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一般认为，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在军事上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羊祜，一个是杜预。所谓 “平吴之谋始于羊祜，祜卒，举杜预以终其事。”①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卒于晋武帝太康五年 (284年)，是三国末年，西晋初年司马氏政权中的重要军事将领。杜预的祖父杜畿，曾在曹魏时期任尚书仆射，父亲杜恕任幽州刺史。由于其父与司马懿有隙，杜预青年时期怀才不遇，“久不得调”②。司马懿死后，司马昭当权。杜预与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结婚，于是成了已故司马懿的女婿。由于这一姻亲关系，他被封为尚书郎，并承袭祖爵，为丰乐亭侯。
由于杜预 “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③，在职四年，才华横溢，非常人可比。因而，在司马昭的支持下，他开始参与魏国的军事。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率兵灭蜀，杜预以镇西长史随钟会进军剑阁。后来，他又率兵出陇右，败匈奴，退敌安边。任职期间，杜预日理万机，除了参与国家军事筹谋，随军征讨以外，又帮助司马氏政权审律例、定考课、革弊政、陈农要④，对西晋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据《晋书》记载，杜预平时“敏于事而慎于言”，言出必果，深受司马氏的宠信。又由于他精通典籍，长于谋略，通晓兵法，所以，“朝野称美，号曰 ‘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①。
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六月，杜预协助安西将军 石鉴出兵陇西(又称陇右，今甘肃、青海部分地区)，以抗击鲜卑族首领托拔树机能的进攻。兵至塞外，石鉴不察敌军虚实，急欲发起进攻，但杜预审时度势，认为不可。他看到，自己来长安时仅带步兵三百，骑兵百余，后来虽加上西域之兵也难于与鲜卑匹敌。鲜卑 “乘胜马肥”，士气高昂;晋军孤军深入，粮运匮乏，战则必败。因此，杜预认定： 晋军远离后方，在塞外作战，首要的是解决军需问题，“宜并力大运刍粮，须春进讨”②，主张把进攻的机会定在第二年春季。为此，他上书石鉴，提出 “五不可、四不须”③，坚决反对立即出兵。石鉴因此大怒，捏造罪名加害杜预，强行出兵。杜预冒着被罢官问罪的危险，力陈己见，坚持自己的判断。结果，石鉴 “讨树机能卒不能克”，战事的发展完全不出杜预之所料，“陇右之事卒如预策” ④。
第二年正月，匈奴右贤王刘猛举兵叛晋，拥兵自立。杜预又应诏商讨平叛方略。对如何平息边乱，杜预不主张劳师远征。他向司马炎详细陈述了 “立田籍、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治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⑤。司马炎全部采纳了杜预的主张，不仅边患没有蔓延，而且沿边一带的防务、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两次治边的过程，显示了杜预明察时势，深谋远虑的智慧和才能。从此以后，“朝廷皆以预明于筹略”①。杜预成了众人称赞的谋略家。
随着西晋政权的日益强盛，灭吴战争就迫在眉睫了。而深谙谋略的杜预，终于成了这次战争的主角。
三次上书 力主灭吴
早在灭蜀之前，司马氏就有灭吴的打算。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司马昭就提出了 “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再并东吴的战略设想②。尔后，伴随司马炎帝位的巩固，晋政权加紧了灭吴的战争准备。司马炎采纳羊祜的建议，一方面在边境地区实行分化瓦解吴军的政策; 另一方面极力整饬军备、屯田兴冶、训练士卒，实行亦兵亦农政策; 还在巴蜀一带训练了一支 “舟楫之盛，自古未有”③的水军。十余年的努力，晋军已兵器精，士气盛，军粮已达 “十年之积”④。但是，司马炎始终下不了大举征伐的决心，在战机的选择上犹豫不定。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羊祜请求出兵，⑤由于泰、凉(今甘肃甘谷、武威)一带少数民族入侵和大臣反对而搁置下来。后来，张华请求出兵，又因计划不周，“众军既进，而未克获”，遭到一些大臣更激烈的反对，张华因此几乎被杀①。
咸宁四年(278年)十二月，羊祜病故，杜预代其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是羊祜灭吴计划的积极支持者和继承人。羊祜临死前，已经看出杜预的军事指挥才能，所以，竭力向晋武帝“举杜预自代”②。事实上，对于杜预的才干，朝廷内外早有美誉，杜预本人对于灭吴战争的谋划也早已成竹在胸了。
当时，东吴的军事、政治已十分腐败。孙权死后所出现的嫡庶争立、宗室大臣互相残杀的局面，愈益发展。孙皓骄奢淫逸，暴虐至极，甚至实行“凿人目，剥人皮”等酷刑，③弄的将士离散之心日生，百姓怨恨之声日沸。在军事上被西晋遣使通好的假象所迷惑，不重军备，放松了长江上游的防务。
面对东吴这种边防松弛，政治腐败，国力日衰的形势，杜预认为伐吴时机已经成熟，不容错过。咸宁五年(279年)八九月间，他上书司马炎，请定伐吴日期。司马炎答以“待明年方欲大举”④。
杜预见司马炎无起兵之意，心神不宁。他看到，自闰七月以来，吴军严束将士，不见敌船沿江上驶。由此推断，孙皓已计穷力竭，长江上游和下游已不能两相保全。吴军在战略上“必先护上〔下〕游，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⑤。由于兵力所限，他们必不能增兵西上而空其国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若不当机立断，拖延至来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定会“纵敌患生”，攻之更难。对于出兵可能出现的结局，杜预也作了充分估计。他认为： 既然东吴已成倾颓之势，此次举兵，若获胜即可统一江南，为天下 “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未有倾败之虑”。对于进兵方式和部署，杜预赞同当初羊祜提出的分路合击，南渡长江的计划。“分命臣等随界分进”，东西各路大军紧相呼应，密切协同，实属万安之举。①基于以上分析，杜预第二次上书，力主兴师伐吴，即刻一战。司马炎接到杜预的上书后，仍没有引起重视，反而将它搁置起来，未作答复。
两次上书失败，杜预毫不灰心。他坚信这一良好战机稍纵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不多久，杜预又一次上书，第三次请求伐吴。他指出： “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现在朝中之所以还有人反对兴师伐吴，是因为他们 “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心里知道以前的主张错了，感到惭愧，但又固执己见，不愿改正而已。杜预还进一步指出： “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②这就严肃地申明： 如把攻吴时机定在来年，不一定达到如期的目的。杜预的这封奏本送至宫中，恰值司马炎与张华下棋。张华在伐吴战略时机的判断上早已与杜预有着共同见解。他见杜预的奏表送至，便推开棋局，趁机劝司马炎说： “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 ”③杜预和张华的卓越见识及主张，终于为司马炎所接受，从而下定了大举伐吴的决心。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马炎采取羊祜生前的主张以及杜预上书中提出的 “随界分进”的战略计划，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向东吴发动了全面进攻。一路自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指向涂中 (今安徽滁河流域); 一路自扬州(今安徽寿县)指向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 一路自豫州(今河南许昌东南)指向武昌; 一路自荆州指向夏口; 一路自巴、蜀(今四川旧蜀国地)顺江直取建业; 杜预则亲率一路自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南下江陵(今湖北江陵)，尔后顺江南下，直取交、广二州。以后，整个战局的发展证明，杜预选择的灭吴时机是正确的。
两出奇计 平定上游
杜预出任镇南大将军之始，就 “缮甲兵，耀威武”①在长江中上游加紧进行灭吴准备。当时，由于孙皓在战略上重下游、轻上游，加之力量所限，吴国在荆州一带的防务十分松懈。在西起建平(今湖北巫山)东至夏口的沿江重镇虽布有防兵，但没有统一、严密的防御计划。于是，咸宁四年 (278年)十一月，杜预简选精锐，出其不意地向西陵 (今湖北宜昌)发动了猛烈攻击。
西陵，城滨长江，是出入三峡确保荆襄的战略要地。守卫西陵的吴国大将张政，深得孙皓的宠信。可是，由于张政疏于戒备，布防混乱，遭到杜预的突然攻击，无法抵抗，因而损失十分惨重。杜预俘获了吴军许多兵士。张政慑于孙皓的暴虐，不敢秉报真情，这次败绩遂被悄悄地遮掩了起来。杜预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有机可乘。为了离间孙皓与边将之间的关系，他立即致书孙皓，不仅详细陈述了吴军惨败的经过，而且表示愿将俘虏全部送还。孙皓接到杜预的书札，果然大怒。他急忙传令调回张政，免官问罪。同时，改派驻武昌的监军刘宪督率张政所属部队，接替西陵防务。驻守荆州一带的吴军将领，本来就对孙皓的暴政提心吊胆，怀有异心。这次临阵换帅的行动更使他们忧心忡忡，与孙吴离心离德了。
第二年冬，杜预率领大军南下。他针对吴国边将已经出现的各自为守，无心恋战的形势，大胆地采用了攻敌要害的方针。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自襄阳率军进围江陵。江陵，是东吴荆州治所，位于长江北岸，是吴国沟通上游建平郡与下游江夏郡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它与长江南岸的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一水相隔，同为控制长江水面的重镇。乐乡、江陵有失，就断绝了上游宜都、西陵、秭归(今湖北秭归)、建平吴军的退路，以及江夏守军西进之路，造成对吴军整个西部防线的威胁。当时，江陵由伍延驻守; 乐乡由孙歆驻守。其二人同为吴军主将。由于杜预兵围江陵的行动，牵动了整个上游的吴军，所以，宜都以西各据点呈现一派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杜预并没有强攻江陵，耗费时日，而是先取上游，发兵“循江而西”。“旬日之间，累克城邑”。①与此同时，他约巴、蜀一带王濬所部水军(时受杜预节制)顺江东下，东西夹击吴军江面水营。这样，他们以破竹之势，克西陵，阵斩吴都督留宪; 破荆门(西陵东)、夷道(今湖北宜都)，诛杀吴夷道监军陆晏等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剪除了江陵以西的沿江据点。
但是，江陵对岸的乐乡仍为孙歆所据。乐乡位居江陵的上游，拔江陵不足于制乐乡，拔乐乡则彻底孤立了江陵。所以，杜预在攻取上游诸城以后，即把兵锋指向了乐乡。然而，乐乡面长江，背巴山(又名麻山，位于今湖北松滋县西南十五里)，吴军防守较为严密，北岸又有江陵吴军隔水呼应。因而，此一战利于计取，难以强攻。
为了拿下乐乡，杜预采取了奇袭战法。他派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利用夜色掩护，偷渡长江。在乐乡一带的沿江各要地，到处张旗树帜; 又派兵一支迂回乐乡侧后的巴山一带遍燃烽火，造成大军已经渡过长江的声势。驻守乐乡的孙歆所部，见四面皆为晋军，一片惊慌，孙歆本人也完全被杜预的诈敌之策所迷惑。孙歆在给江陵伍延的报告中说： “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①一时间，吴国官民举家投降者万余人。
这时候，上游王濬所部水军也已进抵乐乡，孙歆不得不出城与王濬拒战。周旨、伍巢等，趁机埋伏于乐乡城外。孙歆出战不力，大败而归。周旨、伍巢等则随其溃军进入乐乡城内。入城后，他们趁敌混乱之势，直至孙歆帐下，生擒孙歆而还。随后，攻克乐乡。战后，晋军将士盛赞杜预的破敌之策，军中为此事还传出歌谣说： “以计代战一当万”②。
上游沿江城镇的平定，乐乡的拔取，使地处江北的江陵吴军陷于进退失据的孤立境地。二月十七日，杜预命令南北各军会攻江陵城。吴都督伍延虽然看到大势已去，但仍负隅顽抗，作最后挣扎。他一面派人出城诈降; 暗地 “列兵登陴 (女墙)”③，企图诱击杜预军。杜预识破了伍延的诡计，拒敌来降，挥军猛攻。当天，晋军即拿下了江陵，阵斩伍延。
江陵失守的消息一传出，吴国整个荆州地区为之震动。江南官民争相归降，甚至 “沅、湘(今沅水、湘江)以南，至于交、广(今广东广西等地)，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①，归附晋军。据记，杜预南取荆州以来，共 “斩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②。从此，晋军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
指授方略 攻克建业
长江上游平定以后，杜预与各路统帅共商灭吴之计。有人认为： 东吴 “百年之寇，未可尽克，方春水生，难于久驻，宜俟来冬，更为大举。”③就是说，东吴经营江南已逾百年，不易一举拔除; 时至春天，江南水生，江淮下湿，疾疫将起，难于久驻。因而，他们主张罢兵休战，等到冬天，再大举征讨。杜预听后，不以为然。他认为，缓兵势必功亏一篑，整个战局已属胜利在望，原定方案绝不能中止。于是，他便以战国时候乐毅在济西之战中大败强齐的经过为例，劝告大家说： “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④杜预还向诸将详细地讲述了破吴方略，坚定了大家乘胜灭吴的决心。
据史书记载，杜预在此之后，并没有直接参加进攻建业的军事行动，而是遵照二月二十八日司马炎调整了的战略部署，继续率队南下，镇抚零陵(郡治在今湖南零陵)、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县)、衡阳(郡治在今湖南湘潭西)诸郡去了。但是，出发前他不仅 “指授群帅方略”①，特别是为担负主攻任务的水军统帅王濬提出了一个乘虚而入，急驶东下的策略。这对加速晋军兵取建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起初，司马炎在用兵上打算以陆战为主，水战为辅，水军受陆军节制为原则。为此，他曾颁诏，指令西出巴、蜀的王濬军，在东下建平后受杜预节制; 兵近建业时，则受由扬州兵向江西的安东将军王浑节制。这种方案遭到了杜预的反对。他认为：王濬水军应为进攻建业的主力而独立作战，“不宜令受我节制”。因为王濬水军兵力空前，东下建平后，即可 “顺流长驱，威名已著”②。所以，当王濬破建平直入西陵后，杜预便致书王濬，指出：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即建业)，讨累世之捕寇，释吴人于涂炭。”③就是要王濬乘势迅速东下，直取建业。
杜预要王濬东下，正是抓住了一个良好的进攻时机。当时，吴主孙皓已指令吴军主力三万，由建业渡江逆战，忙于北面陆路应付，放松了水上防御。尽管有人看到 “晋治水军于蜀久矣”，势力强大，必至于此，④但吴军主将张悌虑不及此。吴军一意顾北，建业一带守卫已成空虚。从晋军方面看，原拟自扬州向江西，出横江渡口南下的安东将军王浑，但怕轻进受罚，“而欲慎己免咎”⑤，停留在江北不再前进。所以杜预的这一主张，实为弥补王浑被动局面，乘虚轻取建业的正确方案。王濬接到杜预的书札，认为言之有理，欣然乐从。他回书杜预表示诚心接受指教。
攻占武昌后，王濬即刻率军东下。杜预分兵一万人给王濬，以增强其攻击力量。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十四日，王濬水路两军进抵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①。这一行动，痛指吴军防御薄弱之处。吴军不意晋军骤至，措手不及。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师万人，西向抵御，但兵士皆 “望旗而降”; 后虽勉强拼凑二万来人，但未及出发就逃散了。王濬指挥水师舰船，迅速东下，次日，就以 “戎卒八万，方舟百里”②，浩浩荡荡地进至建业。吴主孙皓见战局绝望，被迫到王濬军门请降。整个灭吴大战，由此一举而成。从平定上游到攻克建业，战争的发展变化，全然不出杜预所料。
东吴即灭，天下归于一统，杜预被封为当阳县侯。这时，他已是年近六十岁的人了。他看到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③，于是花费了大量精力讲授兵法; 同时致力于开漕富民事业。由于他博学多才，耽思经籍，先后 “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④等等。杜预晚年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论证严谨，考辨精微，是一部历代学者所推崇的学术著作。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年)，闰十二月，杜预卒于邓县(今湖北襄阳县北)，享年六十二岁。司马炎感念其功绩，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
注释
① 《读通鉴论》卷十一,晋十二。② 《晋书·杜顶传》。② 《晋书·杜预传》。③④ 均见《晋书·杜预传》。① 《晋书·杜预传》。②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武帝泰始六年。③ 《晋书·杜预传》。④ 《晋书·杜预传》。⑤ 《晋书·杜预传》。① 《晋书·杜预传》。②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三年。③ 《晋书·王濬传》。王濬 “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④ 《晋书·羊祜传》。⑤ 《晋书·羊祜传》。① 《晋书·张华传》。② 《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咸宁四年。③ 《资治通鉴》卷八十,晋武帝咸宁五年及卷八十一,太康元年贾充语。④⑤ 《晋书·杜预传》。① 《晋书·杜预传》。② 《晋书·杜预传》。③ 《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咸宁五年。① 《晋书·杜预传》。① 《晋书·杜预传》。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元年。② 《晋书·杜预传》。③ 《晋书·杜预传》① 《晋书·杜预传》。②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元年。③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元年。④ 《晋书·杜预传》。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元年。②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元年。③ 《晋书·王濬传》。④⑤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元年。①②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元年。③④ 《晋书·杜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