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
在沈阳城北10里许，有一片占地达450万平方米的陵寝。此陵建筑严谨，气势肃穆，四周由红墙围绕，红墙之外均设红、黄、白三层椿木界桩。陵区南面正中为正红门，门外矗立着下马碑、华表、青石牌坊等物，门内沿神路两侧则排列着狮、獬豸、麒麟、马、骆驼和象等6对石象生。康熙年间修建的大碑楼内，立着高达五米的“大清昭陵神功圣德碑”，碑上题字乃康熙帝御笔所书。这座陵寝便是着名的“盛京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昭陵。大清王朝的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就长眠于此。
英姿少年 行伍健儿
明朝末年是一个动乱的岁月，风雨如晦，长夜难明，战火连绵。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斗争激烈。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 以13副铠甲起兵后，远交近攻，南征北战，翦除了一个个对手，犹如滚雪球一般开创了后金的大业。明万历二十年(1592)，正当努尔哈赤立马挽弓，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又喜添贵子。这年的十月二十五日，一个面色赤红、眉清目秀的男婴在努尔哈赤寝宫里呱呱坠地，他便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
皇太极一名，在史书中也写作洪太主、黄台吉、红歹是等。有的记载讲他应叫 “黑还勃烈”，据称“勃烈”可能是“贝勒”的谐音，如同他的哥哥称“代善贝勒”、“莽古尔泰贝勒”等等。也有人讲他叫阿巴海，说法不一而足，而皇太极一名已成习惯称呼，也是通行的称呼。清代官书上讲，太极音同台吉，蒙古人把王位继承人叫做台吉，并习惯于在台吉前面加上黄、红等颜色名称。汉族人则把皇位继承人叫做皇太子，也同皇太极音相似。总之，皇太极是个十分显贵的名字。
且不论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事实上，皇太极的确是得到了父亲的喜爱。皇太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是叶赫部酋长杨吉砮的女儿。杨吉砮当初见努尔哈赤英气非凡，定成大器，便主动将自己的小女许配给他。美丽动人的叶赫纳喇氏是努尔哈赤的第六位妻子，她待人宽厚，处事稳重，在努尔哈赤的妻、妾中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子以母贵，她所生的儿子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努尔哈赤家中有教育子女的专门教师，皇太极从小便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他天资聪慧，凡是接触过的事物过目不忘。在他长大成人投身行伍的时候，努尔哈赤军中众多的战将几乎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只有皇太极够得上一个粗通文墨的 “秀才”。
由于连年烽烟不息，父兄经常出征作战，少年时期的皇太极便主持家务。努尔哈赤拥有众多的妻妾、子女、奴仆、财产，而且当时家事与国事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两者常相互混杂。处理这样繁杂的家政，对皇太极来说是副不轻的担子，也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而少年皇太极干得颇为出色。据史书记载，在他7岁以后，努尔哈赤就把大部分家政交给了他，皇太极根本无须父亲多加指点，就能把繁杂的事务处置得井然有序。
不过，皇太极并非命运的宠儿。12岁那年，他遭到了丧母的不幸。这一年，叶赫纳喇氏一病不起，在她临终之际，她希望能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当时努尔哈赤已与叶赫部反目为仇，叶赫部酋长拒绝了努尔哈赤使者的请求。皇太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抱憾而亡。温馨的母爱离他而去了，而政务缠身，不断征战的父亲此时又无法给予他太多的照顾和体贴。这样，少年皇太极不得不早早开始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在生活的激流中自立图强。他领略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一步步地由少年成长为青年——一个意志坚韧、勇猛果敢的满族王子。
明万历四十年(1612)秋，年方21岁的皇太极第一次跟随父兄出征作战，参加了对乌拉部的征伐。但努尔哈赤只是命令部下四处焚毁敌人粮草，却不发动进攻。血气方刚的皇太极急于渡河冲锋。努尔哈赤耐心开导他说，切不能莽撞轻敌，说出如河面取水那样的大话。在砍伐大树的时候，必须用斧子一下一下地砍，才能渐渐把树砍断。对付乌拉部这样的强敌，怎能试图一举将它歼灭? 只有将其所属城郭一一攻取，最后才能灭亡它。努尔哈赤毁掉了6个村寨就撤兵了。第二年，他终于灭掉了强大的乌拉部。努尔哈赤的教诲深深地印在了皇太极的脑海。后来他在继承汗位后，仍遵循这个“伐树”策略，对明朝长期征伐，不断加以削弱。并且告诫臣子们，不能指望于旦夕之间就能把大明帝国灭亡掉，要从削弱它的旁枝开始，最后断其主干。皇太极出色的军事才干，就是在和父兄一起征战的戎马生涯中逐渐增长提高的。
皇太极的长兄褚英，是一员疆场骁将。努尔哈赤晚年也曾有意培养他做为自己的继位人。但褚英心胸狭窄，拥权自重，对自己的兄弟和群臣百般欺凌。皇太极等人忍受不过，禀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大为愤怒，下令监禁了褚英，后来又将其处死。
褚英失势了，而年青的皇太极作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却不断受到重用。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称汗后，在10多个儿子中，选定皇太极与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佐理国家政务。4个人按月轮流值班，国中一切机要事务都由他们负责处理。皇太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积极参与政务、军事的谋划和决策。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公开向明朝宣战，进兵攻打抚顺。皇太极巧献妙计，预先派军卒扮作贩马商人混进城内，然后大军凭借夜幕的掩护兵临城下，发炮为号，里应外合。结果一举拿下了抚顺。
万历四十七年 (1619)，爆发了明末着名战役——萨尔浒之战。明与后金尽倾精锐，拚死一战。在这场大战中，皇太极、代善等人率军首先在萨尔浒进击明军主力杜松部，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总兵杜松也战死疆场。随后，皇太极率领300铁骑冲进明军战车营，摧毁战车，大砍大杀，将这股明军彻底击溃。在迎战第三路明军刘綎部之前，皇太极又巧施计策，命令明军降卒携带缴获的杜松令箭，催促刘綎快速进兵。同时又让后金兵扮成明军迎头而上。刘綎中计，双方军队在阿布达里岗相遇，后金兵一声呐喊，扔掉明军旗号，如潮水一般杀将过来。明军猝不及防，顿时陷入混乱。皇太极指挥右翼兵马冲杀在前， 代善则率左翼兵马迂回包抄。 两翼合击， 明军纷纷败退。 刘綎率两营兵亲自接战，皇太极趁其阵脚未稳，挥兵掩杀，刘綎力战而死，明军全军覆没。整个萨尔浒之战，后金大获全胜。明军四路人马三路覆没，一路败退，将士阵亡4. 6万人，损失惨重。而皇太极在战阵之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并且献计献策，功劳卓着，俨然是一位智勇双全、部署有方的战将了。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挟大胜之余威，连续向明军发动了进攻，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关外重镇都先后被后金攻占。在历次战役中，皇太极总是不辞风险，冲杀在前。天命六年 (1621) 后金军攻克沈阳后，与明军童仲揆、陈策部在浑河两岸展开了激战。明总兵李秉城、朱万良、姜弼率3万人马赶来助战，后金将领雅松怯战而逃，明军紧追不舍。皇太极见状马上率兵截击，击溃了明朝追兵。皇太极杀得性起，不待大队人马赶上，反率100骑兵马踏明军大营，正忙于布阵的明军三总兵抵挡不住，引兵败去。第二天，努尔哈赤怒斥雅松说：“我的儿子皇太极，父兄依赖他就象身上的眼睛。然而因为你败走而杀入敌军中，倘万一有失，你罪当凌迟!”在辽阳城外的战斗中，努尔哈赤挥兵进击，皇太极领兵赶到，积极请求参战。努尔哈赤告诉他已经部署兵马上阵，他担任了望即可。皇太极思战心切，提出让后来的两红旗人马担任了望，自己领兵冲了上去。努尔哈赤又派阿济格前去劝阻，可皇太极早已杀入了阵中。努尔哈赤爱惜他的忠勇，急令自己亲统的两黄旗人马前往助战。明军大败而逃，皇太极乘胜杀出60里方才收兵。
皇太极在战场上骁勇非常，在处理政事时，则头脑冷静，果断机敏，颇有全局观念。在努尔哈赤虑事不周之处，皇太极时常提出建议，把事情处署得更妥贴。后金与蒙古察哈尔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矛盾冲突。一次，努尔哈赤听说自己派往察哈尔部的使者被杀了，心中很是恼火，也想杀掉察哈尔部的使者。皇太极及时向父亲建议： 传闻未必可靠，不如派人去察哈尔部，约定时间双方同时放回使者。如果过期不放，再杀掉他们的使者也不迟。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建议，但察哈尔部方面一直杳无音讯，约定的日期过去了也未见动静，努尔哈赤这才杀掉了察哈尔部使者。其实后金的使者并未被害，事后他又逃了回来。皇太极虑事周全，措置得体，政治上日趋成熟。当时朝鲜派往后金的使者回国后向其国王反映，皇太极在努尔哈赤诸子中最为勇敢且富于智谋，得到了努尔哈赤的偏爱。
褚英被废后，努尔哈赤又准备立次子代善为继位人。但在天命五年(1620)，代善被告发与努尔哈赤的大妃关系暖昧，其个人威信大受影响。萨尔浒之战后，后金统治中心从界藩迁居萨尔浒，代善挑剔再三，一定要住最宽敝舒适的房舍，努尔哈赤对此很是不满。后来，有人告发代善前妻之子硕托企图叛逃投明。代善为表明自己的清白，极力要求努尔哈赤杀掉硕托。经过调查，硕托并无叛逃之心。代善受到了父亲的严厉责备：“你因为受妻子的唆使，便想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那么对待其他兄弟又会怎样呢?象你这样的人，那有资格做一国之君!”由此取消了代善继位者的地位。接下来，在其余的诸兄弟中，论才能、武功、政治地位当推皇太极。不过，皇太极也并非白璧无暇，这就是他有些恃才傲物，不能公平地待人和尊重兄长，并且过于工于心计，争强好胜。努尔哈赤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权势强大的人不能继承自己的汗位，以免其倚强恃势，给国家造成动乱。因此在天命七年 (1622) 他明确规定，他死后由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共同推举汗主。即便如此，努尔哈赤对皇太极仍是非常器重。他相信日后惟有皇太极才能完成自己的宏伟志愿，成就大业。所以平时对皇太极的缺点、错误总是多加规劝、开导。天命八年(1623)，皇太极因额附(驸马)武尔古岱受贿一案受到了牵连。努尔哈赤便单独找他训话，责备他说： 你如果贤明的话，就应该心胸宽大，任何东西都要平均分给诸兄弟，相互尊敬。而你却抛开诸兄弟，独善其身，这是很不对的。你还想登汗位吗? 在衙门集会离开时，你若先送送哥哥们，那么作为回报，你哥哥的孩子必定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却默然接受，这是贤明的表现吗?努尔哈赤继而言道：你是我嫡妻所生的，很得我的喜爱。可你不能因此就以贤明自居，你若这么想，该是多么无知啊。说到动情处，年过花甲的努尔哈赤竟流下了眼泪。聪敏的皇太极体会到了父亲的苦心。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68岁的努尔哈赤死了。经过诸兄弟子侄的共同协商，公推皇太极即汗位。皇太极推让再三后接受了众议，于九月一日登上了后金汗位，并决定从明年起改元天聪。35岁的皇太极踏上了一生中新的阶梯。
安抚民众 加强集权
皇太极登位时，形势并不乐观。“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气氛笼罩着后金政权，社会经济萧条凋敝，人民生活窘迫困苦。连年的对外战争、繁重的兵役负担使得国内的下层民众人心厌战，怨言四起。后金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不稳定，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矛盾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后金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艰难创业，为后金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晚年在取得辉煌军事胜利的同时，也犯下了严重错误。在向辽沈地区推进的过程中，他坚持 “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政策，大肆屠杀和奴役汉族百姓。他对于敢于抗拒的汉人一律格杀勿论，对于俘获的大量汉人则分给满族官兵做阿哈——奴隶。奴隶们被强迫在主人的庄园和家庭中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连年苦累不堪。悲惨的境遇激起了广大汉人强烈的反抗。他们大批逃亡，掀起暴动、暗杀满人……，使得满族统治者恐慌不安，岁无宁日。努尔哈赤甚至下令，满族人出门不得单人行走，必须10人以上结伴同行，否则要罚银。由此可见当时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皇太极处乱不惊，胸有成竹。他大胆地冲破祖宗法度和传统习惯的约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中实行全面改革和调整。
皇太极首先着手解决尖锐的民族矛盾问题。他一上台就强调，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安抚民众，并且有针对性地把安民的重点放在安抚汉人上。他宣布，对满人、汉人要公平对待，两者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在审讯犯罪行为、承担差徭公务等方面，决不允许有何区别。他一反努尔哈赤十分歧视汉人的态度，他认为，广大的汉族民众既然从明朝的统治下归属了后金，那么他们自然应被视为后金的臣民，对他们的利益应该有所维护。否则，只能有害于自己的统治。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辽沈地区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奴隶制庄园——拖克索。满族贵族、官僚和大批汉人奴隶都居住在庄园中。身处卑贱地位的奴隶们经常受到主人的欺凌侵扰，倍受煎熬。皇太极对庄园中奴隶的人数进行了裁减，规定每个庄园只能拥有8个奴隶，其余的汉人则从庄园中移居出去，编为民户。这样就使大批汉人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崇德三年(1638)，他又下令解放奴隶，他颁布的谕旨是： “以前攻占辽东的时候，辽东百姓抗拒者被杀，被俘获者则沦为了奴隶。现在他们中仍有很多人处于奴仆的地位，我对此很是怜悯。因此特令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之家，凡是有将无辜百姓充作奴隶的，全部都要查出来，编为民户。”对于在战争中俘虏的明朝士兵，他一改以往的将他们全部变为奴隶的做法，直接编为民户，使他们成为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民。这对后金的农业生产大有好处。
天聪五年 (1631)，皇太极颂布了 《离主条例》，规定奴婢可以通过告发主人的罪行获得自由。这项条例在努尔哈赤执政期间曾经颁布过，但是流于虚文。现在，皇太极经过修订重新予以公布。皇太极的用意，主要是为了遏制权贵们的跋扈，但在客观上，这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奴婢们无啻是一个福音。大小贵族、官吏对奴婢们的淫威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就会受到处罚。比如，和硕礼亲王代善的儿子硕托打死了无辜的女奴，触犯了律条，结果被罚银100两，并失去了若干牛录的属人。而许多奴婢则通过告发主人的罪行踏上了自由的道路。比如在崇德三年(1638)，家人李登告发户部承政韩大勋盗取国库金银、珍珠等物。经过法司审实，韩被革职，所盗金银宝物被追回。李登夫妇则获准离开了主人。崇德六年(1641)，家人宋果托等告发多罗郡王阿达礼的母亲违反禁令，私自派人到明朝地界进行贸易。因情况属实，宋果托等满、汉20多人都获得了自由。类似的记载在《清太宗实录》 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
以往，因不堪忍受民族歧视和压迫，汉人纷纷逃亡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满文老档》上便有这样的记载：“汗(努尔哈赤)最初占领辽东后，南到旅顺口，东到镇江”，汉人“每年都有叛逃的”。努尔哈赤对逃跑的汉人实行了严厉的惩治措施。不管是逃跑被逮还是谋划逃跑而被逮的，一律都要处死。皇太极变换了策略，他规定：以前有私逃的，或是与明朝暗中来往的，一概不予追究。今后只将在逃而被捕获的人处死; 虽然想逃，但未采取行动的，即便被人揭发出来也不论罪。皇太极的新规定受到了汉人的极大拥护。后来，皇太极又进一步放宽了“逃人法”，允许汉人逃走，即使抓住也不治罪，但逃到明朝统治地区便不许再返回来。
优待汉官，是皇太极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政策。在皇太极即汗位初期，后金国家政治机构十分简陋。官吏队伍中多数是满族人，这些人在沙场上堪称骁勇，但安邦定国、守土治民却并非他们所长。皇太极认为应该从富于统治经验的汉族地主阶级中网罗一批军政官员。同时，辽沈地区是后金统治的中心所在，其人口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后金要稳固统治，缓和紧张的民族关系，也迫切需要任用和优待汉官以扩大统治基础。天聪五年 (1631)，后金攻破了大凌河城，100多位明朝官员归降了后金，皇太极非常高兴，特地在内廷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他们，赏赐了大批财物、人口。他当场表示：“我国虽然财物并不富裕，但一定尽力恩养你们。”天聪七年 (1633)，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前来归降，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10里迎接，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以满族最高的礼节——抱见礼与孔、耿等人相见。在归顺的汉官当中，皇太极量才任用，擢拔了一大批人才辅理国事。当时着名的汉人大臣范文程、鲍承先、高鸿中、宁完我等人都属于此例。其中，范文程最为皇太极所赏识。范文程本是辽东秀才，富有政治才能，皇太极视他为股肱之臣，让他参予军政大计。每当臣子向皇太极禀报重要事情，他总是要问：“范章京(章京，官名)是否知道?”臣子们的意见若有不妥当的地方，皇太极便说：“怎么不跟范章京商议一下呢?”一旦范文程病倒了，皇太极就吩咐将一些棘手的事情先搁置起来，等范文程病愈之后再做处理。凡是经范文程拟定的文书，皇太极有时不加审阅就予以批准。一些保守的满族大臣目睹时势的变化，不禁感叹： “当初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我们满族人。而现在汉人中有的被封为王，有的出任昂邦章京的显要职位。反观我们满族宗室，有的却成了平民百姓。形势的变化竟到了如此地步!”在皇太极优待政策的感化下，大批明朝官员归附了后金政权。大批汉官的参政为后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往昔满、汉矛盾十分尖锐的局面已得到很大改观。
在皇太极极力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他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 “八王共治” 的局面。拥有极大权力的八旗旗主贝勒们操纵着国家决策机构——议政会议。军政大事都由集体定夺，汗不能违背旗主们的意愿独断专行。若汗平庸无能，旗主们还有权更换汗主。平时诸贝勒为了各自的利益时常各行其是，意见不专，忤逆汗主的现象也屡有发生。努尔哈赤晚年实行的四大贝勒轮流值月的制度，在皇太极即汗位之初仍继续存在，并且在朝会时，4人并列坐在一起，接受群臣的朝见。这实际上接近于4人集体执政。有的臣子指出皇太极的处境是“事事总受到羁绊，虽然拥有汗的虚名，实际上与整黄旗 (即正黄、镶黄两旗) 的一个贝勒没什么两样。”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怎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从即汗位之日起，他就开始积极筹划，着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权贵们的势力。天命十一年 (1626) 九月，皇太极在八旗各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名，他们直接掌管旗中一切事务，可以和贝勒们一起参议国事。后来，皇太极又设立佐管大臣、调遣大臣各2名，协理旗中事务，分别重点负责刑法和出兵驻防。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旗主们独擅一切的局面，分散了他们手中的权力。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在贝勒大臣会议上宣布了一条重要决定：免去三大贝勒轮流执政的权力，改由诸贝勒们代理。以此为起点，三大贝勒的显赫地位不断受到了摧抑。天聪四年(1630)，三大贝勒中最为桀骜不驯的阿敏奉命镇守关内永平等4城。明军调集了大量兵力展开围攻，阿敏抵挡不住明军的猛烈攻势，并大肆杀戮了城中的汉人降官降民。皇太极就此机会宣布了阿敏的16条罪状，将他幽禁起来。两年后，阿敏死于幽所。继阿敏之后三贝勒莽古尔泰又遭到了贬斥。在天聪五年 (1631) 的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责备莽古尔泰的部下缺乏约束，时常误事。莽古尔泰不服，两人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中莽古竟欲拔剑相向。战事结束后，皇太极革去了莽古尔泰的大贝勒头衔，降为一般的贝勒，并剥夺了他5牛录的属员，罚银1万两。第二年，莽古尔泰病死。在他死后的第三年(1635)，皇太极查出莽古尔泰生前曾与胞弟德格类等人密谋叛逆，他严厉镇压了参与其事者，并由此吞并了原归莽古尔泰管辖的正蓝旗，将其纳入自己属下。至此，在八旗之中，皇太极直接控制着三旗 (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
在三大贝勒中唯一未遭厄运的是大贝勒代善。他在皇太极即位时有拥立之功，个人也比较温和谦顺，因而与皇太极没有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对于代善的忤逆不敬之处，皇太极也不轻易放过。比如在天聪九年 (1635) 九月，代善在自己的驻所盛情款待了与皇太极有矛盾的莽古济(莽古尔泰的胞妹)，这个举动触怒了皇太极。代善受到了他的严词切责。随之由群臣拟定了代善的罪状，拟请革去大贝勒的头衔，剥夺他10牛录的属人，重罚银、甲胄、马等物。后来虽经皇太极从宽发落，但代善等人也从中深受警戒，对皇太极愈加恭顺。
三大贝勒的特权被摧垮了，“八王共治”的局面也已经瓦解，皇太极可谓是大权在握。天聪九年(1635)，后金从蒙古苏泰太后手中得到了历代传国玉玺。君臣上下顿时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在群臣的一致推举下，皇太极于第二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他由后金的天聪汗一举登上了 “真龙天子”的宝座。
在巩固君权、抑制权贵的过程中，皇太极还仿照明朝的封建制度，大幅度地改革了后金的行政机构。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设立文馆。将馆臣分为两批，一批人翻译汉文典籍，以借鉴汉族的政治经验; 一批人记录本朝政事，以探究为政的得失。事实上文馆的职能决不仅仅限于这些。馆臣可以参予议政，国家的一切往来文件和群臣的奏章都由文馆掌管。文馆可被视为清朝内阁的滥觞。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将文馆改为内三院： 内国史院，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诏令，编纂史书、起草庆贺表文等; 内秘书院，掌管和撰拟对外往来文件，记录各衙门的奏疏，替皇帝起草敕谕、祭文等; 内弘文院，负责给皇帝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内三院各设大学士、学士若干人，他们直接参予国政，掌管机密，而且有权干涉各旗事务。
继设文馆之后，天聪五年 (1631)，皇太极仿照明朝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名贝勒总掌部务，下面分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此时，贝勒们与皇太极已由原来的平列关系转化为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到了崇德五年 (1641)，皇太极又下令废除了贝勒主持部务的制度，将中央统治机构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崇德元年(1630)，皇太极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都察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其职责就是劝谏君王，弹劾臣下的不法行为。同年，皇太极还设立了蒙古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对蒙古方面的事务。两年后蒙古衙门改称理藩院。后金的行政机构经过这一番比较大的改革，更有利于皇太极加强君主集权。
后金的行政机构经过完善之后，还需要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官吏队伍。在这方面，皇太极十分注意人才的选拔。他向臣子们说：“治理国家，人才是根本。你们做臣子的都应把荐贤当做一件大事。”他认为金银财宝的得失并不足以为虑，这些东西总有用尽的时候。若能得到一批贤才佐理国政，那才是利无穷尽的事情。在积极鼓励臣子们推荐人才的同时，他切切嘱咐道：“天下才德双全的人实是难得，只要是忠心报国、为人公正、能够办事的人，你们就应尽快荐举上来。”在皇太极多次求贤诏令的推动下，后金荐贤的风气盛行一时，出现了 “豪杰盈门、英俊满目”的可喜景象。
实行科举考试是皇太极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执政期间，皇太极举行了多次考试，从满、汉、蒙等各族生员中拔取优秀人才，有时他还单独对汉族生员进行考试。对汉族生员中原来沦为奴仆的，他都将他们从奴籍中拔出。通过科举考试，一大批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被皇太极网罗到了各级行政机构中，维护着后金的统治秩序。
要维护现行的统治秩序，还需要严明的法纪作为保障，针对努尔哈赤时期法制不很健全的情况，皇太极制订了一系列法令规章，约束臣民一切都要依法行事。比如，处分部臣过失的有《六部处分条例》，处罚违反朝会制度的大臣有 《失误朝会处分例》，关于功臣后人袭职有《功臣袭职例》等等。根据汉官的建议，皇太极还颁定了官民服式制度，对官员朝服及官民常服都有详细规定。其中特别指出，八旗旗主、诸贝勒不得擅自穿用黄缎做成的服饰，他们的衣服上不得有五爪龙的图样，只有汗才有权穿用。1636年，皇太极又重新规定了朝会时的座次，皇太极南面居中而坐，代善、莽古尔泰则退居两侧，以突出君王的尊贵。同年，皇太极指出，君臣上下在公文往来、相互答问的时候，在语气格式上都要注意区别。其他在丧葬、祭祀、仪仗、府第建筑等方面也有明确的规定。
凡法令确定之后，皇太极则坚持有法必依，不容忽玩。他讲到：“国家的法度不得随意违犯，即便是贵戚大臣违法行事，也要加以惩罚。”在仪仗制度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有的贝勒、大臣不遵守制度，随意妄为。皇太极为此大发雷霆：“在我创业之际，你们为何不遵守法规、同心报国呢?你们若不遵守我颁布的制度，无疑会出现纲纪废弛的局面。如果那样的话，我跟前的这些仪仗又何必陈设呢!”有一次，皇太极的老大哥代善没有按章办事，使用了超额的护卫。皇太极立即召开了诸贝勒大臣会议，当众训斥了代善，使他承认了错误。皇太极严格督促臣下遵纪守法，对自己也并不放松要求。他经常讲： “涓涓的细流不断流淌，就会有汇成江河之势。星星之火若不加以注意，就会燃起熊熊烈火。”“凡事都应该防微杜渐。懈怠之后，就难以收拾局面了。”有一次，他到避痘所看望几个儿子，没有按照制度排列仪仗。有的臣子指出这种违反制度的做法应当受罚。皇太极连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道： “我本人若不遵守法规，那么谁还会遵守呢?”随即把应罚的羊送到了礼部。
发展经济 整饬军备
辽沈地区本来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但自明朝万历年间以后，由于明朝统治的黑暗、后金与明朝的频繁战争，这一地区的经济受到极大摧残。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片荒芜，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汉族农民又被套上了奴隶制的枷锁，其生产热情受到严重压抑。努尔哈赤虽曾力图振兴经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后金经济残破不堪的局面没有多少改观。皇太极登上汗位刚刚半年，国内就发生了大饥荒。粮食奇缺，物价飞涨，1斗米要卖到8两银子，1头牛值银100两。国内社会秩序混乱，盗贼横行。皇太极为了解决经济困难，着实费了一番心血。首先，他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逐步调整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实行“编户为民”，修订《离主条例》，把大批奴隶变成了具有人身自由和家庭经济的封建个体农民，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汉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皇太极把发展农业放在了恢复经济的首位。针对满族贵族惯于征战掠夺、轻视务农的做法，皇太极多次训戒他们应改变观念，要认清耕织生产的重要性，不要只看重绸缎锦帛之类。绸缎锦帛都是些粉饰之物，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有多少妨害。他一再重申：“我们出兵征伐，目的在于掌握土地、人口，作为立国的根本。并非只为了贪图财利。使生活充裕的途径，全在于抓紧农业生产。”汉官曾批评努尔哈赤在位时期大兴土木，百姓深受困扰。皇太极吸取了此中教训，特别注意珍惜民力，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生产时间。天命十一年(1626)，他宣布： 土木工程的兴建，妨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今后已建好的工程，凡有颓坏的地方，只许修补，不得重新建筑。后来他又规定，凡滥用民夫，耽误农时的官员，都要论罪惩治。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巡视地方，发现工部官员在组织民夫修整道路时，不分路面高低，一律都要垫土培高。他心中很是生气，认为这纯粹是扰累百姓，不知体恤民力，随即将有关的工部官员治了罪。
后金原来有不准农民迁移的禁令，即使农民所在之地缺乏可耕地也不得迁居他乡。皇太极废除了这条陋规，允许农民迁移，去谋取较好的生产条件。皇太极并进一步规定，农民若所种土地贫瘠不堪，又不愿意迁移，在当地也可以更换土地。在此过程中严禁地方官侵吞近便肥沃的土地，而将偏远贫瘠的土地分给穷人。在农忙季节，地方官应不辞劳苦，四处巡视，对田间耕耘勤加督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凡缺少耕牛无法及时耕作的农民，可将土地托付给家境富裕的人家代为耕种。必要时，也可由地方官府提供牛具。
皇太极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也关心入微。他多次强调在安排农作物种植时应该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在地势低下、土性潮湿的地方应种植稗稻、高粱; 在地势较高、土性干燥的地方可广种杂粮。并且应该抓紧农时，及时播种、耕耘，以保证较好的收获。否则，一旦遇到虫、涝等自然灾害，就会措手不及。
从保护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皇太极制订了一系列法令。他宣布对大牲畜实行保护政策。禁止在祭祀、殡葬、筵宴等场合滥杀牛、马、骡、驴，只允许用羊、猪、鸡、鹅等物。禁止牲畜践踏农田，牲畜闯入农田损坏了庄稼，必须追罚牲畜主人的银两，并由牲畜主人赔偿损坏的庄稼。对贵族子弟时常到郊外放鹰蹂践田园的做法，皇太极也严加切责。平时有人若违犯了禁令，皇太极总是要及时加以纠正、处罚。有一次，他和代善等人到抚顺打鱼，发现两个人纵马吃庄稼，他当即对他们进行了惩罚。崇德七年 (1642年)，大臣塔瞻、锡翰等人践踏百姓庄稼被皇太极发现，他没收了他们的弓箭，把他们送到兵部问罪。为了加强护农法令的贯彻，皇太极以身作则，亲为表率。每当他行军出猎的时候，即便是在严寒时节，他也总是吩咐把自己的住处安排在野外，从不肯轻易闯入屯堡，惟恐惊扰了其中的百姓。
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后金的农业生产较快地摆脱了不景气局面，粮食生产逐渐达到了可以自给的程度。到1639年时，后金一年在酿酒方面的用粮就达数10万石之多!
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后金的手工业尚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规模有限，水平不高。所生产的布匹、铁器、船只等项都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大量的物资必须从明朝、朝鲜等地运进来。即汗位后的皇太极力图尽早扭转这种窘境，为此他采取了种种措施。他大力提倡种植棉花，在后金境内四处推广纺纱织布，并经常奖赏技艺出众的纺织工匠。到了1633年，后金的纺织业技术已有很大提高，各种精细布匹都能够织造出来，已能满足后金境内的需求。在矿冶业方面，皇太极积极支持开矿冶炼，举办了不少冶炼场。冶炼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兵器生产。从天聪五年 (1631)开始，后金已能够成批生产极有威力的“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在皇太极对明朝、朝鲜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在皇太极的积极倡导下，后金造船、陶瓷等业也有长足的进步。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商业贸易也出现了比较兴旺的局面。在对外贸易方面，后金用大宗的人参、东珠、貂皮等地方特产，同明朝、朝鲜、蒙古通商，换取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在后金内部，皇太极鼓励各族商人设店售货，开设当铺，发行借贷，并允许粮食投放市场，但不许商人囤积居奇，进行商业投机。为了疏通后金的商业网络，皇太极非常注意整顿商业税收，严禁有关官员利用职权之便，损公肥私，受贿漏税。镶蓝旗官员法都在掌管辽东城西关红、蓝桥的税收时，偷税12两银子，随即被皇太极革去了职务。
经过皇太极10多年的励精图治，后金逐渐摆脱了经济凋敝的阴影，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增强了国力，从而为进一步向外扩张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外扩张作战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后盾，而且离不开强悍善战的军事队伍。皇太极积极扩编八旗，严饬军备，就是要保持雄厚的军事实力，确保对外战争的胜利。
努尔哈赤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战绩，与他拥有一支八旗劲旅有密切关系。由精于骑射、作风顽强的满族人所组成的满族八旗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当时明朝方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女真满万不可敌。”但满族人口不多，兵源有限，在战争中满族八旗不断减员，而对外战争仍是相当频繁，并且战争的规模也日趋扩大，如何才能保持和发展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以立足于不败之地呢?
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蒙、汉归附和被掠人口这个优裕的兵源。在满族八旗之外，他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就开始把归服的蒙古人编为蒙古牛录，隶属于满族八旗。随着蒙古族归附者日益增多，牛录数目也不断增加。到了皇太极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编旗活动。天聪七年(1633)，编成蒙古两旗，称为“右营”和“左营”。两年后察哈尔部被征服，皇太极又将原来的蒙古牛录加上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众多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编，正式成立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族八旗相同。
汉军旗正式组建于天聪五年 (1631)。皇太极下令在隶属于满族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10人抽调1人入征，组成了1500人的汉人军队，队伍中的士兵多为炮手和枪手，娴于火器，这支队伍在满语中叫做“乌真超哈”(重兵)。汉军很受皇太极的重视。皇太极曾专门检阅过这支队伍，崇德二年(1637)，汉军扩编为左、右翼两旗，后来又扩为四旗。到了崇德七年(1642)，汉军再次扩到八旗。八旗汉军由此成定制，旗制也与满族八旗相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与满族八旗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是，满族八旗的旗主都是实行世袭制，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主则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所有的满、蒙、汉八旗军队，都由皇太极直接指挥和调遣。
皇太极对满族八旗也进行了补充。在对北部边远地区的持续战争中，皇太极降服了众多的部落，这些部落的民众都被编入旗籍，称为“伊彻满洲”(伊彻，满语： 新)。其中，有一部分人被迁往了辽沈地区，编补满族八旗的缺额。据统计，在皇太极时期共有1. 3万多名 “新满洲”壮丁加入了满族八旗的行列，使满族八旗增添了一股新鲜血液。
在加强军事力量的过程中，皇太极不仅注意到充分利用兵源、扩大编制，而且非常讲究治军方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首先，他把严肃军纪放在了显要位置，力行禁止各种违纪行为。其中，他对临阵脱逃、酗酒妄为、行猎不能约束整齐三件行为最为痛恨，每每处以重罚。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颁布了临阵赏罚令，加强对诸贝勒的约束。规定对临阵不惧、奋勇杀敌者嘉奖; 怯战败逃，或不听军令、妄自行动的则将被严惩。皇太极说到做到，秉公执法。在崇德二年 (1637)征伐朝鲜的战争中，代善等多员战将违犯了军规，擅自行动，结果都被议处。围猎是八旗军平时经常进行的活动，皇太极曾特地颁布行猎法令，加强将士们的纪律观念。
为了改变汉人心目中八旗军烧杀抢掠的形象，在每次出征前，皇太极总要详细申明军纪。比如不得杀害降民，不得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得奸淫妇女，不许践踏禾苗，不许酗酒等等。若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到牵连。每当战事结束后，皇太极都要进行认真的总结，让部下举报各种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皇太极并非只是单纯强调军纪，他还非常注意爱护士卒。他认为这两者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将领若能做到这两点，士兵们就会自觉遵守军纪，竭诚效力。平时，皇太极经常谈起古代良将爱惜士卒的事迹，他对春秋时期吴起为患疮的士兵吮吸脓血的故事尤为推崇，常常用来教育手下的将领。他讲道：“对那些为国效力的部下应该体会到他们的辛苦，多加怜悯。这样，部下就会知恩图报，甘心服从将领的调遣。若是对他们不加体恤，任意驱使，那么即便是亲信心腹，又怎么会尽忠效力呢?”他再三强调对阵亡士兵的家人应多加抚慰，对受伤的士兵应前去探望，切不可敷衍了事。额驸 (驸马) 固三泰部下有一个士兵在进攻昌黎时战死，固三泰竟然用绳子拴在他的腿上，把尸体拖了回来。皇太极知道后极为不满，立即革掉了固三泰的职务。而当他本人听说汉军中的一个士兵在战斗中腿被击断时，十分关心伤势的情况，派遣医生前去治疗。当他得知断腿已无法治愈后，显得非常难过。
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成就之外，在17年的执政时间里，皇太极尤其重视文化教育。他倡导了老满文的修订工作。老满文是在努尔哈赤时期借用蒙古字母创制的。由于初创，在字母、语法等方面都不甚完备。这种文字没有圈点，上下字母多有雷同，很容易发生讹误。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命达海等人加以改进，在字母旁增加圈点，并创制了12字头和专记外字的拼写字母，成为明白易晓的新满文。这在满族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皇太极不仅本人喜好读书，而且推己及人，经常提醒手下的将领也要多看一些书。当时多数满族贵族对于文化学习缺乏热情，他们出入战阵，攻城掠地，认识不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有的人并且振振有词： “不读书，也未曾误了事情。”皇太极严厉驳斥了这种错误观点。他从实践中体会到，只有读书明理，做臣子的才能接受封建道德观念的浸染，甘心为君王效力。因此他下令诸贝勒大臣的子弟年纪在15岁以下的都要读书认字。如果子弟不读书，就责罚其父母，不准其父辈披甲出征。皇太极还经常召集群臣集会，让弘文院大臣给大家讲解史籍，探求治国治军的方略。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后金翻译和编纂了大量历史典籍，如《刑部会典》、《素书》、《三略》等等。这对于提高满族的文化素质，吸取汉族先进封建文化的成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纵横驰骋 决战决胜
作为开国立业的一代君王，皇太极在充满了血与火的沙场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候，后金仍没有摆脱四面受敌的局面。皇太极曾对面前的形势进行了分析： 后金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面则是明朝。后金的扩张活动对明朝、蒙古和朝鲜都构成了直接危胁，使得它们对后金抱有很深的敌视。在与后金相对抗这一点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为摆脱险恶的处境，后金首先要确立对敌策略。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皇太极决定对主要敌人明朝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蒙古和朝鲜则被看成是内顾之忧，必须先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明朝的忠实盟友。两国唇齿相依，关系密切。明朝方面打算利用朝鲜对后金实行牵制，明军毛文龙部就驻扎在朝鲜境内，得到朝鲜的物质资助，经常对后金出击骚扰。为了征服朝鲜，天聪元年 (1627) 一月，皇太极乘朝鲜发生内乱之机，派遣阿敏统率3万军队出征朝鲜。后金军队突袭义州，全歼了城中朝鲜守军。同时又分兵夜袭铁山，击败了驻扎在那里的明军，迫使其退往皮岛。接着，后金军队渡过大同江，连克黄州、瑞兴等城，直达平山。朝鲜国王李倧携带家眷逃到了江华岛，派人向阿敏求和，双方签订了“江都条约”。阿敏又纵兵大掠了3天，才奉皇太极之命整军回国。根据和约的规定，朝鲜应同明朝断绝关系，与后金结为兄弟之邦，尊后金为兄。每年春秋两季朝鲜还要向后金遣使纳贡。战后，朝鲜并未真正屈服。为了彻底征服朝鲜，皇太极在1636年的12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他亲自率15万大军杀过鸭绿江，连败朝鲜守军。直逼朝鲜京城。李倧出逃南汉山城，清军随即包围了这座城池，击溃了朝鲜各地的勤王军队。清军又攻占了江华岛，俘获了朝鲜王妃、王子和宗室大臣。李倧走投无路，只得出城投降，与皇太极签订了城下之盟。盟约中规定，朝鲜向清称臣，成为清的属国。每年必须送纳大批贡品，并将国王的两个儿子送到沈阳作为人质。接着，皇太极又发兵攻取了皮岛，全歼驻岛明军。皇太极对朝鲜的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后金西北的是蒙古。当时，蒙古部落众多，基本上可分为三大部分： 大沙漠以北是喀尔喀蒙古; 大沙漠以南是漠南蒙古; 漠北蒙古以西则是额鲁特蒙古。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明朝每年拿出大量钱财，羁糜漠南蒙古各部，要他们抵御后金。皇太极则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积极争取蒙古各部归顺自己。对于归顺后金的各部首领，皇太极一律予以优厚的待遇。
漠南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恃强自傲，依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坚决与后金为敌。林丹汗对属下各部的统治也十分残暴，他到处出兵攻掠，滥施淫威，经常向各部索取各种财物，挑起争端。林丹汗的暴虐统治不断激起了各部的反抗，使得漠南蒙古各部纷纷投到了皇太极的麾下。天聪二年(1628)，喀喇沁、土默特等部不堪忍受林丹汗的压迫，联合起兵反抗，结果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后金求援。皇太极借此机会，召集漠南蒙古部落的一些代表在沈阳会盟立誓，决定联合出兵攻打察哈尔部。然后皇太极以盟主的身份征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等部兵马，会同后金军队一起西征。联军在席尔哈、席伯图等地接连击败了察哈尔部的军队，向西一直追击到兴安岭方才收兵。为了加强对归附于自己的蒙古各部的控制，皇太极在这次西征后向各部颁布了从征军令，严申军纪，强调对不服从约束的要绳之以法。
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再次调集归附的蒙古各部兵马同八旗军一道大举西征。他在昭乌达 (今昭乌达盟)会集蒙古各部首领，对他们出兵的表现做了总结。然后挥师向西疾进。林丹汗因部属纷纷叛离，力量削弱，自觉抵挡不住皇太极的兵锋，便率领部众向西奔逃，一直渡过了黄河，向西藏方向逃去。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天花而死，部众纷纷逃散。皇太极闻讯后立即派多尔衮率兵前去招抚林丹汗的残部。第二年，林丹汗之子额哲率领部众归顺了后金。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在蒙古一线受到了严重威胁。
统一了漠南蒙古之后，皇太极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一方面，他注意照顾蒙古族的宗教信仰。蒙古族笃信喇嘛教。皇太极对喇嘛教的态度由斥责变为尊崇，他在沈阳修建了实胜寺，供奉喇嘛教佛象，并亲率群臣前去参拜。另一方面，丝毫不放松对蒙古各部的政治约束。凡归顺后金的各部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后金的法律制度，违者治罪。以往漠南蒙古各部常常因争夺牧地而发生纠纷，皇太极遂派官员划定了各部的牧地，不许随意越界游牧。在行政组织形式上，皇太极在当地推行了一套盟旗制度，各部以50户为一牛录，牛录之上设旗，漠南蒙古地区军政事务的处理以各个旗为中心，旗的首领(札萨克)都是由原来各部的贵族所担任。后来，皇太极又在旗上设盟，将邻近的几个旗划为一盟，但盟长不得干涉旗的事务。在中央则由蒙古衙门 (后来改称理藩院)全面负责对蒙古的事务。漠南蒙古统一之后，喀尔喀蒙古和额鲁特蒙古也开始与后金通使往来，向皇太极进贡驼、马等物，从而在政治上与后金建立了臣属关系。
黑龙江地区是皇太极先人的故乡。努尔哈赤在世之日，后金已经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地区，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他继续推行努尔哈赤招抚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策略，不偏重于武力。他指示北征的将领要对当地的民众讲明： 我们的祖先都是一家人，这在典籍上记载得明明白白。要用同宗同语的观念感化当地民众，与他们同甘共苦，笼络人心。在他的招抚政策下，众多的部落纷纷归附了皇太极，向皇太极纳贡称臣。对于这些部落的首领，皇太极优厚相待，封官、厚赏、招亲，极力笼络。天聪八年(1634)，索伦部首领巴尔达奇来沈阳朝贡，鉴于他的忠诚表现，皇太极将他召为驸马，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了他。而对于那些不听感召，起而反抗的部落，皇太极则坚决动用武力。崇德四年(1639)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降而复叛，发动黑龙江上游诸部落反抗清的统治，皇太极立即发兵进剿，连克阿萨津、多金等城，俘获大批人口。第二年，他再度出兵北上，长途跋涉，终于在齐洛台 (今苏联赤塔) 擒获了博穆博果尔。到崇德七年 (1642) 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被纳入了清的版图。皇太极将当地被征服的民众都编入了旗籍，设官员管理当地事务，征收赋税。这样，皇太极完全肃清了自己后方和侧翼的异己力量，他可以腾出手来，全力砍伐明朝这棵大树了。
明朝是后金的主要敌人。进兵中原，灭亡大明，是皇太极的心愿。但在天聪元年(1627)五月进攻宁远、锦州的战斗中他被明朝名将袁崇焕打得大败。皇太极意识到，要在短期内给其以致命打击绝非易事。于是，他决定先同明朝议和，然后伺机消灭。
努尔哈赤去世时，明宁远巡抚袁崇焕为了观察后金的虚实动静，派人前来为努尔哈赤吊丧。皇太极热情相待。使者返回时，他特地派方吉纳等人陪同他们回到宁远，并带去他给袁崇焕的信件。在信件中他表达了谋求双方议和的想法。皇太极即汗位后，又给袁崇焕去信，提出了议和条件。要求明朝以黄金10万两、白银100万两，绸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作为和好的礼物。和好之后，双方通使往来。后金每年给明朝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明朝则以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绸缎10万匹回报。这样的议和条件未免过于苛刻。后来，皇太极表示明朝和好的礼物可以减半。在双方的书信往来中，皇太极去掉了后金天聪年号，遵奉明朝正朔，以表示求和的诚意。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前后7次致书求和，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并要求朝鲜从中进行斡旋，促成明与后金的议和。他还表示，若明朝同意议和，愿将明朝降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送还明朝处置。实际上皇太极只是施放政治烟幕而已，他认准了议和有利于后金而不利于明朝这一点，高唱议和只会麻痹和引诱明朝。
宁锦之战后，皇太极多次向明朝君臣递送议和的信件，并打算派人给明朝天启皇帝吊丧，祝贺崇祯皇帝的即位，但当他听说明军放弃了锦州，退守宁远，便立即出兵前去劫掠。率领大军绕过了明军防御坚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南下。大军从喜峰口越过了长城，攻陷了遵化等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明朝崇祯皇帝慌了手脚，急令袁崇焕率领边军回援。袁军与皇太极在北京城下展开了激战，互有伤亡。皇太极在激战中仍不忘给崇祯送去书信，表示愿意议和。同时，他又施展反间计，让手下人给一个被俘的太监透露风声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要共成大事。然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个太监。多疑的崇祯帝得到报告，心中顿生猜忌，袁崇焕被下狱问罪，第二年竟被凌迟处死。皇太极不费举手之劳，就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一个劲敌。接着，他又率军击溃了满桂等人率领的明朝各路兵马，接连攻克了永平、遵化、迁安、滦州等城。在此期间，他又多次致书崇祯皇帝，要求双方议和，并对明朝官员宣扬：“我屡次准备议和，可你们的皇上就是不答应。将士们劳苦不堪，百姓父子不得团聚，田地无法及时耕耘，对于这些他都不放在心上，他将你们将士们的生命简直视若草芥。”随征的将领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一举攻下北京城，皇太极表示，北京城是可以轻易攻下来的，但明朝国力尚未倾颓，灭亡明朝不能做一朝一夕的打算。不如加紧整顿军队，等待时机。他安排了永平、迁安等4城的防守，然后率军返回了沈阳。
天聪五年(1631)，明朝调整了关外防线，加紧修筑大凌河城，以巩固锦州的前哨阵地。皇太极对此岂能坐视不顾，他调集各路兵马迅速插向大凌河城。鉴于以往在攻坚战中取得的经验教训，皇太极命令部下在城外挖壕筑墙，严密封锁，准备以长期围困的办法迫使明军投降。明朝守军突围希望渺茫，紧闭城门等待援军前来解围。九月下旬，明朝出动4万多援军逼近大凌河城，在离城15里的长山与皇太极打援的兵马相遇。经过一番激战，明朝援军溃败而退，30多员将官被俘。援军被击退之后，大凌河城的明朝守军处境更加险恶，粮草逐渐告罄，人畜饿死无数。在粮食吃尽的情况下，很多民夫、士兵都被杀掉充食。与此同时，皇太极不断对明军劝降，保证在他们投降之后决不妄杀一人。十月底，力竭计穷的明朝守军不得不献城出降。大凌河之战使明军在关外的精锐军队受到严重损失，并使其循序渐进的作战计划中途夭折。
大凌河战役的胜利，使后金一班贝勒大臣十分振奋。他们纷纷向皇太极进言，认为应该乘胜拿下山海关，进占中原。皇太极却仍坚持自己的主见，认为灭亡明朝的时机仍未成熟，应该进一步削弱明朝的国力。从1634到1638年，皇太极又先后4次出兵进入明朝内地。由于明朝统治的腐败，后金兵在历次征战中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崇德元年(1636)，阿济格率军入塞，大小52战全部告捷，攻陷城池60余处，劫得人口、牲畜共18万。崇德三年(1638)，多尔衮和岳托等人又率领清军打进了明朝内地，在内地转战了半年之久，接连拿下了70余处城池，俘虏人畜46万有余，皇太极反复进兵征伐，震憾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比如在天聪八年(1634)，后金兵在保安城大加杀戮，城中的房屋几乎被焚烧一空，街道上尸首狼藉，甚至连水井中也填满了尸体。崇德四年(1639)，济南又遭到了清军的洗劫，许多无辜百姓都死在了清军的屠刀之下，城内外留下的尸体达13万具之多，景象悲惨之极。虽然皇太极曾多次申明军纪，但他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夺明朝的财物人口，所以在充满血与火的冲突中终究无法避免许多悲剧的出现。
在对明朝边打边谈的过程中，情况逐渐有了变化。到1636年皇太极称帝前后，后金政权的肌体已经变得强健起来，来自朝鲜、蒙古的威胁也被解除。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皇太极因势利导，将对明朝的策略由高谈议和转为力主征伐。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信中也一反过去谦恭的态度，咄咄逼人地宣称： “自古以来，天下都不是一家一姓固定占有的。天道的变化循环往复，不知有多少人登上了帝王的宝座，那能有帝王的后代长久充当帝王的事情!”接下来，一场酝酿已久的松锦大战在崇德四年 (1639) 爆发了。
锦州位于辽西，是关外明军防御体系中的坚强堡垒。明朝在这里驻有大批兵力。在锦州的周围，则分布着松山、杏山、塔山等城，对锦州起着拱卫作用。崇德四年(1639)，求胜心切的皇太极首先对松山发动了强攻，但在明军的顽强抵抗下清军攻势受挫，松山依然为明军所控制。第二年，皇太极派遣济尔哈朗、多铎等人率军修筑义州城，在那里驻兵屯田，作为攻取锦州的前哨阵地。进而皇太极又陆续增调人马逼近锦州，在城外挖掘深壕，将锦州城团团围困起来。1641年，守卫锦州外城的蒙古军队慑于清军的军威投降了皇太极，困缩在内城里的明军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形势。这时，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领13万大军前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是一个富于作战经验的人，他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徐徐向锦州靠拢。这个策略是对头的，而明朝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主张速战速决，一再督促洪承畴快快进兵。洪承畴无奈，只得加快进军速度，率大军抵达松山。在城北的乳峰山一带结营扎寨。明军大营连绵不断，马、步军相互掩护，军威颇为雄壮。多尔衮等人与明军几次交战，人马损失了很多，不得不将队伍向后撤退，把守各处要隘地段。这时，锦州城中的明军乘机反扑，夺回了外城。清军接连失利的战报传到了沈阳，沈阳城中人心惶惶，皇太极也是心急如焚。他拖着病体，亲自率领大军驰援前线，要与明军决一死战。
皇太极的御驾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皇太极以必胜的口吻对将领们说：“我只怕敌军听说我领兵前来便仓皇逃窜了，若是上天保祐，敌军还没有逃走，那么我必定象用猎犬追逐野兽一样击溃他们。”他仔细观察了地形和明军的阵势，把清军布置在松山和杏山之间，切断了明军的粮饷供应，把松山城和城外的明军一并包围起来。两军几经大战，清军又夺取了笔架山的明军军粮，并进一步缩紧了包围圈。明军作战不胜，又丢失了军粮，顿时军心动摇，许多将领都想突围奔回宁远。洪承畴别无他策，也只得孤注一掷，下令全军突围。不料皇太极对此早有算计，各路清军严阵以待。漫山遍野溃逃的明军四处受到封堵截杀，伤亡极为惨重，一部分突围到了杏山的明军在奔向宁远的中途又受到清军的重创。在短短的10天之中，明朝13万大军损失殆尽，被斩杀者就达5. 3万多人，只剩下洪承畴率领1万多残兵败将困守在松山城。崇德七年(1642)，松山城中的明朝副将夏承德降清，松山城失陷，洪承畴被俘。经过皇太极一番耐心的劝降，洪承畴最终叩首归降了清。接着，锦州守将祖大寿见大势已去，也献城出降。随后塔山、杏山相续落入了清军手中。历时两年多的松锦战役，皇太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所剩无几，皇太极完全控制了关外的局势。
柔情依依 溘然长逝
松锦决战的胜利给皇太极带来了巨大的欢欣，但在决战过程中他的宸妃却突然与世长辞了，这在他的私生活中激起了深深的波澜。提到皇太极的私生活，不能不谈到他的后妃。皇太极身处帝王之位，拥有众多的后妃，仅为他生育过儿女的后妃就达15人之多，为他养育了14个女儿、11个儿子。在他的诸子中，除久经战阵、功绩斐然的长子豪格外，其余的或少年早逝，或才能平庸，事迹平平。
在皇太极身边的后妃中，地位最为尊崇的是清宁宫皇后、关睢宫宸妃、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和永福宫庄妃。有点奇怪的是，这5位妇人无一是满族人，全部都是蒙古族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因皇太极的婚姻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后金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基础，极力谋求同蒙古族结盟，以便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明朝。他们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与蒙古各部联姻。明万历四十年 (1612)，努尔哈赤迎娶了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的女儿为妻，这是满蒙联姻的开始。此后，许多后金的贝勒大臣都迎娶了蒙古贵族女子，皇太极后来的皇后也是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从科尔沁部迎娶的。
皇太极的皇后哲哲是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皇太极与她的婚事是由努尔哈赤决定的，努尔哈赤的目的即在于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联盟。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年仅15岁的博尔济吉特氏由父亲莽古思陪同前来同皇太极婚配，努尔哈赤对此很重视，令皇太极率人出迎了很远，在扈尔奇山城举行了婚礼。皇太极时年23岁。皇太极登上汗位以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地位也随之上升，被称为中宫大福晋(夫人)，皇太极当上皇帝后又册立她为清宁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是个心气和顺，恪守妇道的人，与皇太极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太极生育了3个女儿，她们分别嫁给了满族大臣和蒙古王公。顺治六年 (1649) 博尔济吉特氏在北京皇宫内病逝，后来被谥为孝端文皇后。
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在嫁给皇太极后，11年里未曾生养儿女，这使得她本人和科尔沁部的王公们都有些不安。天命十年(1625)，孝端文皇后的侄女、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布木布泰又由兄长陪送到了后金，被皇太极纳为妃，她就是后来的永福宫庄妃。庄妃在五宫后妃中年纪最小，正当妙龄，并且容貌出众，妩媚动人。据传，明将洪承畴在松锦决战中被清军生擒后，坚决不肯降清。是庄妃的美貌和规劝使他归降了清朝。庄妃为皇太极生了3个女儿、1个儿子，这个儿子便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庄妃一生历经天聪、顺治、康熙三朝，对清初兴国大业多有贡献。在皇太极离世之后，多尔衮和豪格为登上皇帝的宝座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两人剑拔驽张，互不相让，并且各自得到了一班贵族的支持。庄妃这时从中施展了巧妙的政治手腕，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将自己的儿子、五岁的福临立为皇帝。福临的儿子玄烨 (后来的康熙皇帝) 在即位之初也得到了庄妃的多方指点。庄妃一直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 (1687)，享年75岁，死后她被追谥为孝庄文皇后。
天聪六年 (1632) 皇太极对蒙古察哈尔部的征伐，彻底摧毁了林丹汗的势力，林丹汗溃不成军，众叛亲离，只得狼狈西逃。天聪八年 (1634) 五月，蒙古大草原上又杀来了大队人马，人嚣马嘶，旌旗猎猎，军威煞是雄壮，这是由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入塞征明的军队。这支军队五月二十二日从沈阳起程，行进到纳里特河畔扎下了营盘。第二天早晨起营时在皇太极的御榻下发现了一只雌野鸡，众人纷纷议论说这是好兆头，预示着汗要娶到一位贤惠的妃子了。这话果然有些应验，8月里，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晋由多尼库鲁克护送，到皇太极的行营拜谒致礼，并有意归嫁皇太极。皇太极顾虑到娶林丹汗的妻子会有损声名，因而有些踌躇不决。以代善为首的一班贝勒大臣却极力撮合这门婚事。皇太极考虑到成亲无疑会有利于笼络林丹汗的部众，巩固自己在漠南蒙古的统治，便点头应允了这门婚事。窦土门福晋后来被册封为衍庆宫淑妃，在五宫后妃中位居第四，高于永福宫庄妃。
天聪九年(1635)，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死去。三月，林丹汗的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率领1500户部众归降了皇太极。皇太极曾有意让代善迎娶囊囊太后为妻，代善却嫌囊囊太后不太富有而加以推辞。阿巴泰、德格类等贝勒向皇太极进言：“囊囊太后是林丹汗的多罗大福晋，她既然归服了我们，就应该得到适应的安排，汗应该将她纳入后宫。”不久，囊囊太后便成了皇太极的妃子。后来她被封为麟趾宫贵妃，在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清宁宫皇后和关睢宫宸妃。
但是，在众多的妃子中，最得皇太极欢心的乃是关睢宫的宸妃。宸妃海兰珠是永福宫庄妃的姐姐，晚于妹妹9年入宫。为什么会出现博尔济吉特氏姑侄3人入宫侍奉一君的情况呢?原来，在宸妃入宫以前，孝端皇后、庄妃都未曾生养男孩，科尔沁部的贝勒却是非常希望将来由本部落妃子的儿子继承大位，以保证本部落的尊崇地位，于是便有了再选佳人入宫的打算。而皇太极则久闻海兰珠生得是天姿国色、月貌花容，且禀性贤淑文静，不可多得，也很愿意将海兰珠纳入宫中。天聪七年(1633)，哲哲皇后的母亲科尔沁大妃偕同次妃(宸妃、庄妃的生母)来到沈阳朝见皇太极，皇太极招待得极为热情。双方在盛宴言欢之际，定下了皇太极与海兰珠的亲事。第二年，海兰珠由兄长吴克善陪同来沈阳与皇太极成婚。婚后，海兰珠倍受皇太极的恩宠，两人是情投意合，相亲相爱。皇太极将一腔柔情都付予了海兰珠，在崇德元年 (1636)册封后妃时，海兰珠被封为关睢宫宸妃，地位仅次于清宁宫皇后。
崇德二年 (1637) 七月，宸妃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皇太极的第8个儿子。皇太极异常高兴，马上宣布将皇八子定为皇储，并破天荒地颁布了大清朝的第一道大赦令，在金銮殿、清宁宫等处大宴宾客，盛况空前。谁料想，皇八子出生仅半年就突然夭折了。宸妃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从此郁郁寡欢，不思茶饭，身体渐渐虚弱下去。
崇德六年 (1641) 九月，皇太极正在松锦战场上指挥大军对明军展开攻击，忽然传来了宸妃病重的消息。皇太极吃了一惊，将军务托付给将领们，自己启驾奔向沈阳。途中，他特地派大学士希福、刚林等人骑行在前，向宸妃传达自己的问候。17日五鼓时分，皇太极的车驾刚进沈阳城门，就听到了宸妃病逝的噩耗。皇太极的心几乎碎了，来到宸妃的灵柩跟前，他痛悼离去了的心上人，禁不住掩面大哭起来。他下令： 对宸妃的丧殓一切都要从厚发送。
宸妃死后，皇太极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他为宸妃安排了各种各样的祭奠活动，追封宸妃为“元妃”，谥号定为“敏惠恭和”。他屡次率领王公大臣们到宸妃殡所致奠，并且宣布，在为宸妃发丧期间，免去朝贺仪式，停止国内的筵宴乐舞。胆敢违犯禁令的，地位再高也要受到处罚。郡王阿达礼、辅国公扎哈纳都因为在此期间寻欢作乐而被削去了爵位。由于忧伤过度，有一次他竟忽然昏厥过去。
宸妃去世后的第二年(1642)，松锦决战结束了，清朝逐鹿中原、定鼎九州已成水到渠成之势。可是皇太极却无法完成这一大业了。多年操劳政务和四处征战，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宸妃的去世又给他精神上以重大创伤，终于在崇德八年 (1647) 八月的一个夜晚，在清宁宫内的御榻上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