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朱瞻基
一天夜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朱元璋授给他一个大圭，并对他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很是惊奇。没过几天，他的长孙降临人间。满月时朱棣见到了婴儿，他欣喜异常，兴奋地说“小子英气溢面，符吾梦矣。”这个婴儿就是被朱棣视为掌上明珠，被后人称为英明之君的宣宗皇帝朱瞻基。
一
朱瞻基渐渐长大了，果然聪颖过人，嗜书好学，深得成祖朱棣的喜爱。有一件事充分说明了瞻基在朱棣心中的地位。永乐二年(1404)，朱棣为立长子高炽还是次子高煦为太子的事犹豫不决，大臣们也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支持立高炽的学士解缙抓住朱棣喜爱朱瞻基的心理，在他面前夸赞了一句“好圣孙”，从而使得朱棣心里的天秤一下子倾向瞻基的父亲朱高炽。这时的瞻基只有6岁，恰恰是这个6岁的儿童在为父亲赢得太子的地位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朱棣常对人说“这个孩子以后必然会成为太平天子”。因而他十分重视对朱瞻基的培养。不仅象其他的皇子皇孙们那样从小就配有专人负责各方面的教育，而且特别嘱咐他所器重的丘福、蹇义、金忠、杨士奇等一班大臣要对瞻基用心指导。永乐六年(1408)朱瞻基10岁时，朱棣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自豪地说： “朕长孙天章日表，玉质龙姿，孝友英明，宽仁大度。年未一纪，夙夜孜孜不倦，日诵万言，必领要义，朕用事试他，都能恰当地表述、判断，这实在是宗社之灵。”为了使孙子能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明君，朱棣自己对瞻基的成长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看到孙子长期生长在深宫，未接触外界。便想法让他知道稼穑之艰难，了解民情民风。永乐八年(1410)，朱棣要从南京到北京巡视，便带上瞻基同行，他让孙子体察民情风俗和农桑劳苦之事，告诉他太祖朱元璋开国创业的艰难，向他讲解古代兴亡得失的故事，要他引以为戒。并以此为主题，专门为瞻基编撰成《务本训》一书，要他不断学习，时刻牢记。永乐九年，13岁的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此，朱棣不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巡边讨伐，都把朱瞻基带在身边，随时教诲，或讲经论史，或授知兵法，或体察百姓疾苦，或告知将士劳苦征伐不易。为瞻基成为较为英明的封建帝王打下了基础。
永乐二十二年(1424)，随着父亲登上皇位，朱瞻基被立为太子。一年之后，他的父亲朱高炽病逝，他登基做了皇帝，定年号为宣宗，尊母亲张氏为太皇后，册立胡氏为皇后。名号已定，地位既立，朱瞻基便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象一般的皇帝一样，宣宗即位之初也宣布大赦天下。但他对获释的官员的去留把关甚严。因贪脏枉法而下狱的浙江布政使参议王和、袁昱，陕西按察司佥事韩善也属在赦之列。吏部为他们奏请官复原职。宣宗在奏折上批道：“士大夫首要的是要重廉耻，这些贪污之吏，岂可再复任!”于是，王和等人虽遇赦出狱，但一律被罢官为民。这是宣宗当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具体政事，这也为他的政治奠定了基调。
在用人为政方面，宣宗既重用信任杨溥、杨荣、杨士奇、蹇义、夏原吉、黄淮等一班富有经验的老臣，又十分注意发现任用新的人才。即位的第三个月，他通知吏部让在京的五品以上及御史、给事中，在外的布政、按察二司正佐官及府、州、县，举荐公正廉洁的人才。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防止循私，还规定，凡被举人犯法，举荐人连坐。在号召荐才的同时，他大胆变革了科举法。这件事仁宗在世时曾与侍臣讨论科举的弊端。那时取仕不论地域，仅凭试卷，因而被录取的大部分是南方人。为此杨士奇提出科举应分南、北两地取仕。仁宗觉着北方人的学问远比不上南方人。士奇则认为长才大器俱出在北方，南方人虽有才华，但大多轻浮。主张科举试卷仍象过去那样缄其姓名，只在外面写上南或北。仁宗原则同意这样办，但未来得及实行就去世了。宣宗即位后对此事再次议及，宣宗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颁布全国实行。规定取仕分南、北、中，北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其余则为南卷，并规定了三者取仕的比例。
朱棣对宣宗的精心培养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宗一登台，即象一个成熟的指挥，熟练地操起了指挥棒。他清军伍、安流民、免灾税、罢徭役。编撰了 《外戚事鉴》、《历代臣鉴》，并自作序言，分赐给外戚及群臣。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亲亲始; 至文武诸臣，亦欲同归于善。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于暇日采辑其善恶吉凶之迹，汇为是书，以示法戒。其择善而从，以保福禄。”正当宣宗施展着自己治国的抱负时，一件他最担心、最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
二
汉王朱高煦是宣宗的叔父。永乐时，为争夺太子地位，曾屡次谗陷朱高炽，后被朱棣贬至乐安(今山东广饶)。仁宗崩逝时，瞻基从南京前往北京奔丧，高煦曾准备在路上截击，因事情仓猝，未能得逞。宣宗即位的第二个月，高煦派人送来奏书，提出了利国安民的四条建议。宣宗看到奏书，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 永乐时，皇祖常对皇考和我说此叔有异心，要防备他，然而皇考对他却极为仁厚。今天他所提的四件事，果然也是出于至诚，可见叔父旧心已改。于是，宣宗命有司按高煦所提建议施行。并复信表示感谢。宣德元年(1426)，高煦派人进京贡献元宵花灯。这时，有人向宣宗报告说汉府所派之人，是以献灯为名窥探朝中虚实。宣宗宽厚地表示要至诚款待，不要猜疑。对于高煦提出的要求，宣宗也是有求必应。要骆驼，宣宗一次就给了他40峰，要马，又给了他120匹，索要袍服，也都如数满足。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感化高煦。这年八月，他终于扯起了反叛朝庭的大旗。
高煦先是秘密派枚青潜入北京，企图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被张辅擒获送交朝廷。之后，高煦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为反济南的内应，决定设立都督府、授王斌、朱煊等为大帅、都督。准备先取济南后取北京。御史李浚得知这些情况后，弃家舍口，更名换姓，星夜赶往北京报警。
直到这时，宣宗仍不愿与叔叔兵刃相见。他企望高煦能回心转意，便亲书一封，派中官候太火速送往乐安。信中说，“前些天，枚青来京，说二叔对朝廷不满，我不肯相信。皇考至亲唯有二叔，我可以依赖的也只有二叔。现在小人离间我们的关系，我不得不说说我的心里话;各种传言很多，我又不得不严加防备。望二叔务必三思而后行。”候太拿着这封信到乐安后，高煦摆兵相见。按当时的规矩，接皇帝诏书必须跪拜，然而高煦却命候太跪下，自己面南而坐，大声吼叫道：“我那一点有负朝廷?靖难之战，不是我出生入死，能有今天?太宗听信谗言，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然用金帛讨好我。现在又动不动用祖宗压我，我岂能甘心。你可以沿着我的营盘，看看我汉王的兵马，要扫平天下不费什么力气。你速速返京告诉皇上，速缚奸臣来，答应我的一切要求。”听了这些话，候太早已魂飞魄散。回到北京后，宣宗再三追问高煦的态度，他却不敢以实相告。还是随从的锦衣官将真情告诉了宣宗。
紧接着高煦发难了。他致书宣宗，指责仁宗违犯洪武、永乐旧制，宣宗也犯有诸多过错，斥责夏原吉等为奸佞之臣。同时，他还分别致书公侯大臣，挑拨君臣关系，造谣诋毁宣宗。
事已至此，宣宗别无选择，只有发兵平叛了。深夜，宣宗召集几位心腹大臣，屏退了左右，共商征讨大计。宣宗提议让阳武侯薛禄领兵征讨，大学士杨荣则主张宣宗亲自挂帅出征。他认为，高煦一定觉着宣宗刚刚登基不会亲临战场。如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必然会成功。这时，英国公张辅主动请战，说高煦一贯好虚张声势，内里其实很懦弱，只要有两万兵马就可擒获高煦。夏原吉接过话茬，以朱棣举靖难之兵，建文帝只派李景隆征讨而最终失败提醒宣宗。并说他昨天见到有的将领一接到准备征战的命令就脸色惶惶，如真到了战场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兵贵神速，御驾亲征，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宣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亲征乐安。
宣宗一面下令搜捕高煦安插在京城的间谍，一面调兵遣将。他让两个弟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北京，由广王侯袁容、武安侯郑亨、大学士黄淮、尚书黄福等协守。又命黄谦会同平江伯陈瑄率兵防淮安，以防高煦向南逃跑。一切准备停当，宣宗便命薛禄、吴成率兵二万为先锋，自己亲率大营五军将士，由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保杨荣、太常卿杨溥随行，浩浩荡荡向乐安进发。
行军路上，宣宗在马上让大臣们猜度高煦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有的说，乐安城太小，他会先夺取济南做为根据地。也有的说，以前他曾赖在南京不肯离开，这次他会率兵南下。宣宗却不以为然，他分析说，济南虽离乐安近，但却很难攻，高煦听到大军将到，也没有心思去攻。他的护卫军的家属均在乐安，谁也不会愿意弃老撇小而南下。高煦外强中怯，之所以敢反叛，是欺负我年少而又新立，认为我不会亲征，等别的将领来，他就用甜言厚利引诱，以图侥幸取胜。现在他们知道我来肯定已丧胆落魄，我们到后，不用费力就可将其擒获。
果然不出宣宗所料。一天，他们抓获了一个不愿随高煦反叛的乐安人，他告诉宣宗说，高煦曾约靳荣夺取济南，但为山东布政、按察二司察觉，没能得逞。接着又有人建议他领精兵攻取南京，但他手下的大多数人以家在乐安不从。开始听说薛禄领兵，他高兴地挥舞胳膊说这太容易了。等到听说皇帝亲征，便不知所措了。听到这里，宣宗大喜，重赏了这个人，并命他返回乐安瓦解军心。
宣宗再一次致书高煦，恩威并加，晓以利害，希望他悬崖勒马。高煦仍不加理睬。
前锋薛禄抵达乐安，高煦约定第二天出战。这时，宣宗离乐安尚有近百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大军蓐食兼行。文臣提醒宣宗要谨慎行事，武臣则怕林莽之间设有埋伏，劝他第二天再走。宣宗果断地说，“兵贵神速，我们如能抵城安营，他们就会象井中之虎。大军将至，他们这些乌合之众，那里还顾得上设伏。”他们赶了一夜，天明时终于到乐安，将城团团围住。
高煦见宣宗已将城围住，不敢出战，只在城内用火炮射击。将军们请求宣宗下令攻城，宣宗没有答应，而是连着给高煦写了两封信，仍不见回音，他又写了告高煦部下的谕示，命人用箭射到城中，城中守兵争相传看，一些人便欲擒执高煦，以图立功得赏。
高煦见城外大军压境，城内军心不稳，知道大势已去，内心十分沮丧而又畏惧。他后悔自己低估了宣宗，不由想起了宣宗儿时的一件事。那是永乐年间，高煦和身为太子的大哥高炽奉父命去祭奠高祖朱元璋的陵墓，高炽身体肥伴，而且一只脚有毛病，行走时需要太监挽搀。他一不小心差点绊倒，高煦乘机讥笑说： “前人失足，后人知警。”话音未落，忽听一个稚声说： “更有后人知警也。”他回头一看，才知道是高炽的儿子瞻基。当时才不过七八岁。想到这里，高煦更感到宣宗的可畏。高煦实在感到已经走投无路，便决定缴械投降，以期得到宽恕。于是，他秘密派人到宣宗帐内，乞求宣宗宽假一天，以便让他与妻儿诀别，并保证第二天出城归罪。宣宗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天夜里，高煦将私造的兵器及秘议反叛的文书等尽数销毁。天亮后，高煦准备出城投降，他的属下王斌等竭力阻止，表示要决一死战，宁肯战死，也决不投降受辱。高煦只是反复地感叹说： “城太小了，城太小了。” 王斌等一离开，他便悄悄换了装束潜出乐安城来见宣宗。宣宗没有答应群臣要求处死高煦的主张，只是把大臣们的这些劾章让高煦看了看，便让他召了几个儿子一道回北京。
宣宗不战而胜。他惩办了积极跟随高煦反叛的主要谋士和将领，宽赦了大多数的协从者，改乐安州为武定州，留下薛禄和尚书张本镇抚，自己便带大军班师凯旋。
一天，宣宗来到了献县单桥，大学士陈山从北京前来迎接。陈山认为宣宗的另一个叔父赵王朱高燧与高煦共谋叛逆已久，建议宣宗趁势移兵彰德，抓获赵王，消除后患。对此，宣宗亲信的几个大臣发生了争论。宣宗听了陈山的话后拿不定主意，便先征询杨荣的意见，杨荣十分赞同，认为陈山所言事关国家安定之大计。宣宗又召蹇义、夏原吉相问，他们见杨荣已同意，便不敢提出异议。于是宣宗便命杨荣传旨令杨士奇草诏征讨赵王。杨士奇来后坚决反对，他激动地说，凡事必须有根据，现在下这样的征讨敕旨有什么理由? 怎么措辞? 杨荣也很激动，高声说，逆党都说高遂实际上参与了阴谋，何愁没有理由?二人一时争执不下，这件事暂时放下了。之后，杨士奇又主动找蹇义和夏原吉，让二人支持他。蹇义劝他说，皇上的主意已定，大多数人也都同意，阻止也没有用了。夏原吉则说，万一皇上听从了你的意见，以后赵王又果真反叛了，这个罪名谁敢承担?士奇则坚持认为高燧既无反叛之心，又无反叛之力。为今之计，一方面可以宽厚待之，一方面如真有可疑之处，则严加防范，绝不会出什么问题。蹇夏也同意他的观点，但认为杨荣曾做过宣宗的老师，深得宣宗信任，他们二人无法说服皇上改变主意。士奇仍不甘心，便再一次去找杨荣，二人仍没有谈拢。这时，杨溥与士奇的意见相符，二人便决定一道去见宣宗。杨荣知道后，也赶忙去见皇上。三人同时来到宣宗帐外，卫士放杨荣入内，却将杨溥、杨士奇拦在外面。不一会，有旨传蹇义、夏原吉，二人趁机将杨士奇的意见复述了一遍。宣宗听后虽未置可否，但也不再谈移兵之事。
回到北京后，法司审问高煦的同谋时再一次牵连到了高燧。几天来，宣宗认真思考了杨士奇的意见后，心里已拿定了主意。因而，当这些奏章呈到他的面前时，他明确表示不要追究。但这时仍有人主张削去高燧的护卫军，有的甚至提出应当拘高燧到京关押。宣宗不同意这样做，他亲自修书一封，附上大臣们的劾章，派人送给高燧。长期提心吊胆的高燧一听说朝廷派人来便喜不自禁地说“我得生矣!”他赶忙上书谢恩。并于第二年主动交出了仅有的护卫。自此，宣宗待赵王益加亲厚。
高煦被押解到北京后，即被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内，名曰消遥城。宣德四年(1429)宣宗好意前去看望高煦，高煦却出其不意，用脚将宣宗勾倒在地。这一来，大失皇帝的威严，宣宗恼羞成怒，当即命大力士找来一个三百多斤重的大铜缸，将高煦扣入缸中。高煦自恃勇力，竟将缸顶起。宣宗又命人用木炭将铜缸埋起来，然后用火将高煦活活烧死了。
汉王既死，赵王已服，朱瞻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了。
三
就在平叛之前，宣宗便开始考虑处理缠绕了明朝几十年、牵扯了很大兵力、国力的交阯问题。
说起交阯，话要长一些。
今天的越南，在秦朝以前，不曾有部落以上的大国。秦朝把越南北部包括在象郡之中。秦灭亡时，象郡连同南海、桂林二郡被秦朝官吏赵佗割据成立了越南帝国。汉武帝灭掉越南，将象郡分为交阯、九真、日南之郡，将南海桂林之地分成六郡。这九郡均由交阯刺史加以督监。从此，一直到五代，交阯、九真、日南常合称为交阯，一向为中国领土，同于内地州县。到后晋高祖时，吴权在此称王，变州县为藩属，君主对中国朝廷称王，对自己国内称帝。朱元璋统一中国时，越南君主叫陈日煃，洪武二年 (1369)被封为安南国王。
建文元年 (1399) 陈氏后裔被权臣黎季牦杀得只剩下一个陈天平逃往老挝。黎季牦自称皇帝，改名为胡一元。之后，老挝人把陈天平送到南京，胡一元表示愿接陈天平回国。永乐四年(1406)，朱棣派将率领兵马护送陈天平回南安，不料却中了胡一元的埋伏，陈天平被杀。在这种情况下，朱棣派兵攻打安南，并于永乐五年俘获了胡一元父子，平定了安南。之后，又改安南为内属，设交阯三司，即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交阯又成为一个省。但交阯没有真正平静过，交阯人不断起兵，朱棣几乎每年都得兴师动兵，不得不在交阯派驻大量的部队。由于贪官污吏的压迫，交阯反叛日烈。到永乐十六年(1418)，交阯出现了一位智勇双全的领袖人物黎利(与黎季牦没有血缘关系)。从此，明朝政府在交阯的军事、政治便逐渐趋于逆势。到仁宗时，朱高炽不想再兴兵打仗，便令总兵陈智安抚黎利，又派自认为与黎利有旧交的宦官山寿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交焴，委任黎利为清化府知府(黎利是清化人)。但是，黎利表面接受了委任，同时却进兵包围了茶笼州。这时仁宗去世了。宣宗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接过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宣宗刚即位，就有使来报黎利攻陷了茶笼。宣宗发旨痛责交阯总兵陈智失职败阵，并决定第二年春天发兵征伐。实际上，宣宗对交阯问题已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他把杨士奇和杨荣召到文华殿，对他们说： “我有一个想法，只说给二位爱卿听。过去在南京时，皇考曾对我说 ‘太祖平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氏篡陈，法所必讨，因为找不到陈氏的后代，才将其地划为郡县。若陈氏有后，则应立之为王。这既是太祖之心，也可以使得一方安定’。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杨士奇、杨荣也说，永乐三年第一次征伐黎季牦，诰敕等都是他们几个亲承面命，记得永乐皇帝也是这个意思。宣宗高兴地说，“二位爱卿与我不谋而合，二三年之内一定要实现先皇遗志。”
话虽这样说，但宣宗却不能容忍明朝在军事上的失利。他诏授成山侯王通为征吏将军、充总兵官，命尚书陈洽参赞军务，率兵征伐黎利。同时革除陈智的总兵职务充为事官，随王通立功赎罪。
王通出征后，宣宗心里仍不踏实。遣将派兵实为无奈，待要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又觉时机尚未成熟，虽然杨士奇、杨荣支持，但朝中的反对意见一定会很大。为了慎重稳妥，他在文华殿先召集了蹇义、夏原吉和杨士奇、杨荣商议。宣宗先将私下对杨士奇、杨荣说过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关于交阯的遗训又重复了一遍，接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准备象洪武时期那样，使交阯自成一国，每年朝贡。对此，蹇义、夏原吉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太宗朱棣为平定交阯付出了许多艰辛，20年之功弃于一旦是不可取的。宣宗听完他们的话，又转过脸来问 “二杨”，“二杨” 因为已知道他的心思，便从交阯自汉唐以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论证和支持宣宗的观点。宣宗静静地听着双方辩论，什么也没有再说。
这之后便是高煦叛乱。宣宗亲征高煦大胜而归，王通却在交阯遭到惨败。
王通九月到达交阯，同陈智会合。他先派指挥使袁亮袭击黎利的弟弟黎善，不想中了埋伏，袁亮被伏。不久，参将马瑛在清威打了一次胜仗，他们乘胜追击到应平的宁桥。这里地势十分险峻，许多将领劝王通先扎下营寨，待察清敌情再追。然而王通却不予理睬，固执地挥兵渡河。结果部队一下子陷入了泥水沼泽之中。人不成行，马不成列，伏兵四起。明军四散奔逃，王通也只顾自己逃命。大将中只有陈洽跃马闯入敌阵，受伤落马后，士兵们想扶他逃回，他怒目圆睁，大声吼道：“我身为国家大臣，食奉禄40年，报国在今天，宁肯舍身取义，决不苟且偷生”。说罢，挥刀斩杀数敌，自刎而亡。这一仗，明军死亡二三万人。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宣宗既为王通的失败而惊骇，又为陈洽的阵亡而惋惜，他赞叹地说“大臣以身殉国，一代能有几人!” 当即降旨追赠陈洽为少保，谥号节愍。
宣宗本不愿兴兵，但又不能在兵败之时议和，那样做对于堂堂大明王朝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宣宗又派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率兵由广西、云南分两路征讨黎利。
柳升是宣德元年(1426)十二月出发的。宣德二年正月，宣宗再一次召来杨士奇、杨荣二人讨论交阯问题。最后决定黎利气焰稍为平息后，即求陈氏之后立为国王，停息交阯的战事。
这年二月，黎利攻打交阯城，王通出其不意进行还击，大获全胜，斩敌首级万余。这时本应乘胜追击，王通却犹豫不决，错失良机，使黎利得以喘息，势力很快扩张起来。不久便攻陷了昌江城，王通拥兵却不予援救。黎利取得了这次胜利，又得知柳升等率更多的兵马前来征讨，便致书王通，谋求议和。这时王通虽有不久前交阯城下的胜利，但仍未能驱散宁桥失败死里逃生笼罩在心头的阴影，他早就无心作战了。况且柳升等率兵迟迟未能到达。因而，黎利主动求和后，王通便决定顺水推舟，派人偕同黎利所遣之人带着黎利的求和信奔赴北京。
九月柳升的部队才到交阯的隘留关。黎利因已与王通有定言，便致书柳升乞请罢兵息民，并谎称陈氏后人已经找到。柳升接到信后连封也不拆就派人往送北京，他根本不把黎利放在眼里。接着，他便开始与黎利作战，最初的几次战斗他都取得了胜利，这使得柳升气色益骄。许多将领劝他要谨慎用兵，不要再蹈宁桥兵败的复辙，但他却置若罔闻。一天，部队来到百马坡，柳升独自率百余骑兵刚刚过桥，桥便突然被破坏了。霎时伏兵四起，柳升和他的百余人被团团围住，而他的大队人马全被阻隔在河对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主帅被镖射中而死。
与此同时，王通也被紧紧围困在东都(今河内)。柳升的死，使他更为恐惧，自觉取胜无望，便决意与黎利讲和。他率领宦官马骐、山寿等人，擅自向黎利递交了求和书。十月的一天，王通与黎利在东都城外下哨河设坛盟约，息兵讲和。并约定王通十二月班师撤兵，届时黎利让出一条归路。
宣宗接到黎利的求和奏书，书中称已从老挝找到了陈氏后裔陈皓。不几天，宣宗又接到了陈皓的谢表。宣宗心里明白所有这些都是黎利伪造的，根本没有什么陈皓。但是宣宗觉着这是息兵罢战的好机会，便把书表交与廷臣讨论。英国公张辅是永乐时的老臣，曾数次出征交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自己也是因此才被封为英国公的。他第一个表示反对议和，认为交阯内归是千万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不能轻易放弃。极力主张再派兵遣将，彻底消灭黎利，并主动请缨。蹇义、夏原吉也随声附和，认为堂堂朝廷不能在小小黎贼面前示弱。见此情景，宣宗扫视了一下杨士奇、杨荣。他们二人早已知道宣宗的心思，见到宣宗的暗示，便把以前宣宗私下对他们说的以及他们对宣宗说的话在大臣面前说了出来，接着又回顾了交阯内属二十年来战火不断，用兵数十万、耗饷百余万两等种种情况，主张应息兵养民。经过一番争论，意见逐渐倾向于停战议和。宣宗当即做出决定同意黎利求和的奏请，派礼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罗汝敬为正使，通政黄骥、鸿胪卿徐永达为副使出使交阯，诏谕安南人民，不再追穷黎利，令他报告找到陈氏后人的经过。同时宣布撤销设在交阯的三司，召王通、马瑛以及内外镇守、三司、卫所、府、州、县等文武官吏全部撤回北京。
其实，宣宗下这个命令时，王通已经撤到了广西。又过了几个月，王通等回到了北京，一些大臣上书弹劾他丧师弃地，应依法处置。宣宗将王通关入狱中，但对其他人概不问罪。
后又几经周折，到了宣德六年(公元1931年)，宣宗正式颁布诏书，命令黎利“权署安南国事”。结束了安南内属。
四
宣宗朱瞻基即位时已是37岁。古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作为皇帝的瞻基更为没有儿女而十分焦虑。直到宣德二年十一月，孙贵妃终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即后来的英宗皇帝朱祁镇。宣宗喜不自胜，在宫中大摆筵宴，文武大臣也分班入贺，宫中足足热闹了十几天。
皇子出生的第八天，群臣就上表奏请立为太子，身为皇后的胡氏也上表请宣宗早定国本。孙贵妃却假做推辞，说等胡皇后病好后，自会有子，她的儿子怎敢抢在皇后的儿子前面呢? 宣宗爱子心切，在朱祁镇三个月时便宣布立为太子。
孙贵妃是孙主簿的女儿，在三四岁时被人卖到了张太后(宣宗之母)的母亲手里，太后的母亲进宫，便带了孙氏同去。张太后见她生得俊俏，便留在身边做了宫侍，宣宗被立为太子后，照例要选妃子，于是由张太后作主，正妃选了锦衣卫胡荣的女儿，孙氏则被选为从嫔。孙氏性情活泼，非常惹人喜爱。宣宗登基后，封胡氏为皇后，册封孙氏为贵妃。按当时的规矩，皇后受封时有金宝金册，贵妃则只有册而无宝，宣宗因爱着孙氏，破例赐予金宝。贵妃有宝也就从此开始了。那时，常常是母以子贵，何况宣宗原本就对孙贵妃有所偏爱，有了儿子后，也就愈加宠爱她了。
胡皇后因病一直未生育，宣宗早已不满意于她，现在既然立了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便想废了胡皇后，另立孙贵妃为皇后。但是，胡皇后是他的母亲张太后亲自指婚的，结婚以来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方，找不出什么过错，因而也就找不出什么废后的理由。宣宗苦思无计，悄悄找来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张辅等人。宣宗刚刚遮遮掩掩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杨荣便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胡皇后并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方，万万不可轻言废立。如无故废后，情理不通。宣宗很不高兴地说“皇后身有奇疾不能生育，这不是过失吗?”士奇顿首道“这既不是失德，也不足作为废立的根据”，杨溥紧接着说“即使皇后患奇症算过失，又怎么可以布告天下呢?”宣宗愤愤地说：“难道历代帝王中就没有废后的吗?”士奇说宋仁宗曾废郭后为仙妃，当时的大臣范仲淹等也都苦谏不止，并因此而被黜。这件事至今被史册所责贬。宣宗又问那些还没有说话的人，他们说皇后是天下之母，做臣的是她的子，子是不敢议论废母的。见没有一人赞成宣宗的意见，大臣们怕弄得太僵，宣宗下不来台，便说这是件大事，需要仔细考虑，表示等他们商量好后再向宣宗报告。这样大家便退了出来。路上，杨荣、蹇义对大家说，皇上废后之志已久，看来不是我们能够阻止得了的了。因而建议大家主要商议一下如何处置中宫胡皇后。
第二天一大早，宣宗又找来了这几位大臣，一张口就问他们昨天商议的怎么样了。杨溥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列举了他们故意捏造的胡皇后20件过失之事。宣宗拿过来只看了二三件，便也觉得太过分太离谱，骤然变色道，“胡皇后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你们就不怕宫庙有灵吗?”杨士奇便趁机劝道，“宋仁宗虽然废了皇后，但后来也非常后悔，请陛下务必三思。”事情暂时搁下了。
然而，废后的想法每时每刻缠绕着宣宗。一天，宣宗屏退左右，单独召见杨士奇，再次寻问处置中宫的办法。士奇见他很坚决已无法再劝说，便替他出了一个主意，说皇后现在有病，如果因为她有病开导她主动提出辞位，别人也就不会有什么话可说了。宣宗听完茅塞顿开，不由喜上眉梢。没过几天，胡皇后果然以病为由上疏请让后位，宣宗当即准了她的疏请，赐她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与此同时，册立孙贵妃为皇后。满朝文武又是一番庆贺。
外定内安，宣宗自是得意非凡。一天他把蹇义、夏原吉、杨荣、杨士奇等十八人找来陪他同游万岁山。一行人乘马在中官引导下，登山环周观览北京景色，然后又弃马登上了御船，泛舟大液池。宣宗指着船说，朕治天下，犹如操此舟，利涉大川，全靠群臣之力。众臣叩头山呼万岁。宣宗更为喜悦，笑着说，如今天下太平，虽然不可流于安逸，但古人游豫之乐，也是不可缺的。于是他们又登岸乘马游览了小山。最后在西苑摆下宴席，君臣无拘无束，开怀畅饮，直到天黑才带醉而归。
五
明朝朱元璋开国吏治十分严明。到永乐末年，官场贪浊之风渐起，到宣德年间，贪风日盛。宣宗深知吏治是否清明，事关朝廷兴衰。因此，他在继续依靠重用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一班历经洪武、建文、洪熙三朝，久经考验的富有治国经验的老臣的同时，十分注意提拔任用正直而又有才干的新人，罢黜无所作为的庸吏，惩治贪官污吏。
宣德三年 (1428) 六月，宣宗登上皇城远望，忽然发现远远的有一个地方正在大兴土木，规模十分宏壮。便寻问这是在搞什么建筑，然而左右官员均吱吱唔唔不肯回答，再三追问，才知道是工部尚书吴中私自动用官厂的木料、石头，让宦官杨庆为他盖私房。宣宗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将吴中关进了监狱。
这件事再次使得宣宗感到必须加强督察力量。在古代，常称观视民风，正吏治的朝察官吏为风宪官。明朝从开国就设有朝察院，长官为左右朝察使。宣宗决意充实朝察院。恰在这时，一个都御史王彰病故，另一名都御史刘观则已臭名昭着。他曾因为纠集14道御史诬陷弹劾大理寺卿弋谦而为时论所鄙。刘观平时的生活也很不检点，同僚宴乐，声伎荡前，还经常收受贿赂。御史们也都仿效他，贪纵无忌。对刘观，宣宗本想罢官问罪，但念他是几朝老臣，便让他出巡河道。这时，一些大臣又上章弹劾刘观和他儿子刘辐的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大怒，命人带来刘观父子。开始刘观还抵赖狡辩，倚老卖老，宣宗将许多廷臣的密奏摔到他面前。看着一件件确凿的事实，特别是看到有人揭露他一次受贿千金，刘观不得不伏地认罪。宣宗命人将他关进了锦衣卫狱。
处置了刘观之后，宣宗便开始物色都御史的人选。杨士奇、杨荣向他推荐了通政史顾佐。顾佐曾任应天尹，为人刚正不挠，公廉有威，时人比作包孝肃。宣宗听了二杨的介绍，当即拍板，擢升顾佐为右都御史。
顾佐受命之后，果然不负宣宗重托。他一到都察院，首先对院内所有御史进行考察，将20位不称职的贬谪到辽东为官，另有8人被降了职，三人被罢了官。同时举荐了40多位清正有为的人担任御史。朝纲为之一振，宣宗对顾佐大刀阔斧的行动也极为赞赏。
宣宗用人十分注意明察是非，不为诓言所惑。他认为，谗匿之人，能辩白为黑，诬证为匪，因而舜堕谗说、孔子远奸佞之人，唐太宗则视谗人为国贼。他常常告诫自己不轻信谗言，更不能枉害忠良。
顾佐的行为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那受到弹劾、被罢官贬谪的更是把他视为眼中钉，不断造谣诬陷他。一次，有人密告顾佐接受差役的金钱后私自放他们还乡。宣宗没有轻易相信，而是找来杨士奇寻问，杨士奇告诉他说，现在朝臣每月的俸禄都比较少，象喂马、打柴、打草之类的差役，有的时候就让他们拿一点钱免除他们的劳役，差役非常乐于回去照料田地，朝官也可以补充一点费用的不足，现在朝中都这样做，连我杨士奇也不例外。宣宗听后半晌不语，他真不知道朝臣竟如此贫资乏金。宣宗不由对密告之人十分痛恨，便要让法司治他的罪，杨士奇急忙拦住，劝他说，区区小事，不值得皇上动怒。宣宗便把吏状交给了顾佐，让他自己处治。顾佐谢了龙恩，便找来那位告他的官吏，让他知过而改，并表示不咎既往。宣宗听说后，对顾佐更为赞赏、信任。过了不久，又有人诬告顾佐不理冤诉。宣宗听后便断定这一定是重囚教唆之所为。于是便命法司仔细审问，果然是千户臧清滥杀无辜被判为死罪，便唆使人诬陷顾佐。
任用了顾佐之后，宣宗又擢任福建按察史邵玘为南京都御史。邵玘一丝不苟，奏请宣宗罢免了二十多名不称职的御史。至此，北有顾佐，南有邵玘，南北呼应，贪吏佥息，纪纲肃然。
对贪官污吏，宣宗严厉惩罚，对碌碌无为、无才无识的庸官，他也毫不留情地罢免、降职。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原是宣宗做太子时的东宫旧臣，情谊颇深，然而，宣宗执政后渐渐发现他们二人才疏学浅，在他们的职位上无所创建，待他的这一看法从杨士奇等人那里也得到了验证之后，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曾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偏袒，而是将他们调离内阁。陈山被派去教授小太监，张瑛则贬到南京做礼部尚书。
与此相连，宣宗十分注意广招人才。为了表达他思贤求才的愿望，他曾亲做《猗兰操》一首赐给大臣，他在序中说： “孔子自卫返鲁，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叹生不逢时而作《猗兰操》。朕今虑山林岩谷之贤亦有怀才不遇者，故拟作此诗”。诗中写道： “兰生中谷兮，晔晔其芳; 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与众草为伍。呜呼，贤人兮，汝其予辅。”
在宣宗的大力倡导下，蹇义、夏原吉及 “三杨”等大臣向宣宗举荐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象后世传名的况钟就是宣德五年 (1430) 由蹇义等人推荐任苏州知府的。当时，苏州的赋役负担在全国是最重的。贪官污吏便趁此机会营私舞弊。况钟到任后，第一次升堂办公，面对群吏拿来的一大堆公文，他假装什么也不懂，左右请教，全部按照吏目说的处理。群吏大喜过望，以为又碰上了一个糊涂知府。三天之后，况钟召来群吏，把三天前办的事重新搬了出来，告诉群吏那件事应该办而他们却阻止，那件事本不该办而他们却硬逼着他办。并历数他们的种种舞弊勾当。当场捶杀了几个为首的奸吏。同时，把那些贪虐庸懦之辈全部斥退。这件事不仅震动了苏州府，也传到了朝中。况钟得到了宣宗的信任，更得到了苏州百姓的拥戴。他的母亲去世了，按封建礼教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然而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之下，宣宗只好让他戴孝留任。后来他任满迁任，又有两万多百姓请求巡按御史让他再任。宣宗再次答应了百姓的要求。由于宣宗起用了一些象况钟这样的官员，使得宣德年间的政治较为清明。
六
宣宗经常向朝臣们讲述历史上那些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从而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的事迹。如西汉的文帝、景帝，隋朝的文帝，唐朝的李世民等等。他还特别注意汲取那些由于皇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终致祸乱丧国的历史教训。他曾把汉武帝和唐玄宗做过比较，认为，汉武帝虽然好大喜功，海内虚耗，但到了晚年尚能惩治前过。而唐玄宗初政之时有贞观之风，后来却贪名纵欲，终于酿成祸乱。这就是汉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为了避免由盛而衰，由治而乱，他经常把隋炀帝、唐玄宗作为自己的鉴戒。他总结出这样一条历史经验： 国家兴盛，在于与民休养生息; 国家衰弱必由土木兵戈所致。
基于这样的认识，宣宗十分注意了解和关心民间的疾苦。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在拜谒皇陵返回北京的途中行至昌平东郊，见路旁地里有几个农民在耕地，便带着几个官员来到地里，下马与农民交谈，亲问年景和生活，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已不胜劳累，更何况常年累月这样劳作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果然如此。”于是他给农民每人赏钞60锭。之后，凡路过的农家，皆如数赐钞。回到北京后，宣宗亲作一篇《耕夫记》，激勉自己与大臣。宣德七年，宣宗又作《织妇词》一篇，并叫人画成图挂于宫中。为此，他对朝臣们说，并不是因为他好为词章，，借以炫耀，而是因为农桑实是衣食之本。所以才作成诗歌，经常使人传诵，不致忘记，而作画张挂，也是为了让众妃嫔知道百姓的艰辛。
宣宗要求朝中带头节俭，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乐和充实国库的作法。他认为，君王恭俭，则户口日繁，财赋自然也就充足。在他刚刚即位时，有一个工部尚书向他提出，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须到民间采办。宣宗制止道 “汉文帝的衣服、帷帐没有文绣被传为美谈，史称其恭俭爱民。朕也要以俭约为臣下做出表率。”有一个和尚自称要修寺为他祝福长寿，被他训斥了一顿。他说：“人都想多活几年。古时候的君王象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治国的时间最久，但那时有什么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拜仙，梁武帝、宋徽宗敬僧崇道，又有什么效验?世人不悟，实在可叹。”宣宗不仅要求自己比较俭约，而且对朝廷的费用和工程建设等，也极力反对奢侈之风。在为他的父亲仁宗皇帝修建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仁宗的遗嘱，厉行节约，亲自规划，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修成了陵墓。献陵在规模和耗资方面都比成祖的长陵少得多。为以后的几代皇帝的陵墓做了个好的样子。只是到了世宗营建永陵时，才又开始奢侈、华丽起来。
为了实行节俭，宣德三年，吏部尚书蹇义向宣宗建议裁撤内外冗官，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并责成蹇义具体负责这件事。过了不几天，巡抚熊概请求增设杭、嘉、湖地区的管粮布政史，受到了宣宗的批评。他说： “粮税自有常赋。我正在裁抑冗滥，你却要增设官员。难道不懂得古语常说的省事不如省官吗?”宣宗还严禁将、官扰害百姓。每逢出巡，他都反复告诫将士，“有敢扰民者杀无赦”。锦衣卫指挥钟法保建议到东莞采珠，宣宗认定他是“扰民以求利”，将他罢官下狱。工部尚书吴中认为山西果圆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要征调力役修复旧塔，宣宗说： “你想修塔求福，我却以安民为福。”驳回了他的请求。
蠲免田赋，开仓赈灾，是宣宗经常对受灾地区人民采取的救助办法。河南的一个知县没有经过请示，就发放了一千余石驿粮给灾民。私自动用皇粮是要犯大罪的。然而宣宗知道后不但没有动怒，反而赞扬这个知县机敏，是个能够胜任的县官。那时，经常发生天灾，百姓为了逃避灾荒，四处流移。许多地方官府害怕流民变乱，经常派兵逐捕。对此，宣宗多次下令制止这样做。他一再强调，饥民流亡是迫于无奈。如果再到处驱赶，使之流离失所，则是“不仁之极”。有时，一些流民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并逐步有了家业，而这些地方的官府却常常驱逐他们返回原籍。对此，宣宗进行申戒。他认为，不管何处的土地都是国土，只要百姓能得以安生就行。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使得宣德年间的百姓比较安定。
七
也许是应了成祖朱棣的话，宣宗在位时，果然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盛世。开始，一些喜欢阿谀奉称的官员不断用 “明君”、“圣主”之类的话来颂扬他。宣宗听了觉着很讨厌。他对大学士杨溥说：“朕每念创业之难，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 当杨溥表示一定要报答皇上对他的信赖时，宣宗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最好的报答。为此，他专门告谕群臣：“治致之道，莫先于广言路。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倘臣民不言，朝廷安知? 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如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向隅而泣，则满座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今后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因此，闲暇之时，宣宗经常召集大臣谈论朝政得失，特别让他们指出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然而，忠言毕竟有时逆耳。到了宣德六年天下承平，宣宗游猎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巡按御史陈祚看到这种情况，便上疏劝他应当勤于政事，多读《大学衍义》，并说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才能“广开聪明，增光德业”。不料想，宣宗看了十分恼怒，认为这是说他连《大学》都未读过，是小看他。因而要处之以死刑。幸亏学士陈循等人在旁极力劝解，宣宗才慢慢平静下来。但最后还是把陈祚关进了监狱，并抓了他的十几个亲属。
宣德九年 (1434) 十二月，朱瞻基突然一病不起。宣德十年 (1435) 正月，这位常被后世称道的守成明君病逝于北京乾德宫，时年38岁。六月，朱瞻基被葬于景陵，被谥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史又称宣德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