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帝刘欣 

汉哀帝刘欣，系元帝之孙，生于河平四年 (前25)。出生时伯父成帝在位，父亲刘康为定陶 (今山东定陶) 恭王，母亲丁姬为恭王妃。

哀帝出生后，由祖母定陶傅太后 (即元帝傅昭仪) 抚养。到3岁时，父亲去世，即嗣立为王。优越的政治地位，使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幼年即从 《诗》学世家太傅韦赏受 《诗》，并曾读过 《尚书》; 到青年时，又对文学、法律学有着浓厚兴趣，所谓“王长好文辞法律”。因此，哀帝的知识相当丰富。这为他日后被立太子起了很大作用。

哀帝身为藩王，一般已不能再做皇帝。但由于成帝一直无子，却又使他有了机会。元延四年(前9)，成帝因无子决定议以藩王为太子，所议人选一个是其少弟中山王刘兴，一个就是哀帝。正好这时中山王和哀帝都来入朝，成帝就借机对二人进行考核。哀帝入朝有太傅、国相、中尉陪同，中山王却只有太傅侍从。成帝首先考问哀帝： 为什么把太傅、国相、中尉都带着入朝?哀帝回答得很好。他说按规定，诸侯王来朝可由国中二千石官陪同，傅、相、中尉都是二千石官，所以就让他们陪着入朝。成帝又让他背《诗》，他不仅背得非常流畅，还能解说其中意义。而成帝考问中山王为什么只带太傅一人入朝，中山王却回答不出。让他背《尚书》，他也背不出。以后赐宴，中山王又很贪吃，以至吃得太饱不得不把裤带解开。这样一来，成帝深感哀帝有才。再加上哀帝祖母傅太后偷偷送了许多财礼给成帝宠爱的赵皇后和外戚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到了第二年，成帝就下诏立哀帝为太子。

哀帝被立为太子后，并没有得意忘形，他反而向成帝谦让说： 我的才能还不足以任太子，陛下您圣德宽仁，肯定还会有儿子。我现在只愿意在您身边朝夕奉问，一旦您有了圣嗣，我就归国守藩。成帝听了以后更加高兴。于是下诏立楚孝王孙刘景为定陶王，奉恭王祀，以奖励哀帝为太子。不久，绥和二年(前7)三月，成帝猝然驾崩，哀帝继承皇位，时年19岁。

哀帝即位的第二年改元 “建平”，4年后又改为 “元寿”，到第二年六月病故，共在位七年，享年26岁。死后谥号 “孝哀”皇帝，葬义陵 (今陕西咸阳西北)。

和成帝不同，哀帝生活上较为俭朴。史载 “雅性不好声色”。他即位不久，就针对当时靡靡之音盛行下诏罢乐府官，并反对贵戚生活奢僭。而且，他在宫中也没有广立嫔妃。哀帝除了皇后，只立有一个昭仪。皇后即傅皇后，系哀帝祖母傅太后的从弟傅晏之女。哀帝为定陶王时，傅太后为重亲配以成婚。哀帝立为太子后，被立为太子妃;哀帝继位，即立为皇后。她在哀帝死后和成帝赵皇后一齐被王莽废为庶人，自杀而死。昭仪即董昭仪，系哀帝男宠董贤之妹。虽然宠幸非常，至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皇后居住之所)，但也仅此而已。

哀帝即位后，尊成帝母王太后为太皇太后，成帝赵皇后为皇太后，而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姬却没有封号。王太后为安慰哀帝，当时诏傅太后、丁姬可10日一至未央宫(哀帝居住之所)。高昌侯董宏却向哀帝讨好说：“宜立丁姬为帝太后。”被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师丹劾奏为“大不道”。结果哀帝将董宏免为庶人。傅太后大怒，持意要哀帝给她称尊号。于是哀帝使王太后下诏追尊定陶恭王为恭皇。不久，他又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直接下诏说：“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其尊恭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后又改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称 “永信宫”，帝太后称“中安宫”，加之太皇太后本称“长信宫”，皇太后称“中宫”，从而就有了四个太后，并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哀帝之所以坚持要给傅太后和丁姬称尊号，不仅是因为傅太后自小对他抚养，丁姬乃其生母，她们有权分享富贵; 更重要的还在于正名分，借此来表明皇权至高无上。傅太后称尊号后，非常骄横，甚至连成帝母王太后都不放在眼里，和她说话居然称之为“妪”。因与中山王太后冯昭仪曾在元帝前争风吃醋，现在尊贵，就仗势欺人，陷以诅罪名，迫令自杀。她在元寿元年(前2)去世，死后与元帝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而丁太后在建平二年 (前5) 就已病故。哀帝根据“附葬之礼”，下诏与恭皇合葬，遣太后兄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到定陶。哀帝死后，王莽秦贬傅太后号为“定陶恭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

哀帝的宗室亲属只有堂弟中山王刘衎。刘衎系元帝冯昭仪之孙，父亲刘兴为中山孝王，绥和二年(前7)继父为中山王。立七年，哀帝去世，王莽拥立为帝，即孝平帝。除了中山王，哀帝的亲属主要是外家傅氏和丁氏。傅氏着名的有傅喜、傅晏、傅商、郑业等人。哀帝即位后，先后封傅喜大司马、高武侯，傅晏大司马、孔乡侯，傅商汝昌侯，郑业为阳信侯。丁氏着名的则有丁明、丁满、丁宪、丁望。哀帝即位，封丁明阳安侯，以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 丁满平周侯，丁望左将军，丁宪太仆。傅、丁两家在数年中就成为显贵，但哀帝一死，也就失去了靠山。王莽秉政，傅、丁皆被罢免官爵。

哀帝以藩王入继大统后，头脑相当清醒，不特别追求生活的享受。他深知西汉王朝正潜伏着巨大的统治危机：一方面外戚王氏把持着朝中大权，不断收买人心，网罗死党，觊觎着汉家天下; 另一方面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怒火只是暂时压抑而已;同时官僚、贵戚又不恤国事，生活奢侈腐朽。哀帝在位七年，几乎是竭尽全力试图来挽救危机。即位伊始，就针对王氏专权，极力削夺其权。办法是封拜自己的外家丁、傅之属。而太皇太后也有自知之明，哀帝一即位，就下诏执政的王莽等人以列侯就第，避哀帝外家。当然，哀帝最初对王氏还是相当优待的。即位之初，他曾以曲阳侯王根前为大司马定策立自己为太子有功，太仆安阳侯王舜辅导有旧恩，新都侯王莽忧劳国家，增封王根二千户，王舜五百户，王莽三百五十户。但不久就使司隶校尉解光劾奏王根、王况 (王根之姬)： “三世 (指元、成、哀三世)据权，五将 (指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五大司马)秉政，行贪邪，骄奢僭上，坏乱制度，大不敬不道。”然后下诏遣王根就国，免王况为庶人。又过了两年，傅太后、丁太后已上称尊号，哀帝便命有司奏王莽前为大司马，贬抑尊号之议，有亏孝道，及平阿侯王仁 (王谭之子) 藏匿赵昭仪亲属，皆使就国。但哀帝也不把事情做绝。他在杀了王氏权力后，对他们还保留了一定的待遇。不久，他就重封王商中子 (长子为王况) 王邑为成都侯。元寿元年(前2)因日蚀，又征王莽、王仁还京师侍王太后。一句话，恩威并重。经过这一番努力，尽管王氏还有不少羽翼，但朝中大权已基本被夺回到哀帝手里，王氏的气焰也受到沉重打击。

哀帝在削夺王氏权力的同时，即封拜丁、傅之属。任命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望为左将军，傅喜为右将军，傅晏为大司马等。但哀帝封拜丁、傅目的是削夺王氏权力，他也并不把实权交给他们，只是使其尊贵而已。

在削夺王氏权力的同时，哀帝也极力试图来缓和阶级矛盾。哀帝即位后，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为了迅速缓和阶级矛盾，哀帝一即位，就下诏罢乐府官，以求百姓节俭。接着，又针对土地兼并盛行、奴婢数量猛增，下诏议限民田宅和奴婢数量。同时，还下令罢止齐国三服官 (管理制造丝织服装的官员)。但积重难返，贵戚、大官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此都表示反对。哀帝只好下诏暂缓实行。不久，哀帝赐给宠臣董贤2000顷土地，这一 “限田限奴” 方案也就完全成了一纸空文，宣告破产了。

改良不行，哀帝又试图在精神上搞欺骗，演出了一场 “再受命” 的闹剧。所谓 “再受命”，就是汉王朝继汉高祖得到天命代替秦王朝后，又再次得到天命，以继续统治。哀帝 “再受命” 的发起人是重平 (今河北吴桥县南) 人夏贺良。但这并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者是他的老师甘忠可。甘忠可看到成帝时统治出现危机，伪造了两本书，一本是 《天官历》，一本是 《包元太平经》，宣称： “汉家王朝气数已尽，必须再次从上天得到符命，才能继续统治。我的两本书就是上帝派真人赤精子教给我，给汉朝进行再受命的。”但他这一套“再受命”在当时却受到冷遇。因为这时汉王朝还不愿承认统治已经腐朽，而且当时的经学大师也都认为这不合经义，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任中垒校尉的着名学者刘向，就出面劾奏甘忠可是 “借鬼神罔上惑众”。结果甘忠可被逮捕治罪，病死在狱中，其书也被没收。但是他的弟子夏贺良却仍在偷偷传授这套把戏。哀帝即位后，他们又向哀帝兜售。哀帝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已经意识到当时的统治困境，加之他本人一直有病。因此，他想用这种所谓 “再受命”来掩盖社会矛盾。于是在建平二年 (前5)就下诏宣布，把建平二年改为 “太初元将元年”，自己改称为 “陈圣刘太平皇帝”，从而表明已经 “再受命” 了。但这套把戏不仅欺骗不了多少人，仅给人一种汉家真是气数已尽的感觉，就连哀帝自己也觉得荒唐。所以，仅仅两个月后，哀帝就下诏宣布： 这种 “再受命”违经背古，不合时宜，予以废除。夏贺良等人 “反道惑众”，当穷究其罪。哀帝的“再受命”收场了，这表明哀帝要挽救统治危机的企图已经彻底失败，西汉王朝已经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最终的政权转移不过是等待时机和时间而已。

哀帝在位期间，尽管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汉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却相当融洽。最突出的表现，是元寿二年 (前1)匈奴乌珠留单于的来朝。关于乌珠留单于的来朝，最早可追溯到建平四年 (前3)。这一年，乌珠留单于上书请求准许他在第二年来朝。哀帝当时正有病，有人上书说：匈奴这个民族处于黄河上游，他们对于我们中原就象是个降头。单于一来朝，我们汉朝就有大丧，宣帝是这样，元帝也是如此，最好不要让单于来朝。哀帝对此事感到棘手，征求公卿的意见。公卿都认为这是无谓的浪费钱财，暂时还是不要让单于来朝为宜。哀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着名学者杨雄 (当时任黄门郎) 觉得此事不妥，就上书劝哀帝应允许单于来朝。他说：“单于来朝，这对我们汉朝是一个福音。可是我听说陛下不同意，这恐怕就要给汉、匈两家带来矛盾。而一旦有了矛盾，发生争端，国家将有无穷灾祸。和为贵，以往双方战祸连年，给我们汉朝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匈奴也并没有完全制服。虽说接待单于来朝要花些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能使匈奴归顺，不发生战争，花些钱又能有多少?再说国家苦心积谋，花费巨资开西域，置都护，最终目的也还是为了制服匈奴。现在因为要花些钱，就把汉、匈关系破坏，以前的那些努力岂不更是半途而废、得不偿失?”哀帝看了顿时醒悟。

匈奴使者回去传告后，乌珠留单于立即准备入朝。但还没走，他就得了病。他又遣使上书请求再过一年入朝，并以哀帝有盛德，请求带500随从一齐来朝。而以往单于来朝只准是带随从200人。元寿二年，乌珠留单于终于来到长安朝见了哀帝。单于一行住在上林苑蒲陶宫，哀帝给予特殊优待。前后住在长安有一个月左右。到走的时候，哀帝又特派中郎将韩况护送单于回国。乌珠留单于的入朝是哀帝时汉、匈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进一步密切了汉、匈两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哀帝在位7年，先后曾任用孔光、朱博、平当、王嘉、马宫五个丞相。其中，除平当为相时已病重，马宫任相唯希旨，剩下三人皆多有其事可述。

孔光，字子夏，孔子第14世之孙。成帝即位之初，举为博士，以高第选为尚书，迁尚书令，诸吏光禄大夫领尚书事。成帝晚年任左将军。后成帝决定拜为丞相，已刻印书赞，成帝却突然暴死，孔光即于成帝灵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哀帝即位，孔光继任丞相。为人“志在自守”，任相期间主要政绩就是附从王氏抑制傅氏。因此得罪了傅太后，终于被罢相。以后朱博、平当、王嘉迭任为相，一岁之中三易其相，朝中皆议论不如孔光。哀帝又想重新起用孔光。因此到元寿二年 (前1)，复以孔光为大司徒，但哀帝当年即病死。

朱博，字子元，杜陵 (今陕西西安) 人。少时家贫，好任侠，给事县为亭长。成帝时，任长安令，迁冀州刺吏。为政明察，特别对儒生厌恶，曾公开宣称： “象太守这样的汉朝官吏，其职责只是遵奉国家的 ‘三尺律令’ 办事而已，怎么能老是去听那些儒生说什么圣人之道呢!”成帝晚年，朱博任后将军。哀帝即位，以先帝名臣任为大司空。朱博任为大司空，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建议重新恢复御史大夫官，一件是建议把州牧重新改为刺史，二者均为哀帝接受。其生活廉洁，不好酒色，但却亲贤好士。史载他 “宾客满门，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孔光被罢相后，继任为丞相，封阳乡侯。不久即因与御史大夫赵玄阿谀傅太后，“妄奏事”而被罢相。自杀而死。

王嘉，字公仲，平陵 (今陕西咸阳)人。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成帝时曾任大鸿胪。哀帝即位，迁御史大夫。汉建始三年 (前4)，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其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哀帝即位不久，力反成帝之政，朝事多所变更。王嘉为相即多次劝谏。对哀帝宠幸董贤更是极力反对。元寿元年，傅太后去世，哀帝托傅太后遗诏，令王太后增封董贤二千户。诏书下达丞相，王嘉竟封还诏书，不予办理，并上书谏争说：“臣闻爵秩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封爵，特别应该谨慎。”哀帝大怒，遣尚书召王嘉质问。事下将军以下讨论，最后议定“召丞相诣廷尉诏狱。”这实际也就是迫令王嘉自杀。因为按汉代的惯例，将、相不对法官陈冤，召丞相诣廷尉诏狱，就是令丞相自杀的别称。但王嘉却置之不顾，慷慨激昂地说：“丞相位列三公，没有尽到治理国家的职责，就应该受刑死在街上，让万民都知道，怎么能象小儿、女人那样自杀呢!”于是换装赴狱。哀帝闻讯更加愤怒，令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一起审理。王嘉在狱中20余日，最后气愤绝食，吐血而死。

哀帝对女色兴趣不大，然而却有一个男宠，就是董贤。董贤，字圣卿，云阳 (今陕西淳化西北) 人。成帝末年，任太子舍人。在哀帝继位，他随太子官属升为郎官。最初哀帝对他并不注意，后来一次董贤在殿下传报时刻，哀帝发现他长得很漂亮，仔细一看是自己原来的舍人。于是就把他叫上殿来交谈，拜为黄门郎，从此得到了哀帝的宠幸。

董贤不久就被任为驸马都尉侍中。他出则和哀帝同辇，入则侍从哀帝左右，甚至经常和哀帝一起卧起。一次午睡，董贤与哀帝同床，哀帝醒后发现衣袖被董贤身体压住，他想起床而董贤还没有醒，为了不把董贤弄醒，就用刀把衣袖割断。哀帝对董贤特别宠幸，而董贤也对哀帝极尽其柔媚能事。每次休假，都不肯出宫，留在哀帝身边照看医药。这更博得哀帝的欢心。因此，他下令召董贤妻和董贤一起住在宫中。同时又封董贤之妹为昭仪，迁董贤父为少府，岳父为将作大匠，内弟为执金吾。然后诏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阙下修建别墅，并预起坟在义陵之旁，赐与金缕玉衣以及武库禁兵和尚方珍宝。后来，哀帝又借由东平王后行巫蛊董贤曾告发，下诏封董贤为高安侯。不久又增封二千户，丞相王嘉反对，即迫令自杀。到元寿元年九月，为尊崇董贤，竟罢免大司马丁明，而以董贤代之。匈奴乌珠留单于入朝，看到董贤很年轻，觉得奇怪，问翻译什么原因。哀帝即命翻译回答： “大司马年轻，是因为大贤担任大司马的。” 因此使得单于向哀帝拜贺汉朝得了贤臣。

哀帝如此宠幸董贤，颇有同性恋之嫌。实际并非如此。他所以宠幸董贤，是有着难言苦衷的。因为当时西汉王朝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他虽然竭力试图挽救，结果却都失败，这使他对前途感到恐惧。加之身体有病，不能多近女色，所以只好从董贤这个男宠身上寻求安慰。另一方面，朝中当时派系林立，鉴于王氏专权，他对哪派都不放心，也只有董贤这样没有帮派、对他又柔媚体贴的男宠使他最为放心。再者，他通过尊崇董贤，不仅可以压抑朝中各派势力，而且可以更加强调皇帝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他对董贤的宠幸也就愈演愈烈。正因为这个缘故，其各派势力也都把攻击矛头指向董贤，从而决定了董贤的命运将来必然悲惨。哀帝一死，王莽就劾奏董贤，董贤和妻子被迫自杀。

哀帝时的科技文化没有多少成就。唯一影响较大的，是学术思想上产生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别，原来是指抄写经书的字体不同。先秦儒家经典经秦始皇焚书、项羽火烧咸阳后，大都焚毁散佚，汉初由一些儒者口授用当时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称为“今文经”;师生传授时对经书所作的解释，就叫做“今文经学”。古文经则出现于汉武帝的末年。当时鲁王刘余为修造王宫，推倒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发现了 《尚书》、《逸礼》、《论语》、《孝经》等经书。这些经书都是用战国时的文字——篆文所写的，所以称为 “古文经”; 传授古文经学说的，就叫做“古文经学”。但这并不是争论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还是对于儒家经典的不同态度。一般来说，今文经学把 《五经》看成是政治教课书，专门研究其“微言大义”，并加以引伸比附直接为统治者服务。而古文经学则大多把《五经》看成是古代的历史材料，注重训诂、解释经书的本义，主张根据经书阐明儒家的道理。、在汉代，今文经学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古文经学则主要在民间流传。

哀帝时的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由刘歆直接挑起的。刘歆是西汉着名学者刘向的儿子。他为人聪明，年轻的时候，就因为精通《诗》《书》、会做文章被成帝拜为黄门郎。成帝河平年间，他受诏帮助父亲整理藏书。在整理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部用古文书写的《春秋左氏传》。经过训诂研究，他认为左丘明对事物的赞扬反对和孔子一样，左丘明曾亲身见过孔子，而公羊高、谷梁赤还生活在孔子70弟子之后，通过传闻的和亲身见过的，他们记载的详略自然不同。后来又发现了 《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刘歆也都认为今文经学准确。因此，在哀帝即位后，他被哀帝亲信，任为奉车光禄大夫，就向哀帝建议将这些书都列于学官。哀帝诏令他和 《五经》博士讨论，很多博士却强烈抵制，根本不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刘歆就写了有名的 《移让太常博士书》声讨他们。《书》中写道： 你们这些博士不是支持立古文经学为学官，广开学道，而是对它们深闭固拒，想使它们绝灭。我对你们这种“专己守残，党同门、妬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做法非常愤慨。然而反对的浪潮也因此更加强烈。朝中群儒都怨恨刘歆。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当即以辞职表示反对，大司空师丹也上奏哀帝指责刘歆“乱改旧章”。最后，古文经学不但没有被立为博士，刘歆反而被迫离开了京师。这就是哀帝时经今、古文学之争的整个过程。

哀帝时的经今、古文学之争，表面上看不过是古文经学派要争立学官，其实它是儒家内部争夺“禄利之路”的斗争，也是他们内部不同派别和政治集团的斗争。但尽管如此，由于双方的相互辩难，它对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还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