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趣谈·弘历 - 名人事迹

印章趣谈·弘历

《弘历》：弘历（1711—1799），即清高宗。清代皇帝。年号乾隆。1735—1796年在位。爱新觉罗氏。满族。雍正第四子，名弘历。他用兵定准噶尔部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势力。乾隆五十八年严拒英国特使马嗄尔尼提出的侵略性要求。他开博学鸿词科，访求书籍，完成《明史》、《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等书籍的编纂。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编成《四库全书》。在位时，国势富强，六次南巡。他把各次战争，称为“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嘉庆元年（1796年）初禅位给皇太子（即颙琰），自称太上皇。

“自强不息”印

有史以来使用印章最多者，非乾隆莫属。除现存故宫金、玉、木印和田黄大印外，还有许多不同优质石材的印章，据闻有1000方之多。乾隆皇帝曾说过：“经常制印，这是祖制。”康熙、雍正的确印刻很多，有事刻印，无事也刻印。乾隆有许多印章刻后从来都未使用过。而“自强不息”印则是乾隆皇帝最为重视的印章。

从有关资料来看，弘历在未做皇帝时印文有“勤学好问”、“耽书是宿缘”、“爱竹学心虚”，这反映了他青年时代进取的精神面貌。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刻了一方“为君难”的印章。一般人认为当了皇帝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可乾隆却觉得做皇帝不容易。他登基后的印文反映出了他的思想。这其中包括有督促自己勤于政事方面的；有关爱子民，使百姓安居乐业方面的，如“思无邪”、“乐善不倦”、“取益在广求”、“政在养民”、“敬天勤民”、“敛福宜民”、“四海有民皆视子”、“谨起居慎出命”等。

在乾隆皇帝所有印章中，“自强不息”当是同一印文镌刻数量最多的。据称，乾隆80岁时镌了一方“八微耄念”的印章，而在此印的后面，一定要钤上“自强不息”。这四个字用各种不同质料和字体刻了45方之多。这在一般情况来看是很超常的。“八微耄念”、“自强不息”表明乾隆虽已8 0高龄，还要自主办事。有人分析，这可能与和珅有关。和珅在乾隆老年后一直参政，直至乾隆去世。“自强”在这里内含之意就是不想放权，故而时时提醒自己。

“三希堂”印

养心殿、文津阁、烟雨楼、颐和园、三希堂等，本是御苑和殿阁的名称，乾隆皇帝亦命镌刻为印，其中尤以三希堂印最有来头。

所谓“三希”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是哪一件作品的名字，而是乾隆皇帝对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的总称。《快雪时晴帖》共4行，2 8个字。内容是王羲之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以及对亲人的问候。此帖为行书，字体刚劲，具有“龙跳天门”之势，不少人认为它仅次于王羲之的《兰亭序》。《中秋帖》原有5行32个字，现仅存3行22个字，是草书。帖中的字大都相连，就是不相连的字，也都是笔断意连，这种写法为唐代狂草书的出现起了先导作用。《伯远帖》是王珣给亲友的一封书信，是行楷书，运笔自然流畅，表现出楷书用笔的严谨法度。《快雪时晴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秋帖》和《伯远帖》在清朝灭亡后，被溥仪私带出宫，后又被人在香港典押给了一家外国银行。1951年底，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两件珍贵字帖的典押期马上就要到期，为了不让它们落入外国人之手，在国家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赶忙组织人到香港赎回了这两件国宝，使它们重新回到了故宫。乾隆皇帝以“三希堂”为印文也说明他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乾隆皇帝当年还曾为圆明园的四十景写了红额并镌刻为印。圆明园遭英法联军焚毁，红额也化为灰烬。唯此美景的名称还保留在印文之中。

乾隆回文章

回文章，是指预先刻治一方印章为母印，以此印章为基础，按一定规律将印文纵横反复回读。每一种读法便得到一种新的印文，刻于印石上便成为一枚新印章。这样一来越增越多，就成为一组回文章。乾隆御制回文印把文字游戏与篆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也可称为一种印章的戏作。

从清宫收藏来看，乾隆御制回文印共三组，其母印分别为“长祥康、崇庆享、丰明昌”、“薰荃芬、怜心新、颖欣春”，“循连环、连环循、环循连”。其中“长祥廉”、“薰荃芬”俱得四十二读（方），“循连环”因为母印上的三句为蝉联回文，因此得到的印文数较少，得九读（方）。三组回文章共九十三方印，皆选用上好的寿山石镌刻，并特制一匣将印存放在内，收于宫中。由此可见乾隆对它们的珍爱程度。这些回文章印文所使用的篆体各不相同，即所谓篆书三十二体。三十二体篆书中如芝英篆等在清代官印中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但因其不实用，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渐渐淡忘。幸好乾隆御制的九字回文印章，将三十二体篆书，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乾隆五玺

“乾隆五玺”是指乾隆皇帝钤盖在清内府藏品上皇帝收藏印，按通常的说法，这五玺的印文分别是“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乾隆御赏”、“宜子孙”。钤有“乾隆五玺”的清内府书画藏品，经专人鉴定，尤其在乾隆朝，曾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逐一进行鉴定和品评，多为真迹精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光启先生曾向笔者谈到，他鉴定《尹师鲁二札》时就将“乾隆五玺”作为依据之一。他说：“刚刚解放时，东北过来一位老太太送一张破纸，问我要不要，当时我正在金石山房工作，见这张纸上盖了许多图章，心里为之一震，当时我即判定它是《尹师鲁二札》之一件。”他的理由是：我没见过范仲淹的作品，但是它的确是宋朝的时代风貌，处处显示出宋朝的气息。再从客观条件上讲，纸是宋代的，明人项子京图章是真的，乾隆五玺是真的，项子京之后还有其他大小收藏家的收藏印鉴，可以说是流传有绪，历史上对这件东西是公认的。这件东西保存到现在，我们无任何理由，也无任何必要提出怀疑。

但是，所谓“乾隆五玺”也并不完全可靠。之所以如此，问题就出在乾隆皇帝身上。原来乾隆确酷爱书画，本人以鉴赏家自居，他往往喜欢自加品评，在画上题诗，加盖鉴藏印记，这些书画经他品定后，别人就很难再发异议。然而，他实际的鉴定水平并不很高，经过他过目品评的藏品，反而真赝相混，优劣不分。比如他对黄公望真伪两本《富春山居图》的颠倒品题，又将董源名迹《夏景山口待渡图》列为次等，而将伪造的米芾《云山图》列在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既然皇帝说对，臣便不敢多嘴了。故而有人判断：“乾隆、嘉庆时奉敕编纂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皇家收藏书画汇集）数编，尽管内容记述详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是真伪鉴定方面，是不足徵信的。”

田黄三链章

“田黄三链章”为乾隆御宝，三方田黄石印用田黄石雕成的链子相连，印文分别是“乾隆宸翰”、“乐天”和“惟精惟一”。现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1997年8月17日，中国邮政发行寿山石邮票，首枚便是乾隆御宝“田黄三链章”。

“田黄三链章”在乾隆以后一直平静地待在清宫大内，上世纪初以来，它竟被溥仪揣着逃跑而经历了一段传奇。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末代皇帝溥仪被迫退位，其管辖范围只有紫禁城小朝廷里的一隅之地。从表面上看，处境凄惶，实则不然，因为国民政府每年供给其足够的“年费”（优待费），而宫内尚存大量金银珠宝和文物古董。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限令溥仪撤出皇宫，于是宫内大量财宝文物，便为溥仪及其随从窃走。1932年3月，溥仪出任日本帝国傀儡伪满洲国“执政”，过了两年，改为伪满洲帝国“皇帝”，但好景不长。1 9 4 8年，苏军攻入我国东北，伪满洲国解体，溥仪成了苏军俘虏，后作为中国战犯，由苏联将其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看守所。

在颠沛流离中，溥仪随身携带的珍宝多已散失，人们对他的看管也有所放松。一天，溥仪向看守人员郑重其事地报告，说他要向国家献宝！已沦为战犯的溥仪，要献的是什么宝呢？宝藏又藏在哪里呢？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溥仪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破箱子，从皮箱的底部夹层里掏出一团用破棉絮包裹的器物，剥开棉絮，人们才发现里面包藏的竟是一件用寿山田黄石刻制成的三链章。面对“田黄三链章”，溥仪百感交织，低声啜泣道：“我流亡多年，再珍贵的宝贝也都丢失了，唯此三链章，系我祖乾隆御宝，我始终设法保存下来。现在，因内心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对战犯的宽大，我便将它献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