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张国淦

《张国淦》：张国淦(1876-1959)，字乾若、仲嘉，号石公。湖北蒲圻人。幼年随父居安徽。曾任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后脱离政界，移居天津，从事学术研究，又成为中国方志学的 “学科带头人”。抗战爆发后迁往上海。抗战胜利后出任《文汇报》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著有《辛亥革命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历代石经考》《常熟瞿氏观书记》《中国书装源流》等。

“我本不求人知也” ——写给侄儿张传琦的家书

1945年9月28日，即抗战刚刚胜利之际，张国淦写给在内地的侄儿张传琦一封家书。信中简要回顾了他自己从“九一八”事件后的10多年中，是如何坚守民族气节、甘度贫困生活、暗中进行爱国活动，并且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信中说：“王克敏初次在平，啖以内务。王将去时，曹汝霖来言，敌方军部转达内阁意，强我担任。一面仍严厉拒绝，一面向其剖明是非，并诫曹不要加入。及汤尔和病重，曹又来言，军部强任教部，兼任王克敏事。复经严拒，故改任王揖唐、周作人。”这就是说，自王克敏最初在1937年12月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之时起，王就诱劝张先生担任“内务”方面的高官，遭到他的拒绝。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王克敏改任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总督督办，6月辞职，这些职务就由王揖唐继任。而在王克敏辞职前，日方曾通过曹汝霖转达强请张先生继任之意，又遭严拒。到1940年秋，伪教育总督汤尔和病重时，他们又一次强迫张先生继任，再次遭到拒绝。由此可知，在这件事情上，张先生曾三次严拒敌方; 而张先生如果肯接受的话，官儿要比教育总督大得多，即一身兼任王揖唐、周作人二人之职。

从张国淦的这封信看，他严拒伪职，决不止一次两次; 同时，他还阻止他的熟人担任伪职。信中提到他力阻吴佩孚任伪职一事： “在津四年，除随时接洽秘密工作人员，消灭敌特，为国尽力外，其间吴佩孚住平，我屡劝其出平，及闻其拟与唐绍仪合作，赶至平为吴陈说利害。多方陈说，尚不决定。吴素以关、岳自命，最后我正色问其： ‘岳武穆是否站在金人方面，以枪杆向南? ’ 吴赧然，报案言： ‘此事誓不参加! ’并告其左右，以后拒见日人。”后来，郑振铎先生在战后写的《吴佩孚的生与死》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吴佩孚晚年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原来，吴能做到这一点，还多亏了张先生之激以大义!

张国淦先生的这封信原本只是写给其晚辈和家里人看的，有教育家人和后代之意，绝无自我标榜之心。他在信中一再提到：“我因环境关系，不得不绝对秘密，非局中人鲜有知者。我本不求人知也。”“我所经历，本不期曝白，从前尤不敢宣露。因在津、沪，未克西行，侄辈或不知底细，故略举大概以告……此信所云只以告家人，非其人不必与言。”尤令人感动的是，张先生最后说，因为“此十四年艰苦，本是做人分内的事”。有人称张国淦的这封信“实在是太精彩，太光辉了，极富史料价值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价值”。如此看来，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