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李世民 曹立前
唐太宗李世民，又称文皇帝，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生活的时代，正是从隋末大乱到唐初大治的历史转变时期，时代的需要，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使他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少有的一代名主贤君。
建功立业 夺嗣继位
在陕西的渭河平原上，有一个自古以来就闻名于世的地方，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武功。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就出生在武功的一座李氏 “别馆”之中。当时，他的父亲李渊刚刚被隋文帝杨坚任命为陇州 (今陕西陇县) 刺史，正携家眷赶赴陇州任所。途中喜得贵子，这使荣迁新职的李渊更为高兴，看着这个虎头虎脑、活泼可爱的孩子，李渊当即为他起名为世民，希望他的这个二儿子将来能够前程远大、济世安民，为世代显赫的李氏门庭再增光辉。后来李渊做了皇帝，便将这座李氏别馆命名为庆善宫。李世民继位以后，曾经率领文武百官重游过此地，并写了一首题为《幸武功庆善宫》的诗以表纪念。诗云： “寿丘惟旧迹，丰邑乃前甚。粤予承黑圣，悬弧 (即出生) 亦在此。”
李世民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骑射征战和文韬武略。因此，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养成了 “善于骑马，好弄弓矢”的习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技艺。他的高超的骑术和百步穿杨的箭法，连他的哥哥李建成也自叹不如。李世民不但喜爱骑射，还喜欢浏览兵书战策，在青少年时期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
在青少年时代，李世民和全家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曾经先后到过陇州 (今陕西陇县)、岐州 (今陕西凤翔)、荥阳 (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等地，直到14岁时才来到了京师长安。在这里，李世民一直生活到16岁。对年幼的李世民来说，这种迁徙不定的生活，不免要遭受颠沛流离之苦，但却使他饱览了各地的山川河谷、军事要塞，接触了各地的民情风俗，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掌握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就使他的成长区别于一般安居深府的贵族子弟，能够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他意志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特点。而且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也使他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这些性格和习惯，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开始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李世民18岁时，父亲李渊调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李世民和全家也随父亲迁居河东。这一年八月，隋炀帝杨广巡视北方边塞时，突然遭到突厥首领始毕可汗率领的数十万骑兵的袭击，被围困于雁门孤城。面对万分危机的形势，从来不愿意接受劝谏的隋炀帝，也被迫接受了臣下所提出的坚城挫锐的建议，把诏书系在木头上，投入南流的汾水河，命令各地募兵勤王。这时，年仅18岁的李世民，毅然奉父命应征从军，参加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勤王部队。在军中，李世民认真的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向云定兴将军提出了虚张声势、多设旗动为疑兵的退敌策略。这是一个既大胆又可行的正确策略。深得云定兴将军的赞赏。事后，云定兴还特地致书李渊，夸耀李世民说： “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勤王军解散以后，李世民回到了河东。第二年，李世民又离开全家，只身一人随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参于镇压甄翟儿领导的农民军。这两次戎马生涯，使李世民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练，这对他后来南征北战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就在李世民随同父亲驻军山西的这一年，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貌似强大的隋军土崩瓦解，隋炀帝困守江都，危在旦夕，隋王朝已经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在这种形势下，早就有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见时机成熟，也开始密谋策划准备起兵。年轻有为善于谋略的李世民，作为父亲李渊的得力助手，参于了起兵的全部密谋和决策活动，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他一方面协助父亲招募军队集结力量，同时又在父亲的授意下，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结交了大批英豪人物。当时因逃避辽东战役而亡命太原的隋军将领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都与李世民结为心腹好友。此外，李世民还结交了足智多谋的晋阳县令刘文静和晋阳宫 (隋炀帝在晋阳的行宫) 副监裴寂等人，为起义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在各方面准备成熟之后，李世民协助父亲李渊除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们的亲信，在晋阳宣布起兵，正式打出了反隋的旗号。
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妹夫柴绍也先后率领一部分队伍从河东、长安秘密赶至晋阳会师，使起义力量迅速扩大。在确定了西入关中夺取长安的战略目标以后，李渊随即留元吉镇守晋阳，以建成和世民为领军都督，分别统帅左右两路大军，誓师入关，直取长安。占领长安以后，李渊于大业十四年(618)在长安称皇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唐王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他的哥哥建成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弟弟元吉被立为齐王。从此以后，李世民就以秦王的身份活动于政治舞台，叱咤于陇西、关东。
唐王朝建立后，摆在李氏父子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巩固李唐政权。但是，李渊称帝后不便再亲自挂帅出征，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父皇处理各项政务。因此，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
当时，国内尚有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统一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年仅22岁的李世民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统帅千军万马，开始了他历时4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生涯。
李世民挂帅出征后，采取了先西后东的战略方针，首先进攻盘据在陇右地区 (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 的军阀薛举。
薛举占有陇西 (今甘肃陇西)、西平 (今青海乐都)、天水 (今甘肃天水) 诸郡，建号秦国，自称秦帝，以天水为都城，拥兵三十万，雄据西北，成为关中地区对唐政权威胁最大的一股势力。武德元年(618) 七月，李世民与薛举在高墌(今陕西长武县北)开始了第一次会战。高墌距唐军后方近，距秦军后方远，对秦军来说，利在速战。李世民深深地了解这一点，因此在战略上采取了深沟高垒、闭门拒战的办法，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在两军对垒之际，李世民突然患了疟疾，只得将军务委托给随军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处理，并一再告诫他们，切不可轻易出战。继续采取闭门拒战的方法，以挫秦军的锐气，待秦军粮尽兵疲时，再与之决战。但刘、殷俩人并没有听从李世民的告诫，加上唐军新定关中，官兵存在着骄傲情绪，急于求战。因此当秦军来挑战时，刘、殷即率军出城应战，结果浅水原一战遭到大败，唐军死伤大半，大将慕容罗喉、李安远、刘弘基也被秦军俘虏，高墌城被秦军占领，李世民只得带兵退回长安休整。这一仗由于轻躁致败，使年轻的李世民受到极大的教训。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他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在经历了这次败仗后，逐步走向成熟。
薛举在取得浅水原大战的胜利后，突然得病暴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立为秦帝，屯兵于折墌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九月下旬，经过两个月休整的李世民率军进抵高墌城下，薛仁杲派大将宗罗喉领兵迎战李世民。这次李世民吸取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仍然采取坚壁不出的办法。宗罗喉一再前来挑战，李世民头脑冷静，坚守不出。相持了六十多天以后，秦军粮尽，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李世民见时机成熟，立即命令大将梁实率领5000人马在浅水原扎营，以引诱秦军。当宗罗喉集中全力进攻梁实的时候，李世民派大将庞玉率军两万，在浅水原南面向秦军进攻，自己则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面攻击敌人。宗罗喉在唐军的南北夹击下，迅速溃败，向折墌城逃跑。李世民随即命令步军随后，自己亲率骑兵两千追击宗罗喉。李世民的舅舅大将窦轨见他只率少数人马追击，硬拉着他的马缰，叩头苦劝。李世民回答说：“我已经深思熟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破竹之势，万不可失，请不要再说了!”一剑斩断缰绳，拍马而去，迅速率军进抵折墌城下，控制住泾水南岸，切断了宗罗喉的归路，使其不能与薛仁杲守城军队汇合，从而削弱了秦军的守城兵力。当晚，唐军大队赶到，将折墌城包围。薛仁杲自知不敌，第二天被迫率领将士1万多人投降李世民。
这一仗一扫唐军在浅水原战败的耻辱，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信。在庆祝胜利的宴会上，诸将向李世民请教胜利的原因，李世民答道： “宗罗喉率领的将士，都是陇右之人，特别骁勇凶悍，因此我有意疲惫他们，然后出其不意将其打败。但浅水原一战，打死和俘获的都不多。若行动迟缓，他们就会逃入折墌城中，使守城的兵力加强。若紧急追敢，扼住他们的退路，这样折墌城就空虚了。薛仁杲得知宗罗喉战败，还未来得及谋划，我军已经进逼城下，因而能够一举克城，这就是胜利的原因。”
在李世民讨伐薛氏父子的同时，盘据代北的军阀刘武周乘机勾结突厥贵族，向在山西的唐军发动了进攻，留守晋阳的李元吉逃回长安，刘武周相继占领了李唐集团的发祥地晋阳以及晋州 (今山西临汾)、浍州 (今山西翼城)等地，使唐朝在黄河东岸的地盘大部分丧失，只剩下晋西南一隅之地，造成了对关中政权的严重威胁。因此，李世民在战败薛仁杲以后，立即挥军进入山西，讨伐刘武周。
武德二年 (619) 十一月，李世民率领唐军渡过黄河，屯兵柏壁 (今山西新绛县西南)，与占领浍州的刘军主力宋金刚部对峙。李世民仍然采取坚壁不战的方针，休兵秣马，养精蓄锐，只派少许兵力骚扰敌人的运粮通道。
宋金刚部与唐军对峙五个多月，始终得不到与唐军决战的机会，锐气大挫，而粮饷的运输又受到唐军的严重危胁。武德三年 (620) 四月，宋金刚粮尽，得不到补给，被迫北撤。
李世民见宋金刚大军北撤，兴奋地对部下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消灭宋金刚，在此一举!”立即率大军马不停蹄人不下鞍，以一昼夜200里的速度追击。激烈的强行军，使将士们又累又饿，掉队的数以百计。部下劝李世民暂停追击，让将士稍作休息，等后续部队和粮草到达之后再继续追击。李世民对大家说： “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宋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散，充满了失败情绪，一定要乘这个机会消灭他。”并下令军中：“有再言停留者斩!”经过一天一夜的追击，第二天，唐军终于在吕州 (今山西霍县) 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的部队。李世民指挥唐军一天之内与敌军接战8次，都大获全胜，俘虏和斩首敌军数万人。第三天，唐军在介休城与宋军决战，宋金刚彻底失败，只带领几十名骑兵逃回太原。刘武周见宋金刚惨败而归，十分害怕，被迫与宋金刚投奔吐厥，后来俩人都被吐厥贵族所杀。
这次战役，李世民不但消灭了刘武周的势力，收复了山西全部失地，还进据代北，扩大了李唐政权在山西的统治区域。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战役之后，唐军基本上肃清了关内及其附近地区的割据势力。解除了李唐政权的后顾之忧，为进兵关东奠定了基础。
平定刘武周以后，李世民率军回到长安，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在武德三年 (620)三月出关东征。李世民东征的主要对手是军阀王世充和农民军窦建德两大势力。当时的形势是：王世充盘据河南，窦建德拥有河北，并且都已经建都称帝，王世充国号为郑，以洛阳为都城，窦建德国号为夏，以洺州 (今河北永年) 为国都。这两大势力如果联合对抗李世民，大局则很难预料。因此，李世民在战略部署上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针，决定首先消灭王世充，占领洛阳，然后再进攻窦建德;在战略战术上，则一反过去的战法，由深沟高垒坚壁不战，改为强兵攻坚。
七月，李世民率军进至距离洛阳只有70里的新安 (今河南新安)，并且以步骑五万的优势兵力，迅速夺取了洛阳西线的主要据点慈涧(今河南慈涧)。占领慈涧以后，李世民即亲率大军屯于洛阳以北的北邙山，紧逼洛阳，牵制王世充对洛阳外围防线的支援，同时又分兵四路，进攻洛阳的外围防线，完成对洛阳的包围，使王世充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洛阳的外围防线被迅速突破，唐军兵临城下，但王世充的守城部队仍然具有很强大的势力。第二年四月，被围困在洛阳的王世充亲率步骑两万出城与唐军决战。李世民首先派大将屈突通率步兵5000人冲击王世充的阵脚，然后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杀入敌阵，与屈突通合势力战。双方混战之际，李世民为了摸清敌阵的纵深情况，便带领几十名骑兵冲入敌军阵后，不料被敌军重重包围，在激烈的厮杀中，李世民与跟随的骑兵失去了联系，只有大将丘行恭一人在他身边。在这危机的时刻，李世民仍然镇静自若，近则用剑，远则用弓，使围困他的敌军无法靠近。在激战中，李世民的战马中箭而死，丘行恭将自己的战马让给李世民，自己持长刀步战，俩人一骑一步，拼死冲杀，终于突出重围，与大军会合。这次会战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当时积雪遍地，两军在积雪中拼杀，使白雪都变成了红色。最后，王世充支持不住退回城内。这一次决战，唐军斩杀和俘获敌军7000多人。从此以后，王世充闭门固守，再也不敢出战。
这次决战以后，李世民指挥唐军开始对洛阳城的围攻。但在这时，河北的窦建德突然率领10余万大军南下为王世充解围。使本来有利于唐军的战争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来，王世充被围以后，曾经多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企图利用农民军的力量击退李世民，解除唐军对洛阳的包围。对王世充的求援，窦建德先是不加理睬，想坐山观虎斗，让唐军和王世充各自消耗实力，后来看到洛阳危机，王世充有被消灭的危险，窦建德便接受了部下提出的“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的建议，亲自率领10余万大军。号称30万，于武德四年 (621) 三月进抵成皋 (今河南汜水) 的东原，为王世充解围。
面对这种新的形势，李世民的部下出现了意见分歧。大多数将领认为： 王世充据守坚城，一时还难以攻克，窦建德乘势而来，兵锋甚锐，使唐军腹背受敌，主张退守新安。少部分将领则认为： 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隔断王世充与窦建德的联系，唐军主力立即赶赴虎牢关，据险抵抗夏军，只要夏军一破，王世充则不攻自破。李世民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同意了后一种意见，留弟弟元吉统帅一部分军队继续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大军，迅速开赴虎牢关，抵抗窦建德。五月，唐军主力与夏军在虎牢关附近的汜水展开决战。窦建德的10万余大军被唐军一举击溃，连他本人也被唐军俘虏。汜水决战的胜利也决定了洛阳王世充的败亡，当唐军将窦建德押至洛阳城下时，王世充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出城投降。至此，李世民指挥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李世民从出关到攻下洛阳，共用了10个月的时间，前8个月主要是围攻王世充，后2个月主要是对付窦建德。由于李世民正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衡量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毅然扩大了战役范围，终于一举战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通过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李世民的机智果断以及出色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
李世民从武德元年(618)六月挂帅出征，到武德五年(623)七月胜利班师回朝，历时共4年零1个月。经过4个春秋的艰苦战斗，李世民终于削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李唐王朝中无与伦比的特殊功臣。同时，统一战争的实践也使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李世民继位以后，曾经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做过总结，他说：“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百十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李世民用兵的可贵之处，是身先士卒，用自己奋勇作战的榜样力量来鼓舞士气。每次作战，他都是亲率精骑，冲入敌阵，由于他武艺高强，机智灵活，胆气过人，虽然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被刀箭所伤过，军中将士都叹为神奇。
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着功绩，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权力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他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位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的渊源，可以溯始于晋阳起兵时期。当时，由于李世民参预了起兵的密谋和决策，并且奉父命密诏豪友，因此和许多“元谋功臣”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如刘文静、长孙顺德等人。他们在李唐王朝建立后，分别担任宰相、将军等职务，成为李世民在朝廷中的重要支持者。唐军攻克长安后，四方豪杰之士纷纷归附，李世民又乘机罗致了大批人才，贞观一代名相杜如晦、房玄龄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李世民的秦王府，并成为秦王府的重要谋士和决策者。在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更是放手吸引人才。初唐名将秦叔宝 (又名秦琼)、程知节 (又名程咬金)、尉迟敬德等人，原来都是敌军将领，后来归顺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们以礼相待，委以重任，使他们都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大将，在统一战争中屡建功勋，为辅佐李世民完成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李世民善于收罗和使用人才，因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臣和猛将。武德四年(621)七月，李世民从关东前线返回长安时，跟随他进京的就有尉迟敬德、公孙武达、秦叔宝、程咬金、李世勣等25员大将，铁骑万匹，甲士如流，在朝野上下轰动一时。这一年冬天，李世民因军功被加封为天策上将，地位在诸王之上，并设立天策府及其属官，作为他在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至此，李世民的军事权力已经达到了最高峰。
在设立天策府的同一年，李世民又在他的秦王府设立文学馆，以收罗四方的文人学士。经过挑选，李世民吸收了杜如晦、房玄龄等18人入馆，让他们轮流在馆内值班以备顾问。同时，李世民又让着名画家阎立本为18人画像，让文学家诸亮作赞，号为18学士，“十八学士登瀛洲” 的说法即由此而来。这18学士实际上是以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组织起来的一个秦王府的智囊团。
天策府和文学馆的设立，标志着李世民政治集团的正式形成，这个文武具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早在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就萌生了想当天子的念头。这一天，他曾经和谋臣房玄龄微服拜访过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这位道士告诉李世民，说他有天子相，将来能做太平天子，李世民一直把这位道士的话记在心里，甚至寤寐不忘。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变得更加强烈的迫切起来。
李世民显赫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建成的妒忌，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俩人合谋对付李世民。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最后终于导致了流血政变的发生。
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武将尉迟敬德、侯君集和谋臣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等人的协助下，在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下伏兵，乘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入朝无备，发动了政变。李世民亲自用箭射死哥哥建成，弟弟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死，随后李世民又杀死了建成和元吉的全部儿子。通过这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取得了皇位继承权，两个月以后，李渊被迫退位，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史称唐太宗，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年29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李世民即位以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 “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赦免了建成和元吉的党羽，迅速平息了东宫集团残余力量的反叛乱活动，并且起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珪、韦挺为谏议大夫，引为自己的属僚。同时，李世民为了消除玄武门政变在封建道德伦理方面的不良影响，在即位后不久，就追封哥哥建成为息王，弟弟元吉为海陵王，按照皇室礼节改葬了建成和元吉，并且把自己的儿子赵王李福立为建成的后嗣，比较妥善的处理了“蹀血禁门”所留下的问题，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时的宰相班子。他利用各种手段和借口，相继罢免了裴寂、肖瑀、陈叔达等人的宰相职务，同时又将自己的旧属和亲信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来，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
经过2年多的整顿，到贞观三年 (629)，李世民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宰相班子，以房玄龄、杜如晦为左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为秘书监参于朝政。由于李世民在即位前曾经担任过尚书令，所以在贞观时期，因为避讳没有人再担任尚书令的职务，因此尚书左右仆射就是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即左右宰相。贞观时期，房玄龄、杜如晦二人被视为一代名相之首，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贞观四年 (630)，李世民又经过多次反复，最终完成了对宰相班子的整顿工作，建立了以房玄龄、李靖 (杜如晦病逝后，李靖由兵部尚书升为右仆射)、温彦博、王珪、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所组成的宰相班子。在这个班子中，既有李世民的旧属，也有原东宫集团的成员，只有李靖既非世民旧属也非东宫成员。李靖原为隋朝将领，是隋代开国名将韩擒虎的外甥，归唐后屡立战功，但他对李唐宗室内部的权力之争从不参于，十分小心谨慎，在贞观初年为战败突厥，巩固边疆作出过重大贡献，成为贞观年间的一代名将。
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他们都经历过隋末阶级斗争的洗礼，在政治上都具有革故鼎新的强烈愿望，成为处理军国大政的坚强有力的核心领导集团。和唐高祖时期的宰相班子相比，这个新的宰相班子增加了不少出身比较低下的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改变了过去完全由世代高门出身的世族地主控制上层枢要的局面，因此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通过领导班子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贞观之治 一代盛世
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令人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唐太宗，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隋朝的灭亡。在唐太宗看来，隋王朝本来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50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13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有三条： 一是隋炀帝广修宫室，到处巡幸; 二是美女珍玩，征求不已; 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为天下人耻笑。而这一切都是唐太宗耳所闻眼所见的亲身经历，因此不能不使他引以为诫，成为影响他制定统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的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但是，大乱以后能否大治，使唐太宗缺乏信心。为此，他又亲自召集群臣进行讨论，通过讨论，使唐太宗坚定了信心，最终确立大治天下的治国决策。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广任贤良，虚怀纳谏，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致治的两条主要措施。
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各级政府机构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参于过经纶帝业，是唐王朝的有功之臣，但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靠这些人是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唐太宗在自己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只有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充任各级官吏，才能够保证天下大治的实现。因此，他把举观荐能，广罗人才视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一再叮嘱左右大臣不要埋头于浩繁的日常事务，要广开耳目，求访贤哲，选拔和推荐人才。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唐太宗则加以严厉批评。宰相封德彝很长时间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封德彝却说天下没有贤才可供推荐。太宗气愤的批评他说：“治世的道理，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取所长，不乏贤才奇士。难道古代的治世是从另外的时代借来的人才吗?你不善知人，怎能诬一世之人没有贤才呢!”
唐太宗不但催促大臣们选拔人才，他自己也处处留心和查访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重用提拔。贞观三年 (629)，唐太宗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所提的20多件事，件件都符合朝政情况，这使唐太宗既高兴又非常奇怪。常何是武将出身，不涉经文，按理是不可能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的，经过询问，唐太宗才知道是常何家的食客马周代写的，于是立即召马周进宫，马周进宫以后，唐太宗经过和他交谈，发现马周确实是个人才，当即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同时太宗还赐给常何上等好绢300匹，以嘉奖他能够发现人才。马周见事敏捷，有机辨，深识事端，处事平允，敢于直道而言，深受唐太宗的喜爱和重用，先后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成为贞观时期着名的枢要大臣。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也有着严格的原则，即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玄武门政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唐太宗的有数百人，但唐太宗不计较恩怨，把这些人引为自己的左右，量才加以重用，深得舆论的称赞。东宫集团的骁将薛万彻，在玄武门政变时，曾带兵攻打过李世民的秦王府，失败后逃亡终南山。唐太宗派人把他请回来，任命为自己手下的大将。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的。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按照任人唯贤的原则，量才授于官职。当时曾有人要求将秦王府旧部全部授以官职，唐太宗拒绝说： “我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旧部，用人只能唯才是任，而不可以新旧为标准。”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仇，外举不避亲，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他多次对大臣们强调说：“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选拔人才要谨慎，不可滥选滥用，用一个好人，别的好人都来，用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都跟着进来。”特别是对地方官的选拔，唐太宗尤其重视德才兼备，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为此，唐太宗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自己亲自选任。为了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唐太宗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升迁和赏罚。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贞观八年 (634)唐太宗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加以升迁，对失职的官员加以惩罚。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使更多的有才之士参加政权，唐太宗还沿用并且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考试分为秀才、明径、进士、明法、明算等科，主要是取得出仕的资格。制举则是由皇帝临时规定名目进行考试。一般知识分子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并且人数不加限定，因此每次考试应考者多达数千人。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可以升迁，不是官吏的由吏部给以官职。有一次，唐太宗登临端门，看到新科进士结队而出，不禁笑逐颜开，高兴地说： “天下英才都落入我的手中了。”
贞观时期，唐太宗为了选拔人才，曾先后5次颁布过求贤诏。贞观后期，在他总结的大治天下收到成效的三条经验中，其中第二条就是任贤致治，可见唐太宗求贤若渴、广任贤良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唐太宗采取了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在贞观时期，罗致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形成了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纵览贞观一代，可谓人才辈出，群贤荟萃。贞观十七年 (643)二月，唐太宗命图画家画于凌烟阁的24位功臣，就是最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等。此外还有着名的文学之士姚思廉、陆得明、孔颖达、颜师古等; 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 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之治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和智勇，成为唐太宗广开才路得以收效的生动体现。
在广开贤路、收罗人才的同时，唐太宗还特别注意虚怀纳谏，他认为： “君主不能一人独断，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够遍知天下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虚怀纳谏，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唐太宗曾经问大臣魏征： “皇帝怎样做才能明智，怎样做就会昏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且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例子作了论证，指出皇帝能够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使奸邪的人无法匿迹，下情能够上达，这样做就能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告诫成为唐太宗虚怀纳谏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从制度上做了许多改革。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颁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述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要苟且雷同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君主独裁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为开创贞观时期君主虚心纳谏和臣下鲠议直言的一代新风创造了条件。
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唐太宗还形象地把自己比做玉石金矿，把臣下比做良工巧匠来说明接受谏诤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 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有一次唐太宗下诏将一个叫做元律师的人处以死刑，当时主管刑律的大理寺少卿孙伏伽上书表示反对，批评唐太宗说：“元律师没犯死罪，陛下却把他处以死刑，这实际上是滥加酷刑，违背了刑律的规定。”唐太宗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把价值100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有人说赏赐太优厚了，唐太宗说：“我登基以来，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并告诫大臣们说： “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改，大事又将不可救，国家灭亡，都是从小事开始的。”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着名的有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着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响。最为着名的一篇是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对唐太宗上的《十渐不克终疏》，这篇谏书列举了十个方面的事实，对唐太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唐太宗看后心服口服，并将它列为屏障，朝夕瞻仰。
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既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征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因此，唐太宗既喜欢他又害怕他。有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遇上魏征，不等开口就马上停下来，或者连忙承认不该做。一次魏征从外面回来，见皇帝车驾已备，象要外出的样子，不知何故忽然停下不去了。见到太宗，魏征问道： “人们都说陛下准备巡幸南山，车驾已经准备完毕，为什么突然不去了?”太宗笑着说： “原来有这种想法，怕你生气，所以停止。” 又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打猎用的鹞鹰，正玩的十分高兴的时候，看见魏征走来，怕被批批，便将鹞鹰藏在怀里，魏征奏事完毕走开后，太宗怀里的鹞鹰早已经闷死了。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最好的谏臣，魏征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
唐太宗认为： 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就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到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就能悬崖勒马。因此赏罚问题非常重要，是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前进的动力。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立法工作，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其中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不少。后来长孙无忌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 《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间才完成，即 《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贞观律》又定令1546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的制敕，把3000条精减为700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
为了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唐太宗还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他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方可执行。后来由于错杀了几位大臣，唐太宗又规定对死刑在京城要五次上奏，在地方上要三次上奏。这样基本上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法制精神贯彻的好坏，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为此，魏征曾经向唐太宗说：“做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身作则，否则臣下很难奉公守法。”唐太宗对此深以为然，并进一步指出：“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要以法为准。” 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留情面。太宗的叔叔江夏王李道宗是开国元勋，为建立唐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犯罪后同样被免官削封邑，并且坐了大牢。贞观十七年(643)，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因参与太子承乾的谋反活动，按法律应该处死。长广公主哭着向太宗求情，要求太宗减免外甥的死罪。太宗解释说：“赏罚不分仇人和亲戚，这是至公之理，我不能因为赵节是我的外甥就违反法律赦免他。”坚持依法处理了赵节。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因打猎踩坏了农民的庄稼，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李恪还不以为然，认为父亲不会处理他。结果太宗不仅将李恪免去了官职，还削去了他的300户封邑。
对自己原来的部属，太宗也从不循私枉法。岷州都督高甑生是太宗的老部下，犯罪以后，有人在太宗面前替他说情，唐太宗说： “自从晋阳起兵以来，功臣很多，现在如果不处理高甑生，将来国家法令就无法推行。凡是给朝廷立过功的人，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如果犯法，无论什么人都要依法处理。”还把说情的人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唐太宗不仅执法严格，而且也能够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一旦发现执法有错，能够及时改正。州刺史庞相寿， 因贪赃被罢官。 由于他是太宗的老部下， 太宗不久又恢复了他的官职。魏征上表反对说：“秦王府的旧人现在当朝官的很多，如果犯法都循私，恐怕影响不好。”于是太宗对庞相寿说： “我现在是国君，不能因为你是我的故人，就循私情。”重新罢免了他的官职。
由于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犯法的很少，被判死刑的也很少。贞观三年 (629)，全国判死刑的才有29人。贞观六年(632)，全国在押的死囚犯共390人。这年年底，唐太宗查看监狱时产生了恻隐之心，下令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家，与亲人团聚，并约定到第二年秋天回京师服刑。第二年秋天，这些死刑犯都按时自动回到长安，无一人逃亡。唐太宗对此非常高兴，下令全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
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全国人口只有200多万户，还不及隋朝的1/4。贞观初年，又连续出现霜灾和旱灾，米价昂贵，饥馑遍地，到处都充满了流亡的灾民。这种情况，加给唐太宗的经济压力是非常沉重的。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 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不仅大力提但戒奢崇简，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他继位以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经破旧。按照以往的习惯，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是，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充许修作。他患有气疾，居住的宫殿又很潮湿，容易引起旧病复发。有的大臣奏请重新建造一座宫殿，但唐太宗认为这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一直没有允许修造。为了减少宫中的费用，唐太宗还下诏释放宫女，其中一次就释放过3000人。同时，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认为这样浪费太大，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为了给大臣们做出表率，在安排自己的陵寝时，唐太宗亲自制定规格，“以山为陵，容棺而已”。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有一年，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名叫杨思奇的巧匠进宫，准备制作傀儡戏(木偶)道具，以讨好太宗。唐太宗不仅没有接受，反而严厉地训斥了段纶一顿，并免去了他的官职。对地方官吏进贡的珍奇宝物，太宗也下令禁止，以防扰害百姓。
由于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且以身作则，注意克制自己的生活欲望，因此在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魏征病重，太宗去看望他时见到这种情况，才命人为他修建了一座房屋。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积极地推行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刚一即位，就立即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的租税，全国其他地方免除一年。另外，唐太宗还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有些非征不可的徭役，也尽量改在农闲时进行。贞观五年(631)二月，皇太子承乾年满13岁，需要举行加冠大礼。但举行冠礼要征发各地府兵作为仪仗队，唐太宗认为，当时正是农忙的时候，举行这样的庆典会影响正常的农事，因此下诏推到秋天农闲的时候举行。为了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唐太宗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对防旱排涝，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贞观初年，由于人口的减少，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极为不利的。为了增加人口，贞观元年 (627) 二月，唐太宗下诏规定： 民间男20岁、女15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由州县官负责帮助他们结婚成家，因为家里贫穷无钱结婚的，由本村的富户和亲戚资助他们完婚，以繁殖人口。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当务之急，唐太宗还从国库中拨出大量的资金，赎回被外族掠夺去的人口。贞观五年 (631)，一次就从突厥赎回8万多口。由于唐太宗采取了这些积极的措施，使人口得到了迅速增长，到贞观二十三年 (649)，全国户数增加到380万户，比唐高祖时代增加了180万户。
贞观初年，虽然全国的经济情况很严重，但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这就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出现了大丰收，粮价迅速下跌，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数十斗粮食。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尽管有的地区发展还不平衡，但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唐朝的社会经济开始走上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到贞观中期，迅速达到了它的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贞观初期，在国内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的条件下，唐太宗又满怀信心地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并且妥善地处理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统一边疆地区的丰功伟业，是从消灭东突厥开始的。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初年，东突厥就支持北方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经常南下骚扰，抢掠人口，破坏生产，甚至威胁唐都长安的安全。唐太宗刚即位时，东突厥贵族就对唐朝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当时，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认为唐太宗刚刚通过政变取得政权，统治还不稳固，便亲自率领20万骑兵突袭长安，迅速进至长安城附近渭水桥以北的地区，并派大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对唐太宗进行威胁和讹诈。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唐太宗正确的分析了突厥入侵的目的，果断的下令扣押执失思力，并亲自率领高士廉等六人骑马来到渭水岸边，与颉利隔水而立，指斥他的侵略行为。随后，唐太宗命令唐军迅速布阵。颉利见唐军士气旺盛，军容严整，又见唐太宗神态自若，轻骑独出，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再加上使者被押，使颉利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率兵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水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带着唐太宗馈赠给他的金银绢帛引兵退去。这次唐太宗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20万突厥大军。从此以后，唐太宗在致力于国内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又积极的准备抗击东突厥的战争。他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扶持颉利可汗的反对势力，牵制颉利; 另一方面又抓紧备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为了做好反击东突厥的准备工作，唐太宗诏令全国各地军队积极训练和备战，他自己也亲自挑选了几百名士兵，每天在显德殿指导他们训练。由于唐太宗的亲自倡导，士兵们人思自勉，训练刻苦，使战斗力大大提高。
在积极进行备战的同时，唐太宗又通过外交手段削弱东突厥的势力。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派遣使者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联盟，并且册封其首领俟斤夷男为可汗。唐薛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与此同时，唐太宗又利用东突厥贵族的内部矛盾，拉拢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贞观二年(628)，突利可汗表示愿意归附唐朝，并暗中与唐朝相约，共同出兵进攻颉利可汗。突利的归唐，为唐太宗提供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反击东突厥的条件成熟了。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唐太宗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统帅，率领李世勣、柴绍、薛万彻等大将，统兵10余万人，分兵4路进攻东突厥。在李靖的指挥下，唐军进展神速，连续击溃东突厥骑兵。同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率部归唐，并亲自到长安觐见唐太宗。次年正月，李靖亲率精骑3000，进攻驻扎在定襄 (今内蒙古清水河县) 的颉利可汗。颉利认为李靖孤军深入，一定是唐朝已派全国兵力来攻，便慌忙向北方的碛口撤退。李靖趁机将定襄一举攻克，俘获了寄生在东突厥的隋炀帝皇后肖氏和孙子杨政道。与此同时，李世勣也率军在白道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 堵击了北撤的颉利可汗，俘获5万多人。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颉利可汗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遣使向唐太宗伪装求和。唐太宗也将计就计，一面派大臣唐俭前去谈，同时又不下令李靖停止进攻。而身在前线的李靖也看出了颉利求和的目的，并揣摸到了唐太宗遣使求和的真正意图。因此，李靖亲自率领精骑1万，每人带上20天的干粮，尾随在出使大臣唐俭的后面，迅速进至离颉利可汗驻地15里的地方。在李靖的突然袭击下，东突厥骑兵被消灭1万多人，男女被俘获10万多人。颉利可汗在逃往吐谷浑的途中被活捉，解送长安。至此，骄横一时的东突厥汗国终于被消灭。捷报送至长安，举国一片欢腾，唐太宗高兴地在西仪殿设宴欢庆胜利，并赋诗致贺：“绝域降服天下平，八表无事悦圣情，云被雾敛天地明，登封日观禅云亭，太常兵礼方告成。”
唐太宗对东突厥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它使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在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消灭了威胁贞观安定局面的最大祸患。同时，也使在东突厥奴役下的各族人民摆脱了东突厥的压迫和奴役，归顺了唐朝，使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经过这场战争，唐太宗在各族人民中间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以后，唐太宗凡是以皇帝名义发往西北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公文信件，都称为天可汗。
北部边境统一之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重新恢复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通过这一系列统一战争，使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这对于加强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贞观时期的繁荣和昌盛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太宗一方面通过战争手段统一边疆地区，另一方面又通过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来处理民族之间的矛盾，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的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还被唐太宗选拔在京师长安任职，有的担任文职，有的甚至在皇宫中担任禁军首领。如东突厥贵族的首领担任将军、中郎将官职的就有500多人，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则有100多人。除此之外，唐太宗还多次把宗室女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通过这种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在贞观年间众多的和亲事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吐蕃是现在藏族人的祖先，居住在西藏高原。其首领松赞干布是和唐太宗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同时也是吐蕃奴隶制王朝的创始者。松赞干布仰慕唐太宗的英名和大唐先进的经济文化，早在贞观八年(634)就派遣使者和唐朝进行过联系。贞观十四年(640)松赞干布又派遣宰相禄东赞为使臣，带着5000两黄金和数百件珍宝，来到长安请求通婚。唐太宗赞同两族联姻，允诺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相传禄东赞是一位非常聪明而有才干的使者，唐太宗在允婚之前，曾 “五难婚使”。五件难事之一是要使者把杂处的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的母子关系准确地识别出来。禄东赞凭着丰富的畜牧知识，巧妙地把母马和马驹分别圈起来，暂时断绝了马驹的草料和饮水。过了一天，他把母马的马驹同时放出，饥渴的马驹疾速地奔向自己的母亲，寻求母乳，偎依不离。禄东赞以其过人的聪明才智，一一解决了五个难题。唐太宗非常高兴，不但允诺禄东赞迎娶文成公主入吐蕃，还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嫁给了他。
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带着汉族人民的友好情意进入吐蕃。松赞干布为了迎接文成公主，专门在逻些(今西藏拉萨)建造了一座华丽的王宫，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在这里和文成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开创了汉族和吐蕃人民交往的历史新篇章。随着文成公主的进入吐蕃，汉族人民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吐蕃传播开来，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吐蕃与唐朝的联系。现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里，还保存有文成公主的塑像，成为汉藏两族人民亲密团结的历史象征。
贞观时期，由于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民族关系的密切，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少数民族的一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传入内地，对汉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国内民族和睦、边境统一安定的局面下，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者、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那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到70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通过广泛的交流，许多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白荳蔻、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 (今伊朗) 和印度传入中国。此外，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到中国，并被译成汉文。景教、回教、摩尼教也在贞观时期传入中国。由于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这些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
贞观时期，高度先进的封建文化，也对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商品大量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在贞观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大。贞观五年 (631)，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以后各种遣唐使和留学僧人不断到来，人数也越来越多。贞观十九年 (645)，日本开始了废除氏族制度的“大化革新”。在这场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中，他们吸收了唐代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官制、府兵制以及刑律等等，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制度，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贞观时期，强盛的唐王朝在当时的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中国使者、僧侣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唐家子”就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统称。直至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留有以 “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唐太宗于武德九年 (626)八月即位，到贞观二十三年 (649)三月去逝，共在位23年。在位期间，他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展，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定安，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并且造成了皇帝兼听纳谏，广任贤良; 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上下一致，力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风气，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唐太宗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在贞观盛世的巨大成功面前，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超过了古人，骄傲和自满情绪开始滋长起来，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以 “隋亡为戒” 的历史教训逐渐被淡忘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到贞观中后期，号称太平盛世的贞观之治逐渐失去了它的光彩。
贞观初年，唐太宗比较注意节俭，禁止营造宫殿和追求奢侈，到贞观中后期，这种情况就逐渐改变了，宫殿的营造逐渐多起来，追求奢侈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在唐太宗的要求下，“难得之货，无远不臻; 珍玩之作，无时能止。”由于唐太宗不断营造宫室和追求奢侈，使老百姓的徭役负担不断加重，服徭役的农民道路相继，甚至“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季略无休时。”贞观十六年 (642)，更出现了农民为了逃避赋役，自己折断手足，谓之福手福足的情况。
在大臣的任用上，唐太宗也不象贞观初期那样唯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先了。许多勋亲子弟充塞于朝廷，这些人没有实际能力，还互相牵掣，大大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兼听纳谏方面也不如从前。贞观初期，唐太宗是恐人不言，导之使谏，鼓励臣下犯颜直谏，到贞观中后期，则变得渐恶直言，不悦人谏，有时虽然勉强听谏，内心里也不愿意接受。特别是在贞观十七年(643)魏征亡后，除了刘洎、马周等少数人仍然不断地向唐太宗进谏外，其余大臣都是一味地阿谀奉承，这使唐太宗变得骄横专制起来，兼听纳谏的良好作用逐渐丧失了。同时，在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开始疑忌大臣，特别是贞观后期，这种疑忌心理越来越严重，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使出身寒微的大臣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贞观十七年(643)，太子废立事件以后，这种疑忌进一步加深。唐太宗原来立长子承乾为皇太子，后来由于承乾染上了许多坏习气，喜好声色，漫游无度，再加上患过足疾，行走不便，唐太宗便逐渐厌恶承乾，专而宠爱四儿子李泰，准备更换太子。魏征在世时，对唐太宗换宗易嗣的想法表示反对，极力维护承乾的太子地位。魏征死后，承乾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与承乾有牵连的大将候君集被杀，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也因此获罪。由于魏征生前曾经推荐杜正伦和候君集有宰相才能，唐太宗便怀疑魏征和他们曾经结为朋党。又加上有人在唐太宗面前诋毁魏征，说他曾经把自己前后的谏辞给谏议大夫褚遂良看过。唐太宗于是解除了他亲自答应的魏征的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并派人推倒了自己亲自撰文并书写的魏征碑。魏征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大臣之一，死后却遭到这样的非难，可见唐太宗对大臣的疑惧心理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太子承乾被废之后，唐太宗想立四儿子李泰为皇太子，但遭到一些元老重臣的反对。最后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坚持下，唐太宗终于决定立九儿子李治为皇太子。由于宰相刘洎曾经支持李泰当太子，唐太宗对他很不放心，后来由于褚遂良的诬告，唐太宗便趁机将刘洎杀掉，并清洗了其它支持李泰做太子的大臣。唐太宗临终时，对寒族地主出身的宰相李世勣也不放心，将他由宰相降为叠州都督进行考验。这一切都可以看出唐太宗疑忌心理的严重。
在贞观后期，唐太宗还做了两件影响很坏的事。一是连续发动了两次讨伐高丽的战争，这两次战争最后不但以失败而告终，还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由于兵役徭役征发严重，激起了四川僚人的反抗，唐太宗调动了2万大军才镇压下去。二是看起居注。中国古代的史官，在朝廷中一向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负责记载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其名称叫做起居注。这是编写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秉公直笔，如实记载，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官的神圣原则，皇帝无权干涉。因此，历来帝王都不过目史官记载的起居注，以保证史官无所顾虑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习惯和传统。但是，在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却要求看起居注，遭到兼任史官的褚遂良的拒绝。过了一年，唐太宗又要求看，最后由于唐太宗一再坚持要看，宰相房玄龄不得不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由于唐太宗开了恶劣的先例，此后唐代帝王纷纷效法，使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制度遭到破坏。
贞观中后期，唐太宗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向下坡路，但他并没有坠落成为一个昏庸的君主，在某些方面还能够保持贞观前期的良好作风，并且能够对自己一生的功业进行冷静的回顾和总结。贞观二十一年 (647) 五月，他问左右大臣： “自古帝王，虽然能平定中原，却不能使周围的小国臣服;我的才能赶不上古人，但取得的成绩却比他们还多。这是什么原因? 你们可随便谈出自己的真实看法。”群臣都说： “陛下功德如天地，说什么也不足以形容。”唐太宗说： “不然，我所以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就，只不过是做到了五件事。第一，自古帝工多嫉妒才能胜过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的长处，象和自己的一样高兴。第二，无论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往往能弃其所短，用其所长。第三，有的帝王爱贤者恨不得抱在怀里，憎不肖者又恨不得推入沟壑;而我对贤者很尊敬、重用，对不肖者也很可怜他，使两者都能各得其所。第四，自古帝王多厌恶正直之士，或者公开杀害，或者暗中杀害; 而我从即位以来，正直之士，比比皆是，不曾罢免过一人，也不曾给一人治罪。第五，自古帝王皆看重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 我独能一视同仁，一样爱护关怀，所以他们都来归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做到了这五件事。”唐太宗总结的这五条成功的原因，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在临终之前，唐太宗也并没有片面地陶醉在成功之中，还能够坦率地指出和承认自己的缺点。贞观二十二年(648)春天，即唐太宗逝世的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12篇，把自己所做的错事说给儿子听，要他以古代圣贤为师，不要效法自己。唐太宗说： “古人说过，效法上等，仅能学到中等; 而效法中等，必然要成为下等; 你若只学我，就连我也赶不上了。我居大位以来，不对的地方很多： 锦绣绸缎、珍宝珠玉不绝于前，宫室楼台屡有兴建，好狗骏马，到处搜求，又经常外出巡游，劳费和麻烦百姓。这些都是我的过失，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对的而加以学习。我不过度使用民力，给百姓的益处很多，又开创了大唐的天下，功劳很大。因为给百姓的益处多损害少，所以百姓还不抱怨; 又因为功劳大而过失小，所以事业才没有垮掉，但比起尽美尽善来，还差得很远。”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唐太宗在为自己盖棺定论的时候，尚能谈到自己的缺点，这是不容易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贤德后妃 多艺君主
作为皇帝，唐太宗宫闱生活和历代封建帝王是一样的，广占众媛，妻妾成群，皇后虽然只有一个，妃嫔则为数众多。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唐太宗还曾多次进行挑选美女和才女的活动，在宫中罗致了大量的美女和才女，即使对已有婚约的美女和才女也不放过，甚至连隋炀帝的皇后肖氏，弟弟元吉的爱妃杨氏，堂兄庐江王李瑗的爱姬崔氏，贞观名将侯君集的姬人也都纳入后宫。这种 “乱伦”行为，历来被后世史学家所讥议，古代着名的史学家范祖禹、理学家朱熹都曾经对唐太宗的这种行为进行过指责。在宫闱生活方面，唐太宗虽然不能和荒淫无耻的隋炀帝相比，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好色之君。
在众多的后妃当中，能够以自己的贤德对唐太宗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贞观前期是皇后长孙氏，贞观后期主要是妃子徐惠。
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善文，聪明贤淑，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她以自己的贤德和才干影响了唐太宗的家庭生活和政治行为，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长孙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见解是防范外戚专权。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唐太宗在晋阳起义前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又因为帮助唐太宗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立下了功劳，因此成为唐太宗的佐命元勋。唐太宗对他信任备至，委以宰相之职。对此，长孙皇后一再以汉朝诸吕与霍氏等外戚专权乱政的历史事实提醒唐太宗，要求降低长孙无忌的官位。她还担心唐太宗不允许，又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一直到临终前，长孙皇后还告诫唐太宗注意防止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后妃得宠时，依凭裙带之风加重本家族父兄的权势是不乏其例的。而长孙皇后则力避裙带之嫌，把外戚专权乱政而导致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作为切骨之诫，是不失为远见卓识的。同时，为了让唐太宗更深刻地认识到外戚专权的弊端，长孙皇后还亲自撰文对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指出皇后的外家贵盛是乱政的根源，并对东汉明帝的马皇后不能抑制外戚专权提出了批评。她认为，马皇后虽然在德行与人品方面均为东汉一代后妃中的佼佼者，史称为贤后，但她却没有能够抑制自己的家兄接受封爵、参与政事，以致造成外戚专权的祸源。贞观之治的政治特点之一是没有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这与长孙皇后的卓越见解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长孙皇后的政治见解和才干，对唐太宗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长孙皇后在世时，唐太宗经常与她讨论国家大事，听取她对某些大问题的意见。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与长孙皇后的协助是分不开的。每当唐太宗任情使性不能虚心听谏时，长孙皇后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劝，使唐太宗能够继续保持虚怀纳谏的好作风。一次，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准备出嫁。唐太宗出于对长乐公主的偏爱，便让宫内官员准备了比皇姑永嘉公主还要多的嫁妆。按照规定，这种做法是不合乎礼仪的，对此大臣魏征极力劝谏表示反对。唐太宗把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不但没有怨恨魏征，反而赞叹地说： “我多次听到陛下称赞魏征之贤，今天才知道他真是国家的栋梁!”还亲自派人送钱400缗、绢400匹给魏征，鼓励魏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直言进谏的品德。还有一次，由于魏征在上朝时犯颜直谏，使唐太宗觉得在大臣面前失了面子，因此罢朝回到后宫，连说要杀掉魏征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明原因后，立即换上上朝时穿的礼服对唐太宗表示恭贺，并说： “古人说过： 君主英明，臣就正直;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是因为陛下英明啊! 我怎敢不祝贺呢?”听了长孙皇后的话，唐太宗转怒为喜，君臣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到弥合。贞观时期，臣下谠言直谏，君上虚怀听纳的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长孙皇后是有一定功劳的。
由于长孙皇后知书善文，熟读经史，因此她也常常引用一些历史典故来对唐太宗进行劝谏。有一次，唐太宗的一匹心爱的骏马突然死去，太宗认为是养马人不经心，让马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便要处死养马人。长孙皇后知道这件事后，对唐太宗说：“当年齐景公也象这样因马死要杀养马的人，晏婴便为养马人列出罪状说：你为了养马而致被杀，这是你第一条罪; 你使国君因马死而杀人，这是你第二条罪; 诸侯听说了这件事，必然轻视齐国，这是你第三条罪。齐景公听晏婴这么一说，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就赦免了那个养马人的罪。陛下是经常读书的，这个故事不会不知道，今天怎么忘了呢?”长孙皇后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意识到自己做得不对，第二天便释放了那个养马人，并仍然让他给自己养马。
长孙皇后对协助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惜她享年不永，在贞观十年(636)六月就与世长辞了，年仅36岁。长孙皇后去逝后，唐太宗非常悲伤，每当想起长孙皇后在世时的情况，都十分伤感地对大臣们说：“不能够再听到皇后的劝谏，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帮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在唐太宗晚年，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贤妃徐惠。徐惠是当时着名的才女，聪明绝顶，4岁时就能够将《论语》、《毛诗》背诵如流，8岁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此后又遍涉经史，博览群书，还不到成年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唐太宗欣赏她挥翰立成，词华绮瞻的才学，下诏将她选入宫内，先纳为才人，很快又由才人进封为婕妤，再升为充客，对她非常宠幸。徐惠入宫以后，虽然位列妃嫔，但对国家大事也十分关心，经常和唐太宗谈论国家大事，议论朝政，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唐太宗喜欢她知书善文，纵论古今的才华，把她看作是长孙皇后一样的人物，对她的见解也颇多接受。
贞观后期，由于唐太宗频繁的发动战争，徭役和兵役的征发空前严重，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在贞观二十二年 (648)，徐惠向唐太宗上疏进行劝谏，指出近年来战争频繁，徭役不断，百姓和士兵都疲惫不堪。最后她在上疏中告诫唐太宗说：“徭役繁重和百姓疲惫是导致祸乱的根源。”希望唐太宗能够减少徭役，多施恩惠于天下。这篇上疏写的结构严谨，声情并茂，论据充实，真切感人，深受唐太宗的赞赏。为了鼓励徐惠这种骨鲠上疏的精神，唐太宗对她进行了优厚的赏赐。
贞观后期，特别是在魏征死后，朝廷中的直谏大臣就数马周、褚遂良最为突出了。但是，由于马周、褚遂良忙于辅佐太子李治，加上他们在担任宰相以后，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直谏之举也不如从前。相形之下，做为宫内妃嫔的徐惠能够切中时弊，直言劝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徐惠也因而成为和长孙皇后齐名的一代贤德后妃，成为以后历代后妃效法和学习的楷模。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君主。他精于弓马，擅长诗书，成为唐代历史上一位文武全才的皇帝。
唐太宗以马上取天下，在武力统一中原和边疆的过程中，多得力于骑射战术，因此对弓马特别精通。早在青少年时代，出身于将门之后的唐太宗就是一个弓马娴熟的英俊少年了。从晋阳起兵到登基做皇帝，他的生涯几乎是和弓马伴在一起的，这是他的骑射技术得到充分发挥和更加臻于精熟的时期。晋阳起兵后，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弓箭战马从未离身。他所用的弓箭，比平常人用的要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一箭就能够将门板射穿。谋臣房玄龄称赞他是“弓贯六钧，箭穿七札”。在他指挥统一战争期间，每年必乘骏马持大弓，冲锋陷阵，他的高超的骑术和准确的箭法，使他的敌手也不得不佩服。后来唐太宗登基做了皇帝，他的娴熟的骑射技术仍然不减当年，《出猎》一诗就充分反映了他那使兽惊鸟飞的娴熟弓法：“琱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曾潜幽壑，惊禽散翠空。”
唐太宗不仅精于弓马，又嗜好弓马，特别是对骏马的嗜好以至成癖。贞观后期，他在统一战争中乘坐的一匹叫做黄骢骠的骏马病死，唐太宗非常痛惜，特地诏令乐工作了《黄骢叠曲》进行演奏，以示他对这匹马的哀思。骏马立功，不仅生前受荣，而且死后还雕于主人墓侧让人凭吊，这本来是突厥酋长墓葬的习俗，以表明他们尚武爱马的风习。唐太宗嗜爱良马也受突厥习俗的影响。在晚年，他亲自从在统一战争中乘坐过的战马中挑选出他最为得意的六匹，分别赐名为飒露紫、特勒骠、拳毛、 白拳、青骓、什伐赤。对这六匹骏马，他不仅生前形形不离，在临终前还遗命雕刻六匹骏马的石像，以装饰他的墓室昭陵，号称为昭陵六骏，并亲自为六骏作赞，记述其战功。六骏出于无名氏雕刻家之手，采用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雕刻形式完成的。造形粗犷，雄健有力，神态生动。质感强烈。六骏形象各不相同，或原地待命，或轻步徐行，或驰骋战场，或腾空飞跃。这些杰作摆脱了北朝以后承袭的佛教雕刻的呆板与俗气，它既是唐初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又是唐太宗嗜马成癖与他驰誉战场的真实写照。
唐太宗精于弓马，同时又擅长诗文和书法。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文，后来被清朝人编入《全唐文》和 《全唐诗》 中的就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的文章主要是政论、史论、诏敕之类，其中 《帝范前后序》、《金镜》等是他的代表作品。唐太宗的这些文章大多是用骈丽文体写成，注重辞藻和排列，讲求对偶与用典，在形式上还没有摆脱六朝以来的绮丽文风。但是，由于唐太宗是一代开国之君，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艰难的统治历程，所以他的文章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如《帝范后序》一文，这是唐太宗总结自己一生功过的文章，内容涉及戒奢、戒骄、纳谏、任贤、励精图治、拨乱反正等内容，开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贞观之风。由于唐太宗的倡导与实践，使贞观文坛出现了一派兴盛的局面。
唐太宗的诗作除了一些政治抒情诗之外，大多数是一些叙事写景和描绘帝王生活的诗。在唐太宗的这些诗作中，最为着名的是一首题为 《尚书》的诗。这首诗作于贞观十一年 (637)，这年三月，唐太宗到洛阳巡视，并在洛阳宫的西苑宴请随从的大臣。在酒宴上，唐太宗指着苑内的景色和宫殿对大臣们说：“隋炀帝穷奢极欲，劳民伤财，修建了这一处宫苑，以至引起百姓造反。”并告诫大臣们说：“洛阳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宇文述、虞世基这些人阿谀奉承、弄虚作假蒙敝了隋炀帝而造成的。对此，你们要引以为戒。”然后唐太宗又即席赋诗来表述自己的情怀：“日昃玩百篇，临灯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姿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这就是着名的 《尚书》诗，在这首诗中，唐太宗指出历史上骄奢淫逸的昏君很多，而克己俭朴的明君却很少;身败名裂的是由于作恶多端，而青史留名的是由于做了许多好事。随从大臣魏征对唐太宗的这首诗非常赞赏，并当即和了一首题为 《西汉》 的诗，诗中通过西汉几个有作为的皇帝高祖、武帝、文帝、景帝的所作所为，说明作为一个帝王，怎样才能让人尊敬，从而希望唐太宗向他们学习。
唐太宗虽然爱好和擅长诗文，但却不重文名。贞观十二年 (638)，有人奏请编录刊刻他的诗文集，唐太宗没有答应。他说： “君主要以德政治天下，只靠文章是没有用的。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刊刻于世，但最终也没有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他在读了《隋炀帝文集》以后感慨地对大臣们说：“隋炀帝的诗文写得如此之好，但他的行为却截然相反，可见败德之君留文于世，只能是贻笑后人，这是我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因此在贞观时期，唐太宗一直没有答应刊刻自己的诗文集。
唐太宗的书法主要是师法于晋代着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这和他一生酷爱王羲之的书法有很大的关系。贞观年间，唐太宗曾经多次用重金搜购王羲之的墨迹加以收藏。王羲之的名帖 《兰亭序》真迹，唐太宗视为国宝，形影不离，从来不肯轻易让别人看，临终前还遗诏将这幅名帖殉葬。
唐太宗最为擅长的是飞白书法。飞白是枯墨用笔的一种书法艺术，字体苍劲老练，因笔划中丝丝透白，因此得名。唐太宗的飞白书法功力很深，贞观十七年 (643)，他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大臣时，曾书飞白字赏赐群臣，以致成为大家争夺的目标。在书法实践的过程中，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技法的钻研，并且写了 《笔法论》、《指法论》、《笔意论》等文章，从初学到深造的角度对书法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还曾专门为王羲之写过传论，认为王羲之的书法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自己每看王羲之的书法，也不禁心慕手追，为之倾倒。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因而在贞观时期出现了一场书法革新运动。唐朝初年，官方公文仍然是隶、篆书法，书法既费劲，又难以辨认，不能适应贞观时代办事讲求效率的需要。唐太宗顺应时代的需要，凭借王羲之的书法来推动唐初的书法改革，统一了南北朝以来南师王帖、北宗魏碑的自立门户的局面，使王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唐太宗虽为一代英主，但在晚年，由于疾病缠身，久治不愈，使他开始产生了乞求长生不老的迷信思想，迷恋上了方士炼制的金石丹药。唐太宗本来对长生不老的迷信思想是不相信的，贞观初年，他曾一再讥笑秦始皇祈求神仙冀其长生的荒唐行为，并说：“神仙是虚造的，空有虚名，由于秦始皇特别爱好，以致被方士欺诈。”然而封建统治者的本能也使他同样走上了这条荒唐的道路。但服食了国内方士的丹药以后并不见效，于是又进一步访求国外方士的丹药。贞观二十二年 (648)，大臣王玄策为了迎合太宗的心理，便将一名印度方士进献给唐太宗。这个印度方士自称已经活了200岁，有长生不老之术。唐太宗被这个方士的谎言所打动，对他深加礼敬，专门为他设宿居住，并号令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供方士炼制长生不老之药。但是吃了印度方士炼制的丹药以后，唐太宗不但未见康复，反而使病情加剧起来。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因金石丹药服用过多， 中毒暴亡， 享年52岁， 被安葬在昭陵 (今陕西醴泉县九嵕山)。这位功绩卓着的封建政治家，由于误食丹药而可悲地过早地结束了生命，成为唐朝历代帝王中第一个因乞求长生不老以致中毒而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