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人物简历简介,张资平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些作家曾经名噪一时，著译等身，但经不住历史洪流的无情冲刷，终于只剩下几个泡沫。

张资平就是这样一个作家。

他是创造社的发起者之一。最初，以擅长小说创作著称。二、三十年代他创作的恋爱小说泛滥于书肆里，流传在市民中，着实“走红”了一阵。四十年代他充任汉奸走卒，也有点臭名。之后，虽然他也活到五十年代末，但早已被历史唾弃，被人民遗忘。到今天，除了较详细的现代文学史和有关资料书籍偶尔还提及他，已经没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了。

张资平从新文学运动最初的骨干堕落到专写三角恋爱小说的作家，最后沦为汉奸，这个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五四”之后新文化队伍的分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张资平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但是对于他的创作道路和几十万字的小说，还未曾全面分析评论。这些小说曾经有相当多的读者，毒害过不少青年，对于文学史上出现过的这种现象，我们没有理由迴避和置之不理。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们从书库的角落里拣出发黄的书籍，抹去历史的尘封，透视这个已被遗忘的人物……

一、广东：浑浑噩噩的少年时代

张资平原名张星仪，1893年(清光绪19年)夏历四月初九出生于广东嘉应州梅县城东门外一个名叫三坑约的乡村里。这里无山无水，风景单调。

张资平的祖父是一名增生，父亲也是一个秀才。张资平出生时，家境已经破落。父亲博取“举人”的梦醒了，赴南洋谋生，及至奔丧回来了，家里已到了一天三顿稀饭都难维持的地步。

尽管如此，世家出身的家长还是希望下一代能读书仕途，重振门庭。当时大清王朝虽已接近末路，但科举制度仍然僵而不死。张资平在祖父授意下五岁便开始读《论语》，九岁进村上私塾“张燕卿书馆”。很有讽刺意义的是那馆舍原是当铺，名曰“公孚当”。学生们就用“公孚当”称呼私塾。他在那里读了两年死书，随后进入其父亲开的塾馆。父亲听说科举即将取消，为了让儿子赶“末班车”，连忙让儿子开笔写文章“义”和“论”，给儿子讲《左传》、四书;后来见京城里礼部颁发的小学课程中已有史地算术等科，便赶紧灌输这类知识。他也想送儿子进官立中学堂，但付不起每年二十元大洋的学费。因此1906年(光绪32年)，十三岁的张资平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免收学费的广益中西学堂。

张资平在广益中西学堂接受的是不中不西的畸形教育，既有《新约全书》、 《赞美诗歌》，又有四书、五经，还有数学、地理、历史，也读一点儿英语，课目不少，获得的知识却十分粗浅。但因为身在教会学校，“便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一致”。(《资平自传》)后来张资平创作过一些暴露教会丑恶的作品，与这一段经历分不开。

1909年(宣统元年)夏天，张资平在广益学堂毕业，因无钱升中学，只好放弃“正途出身”，于次年春天考进官费的两广高等巡警学堂。

这是一所三年制的学校。张资平混在一班老童生、老秀才、老廪生中间学习法政学科。他极羡慕那些每月二百大洋的教授们，心想“毕业后到社会上做两三件事，弄些钱后，就到日本去，把招牌加漆一下，漆得光亮亮地回来，这学堂和法政学堂的教授也有我的份儿了吧。” (《资平自传》)

这样的思想状态，自然会使他麻木地对待次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三月底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不少学生以为可以“长享太平、继续学业”，张资平自认“也是其中的浑浑噩噩的一个”。(《资平自传》)因此，当十月份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羊城动荡起来之后，他也逃难到香港一个多星期。回到广州时，大清黄龙旗已换成民国五色旗。他的“革命”只是合潮流地剪了长辫，理个名叫“文装”的头发。学堂复学，课程随时局变更。张资平“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资平自传》)他曾想去谋个职业，终究没有成功。

早在“公孚当”读四书五经时，张资平已囫囵吞枣地读过《七剑十三侠》、 《西游》、 《说岳》等旧小说。辛亥革命前后，读了更多的稗史小说。在《东方杂志》上读到何诹的《碎琴楼》，认为是“百读不厌的作品”;后又读到林译小说《茶花女》、 《迦茵小传》等，“我对文学的鉴赏也自然转了方向”。(《我的创作经过》)但他还没有想到将来要当一名作家。1912年夏，广东省国民政府选派留学生，明文规定必须是“有功于民国”的人。张资平用张伟民的名字，捏造了“在潮汕光复时，跟着张醁村尽过义务，投过炸弹”的经历，报名投考，结果被录取为留日学生三十名中的最后一名。

这意外的成功，当然使张资平十分振奋，他离开祖国时曾发誓：“学不成名死不还!”这只能是夸张其辞。靠贫乏而混杂的中西文化养育起来的张资平，是个先天不足的人，难以改变其“浑浑噩噩”的特点。但当时因为看到有博取个人名利的前途，所以“稍稍昂起头来走路”，却是可以想象的。

二、日本：留学生活和创作的开端

张资平1912年9月1日搭乘法国轮船到达日本神户，1922年5月下旬坐日本邮轮“伏见丸”离开横滨回国，在日本留学达十年之久。对他来说，留学生涯是意义重要的。他在这里学习到地质学知识，为后来充当一名脱离实际的“地质学家”积累了资本。而他的创作活动，也在这里展开。

他先在同文书院读日文。1914年春，进明治大学预科学习。因为有官费，经济上略为宽裕，他学习生活懒懒散散，后来传说广东省官费要中止，他才被迫振作起来。1914年7月考取有官费保证的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9月被日本文部省派往九州熊本县第五高等学校学习。1919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1922年4月领得帝国大学地质学理学士文凭。

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华侵略，国内政治动荡。在十分敏感的留日学生中间，张资平是不能不受些影响的。191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怒，张资平曾参加留日学生的罢课活动。1918年5月，中日签订西原借款协定，留日学生罢课回国以示抗议，张资平也随同学回上海，参加了一些活动。1916年他加入了以科学救国为宗旨的丙辰社(后改名为中华学艺社)。他身处异国他乡，也体会到弱国子民的屈辱辛酸;学习地质科学，也看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肥腴的中国矿产的垂涎。在五四运动之后他发表于《学艺》杂志上的短文《所争者矿也》、《石油问题》中，反映出一些反帝的要求。但这种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也未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

1913年春张资平在同文书院读书时，曾写过一些总题为《蓬岛×年》(已佚)的见闻散记。在这最初的创作中，他写些四时风景、日本女性、种种社会现象。1914年至1918年他在日本“一高”、“五高”学习期间，也写过不少小品杂感日记，包括追求异性的经过感想。他自称“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的创作欲最初发展的时期”，而且形成了“真正的文学认识”：“在青年期的声誉欲，智识欲，和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我的创作经过》)这种文学观念把创作看成个人欲望的产物，其根源一方面是张资平的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是因受到当时流行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尽管这种观念有别于封建社会的载道文艺观，但在陈独秀1917年提出写实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三大旗帜之后，这种文学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了。它严重地影响了张资平创作活动的健康发展。

1918年8月张资平在福岗箱崎湾过暑假，见到郭沫若，他们谈论到《新青年》杂志提倡文学革命的事，酝酿编印一种纯文学杂志，提倡新文学。郭沫若称这次谈话是创造社的“受胎期”。1920年春，郁达夫在东京寄宿的寓所邀集同志商议组织文学团体创办刊物，成仿吾、张资平到会，但郭沫若、田汉因故未来。1921年6月，郭沫若到东京，在郁达夫寓所与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聚谈，决定出版《创造》季刊，郭沫若说“这个会议或者可以说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 (《创造十年》)1921年4月郁达夫执笔的《创造》出版预告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张资平也是列名人之一。这些材料都说明，张资平参加了创造社成立的各个环节。但他的作用是有限的。当时郭沫若发表诗作，已经震动文坛，而郁达夫热情洋溢，埋头苦干，他们在建社中贡献卓著。张资平为创造社做的实际工作限于他的小说创作。

1919年夏张资平考进东京帝大后，开始写《冲积期化石》初稿，次年春他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是年11月发表了处女作《约檀河之水》。1922年2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这也是新文学最初的长篇之一)，同年5月《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上帝的女儿们》等小说，成为创造社里小说创作的主要作家。

留学日本期间张资平大约创作短篇小说六篇，长篇小说二部(按字数计实为中篇，且《上帝的儿女们》未完成)，大多取材于留日学生及其有关的生活。处女作《约檀河之水》描写留日学生韦先生与寄宿房东家女儿芳儿恋爱， 在受到阻力后，芳儿与韦先后皈依上帝，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恶”，他们也彼此赦免。小说一方面揭露封建宗教对自由恋爱的扼杀，一方面表现那些追求婚姻自由又不坚强的青年男女的可悲。在新文学最初的小说创作中，这一篇处理恋爱问题有独特的角度。短篇小说《写给谁的信》和《一般冗员的生活》表现的是留日学生的苦闷，这种苦闷主要是经济的压迫造成的，作者诅咒政府，“政府当我们是种冗员，早就想把我们裁汰”。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品里反映的人道主义思想。 《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用同情的笔触记述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姑娘在日本的悲惨遭遇。 《木马》描写日本下层人民生活的不幸。 《冲积期化石》是以张资平自己及其父亲的一些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小说序诗中歌颂人是“造物恩赐”的“万物之灵”，小说中夹有不少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议论。《上帝的儿女们》旨在揭露教会内部的虚伪，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呼喊：从一切束缚我们人类的教义和禁条中解放出来，“这才是人类的本能!这才算不逆天拂性。”总之，张资平最初的创作是写实的，不无社会意义， 其中不难看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某些影响。

就小说创作艺术而论。这些作品大多是粗糙的。沈雁冰曾指出《冲积期化石》“结构上似散漫”， 《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急就粗制，似长篇节本，每段情节太直、简，无曲折”。(《<创造>给我的印象》)比较突出的作品是《木马》，结构上注意设置悬念，笔触细腻，人物形象较鲜明。张资平小说语言一开始就是比较流利的白话，没有文言的痕迹，也不欧化，这一长处是不应忽略的。

三、从蕉岭到武汉：复杂的创作倾向

张资平于1922年6月初坐船回到广州。9月在梅县与熊淑琴结婚。熊淑琴的父亲熊素村是驻日本的留学生经理员。经熊素村介绍，张资平进了广东省政府与美商合办的蕉岭铅矿任经理兼技师。这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在上海苦战，想重振《创造》季刊，创办了《创造周报》，次年又办《创造日》副刊。成仿吾曾写信给张资平，要他多写文章。在矿山里，张资平写了一些小说和杂感，同时又依据日文的蓝本，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地质学、地理学的教科书。

1924年秋，矿山经营失败，张资平应湖北武昌师范大学之聘任教授，讲授《自然地理》《地质学》等，课余从事创作翻译。1925年5月，郁达夫成仿吾都在武汉，商议筹备成立创造社出版部，以便摆脱泰东书局老板的剥削，张资平也曾参加一些活动。此后，创造社办《创造月刊》，张资平也支持过一些稿子，他的书也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但总的来说，他与创造社关系并不密切。创造社正在思想转变期中，对张资平来说，也没什么影响。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武昌师大停办。张资平见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便前往求职，与其说是向往革命，不如说为生计所迫。后安排在国际宣传局任少校编译。1927年7月，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派紧跟上海“四一二”事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举起屠刀。张资平在混乱中逃到庐山暂避一阵，在那儿依旧创作小说。8月底潜回武汉藏于租界，当然与革命绝了缘。1928年3月，应成仿吾之邀，张资平携家眷到上海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从蕉岭到武汉，前后六年多时间，张资平创作成果引人注目，计有短篇集： 《爱之焦点》 (1923)、《长堤湖畔》(1925)、《雪的除夕》、 《不平衡的偶力》 (1927)、 《植树节》 (1928)、 《蔻拉梭》 (1928)。 (这些短篇集也把留日时作品收入，各集所收篇目略有重复。属于这六年内写的约有27篇。)长篇小说(按字数似应为中篇) 《飞絮》 (1926)《苔莉》 (1927)、《最后的幸福》 (1927)。翻译小说集《别宴》 (1926。1928年改版为《衬衣》)。文艺理论《文艺史概要》 (1926)。此外还有编译的自然科学书籍多种。当时象他那样活跃于文坛，频频有新作问世的小说家，还是不多见的。

然而这段时期张资平的创作倾向十分复杂。从作品内容上分大体可分三大类：一类是恋爱小说，一类写知识分子的贫困悲苦，一类旨在暴露社会的黑暗。

恋爱小说的数量最多。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恋爱小说很受青年欢迎，因此这些作品反响较大。但张资平在作品里表现的思想十分芜杂。在《爱之焦点》里，他借人物之口鼓吹“把愚昧的义理铲去，把迂腐社会的束缚解了去”，“要替未来的青年男女”“创个先例”。同时鞭挞了给物质欲支配着牺牲了爱情的人。思想显得激进。 《梅岭之春》对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恋爱的少女表示深深的同情，也批评了屈服于传统礼教的懦弱者。这些作品无疑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数量有限。张资平在更多的恋爱小说里津津有味地刻画性的追逐。《性的屈服者》描写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性关系，放在核心的是所谓“处女之宝”、“童贞”与肉欲。女主人公馨儿叹息：“失掉了处女的特征是不值钱的了!”《圣诞节前夜》虽然也有反对金钱婚姻的内容，但是作者更感兴趣的是肉欲。“恋爱是由肉感和怜悯的同情而生的”，“肉感如果不能达到目的，苦闷终无由解除”。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张资平庸俗的官能享乐的恋爱观和陈腐的封建思想残余。

鼓吹爱情至上是张资平恋爱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 《约伯之泪》是一个性变态者垂死前的自白，描述到许多人为了追求一个女子去职、发狂、神经衰弱、留级、咯血……这些人仿佛仅仅为爱情而活着。小说色调十分灰暗凄楚。长篇小说《苔莉》描写大学生谢克欧与其表兄的三姨太苔莉的恋爱，最后双双跳海自杀。苔莉留下的信中说：“男性的专爱在女性是比性命还要重要的”，因为克欧为她牺牲了青春、有为的将来、未婚妻、父母乃至性命，他是很伟大的，所以她愿为他死。在那妇女没有地位、常常被人遗弃的时代，这样的故事也可能有一些社会意义，但是作者所写的爱即是肉欲、无节制的性生活，从而掩没了它的积极意义。 《飞絮》是据日本小说改写创作的一部多角恋爱故事，除了宣扬一点“恋爱是一种权利”外，社会意义更其淡薄。

单纯地追求恋爱婚姻实际上不可能获得幸福。“五四”之后的青年们日渐感到这一点，张资平也看到了，并试图在恋爱小说中反映之。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出问题的根本症结。所以他除了在小说中发一通喟叹与牢骚(如《Wozse-holves》)，便索性否定婚姻的必要，转向性解放。长篇小说《最后的幸福》因此而值得注意。这是张资平比较用功夫写的一部小说。主人公美瑛在爱情与金钱中选择了金钱，婚后她摆脱不了“性的苦闷”，于是多次追求婚外的幸福，即性的满足。精神与肉体都受到损害，终于死去。美瑛说：“不受社会的惯例的支配，不受道德律的制限，不受任何种名义的束缚，各向其心之所安的方面进行，在彼此不相妨害的范围内男女各有充分的自由，要能达到这样的田地，各人才算有真正的幸福。”“所谓结婚，现在想来的确是个公式——呆板的公式，夫妇也是个空虚的名义。用这个呆板的公式和空虚的名义，去解放变幻无穷的恋爱，的确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这部小说中另外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为什么女主人公那样沉溺于性爱呢?作者让美瑛自己来回答：“仔细的思考一回，又觉得自己的沉溺的原因是一种不良的遗传性——性欲的发作过强的遗传性。”从生理学遗传学方面寻找人生遭遇的根由，这是自然主义创作思想的重要特征。

在“五四”初期，直率地表现情欲多少还有嘲讽封建道德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作品对人的消蚀作用就越来越强烈。所以张资平本时期的恋爱小说总的来说所起的社会效果不好。它只能给意志薄弱的青年消磨青春，引诱他们去追逐肉欲的满足，忘却一切人生的要义。在“五四”退潮之后，社会依旧一片黑暗，找不到方向的青年悲观失望乃至颓废，因此张资平的恋爱小说颇有市场，这正是畸形社会中的畸形的文学现象。

这些恋爱小说在艺术上大多也是拙劣的。因为多是向壁虚构，所以构思雷同，篇篇是三角四角，往往是若干年后旧日情人重聚，海滨旅馆幽会，又常常用男女主人公之一患晚期肺病作凄楚的结局，博取读者廉价的眼泪。张资平笔下的人物大多也是类型化的，女子往往性欲强烈，男子则保全名誉身价。在比较长的作品里，张资平过多地采用叙述笔法，而不是描写手段，致使文字沉闷无力。

在这段时间张资平创作中较有意义的是恋爱小说以外的篇什。当时，创造社同人郭沫若、郁达夫写了一些以自身经济窘迫、前途无着为材料的作品(如《橄榄三部曲》、 《茑萝行》等)表现知识分子的苦闷忧愁，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应。张资平不能不受到影响。加之他举家迁到武汉后，拖儿带女，受过欠薪之苦，一度也曾失业。用这些体验及所见所闻，张资平在1925年后陆续写了一组小说。穷教员是这些作品里共同的主人公，故事都在家庭里发生， 或写年关来临、债主上门、儿子生病，窘迫不堪(《雪的除夕》);或写妻子临产，房东逼租，只得借债典当(《小兄妹》);或写时局不稳，学校停薪，不得不含泪把妻儿送回乡去(《寒流》);或写躲避兵祸的惶惶不安心情(《兵荒》)。这一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是《冰河时代》。小说通过失业教员V与妻子因生活窘迫、双方心境反常而吵架，出走复又回家的过程，比较充分地描写在那“冰河时代”里小知识分子身体上心灵上所受到的彻骨寒冷，细腻地展示了他们的灰色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知识分子“没有一天不为钱的事愁苦”的叹息，也有对新权贵们骄奢淫佚的不满。作者通过人物提出了发人思索的问题：“自己对社会已经尽了相当的义务了，自己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还这样卑微，这个责任又归谁负呢?”

综观这一组作品，虽然在题材内容上有较多重复之处，主题也不够深刻，但因为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形象比较生动，不少细节描写比较传神，语言也活泼清新，与那些恋爱小说不可同日而语。

张资平从日本回国后，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国内政治的黑暗，社会的种种弊病。他把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牢骚不满写进一些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是这一阶段张资平创作中较有价值的部分。

在散文《白滨的灯塔》中，张资平抒写了回到故国后精神的痛楚。他诉说回国一年“好象坐在一艘破烂的帆船里面”，四周都是醉客、赌徒和鸦片鬼。“鸦片的毒烟和酒精的毒气攻围着他一天天的利害，他到后来昏沉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了。”他看到了官场黑暗、军队勒索，因为他不会钻营、拉拢、出风头，所以成了社会所不容的“庸夫俗子”。他期望着，象征资产阶级民主的“白滨的灯塔”发射出来的光明，把他引到另一个世界。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对黑暗社会的感受还是合乎实际的。凭着这种感受，产生了一些抨击社会黑暗的作品。

他辛辣地讽刺过名为“学贯中西”、实为不学无术的“洋博士”(《一群鹅》)，他曾为被迫沦为妓女的女性喊出：“人是有人心的，不是自己喜欢犯罪的!”(《晒禾滩畔的月夜》)他也无情地揭露过那些鱼肉百姓的军阀的丑恶嘴脸。(戏剧《军用票》)在他大革命之前的作品中，对黑暗社会揭露较深的是中篇《公债委员》。

C县公债委员陈仲章以征集公债为名，行敲榨勒索之实。他吸鸦片、耽于女色，遗弃妻女，姘上了军官三姨太阿欢。由于上司向他勒索，阿欢又得病需送医院，他为筹款，不得不出价出让公债委员之职，却上了别人当，最后阿欢死了，陈仲章因铤而走险持枪勒索钱财而被捕。小说通过陈仲章这个形象，较为集中地勾划了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和层层盘剥、尔虞我诈的官场黑幕。让如此堕落卑劣的人充任“公债委员”，可知这个社会已经到了无可药救的地步。虽然小说有过多渲染情欲的毛病，但因为敢于面对现实，暴露还是有力的，艺术上也较注意结构安排、人物性格描写，在当时文坛上可算较有特色的作品。

以上三类作品是交错着创作出来的，说明张资平此阶段创作倾向很复杂。他写恋爱小说显然大多为追求发表，猎取名利，因此不惜凭空虚构，但他也未忘却用文学反映社会人生。他不少作品里散发出低级趣味的陈腐臭气，但也有一些作品表明他的良心和正义感并未全部泯灭。他正在创作的歧路上徘徊。

四、上海：恋爱小说的“走红”与末路

张资平1928年3月携眷到上海之前，冯乃超已经在《文化批判》杂志上点名批判了他。“通俗作家张资平”“只给一般人描写学生的平凡生活、小资产阶级的无聊的叹息和虚伪的两性生活。他的任务在革命时期中的中国社会当然会落到反动的阵营里去。”(《艺术与社会生活》)这些话虽有些过左之处，却基本击中了张资平的要害。张资平到上海后实际上很少参加创造社的活动，那是因为早就有思想的裂痕。

刚到上海，张资平就应广东友人之约到新宇宙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起初他尚未与创造社断绝关系，因为他还有版税在出版部。他要求清算版税，说别人吃他的版税。成仿吾找他参加会议，他不是一言不发，便是借故退席。 5月，成仿吾赴日本，曾安排张资平与郑伯奇、王独清一起管理创造社出版社事务。张资平不赞成创造社转变， 在会计成绍宗卷款潜逃后，他提出编译迎合市场的书赚钱，遭到大家反对，他撤回这计划，从此与创造社脱离。张资平自恃文坛有名，作品有销路，便在1928年9月开设乐群书店，创办《乐群》半月刊(次年改为月刊)。当时上海文坛许多人热烈地提倡普罗文学，张资平追赶潮流，乐群书店也出过一些带左倾色彩的著译，乐群月刊上发表了一些日本普罗文艺理论文章和普罗文学作品的译文。1931年3月初，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出售反动书籍”为名查封包括乐群在内的一些书店，至5月初启封。其实张资平与左翼文艺是格格不入的。他不仅在《糜烂》等小说里咒骂普罗文艺家，而且趁总结《乐群月刊》第二卷之机，讽刺左翼文艺由“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至到“下种”，引起鲁迅先生的愤慨。鲁迅写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一文，撕破了张资平的真面，张资平因此一直耿耿于怀。

除了开书店、编杂志、创作与翻译，张资平还参加过政治活动。1930年夏，他应邓演达之邀加入第三党，任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邓演达被国民党暗杀的消息吓坏了他，他很快脱离了该党。这一支小小的插曲，暴露了张资平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是一个没有骨气的苟安者。在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没有坚定正确的信念，没有勇气站在强权者的对面。所以，张资平终于堕落到反对左翼文艺，是必然的。

1930年秋起，张资平曾在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大厦大学任教授，讲地理、文学概论、现代文学等课程。1931年又与丁丁一起组织文学社团絜茜社，出版了一期《絜茜》月刊，“一二八”事变就发生了，此事也就没有什么发展。

1932年12月，黎烈文接编《申报·自由谈》，约请张资平写稿。张资平从12月1日起在《自由谈》连载长篇《时代与爱的歧路》，因为重弹三角恋爱老调，不受读者欢迎，且与《自由谈》其他文章很不协调，黎烈文在1933年4月22日中止刊登这部小说。上海滩上反动的、无聊的文人小报乘机喧嚣，把矛头对着鲁迅、茅盾，说这是鲁迅等在清扫《自由谈》的地盘，以便组织团体。张资平在7月6日《时事新报》也发表《张资平启事》，攻击黎烈文。黎烈文次日在该报刊登启事作答，此后更有不少争论文字。这便是有名的“腰斩张资平”事件。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斗争的一个插曲。张资平在其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从此走向末路，此后多年未再发表象样之作，在政治上也日趋堕落。

1933年6月，张资平和黎锦明、傅彦长、徐蔚南等人发起“文艺座谈会”。从该会刊物《文艺座谈》上的文章看，他们是与左翼文艺格格不入的。1934年10月，民族主义文学团体汗血社创办《国民文学》月刊，请张资平出任主编。虽然张资平在此刊物上只发表一些翻译和短文，实际上他已沦为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一块招牌，1935年下半年该刊停刊，张资平文学创作的泉源早已枯竭，不得不吃地质学的老本，一度曾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后又任商务编辑。

1938年春天，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正在酝酿之中，汉奸陈群(后任该政府内政部长)派傅式说找张资平，要他出任汉奸政府的教育部长。张资平还有点害怕，便逃往香港，不久应广西大学之聘任矿冶系主任教授。11月，张资平从广西大学理工学院所在的桂林出发，绕道越南返沪接眷。经香港时，日本中村总领事宴请他，并赠他港币。张资平回沪后再也没有回桂林，而是开始了他可耻的汉奸生涯。

下面重点评述一下张资平在这一阶段的创作。

“腰斩张资平”之前，他的创作十分活跃，而且一改以前多写短篇的习惯，主要以中长篇为主。不计连载片断未曾完成的，五、六年中出版中长篇达12部之多。还有翻译小说也常见发表，当时就有人猜测他找人捉刀代笔，开设“小说工厂”。此说至今未查到证据。但这些作品大多粗制滥造，张资平晚年曾说有些情节系日本小说的“翻版”。因此他写出这些作品也未尝不可能。

张资平在1929年初宣称：“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浪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进。”(《编后并答辩》)当时，提倡普罗文学成为潮流，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都表示要转变方向。张资平也讲了一句时髦的话。然而，他根本就没有一丁儿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没有下层人民生活的体验。他的“转变”只能在恋爱小说上贴上种种新的标签，炮制出与以往恋爱小说相似的又不尽相同的货色。

他在恋爱小说上贴上了“革命”的标签。早在1926年发表的《青春》片断(此书1932年改名《黑恋》出版)中，他已作过这样的尝试：性感的物质欲很强的女子经过曲折突然皈依革命，她的情人在争风吃醋时忽然决心“痛改前非”，“为大多数穷苦民众奋斗”。书里情节大部分依然是多角恋爱。当时就有人批评此书写的“均非健全的革命青年”，“仍是旧面孔”。 《柘榴花》也不脱多角恋爱的窠臼。主人公谭雪翘同时爱上两个国民革命军军官，她认为这是与男子一样的“人类天赋权利”，“现在革命成功，该行使了”。她心血来潮决定向新军阀复仇，去暗杀自己的情人。凭着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想象力，张资平在《跳跃着的人们》(1930)中竟把奇怪的多角恋爱与工人运动凑合起来。追逐女仆的资本家少爷忽然代表罢工工人出面谈判，结果是：工人管理工厂，利益九成归工人，一成归资方，指定交给那位少爷。最后，少爷与女仆终成眷属。真是荒唐至极。这部小说并且一有机会就污蔑革命文学，咒骂革命文学家挂羊头卖狗肉，与资本家的主张都是一样的。 《爱之涡流》 (1930)也在肉感的恋爱故事后边拖了一个“革命”的尾巴。浪漫蒂克的女子忽然觉悟到要“改造社会”，还居然加入“左翼艺术家联盟”。显然，这是在对左翼文艺泼脏水。这些作品不仅暴露了张资平对革命的极端无知，而且证明了他对左翼文艺的非常反感。

张资平在恋爱小说上贴了“反日”“爱国”的标签。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紧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危机严重，人民抗日声浪越来越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惯于迎合潮流以牟利的张资平写了三本有反日倾向的小说： 《欢喜陀与马桶》 (1928)、《天孙之女》 (1930)、 《无灵魂的人们》 (1932)。但他并无生活的基础，靠一点道听途说，就向壁虚构，所以必然堕入恋爱小说的旧辙。 《欢喜陀与马桶》描写B市反日运动主持人陆阿汉，一个倒粪工人的儿子，最后死于日本侵略者刺刀的故事。小说对日寇在华横行霸道、草菅人命的罪行有所揭露。但在这样原是很严肃的题材中，张资平仍然安排了陆阿汉与木匠女儿春兰、公馆的二奶奶昭筠等人的多角恋爱关系，以英雄美女都死去的结局，骗取读者廉价的同情。 《天孙之女》以日本军人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揭露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小说把大量笔墨用在三角纠葛和妓院描写上，还强调遗传因素与情欲的关系，与张资平一贯的恋爱小说无异。这个故事虽曾触痛了日本人，但并不触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与要害。尤为恶劣的是借小说中人物，张资平对普罗文学家与朝鲜革命志士百般丑化攻击。 《无灵魂的人们》以“一二八”事变为背景，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那些置民族存亡不顾、沉湎酒色的人们。但张资平把这种人说成是全民族的大多数，那是毫无根据的。小说把惯用的恋爱小说模式稍加变通，描写主人公王少彬先后与舞女、妓女、日本女子纵欲媾欢，趣味低级下流。这部作品与《天孙之女》一样，反日的意义有限，却带有销蚀人的毒性。

张资平又在恋爱小说上贴了“批判现实”的标签。他较多采用的办法是借作品中人物之口批评现实，或自己跳出来发几句牢骚。如以女子涂碧云爱情故事为主线的《长途》 (1929)，浅薄地反映到农村破产、官场黑暗等现象。但因为形象的概念化、笔墨的粗疏，抨击现实的力量很有限。当时的评论就指出，张资平声称“转变”之后写出的《长途》依然故我，没有新的货色。 《北极圈里的王国》 (1931)故事假托发生在北极圈里的秽芜王国。作品有一些影射黑暗现实的成分，但主要还是满带肉欲气息的“恋爱”故事，以淫乱放荡吸引读者。那儿政治腐败，伦理混乱，党派之争十分激烈，他们除了使用金钱，还使用女色去笼络人，性的关系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在一个黑暗反动的社会里，这些事未始没有，但若以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源于此，那等于是为统治者开脱了。张资平对于社会政治问题本来就没有深刻的见解，他那些编得稀奇古怪的故事当然也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除了这些恋爱小说的“新品种”之外。张资平在这一阶段有的小说(如《爱力圈外》、《红雾》等)，干脆袭用多角小说的老谱，弹唱纵欲的老调。有的作品(如《明珠与黑炭》和《糜烂》)，则干脆用来做咒骂革命文学的传声筒，喋喋不休地为自己的三角恋爱小说辩护。只有自传体文学《脱了轨道的星球》(1931)一部尚有可读之处。

虽然当时张资平的小说销路很好，但评论界却是一片指责声。他还落了个“小说商”的臭名。“左联”成立标志着新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期，具有相当高思想艺术水平的佳作纷纷出现。张资平那种低劣的恋爱小说宛如新文学潮流边上的肮脏的泡沫，只走红了几年，很快被读者抛弃。“腰斩”事件，不过是一个爆发点，不过是对他恋爱小说创作的最后判决罢了。

五、沪宁线上：汉奸文人生涯

张资平晚年曾经分辩说，他沦为汉奸是因有“家累”，万不得已。这当然是欺人之说。在那祖国存亡的危急关头，多少人牺牲个人利益走上抗日斗争的岗位，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文化界，郭沫若忍痛离开多年患难与共的妻子儿女，毅然从日本回到国内参加抗日;老舍提一只皮箱，只身到武汉参加救亡，而把家眷留在济南;叶圣陶抛开苏州的老屋旧宅，内迁继续工作……谁无家室儿女?在国与家利益难以兼顾的时候，每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中国人，总把国放在第一位，而宁愿牺牲小家的利益。张资平沦为汉奸，是他唯利是图的品质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读者欢迎反日作品时，他可以在小说里骂几句日本鬼子，以获取大把银元;而到了为日本人鞠躬喝采可以牟取更多利益时，他立刻跪下舔日本人的皮靴和刺刀了。

张资平经香港回到上海后，汉奸傅式说出面给他二千元，筹备《新科学》杂志。该杂志名为“纯科学”，实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笼络中国科技界的工具。1939年5月， 《新科学》月刊创刊，张资平用“张声”的笔名任“发刊人”，他还在每期刊物上发表科技译作。10月， 《文学研究》杂志创办，经费来自同一渠道，张资平也参与编辑，只是未挂其名。

1939年9月，汉奸组织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简称“兴建”)在上海成立。张资平是最初的骨干。这个组织是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直接控制的，搜罗了不少曾留学日本的汉奸。11月下旬，张资平等“兴建”骨干由岩井英一率领，秘密访问日本四天，受到阿部近卫枢密院议长、野村外相等日本官员的接见。在12月份召开的该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张资平又任“文化委员会主席”(用“张星海”的名字)。1940年2月，汪伪政权成立前夕，张资平曾与陈孚木、彭希民等“兴建”本部同人联名写信给汪精卫效忠，表示支持成立“新中央政府”，宣称该部三个口号是： (1)拥护和平救国运动; (2)彻底实行中日亲善; (3)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不久，张资平把家眷留在上海，到南京任农矿部简任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他的主要活动在另一方面。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于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鼓吹“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在文物保管委员会任研究员。1943年8月1日起，张资平在南京《民国日报》副刊上连载小说《青燐屑》。这部小说描写某县城里在大革命前后发生的故事，恶毒污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因为作品里写到物价飞涨等事，被汪伪当局认为是“影射现实”，于9月9日停止刊载。这是鲜为人知的第二次“腰斩”张资平。与第一次《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事件不同，这次是主子斩了走狗的腿。从此，张资平汉奸日子也不好过了，便在1944年1月回到上海。

张资平虽然卖身求荣，但命运不济，得不偿失。然而，他为日寇效劳是十分卖力、十分主动的。让我们摘录他的一些汉奸言论和活动：

1940年7月，他在《兴建》第2卷第4期上发表《欧战与兴亚建国运动》。此文系在大上海电台讲稿。他鼓吹“中日民族应联合于欧战之机，把英法势力驱逐于亚洲之外，创复兴亚洲建设新中国的伟业”。

1941年任《中日文化》月刊主编时，他作为“社会名流”曾到苏州常熟第一期“清乡”地区“视察”，还发表讲话说：“除暴安民，还要进一步进行。”

1941年3月，他在《中日文化》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论文《关于中日文化提携》，向日本侵略者献策：解决中日间一切问题的办法在复兴农村，解决民食问题。

1942年5月13日，他出席中日文化协会与汪伪政府宣传部合办的“东亚文化建设座谈会”并发言。周作人也到会发表汉奸言论。

1942年6月21日，他在《中华日报》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与地政学》，文章说：“我们一方面对内谋全面和平，一方面对外，要参加东亚共荣圈之建设”，所以必须“深加研求以建设一种适合于我国国情之地政学理论”。

1943年11月28日，在《中华日报》发表《全体主义在文化领域内之应用问题》，称颂法西斯蒂的全体主义能“振奋民族意识”。

………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张资平是一个十足的汉奸文人。他的行径引起了国内文化界一切爱国之士的愤慨。远在南洋的郁达夫知道消息后，写了《文人》一文：“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张资平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咎有应得。

在汉奸生涯中张资平写过一些小说，最主要的是一个长篇《新红A字》。这是他自己腐化堕落的记录和自供状。张资平到南京不久，就追求农矿部年轻的女办事员刘敏君，他用“名作家”的身份，连哄带骗，引诱刘一起同居。此举引起外界议论，他就写这部小说为自己开脱，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他们以暴力来制裁我俩的结合，无异于霍桑的《红A字》里面所描写的愚昧的群众。”这样就把自己美化为反封建的、自由的追求者，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张资平自吹此书“超脱以前所写的那些所谓恋爱小说一类作品的陈套”(《自序》)，其实还是写情场风波、争风吃醋、场景是从饭店、舞场到客厅，结尾也是肺炎咯血而死——张资平的拿手戏。这部汉奸文人的罗曼史，给沦陷下的南京涂上了玫瑰色，起到给日寇粉饰太平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六、上海：早已死去的晚年

象一条失宠的被主子打断了腿的走狗，张资平于1944年1月带着刘敏君和子女回到上海，译稿为生。抗战胜利后，这个汉奸不敢出头露面，一直蛰居家中。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构逮捕，后经交保获释。他写了两封信给胡适，请求胡适把他写的《我之辩明》一文转送给陈果夫。然而，张资平已是丧家的汉奸走狗，谁肯为之说话?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掩人耳目，正需要抓一些人以便表示它的“公正”，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另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这时他内外交困，大小老婆闹矛盾，经济上也坐吃山空。这场官司拖到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更为审理。

到全国解放前这几年内，张资平陆续发表过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文字，起初尚用本名，后因为审查他的汉奸问题，不得不使用张声、秉声、维祖等笔名。他写过关于创造社的回忆录：《胎动期的创造社》和《创造季刊时代》，均连载在当时上海报纸上。连载在《立报》的《隔叶黄鹂》是其自传的翻版，主要写他父亲的一些事。连载小说《绕弦风雨》是以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大学及军界为背景的故事。还有一些以换取稿费为目的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张资平咀嚼着旧事老本，苟且偷生。这个红极一时的作家虽还活着，但很多人都以为他死了，海外的一些文学家辞典还传播过他已死去的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的确死了。

上海解放后，张资平曾向人民政府坦白交代，要求工作。1950年至1952年他用张古梅等笔名翻译过一些书，主要是自然科学书籍，还在《亦报》连载过一篇小说。1953年9月，他进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当代课教员，讲地理等课。

1955年6月8日，张资平被我公安部门逮捕。在详细审查了他的汉奸罪行之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不久即被押送安徽南部劳改农场。1959年12月2日在那里病死。

注释

附录一 张资平主要作品集

《资平小说集》第一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3月初版。本书收短篇小说16篇,均恋爱小说。

《资平小说集》第二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3月初版。本书收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和短篇小说13篇,均非恋爱小说。

《资平小说集》第三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3月初版。本书收长篇小说3部: 《飞絮》、 《苔莉》、 《欢喜陀与马桶》。

《最后的幸福》(长篇小说),上海现代书局1927年7月初版。

《黑恋》(长篇小说),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1月初版。

《长途》(长篇小说),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10月再版。

《爱力圈外》(长篇小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29年11月初版。

《跳跃着的人们》(长篇小说),上海复兴书店1930年出版。

《天孙之女》(长篇小说),上海文艺书局1930年7月初版。

《北极圈里的王国》 (长篇小说),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初版。

《无灵魂的人们》(长篇小说),上海晨报社出版部1933年2月初版。

《上帝的儿女们》(长篇小说),上海光明书局1931年出版。该书最初几段发表于《创造》季刊,1931年续写完成。

《新红A字》 (长篇小说),上海知行出版社1945年7月初版。

《资平译品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7月初版。本书收日本短篇小说16篇。

《群星乱飞》,日本冲野岩三郎原作,张资平译,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6月初版。该书初版时署张资平著。后张资平曾声明为译作。1943年6月长春大东书局又以张资平著《一代女优》的书名出版。

附录二 张资平研究的重要论著和年谱传记

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出版。该书收张资平创作及文学活动的文章16篇, 《张资平先生著译书目》1篇,张资平自己写的文章4篇。钱杏邨写的论文《张资平的恋爱小说》鲁迅(黄棘)写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也收在内。鲁迅一文另见《二心集》。

甲辰(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新月》月刊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10日

黄焕文《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概观》, 《燕京月刊》第8卷第2、第3期(1931.6, 1931.12)。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伪自由书》。本文记载了有关“腰斩张资平”的材料。

苏雪林《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 《青年界》第6卷第2期,1934年9月。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本文内有关于张资平早期创作的评论。

李长之《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考察——<最后的幸福>之新评价》,《清华周刊》第41卷,1932年。

《资平自传》第一出版社出版1934年4月出版。本文记述了从出生到留日初期的经过。

张资平《脱了轨道的星球》,自传文学作品。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7月初版。本书记述从读私塾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在巡警学校学习为止的详细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