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章趣谈·雍正

《雍正》：雍正 清康熙十七年—雍正十三（1678－1735），爱新觉罗氏。他在位13年（1722－1735），勤于政务，任用贤才，励精图治，在文治武功方面，都不愧一代英主之名。史称“康乾盛世”，实离不开雍正承前启后的功用。好学深思，不仅通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擅诗词、书画，有相当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喜读内典，深通佛理，尤于中国佛教代表性宗派禅宗，更是深得法要，别有慧解。亲自编选《御选语录》，刊示天下。其禅论戛戛独造、在在中的，远非泛泛涉猎者所能企及。历代帝王中，信佛崇佛之“佛心天子”不在少数，但像雍正这样在佛理上卓然成家者实属罕见。

《雍正》：主要闲章：敬天尊祖 为君难 朝乾夕惕 兢兢业业

敬天尊祖

雍正曾说：“钦惟皇考大行皇帝道协清宁，功隆位育，敬天而虔昭事，孚精意于郊坛；法祖而笃显承，致孝忱于庙佑。”敬天，主要强调天命不可违。人主只是遵循天命统治人间。“人君出治，仰承天命，府临百官，必也上之明于天戒，而省愆修德，而选才任能，以收赞襄之益，故曰厥后惟明明也。苟不能明于天戒，是不知敬天，固无是论矣。”（《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九）上天是宽厚仁爱的，在冥冥之中俯瞰人间，评判帝君德贤与否，给予相应的昭示，降灾异以促使帝君矫正过失，现祥瑞以褒扬帝君的治国有方。正所谓“天以仁爱为心，必无作孽于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无作孽者，乃人有过失，天降灾异以示儆，而又能恐惧修省，自可潜为转移，故曰独可违也。若有过愆而上天垂训，仍无忌惮，不知畏惧，故曰自作孽也，其能逭乎？”法祖，主要是用乃父的旗号，实行改革。在位伊始，他就宣布：“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我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政，万事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少有更张，何止三年无改？”（《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四）雍正在位13年，向来讳言移风易俗之语，事事将其所取得的功劳归于上天和皇考的赐福和保佑。

雍正像

为君难

语出《论语·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雍正之所以发出“为君难”的感叹，主要基于：一、如何处理手足亲情。孟森《明清史讲义》载：“圣祖举过无多，不可谓身不修，然诸皇子之狠戾残贼，太子旋废旋立，即立后废，临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驾亦有疑义，复开兄弟相杀之端，此亦人伦之变矣。”康熙留下的隐患，至雍正继位而日趋明朗。他的几个兄弟，尤其是允禩、允禵、允禟等公然向他的皇位合法性提出异议，致使雍正不得不痛下杀手，以维护其皇权威信。因此而落下了嗜杀成性的恶名。二、康熙末年施行所谓“仁政”，致使吏治弛废，贪风横行，朋比党援，言官溺职。这些问题都是既迫切又棘手的，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怎么不难呢？所以清史专家孟森曾说：“特世宗操劳，且戕贼诸兄弟，亦觉少暇豫之乐。”

朝乾夕惕 兢兢业业

这两方印直接体现了雍正的勤政思想。在为政之初，他说：“初御极时，诸臣多未识面，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朱批谕旨，朱纲奏折》）其诗有云：“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独览万机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暘匀。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清世宗诗文集》）对于密折，雍正每折必看，“此等奏折，皆本人封达朕前，朕亲自览阅，亲笔批发，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清世宗诗文集》）往往是夜以继日。“上于几暇，亲加批览。或秉烛至夜未罢。所批皆动辄万言，无不洞彻窾要，万里之外有如观面，奖善服奸，无不感浃肌髓。后付刻者，只十之三四，其未发者，贮藏保和殿东西庑中，积若山岳焉。”（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雍正朝留下的朱批，单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就达22000余件，可想其为政之勤了。

敬天尊祖

为君难

朝乾夕惕

兢兢业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