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趣谈·傅雷

《傅雷》：傅雷(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1927年到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和卢佛美术史学院听课，专攻美术理论、艺术批评。留学时期，曾游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1931年秋回国，在上海美专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年秋与友人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1940年后主要从事外国文学译著工作。1945年，与马叙伦等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选为第一届理事。建国后任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 初，受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一生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15部，60年代被吸收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会员。译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嘉尔曼》《高龙巴》《老实人》《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艺术哲学》等。现出版有《傅雷译文集》和《傅雷家书》。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 ——最后一封家信

傅雷以他勤奋的一生，从他青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一共翻译了33部外国文艺名著。这位踏踏实实、刻苦耐劳、卓有成就的文艺家，不堪凌辱与诬陷，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同妻子朱梅馥，从从容容，坦坦荡荡，一起含恨弃世。这是他弃世前，即9月2日深夜，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的。

信中说：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 (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这里所讲的“反党罪证”，即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庆龄的照片，保留这两件东西大概是傅雷夫妇致命的“罪行”了。但据傅雷的子女讲： “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 可见他们的“罪行”纯属 “莫须有”。

信中又说：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然后列出委托给朱人秀的13件事。其中包括： “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武康大楼 (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旧挂表 (钢) 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等等。一项项交代得既从容又认真。几个小时后，夫妻俩就离开了人世。

傅雷之死，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20年后，施蛰存先生在《纪念傅雷》中写道：“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中，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老作家柯灵1978年也曾写文章说：“也许会有人觉得，傅雷太桀骜不驯了。但我想，为了社会的清明和进步，党宁取光明磊落的鲁男子，也不该要看风使舵的聪明汉，半阴半阳的两面人。”

永别了，傅雷先生。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愿你们夫妇在地下安息!

傅雷写给儿子的信 (一)

傅雷写给儿子的信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