《腐蚀》(佐临导演，文华影片公司摄制)。1955年，完成《为了和平》，同时接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文化部下达的任务，着手创作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不夜城》。1959年，完成《春满人间》。此外，他曾两度把夏衍的舞台本《秋瑾传》改编为电影剧本，却两度受冲击，没有被拍成电影。
1956年4月，主要是建国前的杂文散文结集《遥夜集》出版。1957年10月，短篇小说集《同伴》问世。1959年6月，建国后的文集《暖流》与读者见面。
所谓“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灾祸终于也降临到了柯灵头上。灾祸的根源，是《不夜城》的创作。
1958年， 《不夜城》由汤晓丹导演，刚拍成电影，就受到公开批判， “罪名”是“美化了资产阶级，歪曲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并严重地歪曲了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1963年3月，经有关领导批准，柯灵辞去了电影局和电影艺术研究所的职务，调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准备从事专业创作。不料7月因肝炎住院，八个月后出院不久，又逢文化部整风，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重被调回上海电影局参加整风， 《不夜城》再次受到全国性的批判。1966年，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他进一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拘留审查达三年之久，并多次被押出去，在全市游斗。
七、七十而知“天命”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不夜城》也得到平反，在全国范围内公映。柯灵这时已年近七十。长期的多灾多难，严重地损害了身心健康，他的耳朵有点聋背了。然而磨难没有消蚀他的锐气，相反，曲折经历促使他更认真地思考了许多问题，他重新拿起笔，并把创作带到了新的境界。
他最大的心愿是完成他很久就想完成的关于上海一百年的长篇小说，但形势又逼他写出了更多的散文。
最初一个阶段，他费了相当多的心力在总结我国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想追寻出现“四人帮”这股祸水的原因。《在历史的激流中》(1977年7月)， 《跃马横戈五十年》(1977年8月8日)、 《水流千里归大海》(1977年9月8日)、《春节书红》(1977年12月26日)、《阿波罗降临人间》(1978年2月3日)……如开了闸的水流，一篇连一篇地飞出。
然后，他的思想触角，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探求。他寻找“歌德派”的真正作用，回顾自己解放后写过许多歌德的文章， “现在冷静地分析一下，它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扪心自问，汗颜而已。倒是有些东西，……曾被横眉竖眼的‘造反派’指为‘修正主义典型论’，罪大恶极，批得体无完肤的，现在看看，也许愚者千虑，不无一得。”(《〈香雪海〉序二》)在为青年研究工作者陈青生编篡的《“孤岛”作家书信集》书写代序《告读者书》中，他引史据典，纵论古今，归结到社会主义国家立法守法的重要性。他花了相当多的一部分精力，回忆和总结与自己有关的史实： 《文字生涯第一步》(1981年10月)、《上海沦陷时期戏剧文学管窥》(1981年11月)、《从郑正秋、蔡楚生看中国电影美学》(1984年1月)、《上海抗战时期的文化堡垒》(1984年12月)、 《遥寄张爱玲》(1984年11月、《〈周报〉沧桑录》(1985年4月)、不仅史料翔实，立论精辟，是文艺研究工作者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而且修词更见瑰丽老到，气势愈益恢弘磅礴，是可以诵读的优美散文。文海浮沉，人事每多变迁，有的人一举成名，而后继乏力;有的未到不惑之年，已感笔力不逮;有的初试锋芒，注意力却化到别的方面去了。而七十六岁的柯灵，出现老当益壮的局面，允称难得。
近年来，柯灵出版的集子，比任何时候都多。香港出了两种《柯灵选集》，一种由昭明出版社印行，书前有刘以鬯《柯灵的文学道路》，一种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有申一易写的前言。海内到现在为止，已有八种： 《秋瑾传》( 1979年4月)《香雪海》(1980年2月)、《电影文学丛谈》( 1979年)、《柯灵电影剧本选集》(1980年11月)、《长相思》(1981年12月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剧场偶记》( 1983年3月)、《柯灵散文选》( 1983年11月)和《柯灵杂文集》( 1984年12月)。而海内外的评论，也接踵而来。司马长风盛赞“柯灵的散文，有鲁迅的严谨，章、节、句、字，都磨得精光四射，做到了‘散文不散’”。林非说，柯灵“从三十年代开始撰写散文之后，实在可以说是愈写愈好，到了八十年代写出的篇章，在思想和艺术上是最为成熟的。”李子云更誉柯灵为
“潜心煮书的人”。……
柯灵的声誉，正随他文学上不断出现新成就而愈益隆盛。
按：本文所谈史实。除承柯灵同志提供大量资料外，许多还直接引自柯灵夫人陈国谷同志所编的《柯灵年谱》，并此致谢。
注释
附录一 柯灵著作目录
《月亮姑娘》(儿童诗集),署名高季琳,1932年9月儿童书局版。
《蝴蝶的故事》(童话集),署名高季琳, 1933年新中国书店版。
《小朋友讲话》(儿童短评集),署名高季琳,1933年新中国书店版。
《边鼓集》(杂文合集),1938年11月文汇有限公司版;“文汇报文艺丛刊”第一种。
《横眉集》(杂文合集),1939年7月世界书局版;“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
《松涛集》(散文合集),1939年7月世界书局版;“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
《掠影集》(创作集),1939年7月世界书局版;“大时代文艺丛书”之一。
《望春草》(散文集),1939年7月珠林书店版。
《市楼独唱》(杂文集),1940年11月北社版;“杂文丛书”第二种。
《晦明》(散文集),1942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文学丛刊”第七集。
《夜店》(剧本),与师陀合编,1946年6月上海出版公司版。“文艺复兴丛书”第一种。
《飘》(剧本),1946年3月再版美学出版社版。
《恨海》(剧本),1947年8月开明书店版,“开明文学新刊”。1959年8月香港建文书局版。
《遥夜集》(杂文、散文集),1956年4月北京出版社版。
《为了和平》(电影剧本),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不夜城》(电影剧本),195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版。
《同伴》(小说集),1957年10月新文艺出版社版。
《暖流》(杂文集),1959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春满人间》(报告文学集),1959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秋瑾传》(电影剧本) 1979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电影文学丛谈》,1979年中国电影出版社版。
《香雪海》(散文集),1980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柯灵选集》,1980年3月香港昭明出版社版; “现代文学丛书”。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1980年11月中国电影出版社版。
《柯灵选集》,1981年香港文学研究社版; “中国现代文选丛书”
《长相思》(散文集)。1981年12月香港三联书店版; 1982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剧场偶记》,1983年3月百花文艺出版社。
《柯灵散文选》,198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柯灵杂文集》,1984年12月三联书店版。
附录二 柯灵研究篇目索引
赵景深《柯灵》,1948年4月《文坛忆旧》。
司马长风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卷)》,1978年12月香港昭明出版社版。
Edwdrd M·Gunn: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 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年。
徐开垒《“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抗战初期文汇报〈世纪风〉的回忆》,《战地》增刊1980年第1期。
梅子《喜读〈柯灵选集〉》,香港《文汇报·文化之窗》1980年4月18日。
林歌《七二高龄自编选集》,香港《明报日报》1980年4月26日。
克亮《柯灵选集》,香港《明报周报》1980年4月27日。
司马长风《读〈柯灵选集〉》,香港《明报日报》1980年5月2日。
陈荒煤《主题的提炼、开掘及其他》,1980年7月《解放集》。
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1980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杨幼生《侵略者鼻子底下的战斗》,《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彦桦《柯灵的创作和近况》,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1981年9月24-25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星云》1981年10月7日。
依桦《柯灵的创作和近况》,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1981年10月14日。
黄彪《抗着逆流前进的<周报>》,《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1981年10月。
张向天《重读〈遥夜集〉》,香港《文汇报》1981年12月29日。
刘以鬯《柯灵的文学道路》,《集萃》》1981年第6期。
申一易《〈柯灵选集〉前言》,香港文学研究出版社1981年版《柯灵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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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容《关于电影的雅俗共赏和民族风格——访中国电影剧作家柯灵》,香港《新晚报·星海》198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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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云《潜心煮书的人》,香港《大公报》1984年4月26——27日;《人民日报》1984年5月21日。
钱谷融《有情致 有诗意——<柯灵散文选>读后》,《文汇报·文艺百家》1984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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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旸《常读常新的典范散文》,香港《文汇报·文汇之窗》1984年7月20日。
夏世铎《春蚕萦绕千千缕 愿为人民吐尽丝》,《民进沪讯》1984年第5期。
高旅《“假装没有看见”》,香港《大公报》1984年10月22日。
容正昌《“永远不要责怪观众”》,《文汇报·电影与戏剧》1984年11月1日。
陈国容《柯灵谈“创作经验”和“语文修养”》,《语文学习》1984年第6期。
余无垢《记柯灵》, 《澳门日报·镜海》1985年1月3日。
徐容《炼句功深石补天》, 《江西日报》1985年1月12日。
徐开垒《记柯灵》, 《散文世界》1985年第4期。
黑婴《久历征场老更成——记柯灵》, 《文坛忆旧》(日期待查)。
杨锋《读《柯灵选集》,《读书》1985年第1期。
①《救亡日报》编委由三十人组成,他们是:巴金、王芸生、王任叔、阿英、汪馥泉、邵宗汉、金仲华、茅盾、长江、柯灵、胡仲持、胡愈之,陈子展、郭沫若、夏丏尊、夏衍、章乃器、张天翼、邹韬奋、傅东华、曾虚白、叶灵凤、鲁少飞、樊仲云、郑伯奇、郑振铎、钱亦石、谢六逸、萨空了、顾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