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人物简历简介,徐志摩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二十年代，在中国新诗坛上，曾出现了一位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就是徐志摩。他象一只天教歌唱的黄鹂鸟，扑腾着翅膀，上天入地，拨动着歌喉，唱着各种各样的歌，“不到呕血不住口”。1931年11月19日，一心想着飞的徐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当飞抵山东济南党家庄附近时，忽遇大雾，机触开山，遇难身亡。年仅三十六岁的徐志摩，他真的象他生前一再说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徐志摩： 《想飞》)。在火焰中，他“飞了，不见了，没了”(徐志摩： 《黄鹂》)。但是，他留下了足迹，留下了著作、诗文，至今还引起人们的争议。

一、家世·幼年·求学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父名申如，故又小字又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硖石镇位于硖石山下、硖石湖畔，为浙东一大镇，地处沪杭甬铁路线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硖石左右各有东山和西山对峙，西山又名硖石山，传说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游览此山时取的名，故地名也由此出。由于硖石居于水陆要道， 交通方便，为米丝集散地，因此，商业发达，为商贾频繁出入之地。

徐志摩祖籍河南开封，世代经商，明朝正德年间才迁来硖石。祖父徐明枢、号星匏，略懂文墨，清朝时捐过附贡生，但主要以营商为业，开办了徐裕丰酱园。父亲徐光溥，族名义烒，号申如，继承父业，并扩而大之。除了继续承办酱园业外，还创办了布厂、蚕丝厂、电灯厂，他一手到南通纱业投资，一手却伸向上海开办钱庄，是当时硖石镇商会会长，徐志摩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封建化的富商的家庭。

徐志摩为徐光溥的第二夫人钱慕英所生，是徐门的长孙独子，因此，得到祖、父辈的分外宠爱，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他从没有觉着生活不顺过。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年，徐志摩满十四岁，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与郁达夫同班。他在这个环境里，显得特别愉快和活跃，颇受同学注意。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禆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张家系显要官宦之家，儿子张君劢、张公权在政治、金融界颇有实力，徐张两家以所谓门当户对而联姻。徐志摩的父亲力攀这门颇有权势的高亲，目的是攀龙附凤，望其爱子日后能平步青云，发展家业。真是，“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猛虎集·序》)，连徐光溥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一心抚育、期望弥高的独生子，后来，竟违背父意，不走黄金铺地的道路，他一不做官，二不经商，摒弃仕途经济，去舞文弄墨，成了徐门第一个作家，现代文坛的一个知名诗人。这是因为他与其祖、父辈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他有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经历，他接触的是社会生活另一领域……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他也并不准备进沪江大学深造，1916年秋，却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志摩爱读梁启超的著作，读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德育鉴》后，竟合十稽首，喜惧愧感，说他自己的作品都可烧了。他着意模仿梁启超古文笔法，遇事总不忘请示梁启超，在英美留学时，向梁启超报告客居外国的情况和自己的思想心情。在1923年，他将决定与张幼仪离婚之事秉报并征得老师的意见，谁知梁启超激烈反对，劝责徐志摩“人类特有同情心以自贵于万物，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天下岂有园满之宇宙?”严厉警告徐志摩不可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否则堕落而不复能自拔。对梁启超一向奉若神明的徐志摩，这次却一反往常，据理力争，他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要奋力追求“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从此事也可见出，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也反映了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那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徐志摩： 《自剖》)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 《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这是一所“小规模的大学校”，该校倡导自由发展教学法，主张让学生自由阅读，随便浏览，这正中徐志摩下怀。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哈弥尔登”。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他的既定目标，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在这个专长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的大学里，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他自述：“纯粹感性的反射作用，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脑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1928年5月3日《日记》)同时，他的学习兴趣， 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学习和生活均一如既往，还是那么顺利，他“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徐志摩： 《吸烟与文化》)。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繁华的资本主义都市生活，没有把他吸引，相反，他认为物质和重利会压制和摧毁人的天性，需要改良和救渡的是二十世纪的文明，过分文明的文明人。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 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当狄更生了解徐志摩对所读的学校不甚满意时，便向他提出，如果愿意的话，不妨进康桥大学就读。徐志摩当然求之不得，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但这两年不同于在美国的两年，他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在英国，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康桥度过的。在康桥，他与乡村接近，与大自然为友，骑车野游，看天际的变幻，观晚霞的神奇，“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他不无感慨：“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说英国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牛津和康桥是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学府，他在这个国家和学府里，经受了“甜蜜的洗礼”，感到有“学不完的聪明”(陈从周编： 《徐志摩年谱》)。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他崇拜托尔斯泰、歌德，也钦佩拜伦、雪莱和哈代，并认为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思想是单纯的”。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国的哈弥尔登，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二、文学生涯

康桥月色

徐志摩出洋留学，原打算将来做一个中国的Hamiltion(哈弥尔登)，谁也没有料到，到了康桥，他象“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猛虎集·序》)。徐志摩本来与诗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他说：“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猛虎集·序》)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振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猛虎集·序》)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现今零碎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二、三十首，大部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也还约略可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象着了魔似的写诗，他怎么会暴发诗情的?他究竟吹着了什么“奇异的风”，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康桥乡村的自然风光，“草青人远，一流冷涧”这种超脱社会、田园式的宁静环境正符徐志摩之意。在康桥这段时间，他沉缅于“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我所知道的康桥》)。这种独自投向自然的生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愉快，“归家后我母若问海外交好，我必首数康桥”(《康桥再会吧》)。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 《夏日田间即景》、 《沙士顿重游随笔》、 《康桥西野暮色》、 《康桥再会吧》等抒写康桥自然景色的诗篇。

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音，林徽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科，又是建筑学学士，同时，又有中西文学造诣，是年随其父到英国，便住了下来，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要将“自由之偿还自由”(胡适： 《追悼志摩》)。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振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 《月夜听琴》、 《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他要求着“诗心，恋魂，理想的彩昙。”(《春风吹断春朝梦》)

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会见过女作家曼殊斐儿，仅仅二十分钟的时间，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见曼殊斐尔，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应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盪?”(徐志摩： 《汤麦士哈代》)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他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首诗写于1921年11月23日，不妨引它一段：

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还不开放你/创造的喷泉，/嗤嗤!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璠瑜，/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饮飡星辰日月的光明!/诗人哟!可不是春在人间，/还不开放你/创造的喷泉!/……诗人哟!可不是趁帆时候，/还不准备你/歌吟的渔舟!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

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 (徐志摩： 《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徐志摩又有点心神不定，“算来一秋二秋，已过了四度春秋，浪迹在海外，美土欧洲”(《康桥再会吧》)。尽管康桥是他“难得的知己”，然而他想“我爱欧化，然我不恋欧洲;此地景物已非，不如归去。”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家乡有长梗菜饭，米酒肥羔”(《归国杂题·马赛》)，他决定，康桥再会吧!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土，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尽管游山玩水的癖性依旧未改，他“走南闯北”，游北戴河，登长城，游西湖，上庐山，到海水里洗浴，看雷峰塔影，观朝霞与晚照，这毕竟不同于“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绝对的单独、绝对的清闲的康桥生活了。现实社会的纷扰，“实际生活的牵掣”，劫去他“心灵所需要的闲暇”，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是他正式从事创作并取得成就的十年，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回国头几年，他所写的诗，大都登在《时事新报·学灯》、 《小说月报》、 《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杂志上。1928年后，则多数发表在《新月》月刊、 《诗刊》等刊物。出版的诗集有：1925年出的《志摩的诗》，1927年的《翡冷翠的一夜》，1931年的《猛虎集》以及在1932年由陆小曼编集的《云游》。与此同时，他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发表一些散文和评论，并从事译作。散文集有：《落叶》(1926年)， 《巴黎的鳞爪》 (1927年)， 《自剖》(1928年)， 《秋》(1931年)。剧本有： 《卞昆冈》(1928年与陆小曼合写)。小说集有：《轮盘》(1930年)。译作有：《曼殊斐儿小说集》(1927年)， 《玛丽·玛丽》(1927年，与沈性仁合译)，在英国译成的福沟的小说《涡堤孩》和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等也相继出版。此外，还有日记、书信，后被编入《爱眉小札》、 《志摩家书》中。

《志摩的诗》

1922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 《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1925年8月他选辑了五十五首，自费排印，连史纸、仿宋字体线装本，由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发行， 9月又自费由北新书局平装印刷五十本， 共九十八页，扉页上写了“献给爸爸”的字样，由他分赠给亲朋好友，并在每本书里分别写上赠送对象的名字。1928年8月，新月书店以平装本再版时，删去了其中十五首，增加另一首， 共四十一首，改了字句，并修订了先后的次序。

徐志摩自己说：“我的第一个诗集——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洶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猛虎集·序》)确实，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那么，诗里到底无关阑的“泛滥”了那些感情呢?粗略加以分类，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回国初期的徐志摩显得异常活跃，回国不久，即应清华文学社之邀，作《艺术与人生》的英文讲演，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的论文，支持并赞扬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北洋军阀的“不合作主义”是“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总之，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在《志摩的诗》中有一类诗就是抒发作者对理想境界的热烈追求的思想感情的。这类诗，既表达了诗人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信仰，也传达出诗人在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中的彷徨苦闷的心情;表现的方式，有托物言志寄情于景的，也有以爱情诗的形式发抒胸臆的。以新月版为例， 《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诗中的雪花，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它自由自在，“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它悠然自得，“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它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也不去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它乐观自信，“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诗人朱湘曾给此诗以如此评价：“它简直是全体诗中坐红椅的一首诗，——全本诗中最完美的一首诗是《雪花的快乐》”(《评徐君<志摩的诗>》)。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 《婴儿》、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都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在这些诗中，或是把理想描绘成太空中明亮的星星，或是把自由恋爱比喻为“理想的天庭”。为了“献爱与一天的明星”，他宁愿让荆棘刺透脚心，冰雹劈破头颅。 《为要寻一颗明星》一诗，表明他为寻觅他的理想，他乐于忍受痛苦，付出牺牲。 《婴儿》中，他把他的理想比作将要出世的婴儿，把理想的孕育看成如同在母体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他如同一个母亲，为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忍受种种折磨和痛苦。这是徐志摩回国初期的反封建争自由积极争取的精神在诗中的回响，正如茅盾所说，他这时期的诗“大部分是充满了诗人的‘理想主义和乐观’”(《徐志摩论》)。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音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 《徐志摩论》)。面对丑恶的现实，他要解脱，他绝望：“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惆怅，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 他感伤：“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他要“抛弃这世界，殉我们的恋爱”。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 《一星弱火》、《问谁》等。不是“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便是“更不盼天光，更无有春信;我的是无边的黑夜!”他的逼仄的心头，“凝敛着惨雾与愁云”。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泰戈尔来华讲学、徐志摩陪同并担任翻译，他敬重泰戈尔，认为泰戈尔的“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徐志摩： 《泰戈尔来华》)。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 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 《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象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里，有的诗篇就偏重于抽象的说理，有的似乎描写风景山水，却要借机阐述一点生活哲理。 《古怪的世界》一首通过具体叙写两个贫苦老妇人的悲哀凄伤的情景，提出了：是谁吹弄着那不调谐的人道的音籁? 《五老峰》一首，把庐山的五老峰描写得如此庄严肃穆，如此神奇，想象诡异，构思奇崛，它接近泰戈尔的诗风。他探讨人生的哲理——一个“倔强的疑问”在无极的蓝空;他探究大自然的奥秘——是谁的意境，是谁的想象?是谁的工程与搏造的手痕?有的诗还笼罩着宗教的神秘色彩，如《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中，在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 木鱼一声，佛号一声……的礼忏声中，作者不禁赞美起园寂、涅槃脱离尘世的境界来。比起抒情诗来，这类偏重说理的诗歌显得不那么纯熟和自然，因此，朱湘评说这类哲理诗有泰氏(指泰戈尔)的“浅”，而无泰氏的“幽”，是他的诗歌中最不满人意的。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诸如《叫化活该》、 《先生!先生》、 《一条金色的光痕》以及《盖上几张油纸》等。这些诗是他在1923年冬天独居硖石东山脚下的“三不朽祠”时，接触了一些贫苦人民，有所感触而写成的。这些诗在这本诗集和他的整个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底层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这些诗的内容虽不能说已很深刻，触及生活面也不广，表现技巧也还有瑕疵，但能面向社会现实，取材于劳苦人民生活，又采用“平民化”的比较朴实通俗的表现手法，是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肯定。

徐志摩自称他是个好动的人，“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自剖》)他做的诗，“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这段时间，他行踪不定，或去北方讲学，或到上海南京访友，或在家乡居住，旅程中赏玩风景。1923年9月26日，他同堂弟徐绎莪同游杭州雷峰塔和烟霞洞，即作《月下雷峰影片》。10月3日与张君劢等去常州游天宁寺，当晚写《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10月30日同胡适一起离杭州去上海，途中作《沪杭车中》，总之， 《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游山玩水启动他的灵感，星月花鸟诱发他的诗兴。这类诗有的抒写他在特定情景下刹那间的思绪或感受，有的则感叹时光之流逝，在《沪杭车中》透过车轮滚动之声，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感怀人生若梦，“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瀅：《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凡诗都是讲意境的，意境的有无或高低，往往成了诗歌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志。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 《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这首诗的主题意在表现对理想实现的热切渴望，他是通过一朵雪花在半空里飞飏，在寻找它的去所，终于选定了它的着陆点。艺术构思就很独特。诗中快乐的雪花形象，是作者的自况，她在半空里娟娟飞舞，潇洒自如，当她找着她所向往的去所——清幽的花园时，立即贴近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通过这种生动的比喻和象征，从而构成了一个清新的、幽雅的、柔美的意境。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一些写景小诗也颇有意境，如《沪杭车中》，都是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写意画，既有色彩，又有音乐，做到有声有色。伴随着富有节奏的车轮声，眼前闪过车窗外的点点秋景，烟、山、云、水、桥、橹、松、竹、叶，构成了一幅色彩斑烂的艳色秋景图。绘出影象是画，透出神韵的是诗，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品，结末二句：“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点题显意，道出了作者“人生几何”的消极人生态度。 《月下雷峰影片》写杭州的雷峰塔影，共二节八句，够短的了，但情与景融为一体。“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朦胧深幽的湖光山色，是诗人心灵的创造，又是月夜特有的境界。末了二句“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假若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显示了诗人“游心之所在”的艺术想象力，做到了：“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 《白旗》、 《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败笔。中华版中尚未删去的那些诗，当然缺陷较多。当年朱湘在《评徐君<志摩的诗>》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评论：“《自然与人生》失之破碎， 《地中海》失之平庸，《灰色的人生》失之畸倾。”“《默境》一诗更是不满人意中最不满人意的。”就是新月版的那四十一首，也不是首首都满人意的。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与《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徐志摩说：“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猛虎集·序》确实，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因为当时陆小曼已与颇有势力的军人王赓结婚。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一个是以为这是“在黑暗里见着了一线光明”，坚决要与徐志摩结合;一个是“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翡冷翠的一夜》)。但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取道西伯利亚，途经莫斯科，到达柏林，又旅游了英国、意大利、法国，并在巴黎畅游。他这次到欧洲;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想会见泰戈尔，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英国的哈代，结果只见着了哈代，他认为这是他“莫大的荣幸”。他还说，他这次欧游是“到处上坟”，他不仅上知名的或与他有关系的人的坟，他上契诃夫、克鲁泡特金、曼殊斐儿、雪莱、济慈以及他自己儿子的坟。不知名的墓园他也进去留连，在块块的墓碑间徘徊。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他的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 《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 《西伯利亚》一首，赞美了苏联西伯利亚美好的风光，在《在哀克刹脱教堂前》中，则在“异乡教宇的前庭”，感慨人生的离奇和变幻。他也写了不少爱情诗篇，如《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客中》、 《决断》、《最后的那一天》、《起造一座墙》、《再休怪我的脸沉》等，这些诗是他爱情生活“波折的留痕”，他一会儿表白“爱是唯一的荣光”，要求起造一座“爱墙”;一会儿又失去信心，以为“要恋爱，要自由，要解脱——这小刀子，许是你我的天国”。那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徐志摩的爱情诗表现了他争取个性解放的一面，但是，它是公子哥儿式的情诗，为爱情而写爱情，缺乏社会内容和深刻意义。

与此同时，他的社会理想也同样遭到挫折，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不断发生冲突、矛盾。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意大利山中”，“等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自剖》)。三·一八惨案他亲眼目睹了，“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自剖》)因此，他感到“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这些奇惨性的事件，曾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认为这缺乏人道，他的神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自剖》)。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他感慨：“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今天的希望变作明天的怅惘”(《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在《决断》一诗中，说什么“生、爱、死”是“三连环的迷谜;拉动一个，两个就跟着挤”。 《半夜深巷琵琶》一首，把残月想象成破碎的希望，他“头戴一顶开花帽，身上带着铁链条，在光阴的道上疯了似的跳，疯了似的笑。”还让人们到“坟墓的那一边”去会情人。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1924年夏，他曾在庐山居住半月，每天都听到石工们的“痛苦人间的呼吁”的喊声，他感受到那是“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于是他写了《庐山石工歌》，描写了采石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的情景，情绪也还健康。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如《半夜深巷琵琶》，诗行排列对称均齐，音节也颇为匀称，为求音乐的美，诗句中连音乐的宫商角徵羽的“羽”字都省掉了。 《偶然》一诗，诗人卞之琳称它是作者诗歌中形式最完美的一首，徐志摩自己也认为“《偶然》以及《丁当——清新》等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两期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出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陈梦家： 《纪念志摩》)诗式在变化中求整齐，讲求韵律和节奏，给人以美感。但从诗歌内容和形式二者要求而言，这个诗集已有唯求艺术技巧的形式主义的明显倾向了。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非但没有什么转机，相反，顺着斜坡一个劲的往下滑。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感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他的生活“简直到了枯窘的深处”。他深深地觉着“一大堆丑陋的蛮肿的沉闷，厌得瘪人的沉闷，笼盖着我的思想，我的生命”，“我不能抵抗，我再没有力量”(《秋》)。因此，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在《拜献》、 《阔的海》、 《他眼里有你》等诗，他要向“无告的孤寡”、“一切无名的不幸”，拜献他胸中的热。他不要阔的海空，他只要“一点光”、“一条缝”。他只看到褴褛衣衫的小孩，“眼里亮着爱”。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诗中尽是些残春、残破那样凋零破残的形象，他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一种“残破的音调”，抒写他的“残破的思潮”。他的“热情已变死灰”，只觉得“周围黑暗没有边”(《活该》)有的诗歌流入轻佻以至低下的色情描写，如《春的投生》、 《别拧我，疼》等。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如《秋虫》和《西窗》，说什么“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秋虫》)敌视革命和革命文学，“青年的血，尤其是滚沸过的心血，是可口的：——他们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着喝，他们将来铜象的地位一定望得见朱温张献宗的。”(《西窗》)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受苦人没有悲观的权利”，痴想着做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要独自歌唱“别一世界的愉快”(《猛虎集·序》)。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 《爱的灵感》是《云游》集中的一首长诗，有四百多行，为求形式的整齐，不顾内容的需求，几乎都是九字句。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以诗著，更以散文著”。 (林语堂：1926年1月13日，给林语堂书白居易诗新丰折臂翁，语堂跋。)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 《自剖》、 《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徐志摩自称“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落叶》)，因此，他的散文是他的自我感情的渲泄，是他的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显露着他的感情发展的线索。它给我们研究、分析作者的思想、生活和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可以从中了解作者在某一时间、某种环境下的活动情况。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 《落叶》中形象地比喻他的思想如同树上的叶子，一到时期，借助风力，一片一片往下落。 《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他认为“感情是力量”，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是组成社会大网的线索，“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因此，他自己不论谈天说地，写景叙事，都要袒露自己的思想感情，细描自己的感情体验，这正是他散文一个显著特点。 《落叶》中他对自己个性的剖析，他披露了《毒药》、 《白旗》、 《婴儿》等三首散文诗，说明他此时经历了诅咒、忏悔、想望的思想感情的发展脉络。他又谈到了他参观了苏联大使馆前举行的升旗仪式后，引起了异样的感想：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同时，也说到了在1924年6月间伴随泰戈尔到日本的感想，赞扬日本人面对地震的灾难，以积极的态度对命运宣战，表现出不可动摇的自信力。这都是他彼时彼地的真情实感，反映了他当时一种“异常的心境”，也是他向青年提供的医治生活枯燥、苦闷的药方。 《落叶》集中其它诸篇如《青年运动》、 《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 《话》、 《海滩上种花》等原是说理性很强的话题，他仍然依照他的个性加以艺术的处理，任何时候他也不会压住自己感情的泉眼，即便作演讲，也好象与朋友促膝谈心，与人们作感情交流，他以为“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自己的”(《海滩上种花》)。他把“话”分为绝对值得一听和比较的值得一听，相对的不值得一听和绝对的不值得一听。而绝对值得一听的“话”，是从不曾经人口说过的，它蕴伏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他在宣扬他那“回向自然的单纯，回向内心的自由”的“单纯的理想”，鼓吹“在人道的海滩边种花”的精神。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 《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1925年春，徐志摩为要摆脱个人生活的苦恼并想与正在欧洲的泰戈尔会晤，于是去欧洲漫游。这次欧游，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徐志摩：《汤麦士哈代》)。欧洲的文豪大师令他尊敬，各地的自然风光诱他神往，这不能不触发他的文思， 《巴黎的鳞爪》集的各篇，以及《自剖》集的《游俄辑》(《欧游漫录》辑)，便是他当时的心情和思绪的真切记录。 《巴黎的鳞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 《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 《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徐志摩长于抒情而拙于论理;长于写景而拙于写实，他的笔触一接近自然，便如鱼得水，挥洒自如。正如他所说：“我觉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那一样不活栩栩的丛集在我的笔端，争求充分的表现!”(《自剖》)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在《自剖》、 《再剖》、 《求医》、 《想飞》、 《迎上前去》、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等散文作品中，徐志摩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无不真切地显现出来，这些作品都是他从心里“呕出来的几口苦水”(《再剖》)，是他“烦闷的呼声”。他在写“自己”，解剖自己的思想，倾吐自己的情怀，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也更为鲜明和深入，浪漫主义的因素也更为加强，感情是狂烈的倾泻，而不是慢慢渗出。他写这类散文时，正是他思想陷入极度的矛盾和苦闷，他反复剖析自己近期思想情绪突然变化的状况和原因，认定自己主观精神出了毛病，他想利用这“反省的锋刀”，劈去纠着他心身的累赘，解卸身上的负担，求得自我“解放的希望”(《再剖》)，想摆脱精神上的痛苦，不甘心理想主义的泯灭，从失望中找寻希望。他在海滨幻想，“远处的人间，有无限的平安与快乐，无限的春光”(《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他想生上双翼飞上太空，“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想飞》)，作一次“灵魂的冒险”;他又相信“受苦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决计迎上前去，“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迎上前去》)。诚然，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自剖》集中的第二辑为《哀思辑》，共五篇，是对死去的亲友的纪念文字，哀痛和思念之情漫溢于字里行间。他对既是表兄又是同学的沈叔薇的去世，很是悲痛，他在“一个冷静的秋夜，倾听着风催落叶的秋声”，温习着与表兄生前的感情交流，悲痛着“两地茫茫皆不见”的生死诀别。刘叔和和林宗孟都曾是徐志摩忘年交的朋友，在他心目中，一个是“顶好说话的姥姥”，一个是“拖儿带女的长者”，北大教授刘叔和1925年9月病逝于北京，林宗孟于是年12月死于张作霖与郭松龄之战祸中，他写了《吊刘叔和》和《伤双栝老人》，以示悼念。悼文历数他们的经历和为人，既表达痛悼之情，又感慨人生的凶险和荒凉，不如死了可以到达“悠久的遗忘的境界”，进了墓窟“才是真解放的真门”，流露出消极厌世的思想感情。祖母和儿子彼得的死更令他伤心， 《我的祖母之死》和《我的彼得》写得似悔似怨，如诉如泣。祖母与他感情至深，儿子夭逝于异乡他国，他在倾诉他的爱、怨，表示悔恨和怅惘的同时，又以为死者是“来人间作客”，活着的是遭放逐，活受罪，还不如早些离开人世来得痛快，反映了悲观消极的人生态度。

总之，徐志摩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散文，都是跳动着他思想感情发展的脉搏，是他情感的留痕和生活的记录。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 《落叶》集“一半是讲演稿”(徐志摩： 《落叶·序》)，带有鲜明的“论理”色彩，但其间也不乏诗情，有的显得浓重、显露，有的比较淡薄、含蓄。 《落叶》篇比较系统、全面表述了他对社会、人生、理想的观点，是他的思想的“落叶”，而这篇讲演式的作品却又是以诗人的情感，诗的笔调来结构、缀连，把抽象的理念化为具体的可感的形象。 《话》篇他想告诉人们许多生活哲理，但通篇几乎全是用诗的语言来描述，以诗的情绪来构思。那些以写景抒情见长的散文，他又借助那些可见的景和可感的情，讲那么一点哲理或表达某一种观念，这类散文在《巴黎的鳞爪》集中较多。不论是《翡冷翠山居闲话》还是《我所知道的康桥》，作者在独自领略该地的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

徐志摩的散文，有的在诗情和哲理结合上也还自然，有的由于他的“理”不通，即便在表现手法上使尽功夫，仍无济于事，不能不捉襟见肘，露出了破绽。如《秋》篇，有人说它是“一篇极美的散文”，但他提出的医治时代病的药方是“多多接近自然”，从中可以得到“无穷尽性灵的资养与启发与灵感”，显然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苍白无力的喊叫。有的作品却用艺术的笔法来渲染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甚至攻击并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1925年3月漫游了苏联，他参观了莫斯科，祭扫了契诃夫的墓，瞻仰了列宁的遗容，写成“欧游漫录”十三篇， 以《游俄》辑收于《自剖》集第三辑。在这些游记中，有的竟说：莫斯科“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刀”，认为莫斯科要先实现血海再实现天堂。“不要让外国来的野兔钻进了中山先生棺材里去。”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你说它是散文吗?无论从构思、情绪、句型、形式又是那么象诗歌，你说它是诗歌吗?又不尽然，它还是散文的面孔，散文的框架。总之，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 《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他的散文诗化倾向大致有这几种情况：

(一)由于某种说理的需要或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将诗歌作为散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于行文中，而这些诗歌又是独立成篇的，如《落叶》中一连引了《毒药》、 《白旗》、《婴儿》等三首散文诗，这些诗是他《落叶》思想内容“更集中的表现”。这类“夹着诗的散文”无形中漫溢着一缕诗情，染上了诗的色彩。

(二)从整体看是散文的框架，散文的格式，而其中某些部分、某些段落却是用诗的语言、诗的方式来表述的。旁的不说，就连那些“讲演稿”式的散文《落叶》、 《青年运动》、《秋》等，不少地方全是诗的句形，有诗的神韵、诗的气质。他无法抑止作为诗人想象的翅膀的飞越，把“不知名的事物”想象成具有如实的形象。描摹客观事物的方式，却是诗人所特有的，如把落叶比作思想，把大网比作社会，把感情比作经纬线，把大自然比作一本书，把婴儿比作理想……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散文诗的意蕴，将散文诗化了。

(三)通篇几乎都是用诗的笔法写的，近乎诗。这一类大都是侧重于抒发自我思想感情或写景的散文。如果说，前一两种散文从整体看它还属于散文，这一类则散文和诗的界限不那么明晰了。如《话》、 《济慈的夜莺歌》、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想飞》等。

有人将他和冰心的散文划为一派，严格说来是不太确切的。诚然，冰心早期散文也有隽永的诗情和肃然的哲理味，然而其选取的题材、描写的内容、处理的方式与徐志摩均有明显的不同，徐志摩的散文只有徐志摩才写得出来。

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小说、剧作、翻译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 《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轮盘》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关于这个集子，他自己介绍说：“在这集子里，《春痕》，原名《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是登1923年的《努力周报》的，故事里的主人翁是在辽东惨死的林宗孟先生。 《一个清清的早上》和《船上》，曾载《现代评论》; 《两姊妹》，老李的惨史见《小说月报》。 《肉艳的巴黎》即《巴黎的鳞爪》的一则，见《晨报副刊》。 《轮盘》不曾发表。其余几篇都登过《新月》月刊”(《轮盘·自序》)。比起诗歌和散文，小说不是他所注重的，他也承认自己“实在不会写小说”(《轮盘·自序》)。

他的小说不外乎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外国的某些社会风尚，同时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面，题材是不广的，容量是有限的。 《春痕》写林长民年轻留日时的一段哀艳的恋爱故事。中国留学生逸和日本姑娘春痕相恋，十年后，做了大官的逸重赴日本游历考察，又遇春痕时，春痕已变成又肥又蠢的中年妇人，成了有四个孩子的三井夫人。作品要表达的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如今已惘然”。这是旁人的经历，但也是作者的感慨，慨叹时光的流逝，人生的变化。 《两姊妹》取材于外国的人和事，写安粟和玛各两姊妹，因身染疾病，终日禁锢在房子里，不能得到生活乐趣。作品写了他们生活的孤寂和对幸福的向往。 《轮盘》中有些小说是反映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的，如《老李》、 《家德》。人物故事比较完整，前者透过知识分子老李被害的惨史，让人们见到旧社会的污垢;后者比较细致的刻画了长工家德的一生，塑造了一个勤劳朴实有个性特征的劳动人民形象。

徐志摩追求的“如愿的”小说，它要象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有“特具的生动的气韵”，有“灵异的闪光”(《轮盘·自序》)。因此，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如《船上》层层描写年轻姑娘膄玉跟随母亲到乡下替祖母看坟地时的所见所感，她对农村的一切感到新鲜、兴奋。 《一个清清的早上》写一个惯会睡觉的咢先生，在一个早上，睡在床上空想着他爱上了某一女子。作品惟妙惟肖地写他“绕大弯儿小弯儿想去，回头还是老地方，一步也没移动”的窘状。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的词句，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沈从文： 《轮盘·序》)的格调。他的小说有的情节过于简略，近于速写，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轮盘·自序》)必须指出的：他的小说多数写司空见惯的男女恋爱，很少触及当时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尖锐问题。更有甚者，个别篇幅如《肉艳的巴黎》、 《浓得化不开(新加坡)》，大肆渲染描绘人体结构，用香艳的词句，细致的描摹，不仅显得浅薄而且趋于庸俗，是作者心灵空虚、生活贫乏的表现。

徐志摩也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1923年新月社成立时，他积极组织戏剧活动，还创办过《剧刊》，也演过戏，但是他很少写剧本。他只写过一个剧本，叫《卞昆冈》，还是与陆小曼合写的。1928年5月在《新月》杂志一卷二期及三期上发表。它是以山西云冈附近一乡村为背景的五幕剧，当时只是由余上沆导演，上海慰劳会演出过，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他说，他搞翻译，“往往是一种不期然的兴致。有心做的放着不做，做的却多半是不预期的。”他留学英美时，对西洋文学发生了广泛、浓厚的兴趣，他最倾倒的外国小说作家是契诃夫、福禄拜尔、曼殊斐儿。他曾会见曼殊斐儿，曼殊斐儿建议他不妨试试翻译，在她的“神奇的启示”下，徐志摩开始了翻译工作。他译了福沟的小说《涡堤孩》，192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说翻译这个小说，原意是给他母亲看的， “所以动笔的时候，就以她看得懂与否做标准”(《涡堤孩·自序》)。曼殊斐儿私淑俄国作家契诃夫，徐志摩称道她的小说作品“每一个字都是活的，每一个字都有意义，一字不能增减”“任何奥妙、细致、曲折、甚至刻薄的心理，都有恰到好处的法子来表现。”(《曼殊斐儿》)曼殊斐儿一共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园会》与《极乐》，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选译了其中的《园会》、 《毒药》、 《巴古妈妈的行状》、 《一杯茶》、 《夜深时》、 《幸福》、 《一个理想的家庭》、 《刮风》等八篇，自英国康桥译到中国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儿小说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徐志摩说它是“一部奇书，”“一部西洋的镜花缘”(《赣第德·自序》)。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译也有他的偏爱，他说“除了曼殊斐儿是我溺爱，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玛丽玛丽·序》)

“新月”活动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的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活动虽时断时续，其间又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但是，徐志摩却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事情还得从1923年成立新月社谈起。那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的专藏外文书籍的第二馆担任英文秘书。他与一些朋友每两星期举行一次聚餐会，后在石虎胡同七号租赁了房子，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因此，又叫“聚餐会”，也叫“七号”俱乐部。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参加新月社的有政客、银行家、交际花，他们是抱着娱乐消遣为目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是爱好文学的人，则是想干一番文学事业，当时徐志摩就有这个劲头，“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个新月便是用纸板剪的不成。”(徐志摩： 《欧游漫录·给新月》)

1925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4年4月为纪念泰戈尔诞辰，由他出面组织新月社同人并主演了泰戈尔的剧本《契忒拉》。到了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 《诗刊弁言》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几个朋友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发行一次《诗刊》，专载创作的新诗与关于诗或诗学的批评及研究文章”。“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诗刊》的撰稿人除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外，还有刘梦苇、于赓虞、朱湘、蹇先艾等，他们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 《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 《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不久，由于新月社的一些成员和其他戏剧工作者急于要在刊物上介绍并推广新剧，于是到了6月10日， 《诗刊》“放假”，由《剧刊》代替。徐志摩主持的《剧刊》共办了十五期，但收效不大，而《诗刊》却倒是中断了。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沆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 《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除出版发表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著作外，也发行和发表了不少文学著作，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徐志摩执笔的《新月》发刊词《新月的态度》，提出了所谓“不妨害健康”与“不折辱尊严”的“超然”的创作原则，攻击文坛的所谓“十三派”，含沙射影反对革命文学运动。并在《新月》上发表了《秋虫》、 《西窗》那样思想倾向反动的作品，这就是明显的一例。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洵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撰稿的有徐志摩、陈梦家、饶孟侃等。为此，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诗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倾向越加明显，到了1933年6月1日， 《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消声匿迹了。

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那末，当我们着眼于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新月派时，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必然有共同的特点，有它特有的风格特色。就艺术观而言，大体相同，他们注重“灵感”，注重于“情感的表现”，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同时又刻意追求诗的表现技巧，要求有“完美的形体”，不仅诗的外表形式整齐美观，而且要具有内在的节奏感和旋律美。闻一多创建的新诗格律理论，主张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概括了这派诗歌的主要艺术经验和艺术特色。读闻一多的诗，从听觉到视觉都会给你一种美的感染。他的诗注意节的匀称，句的均齐，语言词藻具有鲜明色彩，吟诵起来悠扬悦耳，据此，有人称新月诗派为格律诗派。饶孟侃、陈梦家、卞之琳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也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格律的谨严”(陈梦家： 《新月诗选·序言》)。徐志摩自认他的诗风受了《死水》作者的影响，他的诗逐步纳入新的格律诗的范畴，有人认为“他的全部诗作代表着新月派的诗歌之发展过程”(穆木天： 《徐志摩论》)。作为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闻一多、徐志摩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他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爱的灵感》)

新月派是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其成员复杂，思想不一，前后也有变化。闻一多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精神， 最后与“新月”分道扬镳成了民主斗士;而梁实秋则竭力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左翼文艺运动;胡适发表政治论文，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新月派到了后期为胡适、梁实秋他们所控制，其反动政治倾向越来越鲜明， 《新月》月刊文学作品少了，政治论文多了，胡适等人越来越倒向靠拢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导致这个派别脱离了文学的本体，蜕变为反动势力摇旗呐喊的工具，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到了1933年6月，随着《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三、结 语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对他与对所有其他作家一样，我们只有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有可能作出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评论。说徐志摩的感情浮思想杂，这是事实，但并不等于说徐志摩这个人物是神秘莫测不可认识的，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我们通过对他的生平活动、创作道路作全面的具体的考察，还是可以理出他的“感情线索”的。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资产阶级作家。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连着的，是当时阶级关系变动的折光。毛泽东同志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徐志摩的创作，由早期的尚能反映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不幸，到后来害怕以至反对人民革命斗争;由要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民主，到颓废绝望，宣扬脱离尘世，这一诗歌创作发展的总脉络、总趁势，不正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徐志摩阶级根性的活生生的表现吗?1922年自英回国的头两年，封建军阀的倒行逆施，阻碍了他的理想主义的推行，因此，他的不满主要还是针对军阀官僚等封建势力的代表，到了后来，革命深入，无产阶级依照自己的理想和方式向旧社会发起冲击，也冲击着徐志摩的理想主义的迷梦。那是狂风暴雨，不是清风白日;那是燎原之火，不是波光艳影，于是他把一腔怨恨倾倒到新兴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头上。不仅在诗歌，而且在散文和论文中，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如《列宁忌日——谈革命》(收《落叶》集中)一文，反对陈毅同志的《纪念列宁》文中提出的要在中国宣传并实行列宁主义的主张，攻击列宁的理论“太权宜”，“不免偏窄”，不希望他的主义传播，同时还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的反对派。当年鲁迅等左翼作家就曾尖锐地批判过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和反动的政治立场，这是鲁迅等革命作家鲜明的原则性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

作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诗人，徐志摩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进行过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有一定的艺术技巧。对此我们都应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贬低，不溢美。我们承认他的特点，肯定他的诗作的某些思想价值与艺术技巧，绝不等于赞同他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正是徐志摩创作的弊病。我们指出徐志摩诗作的局限，特别是他后期创作所表现的某些颓唐以至反动的情调，不过是揭示事实的真相，准确地判断徐志摩及其诗作的历史地位，而不是用今天的标准对他加以苛求。

徐志摩离开这个世界“飞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用科学的世界观、文艺观对他的创作加以研究，却仍有着一定的实际意义：有助于理清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又可以把他的成功和失败作为今天创作的借鉴。

注释

附录一 徐志摩作品集目录

创作

《志摩的诗》(诗集),中华书局1925年8月出版(收诗歌55首,连史纸,仿宋字体,中式线装);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8月出版(在中华版基础上增删收诗歌41首)。

《落叶》 (散文集),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6月出版。

《巴黎的鳞爪》 (散文集),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8月出版。

《翡冷翠的一夜》 (诗集),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9月出版。

《自剖》 (散文集)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1月出版。

《卞昆冈》 (剧本) (与陆小曼合作),1928年4月10日和5月10日《新月》月刊1卷2期和1卷8期(后新月书店出单行本)。

《轮盘》 (小说集),中华书局1930年4月出版。

《猛虎集》 (诗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出版。

《秋》 (散文), (1929年秋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稿),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1年11月出版。

《云游》(诗集),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7月版。

《爱眉小札》 (包括《志摩日记》、 《志摩家书》,以及陆小曼的《小曼日记》,由陆小曼编辑),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后又由上海晨光书店印行。

《志摩日记》 (分《西湖记》、 《眉轩琐语》、 《一本没有颜色的书》三部分,后附《爱眉小札》及《小曼日记》),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3月出版。

此外,自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今天,还编印出版他的选集诗集多种。

翻译

《涡堤孩》(小说,德国福沟作),商务印书馆1923年5月出版。

《曼殊斐儿小说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4月出版。

《赣第德》 (小说,法国伏尔泰作),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6月出版。

《玛丽玛丽》 (小说,爱尔兰詹姆士·司蒂芬作,与沈性仁合译),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8月出版。

附录二 徐志摩年谱及评论目录

年谱

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

邵华强编《徐志摩年表》,见1982年1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落叶》附录。

邵华强编《徐志摩文学系年》,见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选集》第三辑附录。

评论

茅盾《徐志摩论》, 《现代》月刊1933年2月, 2卷4期。

穆木天《徐志摩论》,《文学》3卷1号。

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 《诗刊》1979年第9期。

凡尼《徐志摩简论》, 《诗探索》1980年第1期。

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徐志摩选集》。

陆耀东《评徐志摩的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

胡凌芝《海滩上的花——评徐志摩的理想主义》, 《文学评论丛刊》11辑1982年2月。

严家炎《论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2期。

倪婷婷《浓得化不开——论徐志摩的散文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