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元恪 

魏宣武帝元恪，是魏孝文帝元宏的第二个儿子。太和七年 (483) 的夏天，元恪出生于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人们传说元恪的母亲高夫人是在睡梦中与太阳变化的神龙缠绵交感，因而孕生了元恪这位 “龙种”帝王。

其实元恪以次子继承皇位，在早已确定嫡长继承制的北魏帝国，并不是命中注定。太和十八年 (494)，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使北魏成为可以与殷周齐美的华夏正统王朝，孝文帝这位鲜卑族君主，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极力推行其全盘汉化的主张。鲜卑族本是游牧于莽莽塞上的马背上的民族，虽然远在孝文帝之前，即已不断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但要使一个民族遵循一位倾心于异族文明的君主的个人意志，几乎是在朝夕之间，改变其服饰，改变其语言，改变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实在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元恪的长兄、做了三年半皇太子的元恂就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15岁的元恂，体貌肥大，面目举止处处显露出他的鲜卑族的血气。他不习惯中原盛暑的酷热，他不喜欢困坐书斋、苦读父皇指定的那些记述着殷周秦汉如何统治九州的浩繁书卷。他认为他们鲜卑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原，就是因为他们生于荒漠，长于马背，勇悍善战。而生活方式的汉化，必将使鲜卑人丧失骁勇的气质。他怀念塞上的原野，他阴谋召集牧马，轻骑重返鲜卑人的代北家园。愤怒的孝文帝宣布，废除长子元恂的皇太子资格。几个月后，又派人给囚禁中的无恂送去 “赐死” 的椒酒。

次子元恪貌美而文雅、爱读经史、一向温顺，于是被孝文帝选定为皇位继承人。太和二十三年 (499)，孝文帝死后，16岁的元恪登上皇帝的宝座。第二年改年号为 “景明元年”。

洛阳曾是东汉魏晋历代京都。发达的中原农业，便利的水陆交通，使洛阳的繁荣具备着潜能。从孝文帝迁都以来，五、六年间，洛阳已成为当时北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然而，依然不能忘怀故土的鲜卑旧贵族，在孝文帝死后，又一次萌动重返塞上的欲望。他们向元恪禀称，孝文帝迁都时曾许诺说冬天住在河南新都，夏天则回到代北故乡。大臣元晖则向元恪进谏说：“当年孝文帝冬南夏北的许诺，只是为劝说眷念故土的人们南迁新都的权宜之言，并不是他的本意。现在新的都城已成定局，陛下应继承高祖孝文皇帝定鼎中原的大业，不要听信没有道理的邪说。”对立的双方都企图借助已故君主孝文帝的影响，使元恪这位年轻的皇帝倾向于自己的主张。元恪起初有些犹豫，最后接受了元晖的意见。景明二年 (501)，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元恪采纳辅政亲王元嘉的建议，征发民夫五万多人，扩建汉晋以来的洛阳旧城，在城外四面增建三百二十新坊。景明三年(502)，巍峨壮丽的新宫殿落成，元恪在太极前殿宴飨群臣，他自己格外兴奋。为这辉煌的宫殿，为这繁华的都城，他由衷地感念他的先皇、他的父亲的抉择。

元恪统治初期的景明年间(500——503)，对峙于江南的南朝正值齐末东昏侯萧宝卷的昏暴统治。齐雍州刺史萧衍勒兵东袭建康(今南京)，并代齐而建立梁政权。南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攻伐，恰给元魏南侵以可乘之机。曾随孝文帝南征的元澄、元英、邢峦等王公将军大臣，都极力劝说元恪不要犹豫缓图，坐失良机。从景明至正始年间 (500——508)，北魏与南朝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北魏的疆域大大向南拓展，扬州 (治寿春，今安徽寿县)、郢州 (治信阳，今属河南)、荆州 (治穰城，今河南邓县) 及益州(治晋寿，今四川昭化)东西毗连数千里，成为北魏版图的南边重地。北魏的国势盛极一时，元恪为此踌躇满志。

然而，元恪统治初期北魏国势的鼎盛，并不意味着元恪一如其先皇孝文帝那样，可以称得上是意志与能力非凡的帝国之舟的舵手。从元恪即位之日起，魏帝国的政治机体即呈现出失控的危机。

元恪的叔父、受孝文帝遗命的辅政亲王咸阳王元禧，虽然身为宰辅之首，却推诿政务，无所是非。在元恪为孝文帝居丧的日子里，元禧即潜受贿赂，阴为威惠。他秉性骄奢，贪淫财色，家中有娇姬美妾数十人，仍然差人四处搜求美女。在远近各地有数百成千的僮隶奴婢为他经营着刻剥黎民的田地及盐铁产业。另一位辅政亲王北海王元详是元恪最小的叔父，他凭借尊崇的地位，大搞起营运贩卖、侵剥远近的 “官倒”生意。他修建府邸所费巨万，并且强占民宅，被占人家即使有待葬的棺柩停放在家，也迫令人家立即搬出停放在街巷上，至使死者亲属人人哀嗟，道上行人也多怨愤。

孝文帝时已认识到官僚的严重贪污腐化必将激起民众的反抗。所以早在太和八年(484) 即已颁行俸禄制度，规定在颁发俸禄后，贪污赃物价值绢帛一匹的即处死刑。景明二年(501)的正月初一，元恪拜谒了孝文帝的陵寝，随后向群臣宣布亲览政务。这是元恪亲政的第一个春天，他感到朝气蓬勃，发布了一连串严肃政纪、纠察百官、整顿官僚机构的诏令。人们还摸不准新的君主的魄力，如果他真的以雷霆之威执行起先帝的成命的话，元禧、元详们就该是罪在不赦之列了。元禧、元详们着实有些不安。有人传言皇帝将要诛元禧以儆百官，元禧更加忧惧惶惶。畏罪的恐慌迫使元禧谋反，结果因为密谋泄露，元禧不得不吞进侄儿皇帝元恪 “赐”他自杀的毒酒。其实元恪并没有设想过要从贪暴的辅政亲王们开刀，以实践他的严肃政纪的美妙愿望。优柔的秉性使他的诏令往往只是空文而已。元恪虽然有些厌恶元禧，但如果元禧不因畏罪而谋反，元恪也不至于“赐”他一死。元详贪侈聚敛，朝野共知，元恪依然对他礼敬尚隆，并且时常悄悄的“大驾光临”元详奢华的府邸，相伴饮酒作乐。广阳王元嘉生活奢侈，嗜酒纵饮。他是元恪的曾祖辈亲王，倍受元恪的优容。但他对于死亡的真相也许有着比较清醒的理解，临死的时候，他遗嘱薄葬。元恪为此还颇有一番感动。

元恪既没有及时严厉惩治在他当政之初恶化起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贵族官僚的贪欲就越发膨胀起来。元恪的弟弟京兆王元愉及广阳王元怀竞慕奢丽，贪纵不法。将军邢峦在南征汉中时掳掠良民美女用为私有奴婢。元恪的宠臣元晖、卢昶先是怂恿监察官御史中尉崔亮纠劾邢峦，元、卢并许诺如果纠劾邢峦事成，他们将请皇帝给崔亮升官。邢峦害怕起来，马上挑选掳掠的绝色美女二十多人送与元晖。元晖受此美贿，欣喜非常，便又背着卢昶在元恪面前为邢峦开脱，元恪也就听之任之。另一位贵族元丽在镇压秦州、泾州起义民众的过程中，枉掠无辜百姓七百多人为奴仆。元恪也因为嘉赏元丽 “平贼” 的功劳，特别吩咐有关监察机构不要追究元丽枉法贪暴的恶行。

孝文帝在汉化改革中，把汉末魏晋以来并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士族门阀制度也生搬硬套过来，为北魏贵族官宦划定姓族门第等级。魏晋南朝门阀制度是植根于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士族的基础上的，朝廷在选任人物时，虽重门第，但同时也还注重人品才学。即便如此，门阀制度毕竟阻遏了寒门士人施展抱负的门径。而鲜卑族本是没有学术文化传统、刚刚脱离原始状态的民族，孝文帝为使缺乏文化素养的鲜卑贵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不低于汉族士家大姓，因而更糟糕地实行只认门第而不重才学人伦的姓族制度。姓族制度为贵族官僚们保障着世袭特权，因而也保障着贪官污吏们谬种遗传。元恪在正始二年(505)四月发布诏令说：“任用贤能的人以保证政治的清明，这是过去曾通行的原则。……但是现在的中正门阀选用官吏，仅凭据门第而不重视才能，致使贤能的人难以获得官职。不改善贡士选官的方式，怎能不使政务荒误?”看来他也能认识到姓族制度的危害，并且有改革这一腐朽制度的意念。他诏命八座权臣们审议改善贡士选官的政策。让在姓族制度中占据最高等级、拥有最大特权的八座贵族权臣来讨论改革姓族制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两个月后，元恪又发布一条诏令：“凡是先朝功臣的子孙，不论什么原因丢失了贵族资格等级，因而就不加以授官任用，这怎么能奖励劝勉他们为帝国效力呢? 考虑到他们祖上的功绩，凡是无官职的即授予官职，官职低微的可予以提拔。”改革门阀制度的动议，竟滑稽地演化出这么一条荒谬的巩固门阀制度的政令。元恪显然已无能驾御他的群臣、他的帝国。

文化素质低下是北魏贵族官僚迅速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文化素养较好的亲王大臣已经忧虑到这一问题。元澄、元英等都曾上书奏请兴办学校，弥补北魏贵族所缺失的文化教育。元恪也一再表示他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在正始四年(507)的一条诏令中，元恪说：“高祖孝文帝很重视文化礼教。但从迁都洛阳以来，因为忙于新都城的建设工程以及对南方的战争，所以还没有顾及兴办教育。目前形势已很安定，我想遵循先皇孝文帝的遗志，设立学校，振兴教育这一神圣的事业。”但是，直到延昌元年(512)，国子学、太学、小学等均仍未建立。做了将近二十年国都的洛阳城中，竟还听不到学子的朗朗读书声。元恪也只能为此表示既感慨又惭愧。

没有文化教养、只靠姓族门第受任为官的贵胄们几乎无不是为政严酷、贪纵不法的家伙。元晖在任冀州刺史期间，贪污聚敛无度，离任之日，他的运载私人财物的大车，在自信都 (今河北冀县) 至汤阴 (今属河南) 之间的数百里道路上，一辆随着一辆排成首尾相连的辚辚车队。元晖任吏部(主管选任官吏的政府部门) 尚书时，收纳财物卖官职，按官职等级标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也各依差等定价。当时人们即鄙称吏部为 “市曹” (卖官市场)。靠用财物买得官职的官吏们，更无一不是刻剥人民的贪官污吏。贪官污吏政治加剧了魏帝国的腐朽。

元恪无能驾御他的向着堕落的深渊漂荡的帝国之舟，却沉迷于幻现在佛教的缭绕香烟中的极乐世界。北魏崇尚佛教由来已久，塞上的云岗、陇西的敦煌、以及迁都洛阳后开凿于伊水之滨的龙门石窟，那大大小小、成千上万、石雕泥塑的佛菩萨们渊默静穆的目光，彷佛烛照着尘世间的祸福因缘，导引着“神腾九空、迹登十地”的超升的途径。元恪自幼即每因讲论佛经而至于通宵连夜不知疲倦。做了皇帝的元恪，更成为佛教僧众最慷慨的施主，养西域和尚三千多人，在嵩山造闲居寺，又在洛阳城南建景明寺，寺宇复殿重房，青台紫阁，备极壮丽。贵族们仿效皇帝的榜样，佛寺大兴。洛阳城内造起寺庙五百多所，州郡各地兴建佛寺一万多处。然而，佛寺弥漫的香烟，并不能拂除人世间沉重的苦难，洛阳虚浮的繁华，也只是展示着贵族们的贪婪奢侈。元恪继位初年，在龙门开凿高达百尺的佛龛，费工数十万。城阳王元鸾修持“五戒”，不饮酒不吃肉，但却不戒大兴土木之劳，缮起佛寺，强加给百姓沉重难堪的役务。官僚冯熙曾在各州营造塔寺，往往因工程而伤杀人、牛。有和尚劝止他，他却说：“待建成以后只会看到佛图(塔寺)，谁还能知道为此而曾伤杀了人牛呢。”第一“戒杀生”的佛教的寺庙，竟以草菅人命的方式来兴造。那九州百郡千万所寺宇的兴建，究竟耗尽了多少黎民百姓的血汗?多陀阿伽陀，诸佛慈悲!

元恪在位的后半期，外戚高肇专权，朝政更加腐败。高肇是元恪母亲文昭皇太后(高夫人)的哥哥，是个不学无术而胸怀邪恶的人。元恪做了皇帝，便要让舅舅们也分享一份荣耀，于是封高肇为平原郡公，封高肇的弟弟高显为澄城郡公。高肇、高显原先生长在边远地方，受封爵之日，在皇家花园初次拜见外甥皇帝时，神情紧张，举止很不自然。然而转瞬之间，富贵显赫。高肇很快就充任起帝国宰辅重臣。由于首席辅政亲王元禧的谋反，元恪便渐将对亲王们的信赖，转移于舅氏高肇一人。出身卑微的高肇对皇族亲王们满怀嫉恨。他利用外甥皇帝的宠信，先进谮言逼杀了位居其上的北海王元详，同时要元恪对诸亲王严加防范。京兆王元愉对高肇的擅权不满。永平元年(508)八月，元愉在冀州刺史任上谋反，他宣称得到密报说高肇要谋杀皇帝，于是便在信都城南举行祭天大礼，宣布自己即位当皇帝。元恪派大兵镇压了弟弟元愉的反叛。在讨伐元愉期间，高肇又收买小人诬构彭城王元勰暗通元愉谋反。九月的一天，元勰也被迫饮下元恪 “赐死”的毒酒。

彭城王元勰是孝文帝六弟，在北魏皇族中，元勰是具有最良好的文化素养的亲王，他温文尔雅，清正俭素。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元勰是最受信任的忠诚而勤谨的助手。孝文帝临终时，元勰顾虑到自己的威望在孝文帝逝世后难免要遭到 “震主” 的猜忌，他哭请孝文帝允许他在继位之君登极之时告退归隐。孝文帝体谅他的苦衷，亲笔给元恪写了一条遗诏：“你六叔元勰，如同白云松竹一般高洁。在我百年之后，你当允许他辞舍官职，成全他淡泊冲挹的志趣。你是孝子，务必不要违背了我的这一遗嘱。”但是，刚刚当皇帝的十六岁的元恪，实在需要这位才干杰出的叔父亲王的扶持，他哭鼻子流眼泪地要以元勰为宰辅。元勰一再恳辞，元恪固执不许，然而也不能置先皇遗命于不顾，便硬是派定元勰为外任地方官，以此作为 “成全他淡泊冲挹的志趣” 的折衷。元勰只好继续为帝国效力。景明元年 (500)，元勰及将军王肃在淮南大破进逼寿春的齐军，巩固了北魏东南边境。元勰参与论议律令制度，由于他的学识过人及随侍孝文帝从事改革的资历，他的意见总是受到参与议事的王公、学者们的赞同。顺皇后 “暴崩”后，元恪打算立已入宫为夫人的高肇的侄女儿为皇后。人们传言顺皇后的暴死及皇子元昌的夭亡，都是高肇谋害。也许元勰忧虑到高肇权势膨胀的祸患，他极力反对元恪立高氏为皇后。高氏仍然当上了皇后，高肇也更加受到宠信。高肇怀恨元勰，屡进谮言诬陷，并最终构杀了有大功于帝国的彭城王元勰。

元勰的无辜被害，使朝廷内外莫不丧气。元恪叔祖亲王元匡指斥高肇凭藉权势，与夺任己，简直与指鹿为马的赵高相差无几。趋附高肇炎势的朝官们立刻攻击元匡，说元匡“诬毁宰相，讪谤明时”，罪当处死。这一次元恪发慈悲“恕”了叔祖亲王元匡的“死罪”。清河王元怿是元恪的弟弟，他向元恪慷慨陈辞，斥高肇是僭乱朝政的大奸臣。元恪只是笑而不答。曾受孝文帝遗命辅政、也是元恪叔祖的任城王元澄，担心高肇构祸于己，于是整天佯狂昏饮，以表示自己的荒败。

官吏贪暴，政治黑暗，加之连年发生旱涝自然灾害，迫使人民起而抗暴。在元恪统治的十六年中。就有十次以上反抗暴政的人民起义。太和二十三年(499)十一月，幽州人王惠定聚众起义，自称 “明法皇帝”。正始三年 (506) 春，秦州民众起义，定年号为“建明”。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义，自号 “净居国明法王”。反抗者揭起“明法”、“建明”等旗号，正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黑暗给人民造成的沉重苦难，以及人民大众对于清明治世的梦想。元恪这位 “当今如来”，每当水旱成灾的时候，总要象征性地减膳撤乐，甚至禁杀牲畜。但对于反抗暴政的民众，元恪却是从不允许宽恕他们的 “死罪” 的，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都遭到血腥镇压。

延昌四年 (515)正月，元恪在他统治帝国的第十七个年头刚刚开始的时候，病死于皇宫式乾殿。二月初一，朝廷议定元恪的谥号为 “宣武皇帝”，庙号 “世宗”。

得到元恪的死讯，高肇异常的悲哀，他是为预感到自己的末日而惶惧。就在为宣武帝元恪奉丧的日子里，高阳王元雍、领军于忠等，即密谋暗杀了高肇。

延昌四年二月，魏宣武帝元恪葬于洛阳景陵。他给6岁的儿子小皇帝元诩留下的是一个腐朽不堪、正向着深渊沉沦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