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685—762)，亦称唐明皇，名李隆基，女皇武则天嫡孙，睿宗李旦第三子。公元712—756年在位。当政期间，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又酿成了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这由盛转衰的历史，让多少文人墨客去对玄宗的一生喟然长叹。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要数白居易的千古绝唱 《长恨歌》 了，那长生殿里海誓山盟的爱情故事，敲响了渔阳鼙鼓的谋叛者安禄山，“宛转蛾眉(杨贵妃) 马前死” 的马嵬驿悲剧，无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长恨歌》不仅是文学名作，也反映了唐朝290年间带有转机的重大历史事件，故而，欲识唐朝的盛衰，就不能不了解这首歌的主人公——唐玄宗。
一、宫廷角逐
垂拱元年 (685)，李隆基来到了世界上，他一睁眼看到的并不是李唐江山，而是武周天下，等待他的并不是名正言顺轻而易得的皇位，而是宫廷内部激荡多变的风风雨雨的磨炼。据史书记载，隆基小时即有大志，在宫中常以“阿瞒” 自诩。但这个“阿瞒”并不为武氏家族看得起。谁也未曾想到，这是未来的皇上。7岁那年，他例行至朝堂举行祭祀仪式，金吾将军武懿宗对其随从大声喝斥，隆基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轻视，立刻声色俱厉斥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我骑从?”据说祖母武则天知道了这件事后，便对他另眼相看了，“特加宠异之”。第二年，隆基被封为临淄郡王。神龙元年 (705)，张柬之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这时隆基曾一度兼任潞州 (治今山西长治县) 别驾，写过《早登太行山中言志》 的诗，其中写道：
“野老茅为屋，
樵人薛作裳。
宣风问着艾，
敦俗劝耕桑。”
这说明，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操于妻子韦后、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太子李崇俊等被杀，武三思等沉滓余孽迅速泛起，韦后又援用其从兄韦温等掌握大权，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建筑寺院道观，奴役人民。可谓朝政日非。景龙四年 (710)，中宗被鸩杀于妻女之手。韦后准备效法她的婆婆武则天做历史上的第二个女皇。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还有相当的势力，李旦的第三子隆基也在悄悄积蓄力量，身边已有一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这是韦后专权的主要障碍，韦后决意将其置于死地。但那隆基决非等闲之辈，还没等韦后动手，他便与姑母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率羽林军万骑抢先攻入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睿宗李旦的帝位。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睿宗也是一个昏懦的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布，太平公主恃拥戴睿宗有功，大树私人势力，左右朝政，宰相7人，有4人是她的亲信，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她开始认为隆基年轻，所以不以为意，后来，看到隆基十分英武，对自己专权不利，于是便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隆基。她造舆论说，现在的太子不是长子，不应当立，立了必有后忧。阴谋废之。可见隆基的皇储地位并不稳定。先天元年 (712)，睿宗让位给太子，隆基即帝位。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及重大军国行政却仍然由睿宗决定。这期间，玄宗与太平公主的关系极为紧张，可谓剑拔弩张，各自磨刀霍霍，暗藏杀机。双方的决斗势不可免。
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玄宗获悉太平公主及宰相窦怀贞等将率羽林军于次日发动政变，于是抢先下手，率厩牧兵马杀太平公主及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吏尽被黜逐。至此，动荡的局势才稳定下来，玄宗才获得了全部权力。是年，改元开元。
二、选贤治国
玄宗的皇位来之不易，亲政后面临的形势也是十分严峻的。长期的宫廷政变，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吏治腐败，官吏冗滥。《通典》 的作者杜佑曾说： “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玄宗在开元三年(715)明确宣布： “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廖赏。” 他在开元年间是比较注意任人唯贤的，他所用的宰相，大都成了有名的政治家。
姚崇，是有名的贤相，史称他“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办事干练。入相前他曾向玄宗提了十项建议，大意是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擢诤臣，除租税外不得接受馈赠，勿使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玄宗样样应允，从而奠定了开元施政的方针。
与姚崇同时任相的还有卢怀慎。一次，姚崇请假10余天，政务堆积，卢怀慎不能决断。待姚崇回朝，须臾即处理妥贴。故人称姚崇为“救时宰相”，而呼卢怀慎为“伴食宰相”。这个 “伴食宰相”后来就成了讽剌尸位素餐的成语。
“救时宰相” 的确名副其实。
当时，一些富户往往用出家作和尚的办法来逃避赋役，姚崇一次就查出1200多人，勒令还俗。又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抑制武、韦时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他不讲情面，请玄宗批准，依法进行了惩办。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遮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时遇蝗灾，由于捕杀不利，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惨景，以致物价飞腾，民心不稳，政局动荡。姚崇对此十分关注，力主诏令郡县及时捕杀。“伴食宰相”卢怀慎认为蝗不可捕，捕则有伤 “和气”，恐致灾祸。今日看来，“伴食宰相”的这种思想是十分荒诞可笑的，但在古时这种思想却很普遍而顽固。姚崇据理驳辩，慨然问卢怀慎：“我真不明白，您那么怕伤害蝗虫，怎么不怕黎民百姓死于饥荒呢!”结果按姚崇的意见捕杀了蝗虫。
一年，山东地方蝗虫危害严重，地方长官倪若水却上书拒绝捕杀，还说：“蝗虫乃是天灾，人力怎能捕杀。朝廷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止。”姚崇即回书给他，说： “依你的道理，假若地方官实行德政，飞蝗也就不会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个长官无德吗?”倪若水被质问的十分尴尬，再也不敢抗命了。
官府为奖励治蝗，规定捕蝗1斗，奖粮1斗，捕蝗1石，奖粮1石。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因而尽管蝗灾连年，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姚崇做宰相，曾兼任兵部尚书，对边疆上屯兵的地点，兵马器械的数字，了如指掌，把公事办得井井有条。
宋璟继姚崇为宰相，也很注意选用人才，使官吏都能称职。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说明自己与宋璟的关系，想得到好差使，他知道了，特地关照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岭南被看作是荒远的地方，那边的人很不容易做到大官，由于其有才能，玄宗便任他做宰相。他建议选用人才要慎重，在吏部议论人才，态度极其公正。他执政时，已在开元后期，每见玄宗有什么过失，总是极力谏劝。
史家赞美开元年间玄宗任用的宰相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多有政绩，成为唐代佳话。
玄宗知人善任，正是任用了这样一批人辅佐，才使得开元年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他能做到这点，并非出于偶然。据史书记载，玄宗有一天照着镜子默默不乐。他身边的太监就说：“自从韩休任相，陛下比以前瘦多了，何苦戚戚无一日欢，为什么不罢免了他的相职呢?”玄宗却说：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选相是为社稷，岂能为吾一身啊!”
玄宗不仅注意任用贤相，还非常重视刷新吏治，整顿官僚队伍。在这方面他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他针对武后以来官吏冗滥之弊，一举裁汰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员，大大精简了官僚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也节约了财政开支。
二是恢复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唐太宗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允许谏官与史官参加，“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这可以减少朝政的弊端，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武则天参与朝政以后，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政多私僻，”不敢把朝政公开，取消了谏官和史官参加君臣议事的制度。这样一来，谏官无法直接了解皇帝与宰相活动的内幕，只能听宰相一面之辞，很难及时提出中肯的意见。在开元五年(717)玄宗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朝内特殊机密外，允许谏官、史官参加皇帝与宰相议事会议。
三是重视县令的选择。玄宗说：“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属意此官，有殊馀职。”玄宗有时对县官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应考者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凡是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任用，拙劣者即被罢免。开元四年组织的县令考试中，其中45人不合格，这些人立即被淘汰，“放归学问”。不仅如此，当县令上任以前，玄宗还亲自召见，面授机宜。
四是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检查地方官的政绩，作为黜陟的根据。为此，玄宗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观察得失，将地方官的政绩按五等划分，然后上报吏部长官详覆。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改转凭为升降，刺史第一等授与京官。又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开元十六年(728)，他亲自选廷臣出任刺史。玄宗推行的考核制度，减少了地方官贪脏枉法的现象，对改善地方吏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是严明赏罚。玄宗认为，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开元年间，基本上贯彻了这一精神。如同州刺史姜师度，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在任职期间，组织农民开朝邑、河西二县通灵陂，并引雒水及堰黄河灌溉土地达20万亩。玄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大为赞赏，专门颁布了《褒姜师度》诏，对他赐帛300疋，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营州都督宋庆礼，组织兵民屯田80余所，数年之间，仓廪丰实，居人渐殷。玄宗便提拔宋庆礼到中央政府任御史中丞。对那些贪脏枉法之徒，不论其职位多高，都依法制裁。如刺史裴景先，非法聚敛5000匹绢，玄宗亲自下令将其处以死刑。前太子太傅萧嵩，由于向中官牛仙童行贿，被贬为青州刺史。
玄宗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通过下级官员去贯彻执行，玄宗能注意用人，这是 “开元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收复失地
玄宗在位的前半期，不仅文治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武功也赫然可纪。
在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十分严重。万岁通天元年 (696)，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动其部众举兵反，并且攻占了营州。紧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师、鲜等12州也相继失守。这12州的政府被迫迁到青、幽、宋、徐等州。武则天派王孝杰等组织反击，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大将王孝杰阵亡。从此以后，契丹贵族经常利用他们占据的有利地位，疯狂掠夺土地，残害北方人民。
至于玉门以西，长安三年 (703)，突厥奴隶主贵族乌质勒攻陷了安西4镇之一的碎叶镇，从此，安西道绝。乌质勒掌握14万武装，接着又向北庭都护府进攻，并强占了北庭西部一些地方。这不仅破坏了国家统一，同时也堵塞了“丝绸之路”，使唐朝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威胁。
碎叶和庭州失守时，武则天已80岁了，无法解决西域问题，她死后，在中宗、睿宗执政年代，政治腐败，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不想也不可能收复失地。
在北方地区，从唐初战胜突厥奴隶主贵族以后，便统一了大漠南北，设置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此后，长城以北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安定局面，但是，到了七世纪末叶，唐朝北方门户云州 (今山西大同市) 被突厥攻陷。从此，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弘道元年 (683)，突厥进攻蔚州 (今河北蔚县)，定州(今河北定县)，由于长城以北大片领土失守，垂拱元年 (685)，唐政府把安北都护府临时侨置同城，一直到开元初。
从上述情况看，到玄宗即位时，西域的碎叶、庭州、北方的云州以北以及辽西12州，都已被突厥、契丹奴隶主贵族占领，陇右及河北人民经常惨遭劫掠和屠杀。唐朝统一的局面被破坏了。
玄宗执政以后，为彻底解决边区问题，巩固唐政权，维护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玄宗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府兵制对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及防御外患，维持唐帝国的统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兵制在均田制崩溃的形势下，农民不断逃亡，兵源困难。高武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生活，唐朝提倡以文入仕，尚武风气逐渐消失，府兵多不按时更番，教习废驰。士兵说是蠲除租调，其实并未免除，自筹器械给养负担沉重。因之，到玄宗时士兵逃匿，军府空虚。开元十一年 (723)，宰相张说鉴于卫士逃散，宿卫不足，遂建议雇佣募兵。玄宗即下令实行，从关内召募军士达12万人，充作卫士，名 “长从宿卫”，或称“长征健儿”，从而代替了有唐以来的府兵轮番宿卫制度。这是当时军制由兵募到雇佣的重大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唐朝统治者认为切实可行，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推行全国。从此，各地民丁再无番上戍边之苦，消耗于往来路上的大量社会劳动因此得以节省。雇佣兵既可吸收社会上的失业丁口，缓和社会矛盾，又可常驻各地，加强训练，对改善军队素质，提高战斗力是有积极作用的。
玄宗还通过各种措施整顿军旅。他颁布《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增加兵员，并精加选择，加强军事训练，不得供其它役使。还派兵部侍郎悲漼、太常卿姜皎，往军州督促检查诏令的执行情况，处理具体事宜。
七世纪末年，军马不足，玄宗即位时，只剩下24万匹。为了保证军马的供应，玄宗任用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专门抓这项工作，到开元十三年 (725)，军马增至43万余匹，牛羊数也相应增加了。
为了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诏令扩大屯田区。从中宗到开元初，军费开支庞大，如果把全部的费用都加到老百姓身上，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而且运输也有困难。于是玄宗下令在西北万里的边防线上及黄河以北部分地区，设置庞大的屯田区。开元年间，全军屯田总数为1141屯，面积有500余万亩，为解决军粮问题提供了保障。
经过以上准备，到开元五年 (717)，唐军把沦陷17年的营州等13州全部收复，玄宗派宋庆礼任都督，重建营州防务。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地也宣布取消割据称号，与唐政府合作，唐政府重新恢复了安北都护府，统一了长城以北。
解决西域问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开元二十七年开始，玄宗派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打败了突厥，唐军猛攻碎叶城，突厥可汗出战，在贺逻岭被唐军俘虏，从而使沦陷了37年的碎叶镇又归唐政府管辖。第二阶段是击败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门户。开元初年，西域小勃律 (今克什米尔以北) 可汗曾到唐朝请降，唐政府在那里置绥远军。后来，小勃律王娶吐蕃王女，依附了吐蕃，与唐为敌。玄宗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打败了吐蕃，俘虏了小勃律王，遣送长安。这使唐国威大振。这一仗胜利后，拂菻(罗马)、大食 (伊朗) 诸胡72国皆震恐，咸归附。唐朝重新打通了中亚的通道，这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有利于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四、开元盛世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注重发展社会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唐朝中央政府要实行其社会职能，必须消耗一定的租调劳力。而均田农民，就是唐政府租调徭役的负担者。玄宗即位之前，由于政府的勒索和大豪族的土地兼并，使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常常无力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简单的再生产，从而出现了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严重危机。玄宗即位后，为了挽救财政危机，缓和阶级矛盾，再不敢任意增加农民的负担，不得不和荫庇劳动人口破坏均田制度的豪强大族进行斗争。从他们手里争取土地劳动人手。
玄宗积极支持官吏惩治不法豪强，李元紘任京兆尹时，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硙，以害农田，元紘令手下的人将这些硙全部毁掉，保证了农田的灌溉。百姓得到了益处，无不拍手称快。元紘由于有玄宗的支持，王公贵族对他也无可奈何。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强夺民田，玄宗听从了姚崇的建议，对王仙童依法进行了惩治。其他的王公贵族见玄宗如此不讲情面，不以亲疏害法，怕与王仙童有同样的下场，因此不得不有所收敛。
开元初虽惩治了一些豪强大族，但打击的对象还是太小。从全国范围看，仍然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被豪强大族霸占。他们侵占农民的土地称为“籍外之田”。更严重的是，他们把逃户变成“私属”，不向国家交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玄宗便下令，在开元九年 (712)到开元十三年(725)，利用4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检田括户运动。
玄宗任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对于 “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检田括户的结果，中央政府增户88万，田亦称是。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
由于玄宗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开元年间全国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如蓟州三河农民，开了孤山陂，灌田20万亩。蔡州新息县，修了玉梁渠，灌田30余万亩。晋阳文水县，开了甘泉渠和灵长渠，灌田数万亩。在玄宗执政年间，全国共建50大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了高宗武周两朝所建水利工程之和，相当于唐朝水利工程的20%以上。
武周中宗以来，佛教得到了恶性发展。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寺院僧侣，不仅兼并土地，而且逃避税收。有人形容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玄宗即位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开元二年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全国各地还俗者1.2万多人。玄宗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员和僧尼交往，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玄宗即位初期，在生活上以节俭自励。开元二年，他果断地宣布：“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 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服装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他还裁汰宫女，将她们载送回家。又毁武后所造天枢、韦后所立石台，以示与弊政决裂。
开元年间玄宗君臣的文治武功，造成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况。
长安，在那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安城内有笔直的街道，南北大街11条，东西14条，划分为方格形的108坊。长安城周长36.7公里，城内面积84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保存下来的明代西安故城的十倍。
长安城内北部居中的地方是宫城。内有太极殿，称“西内”。城外东北方有大明宫，又称“东内”。当时长安城内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和大食的使节、商人数以万计。大明宫的麟德殿就是宴请国宾的地方。城内东部在开元年间建造了兴庆宫，时称“南内”。玄宗与贵妃就曾住在这里。这三大内，即唐朝的三大宫殿群。主体建筑规模宏伟，同现存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不相上下。
长安城内的商业区分东市和西市。市内有井字形的街道，店铺林立，四通八达。每市各有220行。每当午时，击鼓300响，店铺落板，市者云集。市井中，货物充足，胡商络绎。皇宫所需，也仰两市供应。红日西沉，鸣钲三百响，店铺上板，市者疏散，闹市井然。长安两市的兴旺，反映着全国经济的繁盛。它联系着全国各地，也联系着丝绸古道和友好之邦。
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在唐人着作里多有反映。据元结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 四海之内， 高山绝壑， 耒亦满。”杜佑记载说， 当时天下一斗谷物的价格， 多则一、二十文，少则数文;绢一匹二百余文。全国各地的驿道四通八达，夹道皆列店肆，准备着酒食以待往来的商旅; 出门千里不用置防身武器。杜甫曾满怀热情地讴歌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
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些人对“开元之治”的描写，虽然有溢美的成份，但他们所反映的基本内容，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达，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科学文化的兴旺景象。
南北朝时期，文物典籍丧失殆尽，唐初虽然做了一些搜集整理工作，但收获不大。到了开元时期，玄宗任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他和储元量一起，共同组织整理和编写事务。玄宗还下令在长安、洛阳创建集书院，组织全国着名学者，集中力量着书立说。又赖令大府寺，每月给麻纸5000番，每季给上墨360丸，每年给上好兔皮500张为笔材，以保证编书和抄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宋代欧阳修对开元年间编书的盛况曾加以评价说：“自汉以来，史馆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共着录53915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28662卷。呜呼! 可谓盛矣。”
唐玄宗自己还是音乐家、戏剧家和诗人。他爱好文艺，附庸风雅。在两 《唐书》 的《音乐志》和《礼乐志》里，有不少是玄宗和妃子唱和共为欢乐的记载。玄宗曾选乐工300人，宫女数百人，教授乐曲于梨园，亲自订正声误，号“皇帝梨园弟子”。后世称戏班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子弟即由此而来。
此外，唐玄宗还注意征召和培养各种人才，他任用了许多着名学者，充当其学术顾问。如张遂是着名的天文学家，由于拒绝和大贵族武三思合作，便隐居到嵩山当了和尚。开元三年，玄宗把张遂召到长安，让他当天文学顾问。张遂利用玄宗创造的条件，加上自己的辛勤劳动，终于创造出着名的《大衍历》，并指导实测子午线，成为历史上卓越的天文学家。玄宗还下诏征召大诗人李白，让李白做翰林供奉，并给予优厚的待遇。李白以布衣应聘入宫，对当时文化界的影响很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文艺的兴旺发达是必然的现象。
当时一批杰出的诗人、医学家、音乐家、天文学家等，为那个时代增加了映照古今的光彩，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唐文化。
五、天宝危机
封建社会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尽管不可能“拯斯民于水火”，但足以使唐玄宗陶醉。他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下太平，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欲高居无为。昔日争夺皇位的风风雨雨渐渐淡忘了，锐意进取的治国精神更丧失殆尽。到天宝元年 (742)，玄宗已做了30年皇帝，在位久，渐肆奢欲，纵情声色，怠于政事。开元时期，宋璟的犯颜直谏，玄宗尚能做到“虽不合意，亦曲从之。”韩休的每事力谏，弄得玄宗“戚戚无一日欢”，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吾用休，社稷计耳。” 至此，他再也容不得这些骨鲠之臣聒噪盈耳的哓哓之言了。“尚直”的韩休、张九龄相继罢相，奸佞便嬖的李林甫任中书令独秉大权。从这时起，邪恶势力在朝廷中开始占了上风。天宝十一年 (752)，李林甫病死，杨国忠做宰相，政治更加黑暗。不几年，从北方范阳擂起咚咚战鼓，便惊破了长安宫中的霓裳羽衣的舞曲。如果说姚崇、宋璟代表开元初年比较清明的政治，那么，李林甫、杨国忠便是开元年间黑暗政治的代表了。而这些人能够站在历史的舞台上进行表演，不论是扮演正面角色，还是扮演反面角色，除了自身有一定素质之外，更重要的是玄宗选中了他们。玄宗由选贤治国到宠信奸佞，其用人之道何其异也。
李林甫善于迎合玄宗的旨意。他勾结宦官、妃嫔，打听玄宗的动静，所以能了解玄宗的心愿。开元二十四年 (736)十月，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宰相张九龄、裴耀卿认为秋收未毕，恐怕沿路扰民，建议改期。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李林甫待二相退出后却对玄宗说： “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西宫罢了，随时可以往来行幸，何须择时日?即使妨碍了农民收获，只要免去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了。”玄宗听了很高兴，就听从了。为了逢迎玄宗，李林甫便对其他大臣说：“今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还用得着多说话吗?”张九龄遇事敢于力争，玄宗就嫌他讨厌了。开元二十四年十二月，玄宗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让李林甫做了宰相。从此，“容身保位，无复直言”的风气便统治了朝廷。
李林甫公开向谏官说：“诸君见过立仗马吧?它吃的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叫了一声，便要斥去，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有人上书言事，第二天便被降级外调，吓得人都不敢讲话。谏官言事，须先告诉李林甫，而后上报皇帝。朝廷官员不附合他的，都遭到阴谋陷害。他口头上说话很好听，背地里专门害人，因此，人们说他是“口有蜜，腹有剑。”
天宝六年 (747)，玄宗命各地推荐人才，举行考试。李林甫不录取一人，还向玄宗贺喜说：“这些人的才能都很平常，可见野无遗贤。”史学家司马光对李林甫有一番评价，说他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 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 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 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皇太子也为之恐惧。
李林甫的权势日炽一日，而朝政的败坏日甚一日。玄宗不识其奸，反以为能。他有一天对太监高力士说： “现在海内太平了，我想安居无为，委国政给林甫，你看如何?”
高力士为之一惊，说：“天下权柄，怎能轻易给人呢?”顿了顿又补充说： “他若养成威势，一旦有变，谁还敢说个不是呢?”
玄宗怏怏不快，高力士连忙谢罪，说自己胡说，该死该死。
高力士本是玄宗的心腹，对他的话，玄宗往常是言听计从的。这时玄宗无心于朝政，沉湎于声色，骄侈起来，连高力士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开元二十四年 (736)，玄宗因所宠爱的武惠妃死去，十分伤心，整日郁郁寡欢。宫中数千红颜，无一当意者。有人说，寿王妃杨氏体态丰艳，绝世无双，他即令太监将其接进宫来侍酒。寿王妃性聪颖，晓音律，长歌舞，尤善逢迎。玄宗以自己谱写的《霓裳羽衣曲》示妃，妃略看则已通晓，且歌且舞，有如仙女下凡，无与伦比。玄宗如获至宝，愁怀顿开，遂借酒寻欢，无所顾及。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浪漫史。
寿王李瑁，是玄宗的儿子，武惠妃的亲生子。56岁的皇帝同22岁的儿媳的这种私衷，显然悖于伦理，是一大丑闻。玄宗遂让寿王妃自请为女官，入居南宫，赐号太真，南宫改名为太真宫。玄宗夺了儿媳，又给儿子娶了个韦姓的姑娘做妃子，以示慰藉。
杨太真入得宫来，恩宠与日俱增，不到一岁，仪态已过之于皇后。白居易在《长恨歌》 中曾生动地描写了她初时得到的宠遇：
“承欢侍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一对老翁少妇，春夜漫漫仍苦其短，日上三竿，犹恋床第。这个曾在兴庆宫中盖起了勤政楼借以自勉的风流皇帝，从此再也不去上早朝了。知道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何以玄宗愿委政于奸相，竟连心腹的忠告也听不进去了。
天宝四年 (745)，杨太真被册封为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可这时并没有皇后，她就是实际上的皇后了。玄宗视贵妃为心肝，连她的家族都得到了封赏。
有年深秋，大明宫太液池的千叶白莲，居然有数枝在萧瑟的秋景中异时独放，洁白晶莹，宛若玉成。京师中一时传为奇闻。玄宗携贵妃也来临池观赏。左右称誉白莲的娇美，赞赏不已。玄宗爱这白莲，更爱贵妃，遂指贵妃说： “莲花虽美，有形无神，又怎比得上吾这解语之花啊!”“解语花”遂成为后世赞美佳丽的成语了。
贵妃善治装，专为他服务的织绣之工就达700人之多。贵妃乘马，权宦高力士亲为之执辔授鞍。贵妃生长在南国，喜食鲜荔枝。荔枝易败，离枝四、五日则色味俱变。为了快速贡奉新鲜荔枝，玄宗下令特开辟了从岭南通往长安的数千里贡道，沿途设有驿站，备有快马。荔枝运至长安，色味不变。
君王宠幸，朝臣官吏也无不倍加逢迎，争献奇珍异味，器物珍玩。有时一次送的美食就达几千盘，一盘的价值抵得过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宫中还特设检查食品的官员，评比各种食品的精美程度，真是精益求精。岭南军政长官的贡献得到贵妃的欢心，遂连升三级。广陵的长官起而仿效，也被擢为朝廷大臣。由是文臣武将瞩目后宫，全国风靡。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兄妹飞黄腾达，沐猴而冠。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二姐封虢国夫人，三姐封秦国夫人，从兄杨铦被封为位当四品的朝中高官，杨锜娶了公主，封驸马，杨国忠官至宰相，领四十余职，权倾天下。
玄宗每临幸骊山华清宫，贵妃的三位姐姐与三个哥哥也必车骑从幸。每家一队，各衣一色，逶迤数十里。到了骊山，诸家合欢，往来穿梭，犹如万花竟放，遍山锦绣。
杨氏承宠，声势煊赫，时有民谣曰：
“生男勿喜女勿悲，
君今看女作门楣。”
门楣本指门框的上方横木，这里引伸为 “门户”的意思，即说如今姑娘也可以光耀门户了。
贵妃姿色虽美，心甚悍妒。曾两次因其醋意太浓，气恼了玄宗，被遣送出宫。
当又一次被遣送出宫后，她哭得犹如个泪人，杨氏兄妹也惊恐不安，担心大祸临头。谁知，玄宗那里也茶不思，饭不想，整日间愁苦欲绝。太监高力士事故练达，早看透了玄宗的心思，遂请赐膳贵妃，贵妃见高力士送来御膳，即刻剪下一绺青丝托高力士奉上，并感切地说：“妾罪当死，今日与陛下永诀。妾之什物，皆陛下所赐，唯有青丝是父母之物，特以奉献，以志衷情。”
玄宗与贵妃又一次破镜重圆，自不待言。但经两次磨难，贵妃虽悍，也不能不心存忧悸。
相传，有一年，玄宗临幸华清宫，住在长生殿，正值七月七日乞巧佳节，夜阑更深，贵妃好端端地忽独自抽泣起来。玄宗初不知何故，温存劝慰，久久贵妃才道出了心事，说：“妾遥望牛郎织女二星，不由得慕其夫妻之长久，窃恐自身比不上他们。”稍顿又道：“妾览前史，每见时过境迁，秋扇抛残，怎能不为之伤情呢?”贵妃的衷曲深深地打动了唐玄宗，他们遂相盟誓以志诚，誓曰：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这段宫廷艳史，后被编成戏剧演出，即 《长生殿》。
玄宗乐不思治，日益昏聩。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独揽大权。他和李林甫一样，顺着玄宗的心思行事。玄宗好战，他即发动征伐南诏的战争，丧师20万。一年大雨成灾，玄宗查问灾情，他叫人弄了一些大的粟穗给玄宗看，说雨虽大，收成却好。玄宗竟也相信。他不准下面报灾，扶风太守房琯报灾求救，他大怒，下令将其交司法机关惩处。杨国忠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选任官吏都在私第暗定，结党营私，贿赂公行。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从开元二十四年 (736)，到天宝年间，奸相专权，贵妃专宠，玄宗日益昏聩，政治愈加腐败，繁荣背后的危机也就加剧了。
首先是均田制瓦解了，负担租赋的民户缩减着，而朝廷的费用却加大着，财政危机日甚一日。朝廷先是设法搜刮民户，议定租赋。然而，仍不足用，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甚至一次预征30年的租赋。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动摇了。
其次是府兵制破坏后，募兵制也愈加腐败。在府兵制破坏后，唐朝政府乃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在开始实行的时候，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但到后来，其弊端越来越大。特别是京师所募之兵多是无赖子弟、市井小贩，毫无战斗力。同时，中原承平已久，社会风尚耻于当兵。宿卫京师的官兵时称“侍官”。京师人打架相诬必骂对方为 “侍官”。甚至子弟当了军官，父母都不愿理他。中原几乎无兵可用了。
尽管如此，玄宗却仍在对外用兵。
玄宗后期，为了提高统治的声威，不惜发动了一系列不义的战争。边将权奸为了升官加爵也不惜推波助澜，挑起事端，这些战争，伤亡了大量的各族人口，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带来了许多危害。
开元二十五年 (737)，唐政府迫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袭击吐蕃，是这一系列战争的开端。崔希逸曾与吐蕃将领乞力徐相约，撤除守备，让汉藏两族人民随便耕种放牧，安享和平之福。这年，有个河西官员入朝奏事，鼓动玄宗发动袭击吐蕃的战争。玄宗为之心动，派使者前去视察，使者遂逼崔希逸出兵，这就打破了唐蕃和好的局面。
天宝初年，名将王嗣宗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威望极高。玄宗命他进攻吐蕃的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他不肯，说：“石堡城地势险要，防守坚固，不牺牲大量士兵的生命，拿不下来。”结果被免了官。继任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下了石堡城，城里守兵只有几百，唐兵却损失数万之众。汉藏两族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杜甫的 《兵车行》写道： “或从十五北防河，使至四十西营田。” 防河、营田都是为了对付吐蕃。于是“汉家山东二百州”，到处都由妇女把着锄犁，干着男人应该干的事情。而青海湖畔，当兵的男子“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西南也在流血。南诏王阁罗风带着妻子参见唐官，边将张虔陀乘机侮辱，并勒索财物。阁罗风忍无可忍，愤恨起兵，杀死张虔陀，这是正义的反抗，而且是局部问题，不难解决。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却立即发动进攻，阁罗风派人解释，要求停战，鲜于仲通不听。阁罗风没法只得带兵迎击，大败唐兵，又与吐蕃联盟。他本不愿与唐为敌，立了一块碑，说明发生战争的原因，希望将来和唐重归于好的时候，指给唐使者看，让唐政府明了真相。鲜于仲通与杨国忠素有勾结，因此，杨国忠为他掩饰，并在西京、河南、河北征发军队。这时的征发，根本不照任何制度，无章可依。人民不肯当兵，杨国忠便派官兵抓人，连枷送到军队里去。白居易的 《新丰折臂翁》说：
“无何天宝大征兵，
户有三丁抽一丁。”
写的就是这个情形，当时：
“村南村北哭声哀，
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
千万人行无一回。”
这个老翁偷用大石锤把自己臂砸断，才得以免去云南成望乡之鬼。从天宝十年到十三年，唐兵战死和不服水土患流行病死的，前后有20多万人。
天宝十年(751)，唐军还有两次大败，一是安禄山领兵6万攻契丹，所部死伤大半。安禄山屡次引诱奚、契丹部落首领宴会，将他们用毒酒灌醉后进行屠杀，然后把首领的首级拿来报功，谎称是平定叛乱取得了胜利。安禄山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奚、契丹部落的仇恨，即起兵与唐军作战，大败唐军。二是高仙芝怛罗斯城之败。高仙芝先在上一年背信袭击石国(今乌兹别克)，抢了巨额金宝，又把其国王押至长安杀死。中亚各国本来都依附唐朝，受了这番刺激，都十分愤慨。石国王子向大食求救，高仙芝听到大食兵动，便引兵5万迎战，在怛罗斯城，双方会战五日，唐军阵势混乱，士兵倒戈，结果大败。逃回的只有几千人。从此，中亚各小国，完全陷于大食控制之下。
这些不义战争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仅受到当时各族人民的反对，就是在我国古代史上，也是为正直的史学家所谴责的。唐玄宗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些不义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安史之乱
开元后期，府兵制破坏，募兵制产生。在府兵制下，卫士轮番服役，将不得专兵，实行募兵制后，边镇兵力扩大，京城周围兵力减缩，唐初内重外轻的局面转变为外重内轻，地方边镇势力强大。
在唐初，边将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或兼任别职，功名显着者往往入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规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将入相。“胡”将虽忠勇皆具，也不能专大将之任，远征时皆以大臣为使制之。如何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 契宓何力讨高丽，以李勣为元帅。朝廷这样做，不仅使边将不能久掌大权，而且对 “胡”将的权势也进行了适当的约束，这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必要的。开元后期，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边帅往往连任十多年，有的还兼任几镇节度使。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但 “胡”将权势的强大，主要是李林甫为相后蛊惑玄宗造成的。
玄宗曾考虑过把兵权交给谁最可靠的问题。王嗣宗兼任四镇节度使，被人诬告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即罢了王嗣宗的官，交司法机关审问，判处死刑。虽未执行，但不久就“暴卒” 了。与王公大臣有瓜葛的人，有了兵权，玄宗便放心不下，深怕他们结成朋党，危及自己的皇位。正在玄宗为难的时候，李林甫出了一个主意： 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可靠。这是他讲给玄宗听的，实际上心里另有打算。他认为，“胡”将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做宰相，节度使都有“胡”将，断了边帅入朝执政的路，他自己的地位就更牢固了。唐朝本有重用各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 “胡”将做边帅，却是新主意，玄宗很欣赏这个主张，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了天宝六年，节度使大都是 “胡” 将了。
必须承认，“胡”将忠于唐朝的是绝大多数，叛乱的野心家为数很少。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对唐朝都很忠顺，后来参加平叛的朔方名将李光弼也是契丹族。不过，“胡”将成为军阀的时候，也一定会利用民族关系，结成一个集团，使叛乱带上民族矛盾的色彩。
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他才改姓安，名禄山。他能说6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先做军队小军官，由于英勇善战，逐渐做到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他用欺骗、献媚、贿赂等手段逐渐取得了玄宗的信任。
安禄山初到京城时，装成一个傻瓜，见了太子也不拜。玄宗身边的人要他下拜，他问，太子何官也? 玄宗说，我百年之后，就将皇位传给他。安禄山才假装惶恐下拜。他是个大胖子，体重300多斤，可他在宫中跳舞，旋转如飞，以讨好玄宗。一天，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回答说，没有什么，一颗赤心耳。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的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而他的年龄比杨贵妃要大得多。这样一来，玄宗对他就更加信任了。
安禄山伪装的如此巧妙，表面上对唐玄宗非常忠诚，实际上却野心勃勃，心怀觊觎，以图一逞。
安禄山在范阳积极扩充势力，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 对投降或俘虏的兄弟民族战士，亲自用其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谈，进行安慰。这些人朝为俘囚，幕为战士，莫不愿为之效死力。安禄山又挑选精锐8000人，号称“曳落河”(壮士)，作为其军队的主力。天宝十三年(754)，他为了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升将军者500人，中郎将2000余人。第二年，又以 “胡”将32人代替汉将，这样一来，其军队的将领基本上都是 “胡”人了。他还积屯粮草，养战马数万匹。所统领的军队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的军队。
一言以蔽之，总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
唐玄宗和杨国忠等沉溺在荒淫的酒色之中，歌舞升平，毫无应变的准备。玄宗在腐朽的生活里到了迷不知返的程度。
“骊宫高处入青云，
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
尽日君王看不足。”
这首诗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玄宗宠信安禄山，更做足了在经济上资助他的傻事。唐政府把江南的粮食布帛运输到幽燕，充实了安禄山的军需。在权力上，玄宗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安禄山要求兼管养马之事，玄宗就使他领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知总监事。使安禄山利用职权，挑选了许多战马。安禄山要求用一批 “胡”将代替汉将，玄宗也立即批准。对安禄山是听之、任之、顺之。没有一点应变的准备，一旦叛乱爆发，当然只有听天由命了。
当时也有人提醒过玄宗，张九龄曾说，将来乱幽州者必此胡雏。安禄山犯了法，玄宗包庇他。张九龄反对，指出安禄山此人狼子野心，不杀必生后患，玄宗不听，反而提拔他，使他羽毛渐丰。玄宗的儿子李享也说安禄山必反，玄宗仍不信，刚愎自用到如此地步。在对安禄山的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玄宗的昏聩。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兵锋指向唐的都城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白居易的这两句诗，表达了安禄山叛乱来势的凶猛。事实确实如此，动地而来的鼙鼓，宛如一场强台风，冲断了皇宫里的清歌妙舞，也撕破了千家万户的升平假象。
中原长期没有发生战争，人民连续几代过着比较和平的生活。玄宗为首的统治者认为中原不必有武备，精兵猛将都放在东北、西北各镇。一声霹雳，野心家指挥的那些精兵猛将，掉转刀锋，杀向内地。中原郡县毫无准备，事到临头，大都望风而逃。居安而不思危，对于非常明显的叛乱苗头视若无睹，终于导致了这场叛乱。现在的玄宗应该清醒了，不过，即使清醒了，也已经来不及了。
安禄山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大队的步骑兵在广阔的河北平原上展开了队形，尘灰蔽天，鼓噪震地。一路上几乎没有人敢抵抗。十二月初二，叛军已在灵昌 (今河南滑县西南) 渡过了黄河。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还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讯之后，满朝文武无不惊慌失措。杨国忠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夸口叛军必生内变，不过十天，安禄山定为部下所杀。玄宗惊慌之中，听到这样的乐观估计，不禁欣然。
当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止在长安，玄宗便派他赶往洛阳，募兵抵御。接着又在长安招了一些兵，连同原来的禁军，凑了5万人马，交给高仙芝带领，屯驻陕州。同时派使者到朔方、河西、陇右，令各镇除酌留城堡戍兵外，其余全部内调。然而形势急转直下，河南的局势已无法挽救了。封常青虽足智多谋，高仙芝虽能征善战，然而，他们所统领的都是些乌合之众，无法抵御叛军的进攻。不久，唐军即被迫退出洛阳。封常清退至陕州，劝高仙芝放弃无险可守的孤城，退守潼关，以防叛军突入关中，这一正确的建议被高仙芝采纳。监军宦官边令诚和高仙芝不和，向玄宗报告说二人不战而逃，无故丢失几百里土地。玄宗大怒，立使边令诚到潼关把二人斩首。二将的部下大声喊冤，边令诚哪里肯听，还是把二人斩了。
玄宗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看看在朝将领，只有原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素有威名，于是便派他去守潼关。哥舒翰熟悉军事，有勇有谋，又和安禄山有仇，在当时是适当的人选。西北各镇的军队也相继开到潼关。河南前线出现了相持的局面。每天傍晚，关上点起一把烽火，叫平安火，一座座烽火台向西传去消息，长安人望见了平安火，便可以放心睡觉了。
这时候，叛军长驱直入的势头停止了，安禄山的处境开始变坏。常山 (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和堂弟平原(今山东平原东北)太守颜真卿起兵，联络河北17郡，切断了叛军前线和范阳老巢的联系。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他所占的地方，在河北只有6个郡，在河南也只有潼关以东一片土地。叛将史思明虽然攻陷常山俘颜杲卿，把他送到洛阳杀害，但不久，朔方军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出太行山，收复了常山，屡败史思明。河北民间自行集结的武装，群起响应。河南南阳太守鲁炅、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兵，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进退两难，竟气得大骂谋士严庄、高尚不该劝他造反了。
形势对唐政府有利，但唐玄宗不仅不能发展有利形势，反而自己拆自己的台。潼关天险，道路狭窄，易守难攻。史称“艰难奋长戟，千古用一夫”。唐军在关外挖了三道壕沟，各有2丈宽，1丈深。;叛将崔乾祐屯兵陕州，徘徊半年，只能望关兴叹，无法进攻。哥舒翰决心守险待机。郭子仪、李光弼也说潼关只宜坚守，主张用朔方兵先打范阳，捉住叛军家属，致其瓦解。从当时河北战局的形势看，这是可能做到的。可是玄宗竟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认为哥舒翰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因而连续不断地逼哥舒翰出兵。
至德元年(756)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与叛军会战，结果大败。部将火拔仁等捉了哥舒翰，投降了叛军。
那天晚上，长安人见不到平安火，人心惊慌，顿时大乱。
72岁的唐玄宗，亲临多年不曾登临的勤政楼，委任了京城留守官吏，宣示御驾亲征。这时，百官都已做鸟兽散，谁也不相信皇帝会亲征。是夜，玄宗命整顿禁军。黎明，就同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宫中近侍及朝中几个大臣，打开城北禁苑的延秋门，由千名禁军护从，悄然向西南而去，欲逃往蜀郡避难。
第二天，当走到马嵬驿 (今陕西兴平西) 时，将士鼓噪，要消灭祸国殃民的杨家豪门。杨国忠被将士杀死。将士又要求杀贵妃以息天下怨。玄宗知道事已至此，无可挽救，而不愿见贵妃死，乃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可怜 “三千宠爱在一身” 的杨贵妃，竟被缢杀于逃亡途中。据说正在这个时候，岭南的荔枝也送到了马嵬驿。这话未见史书记载，也许是人民对那骄侈者的讽刺也未可知。
当然，贵妃的下场是应得的，也是悲惨的。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唐玄宗李隆基。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当时哗变的将士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诛杀了杨贵妃之后，仍然保护玄宗向蜀中逃去。
长安在大约十几天之后陷落了。玄宗正在向西逃命。乡民父老遮道请留，玄宗哪里肯听，百姓无法，又转请皇太子留下，大家说： “圣上既不肯留，我们愿率领子弟跟从殿下东破叛贼，收复京城。若殿下与圣上都入蜀而去，难道就将中原河山拱手让给叛贼吗?”不大一会儿，百姓聚集而来的有数千人。
后来，玄宗还是逃到蜀郡去了。皇太子李亨北上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称帝，是为唐肃宗，重新集聚力量，开始对安禄山进行反攻。
安禄山自天宝十四年叛乱，先后攻陷两京，第三年，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了。
安庆绪在至德二年称帝。不久长安、洛阳为唐军收复。第三年，他又被安禄山的副将史思明杀死了。
史思明在乾元二年(759)先称燕王，后称皇帝。第三年，他也被儿子史朝义杀死了。
史朝义在上元二年(761) 称帝，两年后，兵败势穷，上吊自杀了。
这场叛乱，历时8年，史称“安史之乱”。叛乱葬送了玄宗的政治生命，也葬送了他的浪漫爱情，更葬送了唐王朝的赫赫国威。从此，唐王朝一蹶不振，每况愈下。
当然，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唐王朝的衰落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即使是开元君臣的所作所为也只是“救时”而不能“易世”。但不可否认，唐玄宗后期的腐败，养痈遗患，是导致这场大乱的直接原因。
七、悲惨晚年
至德二年 (758) 末，当唐军收复了两京后，玄宗由成都返回长安。
当玄宗路过马嵬驿时，触景生情，黯然神伤，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去祭拜了杨贵妃墓，正是：
“天旋日转回龙驭，
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
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霑衣。”
到达长安后，玄宗就住在兴庆宫里。自从回长安后，玄宗本想要改葬杨贵妃，但是权宦李辅国等人不同意，肃宗也不同意，玄宗没办法，只好偷偷派亲信宦官去改葬，又叫画工画了一幅杨贵妃的画像挂在宫殿墙上，天天为之叹息，时时为之垂泪。好不凄惨!这还不算，一场新的灾难正在等着他。
原来，玄宗非常喜欢兴庆宫，因为这是他当太子时居住的地方。从四川回来之后，他一直住在这里，肃宗不时从夹城中走到这里来问候他，他有时也到大明宫去看望肃宗。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宦官高力士一直保卫、侍候着玄宗。肃宗又叫梨园子弟天天奏乐、唱歌、跳舞以供他消遣。可玄宗的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到底。兴庆宫里有一个长庆楼，它南面靠着皇宫外面的大道，玄宗经常在楼上徘徊观望，百姓经过这里，一看到玄宗，往往跪拜。并高呼“万岁”。玄宗常在楼下安排酒食招待客人，并在楼上宴请将军郭子仪和王铣等人，还送给他们好多东西。类似的事很多。做这些事情时玄宗并没有东山再起的用意，但却引起了肃宗的猜忌。由此，父子间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了。
玄宗子孙很多，他活了77岁，当了44年皇帝，由于出奇好色，据说他的妃嫔、宫女达4万人。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在这么多儿女中，他是有偏爱的。他宠爱武惠妃，早就想废掉太子李瑛，立武惠妃所生子寿王李瑁。开元二十五年(737) 四月，武惠妃的女婿杨洄诬告李瑛、李瑶、李琚等在一起商量异谋，玄宗便把自己的这三个儿子赐死了。太子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在他死后，论资排辈，第一个是长子庆王李琮，但他曾在打猎时被野兽抓破了脸，当皇帝不雅观，而且德才平常。接下来就轮到第三子肃宗李亨了。在朝臣们的争取下，玄宗经过一年多的再三考虑，才勉强立了李亨做太子。以后李林甫为了迎合玄宗和武惠妃，总想把肃宗废掉，立寿王李瑁当太子。无奈，肃宗非常谨慎，没有大错误，并有一些朝臣积极保护，屡次转危为安。太子地位才算保住了。因此，他早对玄宗积怨在心。肃宗被立为太子后，做皇帝的愿望日益强烈。后来，在他儿子李倓和宦官李辅国等的支持下，在灵武私自称帝。从此后，他和玄宗面和心不和。当玄宗从四川归来后，玄宗在兴庆宫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生性多疑的肃宗越来越多的狐疑： 玄宗是不是想恢复帝位?他想采取相应的对策，又怕有人说他不孝，心里非常着急。正在此时，李辅国向他献了一计。
李辅国知道肃宗的复杂心理，想立奇功来巩固肃宗对他的宠爱。他对肃宗说：“上皇住在兴庆宫，天天和外人来往，而且陈玄礼、高力士密谋对陛下不利。如今六军将士都是灵武功臣，都坐卧不安，我劝解他们也不听，不敢不报告。”肃宗假装哭着道： “圣皇仁慈，哪会有别的想法呢?”李辅国知道肃宗的意思，就说：“即使上皇没有别的想法，怎奈有班小人天天在耳边怂恿。陛下是天下的主人，应当为社稷着想，防患于未然。那能限于匹夫的孝顺! 再说兴庆宫和里巷相连，围墙也低矮，不适合上皇居住。太极宫森严，请他搬到那里去住，和兴庆宫也没有差别，这样能杜绝小人在他身边说三道四，上皇能安享晚年，陛下有时也可以去探望，岂不更好。”李辅国的这番话正中肃宗下怀，但嘴里又不好说什么，实际上是默许了。于是，李辅国首先采取了第一个措施：兴庆宫原有300匹马，他传达肃宗命令，取走290匹，仅留下10匹。事实上，肃宗口头上不便发出这样的命令，所以史书上记载李辅国“假传圣旨”。玄宗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 “我儿被李辅国迷惑，不能再尽孝了。”
肃宗和李辅国步步紧逼，终于演出了一出逼宫的好戏。李辅国先叫六军将士又哭又嚎又叩头，请求肃宗叫玄宗搬到太极宫去住，肃宗假装哭着没有回答，实际也是默许。上元元年(760)七月的一天，李辅国传旨，请玄宗游览太极宫，但当玄宗从兴庆宫走到睿武门时，预先埋伏好的士兵突然冲了过来，拿着明晃晃的刀剑，挡住了去路，杀气腾腾大喊道： “皇帝认为兴庆宫低洼，矮小，不适合上皇居住，请上皇迁居太极宫。” 玄宗大吃一惊，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亏着高力士扶住了，并斥责李辅国，玄宗才稳下心来，这时李辅国等不容玄宗言语，便把他拥簇到了太极宫，住甘露殿。当天，李辅国和六军大将去向肃宗请罪，肃宗竟说：“兴庆宫和太极宫没有什么区别，你们这是为了防止小人迷惑上皇，防微杜渐，是为了国家平安，怕什么。”肃宗对玄宗还是不放心，又把高力士流放到巫州 (今湖南黔阳县)，命令陈玄礼退休，给玄宗只留下几十名卫士，而且都是老弱病残。
处在这样的逆境中，玄宗更觉寂寞、凄凉，郁郁寡欢，心情不好，连饭也吃不进了，弄得憔悴不堪，形同槁木。上元三年(762)四月五日，玄宗死在太极宫神龙殿，时年77岁。死后葬泰陵，谥为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