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曹禺

《曹禺》：曹禺(1910-1996)，剧作家。原名万家宝。湖南潜江人。1928年入南开大学，后转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升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戏剧，不久因故中止，后到保定中学、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并进行戏剧创作。抗战胜利后，与老舍一起到美国讲学。建国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主席等职。著有剧本《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家》(根据巴金小说改编)《明朗的天》《胆剑篇》(与人合作)和《王昭君》等。现出版有《曹禺选集》《曹禺剧作选》等。



“各位同志工作辛苦” ——致夏家善的信

“各位同志工作辛苦，用在我的剧本创作上，甚歉疚，也为你们惋惜大好时间。”这是1984年11月4日曹禺致南开大学夏家善信里的话。此信向人们透露出曹禺早期作品被重新发掘的真实故事。

1985年曹禺在南开中学与校领导及南开大学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右3为曹禺。

1922年，12岁的曹禺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和憧憬，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的曹禺，才华横溢，思想活跃，志趣颇高。除课堂学习外，他还与同学一起办刊物，搞创作，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戏剧宣传活动。从进入中学起，曹禺对文学情有独钟，课余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南开就读期间，曹禺有没有创作过剧本?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南开大学的夏家善等人决定到北京去访问曹禺。听说是从南开来的，曹禺非常高兴，他说： “欢迎你们来做客，咱们都是南开校友。”夏家善等人说明了来意。曹禺沉思了一会儿，带着肯定的语气说：“在南开读书时，我曾经改译过剧本，可惜年代久远，现在都失传了。”

告别曹禺回到天津，他们便开始了寻找曹禺失传的改译剧本的工作。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物颇多，到哪里去寻找曹禺失传的剧本呢?他们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图书馆，翻阅曹禺读中学期间的有关报纸和杂志，可惜这两所学校在日本侵华时期惨遭轰炸，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保留不多，未能发现线索。之后，他们又去天津市图书馆查阅解放前报刊，也一无所获。这时，他们只好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查找。他们大海里捞针，翻阅了上百种出版物，最后终于在1929年的《南开大学周刊》上发现了两个改译剧本《冬夜》、《太太》，署名“小石”。听说曹禺青年时代曾用过“小石”的笔名，这是不是曹禺失传的改译剧本呢?为了得到证实，夏家善等给曹禺写了一封信，询问此事，一个星期之后，曹禺写来这封回信。

曹禺在这封信中说：“署名‘小石’的改译剧本，我料想，可能是我做的。不读该本，实在想不准。”夏家善等随即把这两个剧本的复印件寄给曹禺。大约四五天的样子，曹禺从上海打来电话，说：“看过你们寄来的《冬夜》、《太太》，这两个剧本确是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改译的。谢谢你们花费心血找到了它。”曹禺失传的改译剧本找到了。

曹禺致夏家善信

《冬夜》 和 《太太》都是家庭问题剧。作者企图通过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来显示和剖视社会。为了适应中国观众的欣赏心理，曹禺在改译时，根据剧情的需要，把剧中的人物、服饰、语言中国化了。可以说，这两个改译剧本是曹禺在创作《雷雨》这个家庭剧之前的重要试笔之作。



“他们急需该书一读” ——致崔国良的信

1985年10月，南开大学的崔国良收到了曹禺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在渝见南京大学陈白尘教授，他的研究正致力于中国话剧史。曾闻我出版社已印出《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一书。他们急需该书一读： 尤其是《新村正》剧本。据说此剧早于胡适的《终身大事》，应有所改正。”信里提到的那本书便是崔国良等人编纂的 《南开话剧运动史料》。

南开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带有开创性，曾有过自己的辉煌，但少有人提及。上世纪80年代，崔国良与夏家善等人商定，一起搜寻南开话剧史料，编纂一本《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先划定为1909-1922年。书稿编就后，他们想请在南开话剧史上成就卓著的曹禺先生写个序。当崔国良拿着这部书稿拜访他时，他对此异常感慨。原来，1929年张彭春赴美前曾议定搜集话剧史料，这个任务交给曹禺。到了1930年上半年，曹禺只完成了编辑演出过的改译剧本《争强》单行本的出版，而搜集话剧史料的工作未能实现。新中国建国后，有关部门曾有过搞中国话剧史料的计划。当时周恩来总理一再嘱咐： “要把天津和北方其他各地的早期戏剧运动写上去。” 曾禺说： “都因为我太忙了，没有做。”建国十年大庆时，出版了《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先后出版了三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因而没有收进天津和北方的演剧史料。周总理看了以后非常不满意。曹禺说周总理当面同戏剧评论家凤子说： “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的戏剧活动一点都不谈呢? ”

曹禺听了崔国良他们编的 《南开话剧运动史料 (1909-1922)》 一书的情况介绍，非常高兴。兴奋地说：“周总理在世时，早就要求我们搞，可惜我太忙。今天你们做了这件事，太好了。你们的书出来了，就不怕人家不承认，二十年以后让评论家去评论吧! ”曹禺如约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序，不久又将该书推介给陈白尘等人。他在给崔国良信中所讲的正是这件事。



“他是一位可以纪念的人物” ——致高素凤的信

1980年，高素凤作为天津市文联《剧坛》编辑部的编辑，为创刊五周年活动赶赴上海，请曹禺先生为该刊题词。在曹禺家中，曹禺先生感慨地提到了近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叔同先生，建议在天津修复李叔同故居。

8月11日，曹禺特地给高素凤寄来这封信。他说，李叔同是一位生在天津、长在天津的了不起的文化名人，对我国教育、美术、戏剧、音乐、书法等事业都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是中国话剧的先驱，最早引进西方戏剧到中国的人，而且是第一个男扮女装演《茶花女》主角的人。信中说：“不管他生在哪里，他是一位可以纪念的人物。”又说：“叔同先生39岁出家为僧，62岁死。我意拟立他青年或中年(未出家之前)的便装像，不知可否，请同志商定。”信中还提供有关李叔同的生平资料等。高素凤将曹禺信中的意见报告给时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石坚。石坚立即转达给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并商定出一个修复李叔同故居的方案。提起这件事，石坚同志至今还深有感慨地说：“最早建议修复李叔同故居并被列入市政府议事日程的不是别人，正是曹禺大师。如果李叔同故居修复后评功的话，第一位功臣应当是曹禺。”

曹禺致崔国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