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朱高炽
论及明史，常有“仁宣之治”之说。“仁”就是指仁宗朱高炽。这位曾被后人比作周之成、康，汉之文、景的皇帝，虽然在位只有十个月，却以为人仁厚，爱护臣下，体恤百姓，善于治国而赢得了在明史上的地位。
一
朱高炽是成祖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由太祖朱元璋册封为燕世子，永乐二年(1404) 被朱棣立为太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登基。从当太子到做皇帝的20年间，朱高炽屡濒危境，地位几遭动摇。
“靖难”之初，朱棣率兵北征。身为世子的朱高炽奉命留守北平。他出色地指挥将士奋勇抗击，顶住了李景隆50万大军的围攻，为燕师保住了根据地，使朱棣得以乘机偷袭了大宁，胁持了宁王，收编了大量部队，为夺得政权积聚了足够的兵力。
朱高炽虽然在保卫北平的战役中立了功，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身肥体硕，不能骑射，并有足疾，行动时需要宦官扶持。即使这样还常常失足。因而在以后的战役中很少战功。而朱高炽的胞弟高煦、高遂跟随朱棣南征北战，战功显赫。特别是高煦勇武强悍，能征贯战，深得朱棣宠爱。
随着战局的发展，明王朝的天秤逐渐倾向了朱棣。朱高煦自恃功高，开始觊觎世子的位置。高煦的这种愿望传到了惠帝谋臣方孝孺那里，他当即向惠帝献计，请惠帝亲自写信给朱高炽，让其归依朝庭，并封他为燕王。惠帝依计而行，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前往北平送信。朱高炽接到信心里一惊，他并没有马上拆封，他深知自己的处境，也猜得出惠帝致书的目的。他当机立断，立即派人将没有启封的信连同张安一道星夜送往正在前线作战的朱棣。
然而，朱高炽没有料到，中官黄严的动作更快。黄严是高煦的心腹，素常媚谄于高煦、高燧。他得知惠帝送信的事后，先于高炽派人驰报朱棣，声称世子与朝廷私通要谋反。朱棣听到报告后将信将疑，便问高煦。高煦乘机进谗，说高炽早就想篡位当燕王。朱棣勃然大怒，决定下令处置太子。正在这时，朱高炽派的人匆匆赶到了。朱棣看了书信心中释然，庆幸刚才的命令没有发出，否则就要错杀了自己的儿子。
一场杀身之祸总算平息了，然而风波并未静止。
建文四年(1402)，朱棣终于把惠帝赶下了台，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按常规，在稳固了政权后，应尽快确立太子。但朱棣却犹豫再三，一拖再拖，久未决断。照理立嫡长高炽为太子名正言顺，但高煦在 “靖难” 中冲锋陷阵，英勇善战，多次在乱军下救朱棣于危难之中，加之他的长相特别象朱棣，使得朱棣不由对他有所偏爱。而且在战难时，朱棣就曾有过“世子多病，你多努力” 的暗示。所以，欲舍高炽不忍，欲立高煦又恐违背祖制，臣民难服。朱棣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境地，大臣们几次建议立储，他均未置可否。
大臣之中也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淇国公邱福、驸马都尉王宁等武将，都主张高煦功高，应当立为太子。唯独兵部尚书金忠认为这样做不妥。他向朱棣历数古代帝王易长另立而引出的祸乱，以图说服朱棣。见效果不大，他又将自己的意见秘密告诉了支持立高炽的翰林学士解缙、黄淮、尹昌隆等。
一天，朱棣就立太子的事征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讲了一通“世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没有应声。见状，他撇开高炽不说，夸赞起了高炽的儿子。原来，高炽的长子朱瞻基长得十分英俊，聪明过人，深得朱棣钟爱，从小就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并经常称赞他将来一定是个盛世天子。果然解缙一提到他的“好圣孙”，便打动了他，不由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分别寻问了黄淮、尹昌隆等，他们的意见与解缙完全一致。他的心便逐渐倾向于世子高炽。
又过了些日子，朱棣命众臣题《虎彪图》。画中有一虎领众彪呈父子相亲的样子。解缙借题写成四绝诗一首：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读完诗句，朱棣深为所动，终于做出抉择，立即宣布立朱高炽为太子。同时封高煦为汉王，封国云南。封高燧为赵王，封国彰德。
朱高炽被立为太子，表面看来似乎确立了地位，但更大的风浪也随之而来。
高煦当太子的梦被打破了，心中十分愤然，又被封到云南，更为不满，私下说：“我有什么罪把我排斥到云南”。因而不肯到封地就藩，坚决要求和儿子一起住在南京。朱棣无奈，答应了他的要求。留在南京后，高煦动辄以唐太宗自比，说“我的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根本不把朱高炽放在眼里。为了动摇朱高炽的太子地位，高煦倾力取媚于朱棣，并不时借机进谗太子，迫害拥立太子的大臣。
解缙是拥立太子的主要角色，自然成了高煦的眼中钉。永乐五年(1607)，解缙看到朱棣日加宠爱高煦，而高煦又常越礼不轨，不把太子放在眼里，便进谏指出高煦是有意与太子争位，劝朱棣对高煦要加以约束。本来解缙是很为朱棣所信任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敢说这样的话。但这一次却引起了朱棣的不满，认为解缙是故意离间骨肉。因而疏远了解缙。高煦透过这件事摸到了朱棣的思想，他趁机找朱棣说解缙不守朝规，泄露宫中机密大事，朱棣听说便不问青红皂白，将解缙贬到广西，后又改为交阯(今越南)。即使这样，仍不解高煦对解缙的仇恨。四年之后，解缙因事入京，适逢朱棣北征不在，仅仅见了太子便返回了交阯。高煦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在朱棣面前说解缙趁皇上不在京时私见太子，失去了人臣之礼。朱棣听后甚为恼怒，命人将解缙逮捕入狱。最后解缙被锦衣卫指挥纪纲杀害在狱中。眼看着解缙被贬、被杀，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却无能为力，只有暗自伤心。
永乐时，朱棣数次亲率大军出征蒙古，每次都是留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总理朝政。永乐十年 (1412) 朱棣再次北巡，仍由高炽监国。这一次，高煦秘密勾结朱棣身边的官员，构陷朱高炽，说了他许多坏话。一个人说，朱棣并不一定信，但几个官员连着说，他便信以为真。一回到北京，朱棣不容高炽辩解便将高炽属下的一些官员治了罪，高炽监国时定的政策、办的事，也都被搁置起来。大理寺耿通为朱高炽辩白，说太子所行之事没有大的失误，建议不要更改。朱棣大为不快。这时又有人说耿通是受人之托替太子开脱罪责。朱棣震怒，当即命督察院召集文武大臣，宣布耿通为东宫太子求情饰过，破坏了祖宗规矩，罪死不赦，处以极刑。廷臣见状，无人敢替耿通说情，就这样耿通竟被当作奸党而杀。之后，朱棣又召见大学士杨士奇进一步查问太子监国的情况，士奇较得朱棣信任。他将高炽的所言所行如实相告，并说“殿下天资高，即使有过失很快就会察觉，一旦察觉，就会立即改正。他存心爱人，决没有辜负陛下的重托”。经过杨士奇委婉解释，朱棣才平息了怒气，没有再追究朱高炽。
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再一次北巡，回南京时，高炽派使迎接稍为迟缓了些，奏书的言辞也有所不当，加上北巡路上高煦不断进谗，朱棣十分生气。与上次一样，他首先迁怒于留在南京辅佐高炽的人，一下子逮捕了尚书蹇义、学士黄淮、洗马杨溥、芮善等一批大臣。接着他又询问杨士奇，这一次士奇不敢为高炽多说好话，只是尽量为他开脱，并说凡是处置不当的事，都是我们辅臣的错误。杨士奇走后，朱棣的火气慢慢地少了些，但很快又有人上章说杨士奇有意偏袒太子。于是杨士奇也被逮入锦衣卫狱。这时朱棣决心将太子的情况弄清楚，如确不称意，便以高煦代之。他秘密召来他最信任的兵部尚书金忠让他审查太子。金忠当即据实为太子辩解。朱棣甚为恼怒，金忠顿首流涕，双手捧冠，表示愿以连坐为太子担保。这样，朱高炽才得已不被废除。
经过详细了解，朱棣察觉太子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相反，倒是高煦的跋扈行为逐渐引起了他的不满。高煦封到云南时曾以地方远而不肯去，后来又封到了青州，但他仍赖在京中不走。朱棣责备他说：“既受藩封，就不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而惮行，现又托故留行，都不是理由，也不是你的真实想法。这次你必须到封地去”。高煦假意应承却并不离京，而且趁朱棣北巡之机，私选卫士，招募兵士3000人，还纵容爪牙到处劫掠，支解无辜百姓投入江中。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他的爪牙，竟被高煦用手铁瓜活活锤死。他还私下僭用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乘舆器物。
朱棣终于认清了高煦，在训斥了高煦一顿后，将其囚禁于西华门内，打算废为庶人。事情发生后，没有一个大臣为高煦说情。面对这种情势，受尽了高煦陷害的高炽不是落井下石，而是找到父亲陈情谏劝，涕泣力救，终于说服了朱棣，为胞弟保住了王位。永乐十五年 (1417) 三月，朱棣徙封高煦于乐安州 (今山东广饶县)，并限令即日成行。
高煦已没有能量与高炽相争，但高炽的另一个弟弟高燧仍在威胁着他。永乐十六年(1418)，朱棣有病长期住在北京。追随汉王高燧的宦官大臣经常造谣谗构太子，一时谣言纷起。有了前两次教训，跟随太子监国的大臣惴惴不安，深怕朱棣不问情由怪罪下来弄得身败名裂。恰巧有一位陈千户霸取民财，高炽先是令其谪交阯立功，后又考虑到他曾立过军功，便宽恕了他。这件事被党附高燧的宦官黄俨知道后，即秘密报告朱棣说太子私自宽恕了皇上贬谪的罪人。朱棣闻报便下令将陈千户处以死刑，并将辅助太子监国与太子关系非常密切的侍读兼赞善梁潜、司谏周冕，以不劝谏阻止太子的行为为罪名逮入狱中处死了。
为了彻底查明情况， 朱棣命令礼部尚书胡以出巡江浙诸郡为名前往南京调查， 要他多留些日子，仔细观察了解太子是否真象人们说的那样有很多过失，将情况如实秘密奏报，还特别交待奏书的字要大，如果晚上接到奏书就晚上看。胡到南京后用心访察，不久即为太子行政处事的仁明所折服，又观察了一段时间，便以自己所见所闻的 “诚敬孝谨”的七件事密奏朱棣，朱棣阅后大悦，从此不再怀疑太子朱高炽。
高炽的地位虽然在朱棣心里巩固了。但高燧及其追随者仍不甘心。永乐二十一年(1423) 五月，朱棣因经常有病不能临朝，内外事务均交太子处理。太子几次裁抑宦侍，使得黄俨心怀不满，到处造谣说皇上现在钟爱的是高燧。与此同时，他秘密勾结常山中护卫指挥孟贤、钦天监官王射成以及高以正等一批军官伪造遗诏，图谋用毒药毒死朱棣，用伪诏书诏示天下，废除皇太子，立高燧为帝。一切布置停当后，高以正将秘密告诉了他的外甥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王瑜听后大吃一惊，力劝舅父不要参与这诛灭九族的勾当，高以正不听劝阻，王瑜急速报知朱棣，朱棣下令逮捕了孟贤等，搜得了伪造的诏书。朱棣拿着假诏书，怒气冲冲地问高燧： “这是你干的吗?”高燧吓得浑身颤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炽再次为高燧解脱，说这都是下人们干的，高燧不会参与这个阴谋。从而保住了高燧。
永乐二十二年 (1424) 七月，朱棣在北征还京途中对杨荣说“东宫 (太子高炽) 涉历年久，政务已熟，军国重事，悉以付之。朕得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然而，没过几天，这位想安享晚年的皇帝却在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
风风雨雨20年，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一天朝罢，高炽对蹇义、杨士奇说“朕监国20年，为谗匿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幸赖皇考仁明，才有今日”。说完泣不成声，蹇义、杨士奇也痛哭流涕。当天，朱高炽赐蹇义“蹇忠贞”印，赐杨士奇 “杨贞一” 印。
二
朱高炽能得到众多大臣竭力拥戴，而在两个兄弟咄咄逼人的攻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靠的不仅是政治手腕，而更重要的是靠爱护臣下，关心百姓疾若，为人仁厚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巩固了地位。
还是在洪武末年，当时朱高炽还是燕王世子。有一次朱元璋让诸王世子分别检阅皇城卫卒。因为早晨天气太冷，朱高炽特意等卫卒们吃完了饭才检阅，所以，等他检阅完毕时，其他世子早已检阅完很久了。一些人以为他肯定会受到训斥。然而，朱元璋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高兴地夸赞他懂得体恤部下。
体察人民的疾苦，行恤民之政，这是朱高炽从做太子监国到即皇帝位，始终不渝所坚持的。做太子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奏免灾区的税粮。永乐七年二月，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奉命巡视两淮，发现颖川军民缺食少粮，便按常规奏请发放赈粮，高炽接报后，一面埋怨他们“军民用乏，待哺嗷嗷”，却慢慢腾腾，按部就班地从容启请待报。一面派人火速下令“即发廪赈，不得迟延。”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的宫殿建设很快就要完工，第二年将迁都北京。高炽应朱棣之召前往北京。多少年来，他很少有机会离开南京。这一次，他趁机询访沿途军民，查看百姓生活，寻访政事的得失。
一天，来到山东邹县境内，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手持蓝筐在路旁采挖野菜、野草，高炽便停马问百姓挖做何用。百姓告诉他因遇荒年要以此为食，朱高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马来到农民屋里，只见百姓个个衣衫褴褛，面黄饥瘦，家家锅底朝天，不禁感慨万千。当即命令太监分赐宝纱，并亲自召集乡里老人询问疾苦。这时，山东布政使前来迎接。一见面，高炽便责怪他身为民牧，人民贫穷到如此地步，竟无动于衷。布政使辩解说凡是受灾的地方，都已经奏请减免今年秋税。高炽愤愤地说：“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征什么税!赶快发放官粟赈济，一刻也不准延误。”布政使准备每人发给三斗，高炽嫌太少，命令每人发给六斗。并说： “你别怕犯擅发仓廪的罪，见到皇上，我自会奏报”。
永乐一朝，战争频频，徭役繁累，支出浩大。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朱高炽做为太子，深知百姓的负担，也深知国家耗费的物力实在太多了。因此，他在即位后，注意减轻百姓的负担，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是七月即位的，八月就下令停止派船下西洋，停罢专为皇宫采办云南的宝石、交阯的金珠、撒马儿的骏马以及烧铸等进贡物品。往常，山东、北京两地每年要征送80万斤枣作为宫中香炭之用。仁宗下令减去一半。工部要修制军用器械，准备向百姓征布漆。仁宗认为，征收赋税，应当是随地所产而征，不能强迫征收当地不产的东西。在这以前，象丹漆、石青这类物品，官司不管当地是否生产，一概从郡县征收，使得许多百姓不得不攒钱聚银到集市上买了再交到官府，一些贪官污吏便从中营私舞弊。因此，仁宗命令工部用官钞到市场购买所需布漆，不许向百姓征收一斤一两。
天灾是经常发生的，每遇自然灾害，百姓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仁宗在位期间，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洪熙元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受灾，百姓饥荒。但地方官不仅不想法救济百姓，反而加紧催逼赋税。这件事被仁宗知道后，他立即命令杨士奇起草诏书，减免上述地方夏税一半，罢免一切官买物料。杨士奇认为这件事应当按往常的程序，通过主管部门户部和工部去办。仁宗却认为，救民就象拯救落水的人，不能有片刻的迟延，户部和工部如果知道要减免税粮，肯定会因为怕影响国家收入而犹豫不决。所以，如果按常规办，就会误事。他当即命中官取来笔纸，杨士奇在西角门草就了诏书，仁宗看后立即命人送出。这时他对杨士奇说，你可以告诉户部和工部了。
有人曾向仁宗建议，对庶民百姓不能过分仁慈。仁宗表示：“体恤民众，我宁肯过于仁厚。作为天下之主，怎可与民较锱铢?”当时，有一个户部尚书郭资，刚毅而又非常廉洁，对任何人都从不徇一点私情。对此，仁宗十分赞赏。但郭资生性偏执，不能彻底执行仁宗减免灾伤租税的命令，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让有司照旧依额征纳。因此，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解除了他的职务。在仁宗在位的短短十个月里，他先后对受灾的大名府、河南镇、汝钧、延津、昌邑等22个县，或减免赋税，或开仓赈济。
从做太子起，高炽就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真正体恤平民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就一定要清除赃吏。因而，一旦发现官吏贪赃害民，他都严厉惩办。有一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时扰害百姓，仁宗让副都御使弋谦前去调查处理。并特意交待弋谦，不要有什么疑虑和畏惧，只管严处。最后，仁宗不仅严惩了这个太监，而且还停办了采木之役。针对一些地方官员不能领会执行他的恤民之意，仁宗在即位的第四个月， 派遣御史汤等十四人分巡各地， 考察官吏。 临行， 他要求出巡的人不要被小人所迷惑，不要屈服于权势，也不要徇私于亲朋故友，而要查明事实，秉公处断。同时还说，你们身为御史，是我信赖的人，必须明白自己身正方能正人，如果不顾廉耻，违犯礼法，我同样会严惩不贷。所有这些，使得仁宗时吏治较为肃明。
三
仁宗自小喜爱诗文，并注意从中学习治国之道。从做太子时起，每当视朝之暇，总是手不释卷。他经常与赞善王汝正、杨士奇等谈论诗赋。有一次，他问杨士奇古代诗人的高下优劣。士奇回答说，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风解愠》之诗，唐、虞之君，反映的志向是高尚的。以后汉、高祖的《大风歌》、唐太宗的《雪阯百王》所崇尚的是霸力而不是王道。到了汉武帝的《秋风辞》则志气已衰。至于隋炀帝、陈后主等等，则应是万世之所戒。因而，他劝高炽多阅读两汉时的诏令，说这些诏令不仅文辞高古，而且对于了解治国之道，也大有裨益。对此，高炽十分赞同。高炽很喜欢欧阳修的文章，常说三代以下文人中，唯独欧阳修有雍容和平气象。他尤其喜爱欧阳修奏议切直，几次将欧阳修的文章刊印赐给群臣，并告诉他们说，修的贤能决不只是表现在文章上，你们应从这里思考他是如何事君的，要用他来勉励你们自己。永乐十八年从南京赴北京时路过滁州，他特意登上琅琊山，寻访醉翁亭故址，感叹象欧阳修这样的立朝正言不易得，叹息时人只知道他的文章，而很少知道他的忠诚。
在治国用人上，仁宗朱高炽也十分注意任用有才识、忠诚正直的贤臣。他特别信任和器重的是做太子监国时尽心辅佐他，与他一道历遭磨难的 “蹇夏”和 “三杨”。
“蹇夏”是指蹇义和夏原吉。蹇义字宜之，四川巴县人。夏原吉字维哲，祖籍江西德兴。他们俩人都是从洪武朝时就开始任事的老臣。成祖朱棣即位后，蹇义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夏原吉则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两人掌管了六部中两个最重要的部。蹇义为人厚重，作风谨慎，尤其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夏原吉则精明能干，善于理财。
“三杨”则是指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名寓，士奇是他的表字，江西泰和人。杨荣字勉仁，福建建安 (今建瓯) 人。杨溥字弘济，湖广石首 (今属湖北) 人。他们三人都是建文朝的旧臣。杨士奇刚直敢言; 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 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教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 “雅操”。
仁宗即位后，首先释放了被成祖朱棣关了十年的杨溥、黄淮，恢复了被朱棣关押了三年的夏原吉的职务。接着，他又确立了内阁制。
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后，就废除了丞相制，由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到永乐年间，朱棣命侍读解缙、胡广，编修杨士奇、修撰杨荣等人“并直文渊阁，预机务”。从此，阁臣的设置成为常制，内阁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官僚机构，并且明确规定其职责是“参与机务”。但这时的阁臣阶序不高，一般只是五品，属中级官员，入阁的，都是些编、检、讲、读之官。虽然他们与皇帝朝夕相处，知道并参与许多重大的机密事务，但只是参与而已，权位远远不及尚书。朱高炽即位后，打破了这一限制，不断提升阁臣的官阶。他一即位(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就晋升杨荣为太常侍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兼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样，就把阁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之后，仁宗又复设了建文、永乐时罢置的公孤官。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为正一品; 孤即少师、少傅、少保，为从一品。公孤官是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而设置的，虽属虚衔，但却极为尊崇。过去，都由公侯伯尚书兼之，仁宗也把这一崇高的官衔授予了阁臣。九月，他晋升杨士奇为少保，杨荣为太子少侍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从此，内阁大学士已跻身于公侯伯尚书的行列。十二月，他又晋升杨士奇为兵部尚书，黄淮为少保兼户部尚书，金幼孜为礼部尚书。朝权已牢牢掌握在他所器重的人手里。
仁宗认为，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当太子时，他曾因为赞善徐善述给他改诗改得好而亲书一幅表示感谢，并说，如今谀顺颜者，比比有之，而象卿这样朴直苦口的百无一二，希望善述药石之言日甚一日，不要有犯颜触讳的顾虑。即位之初，他又鼓励群臣直言陈事。他曾对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 “卿三人及蹇夏二尚书，都是先帝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历史上的许多人主，都不愿听真话，即使是素来亲信的，也往往由于畏惧皇威而缄默不语。朕与卿等都要深以为戒”。对蹇义、夏原吉也说过类似的话，要他们凡事应当尽言，“以正朕之不逮。”他还赐予上述五人每人一枚银章，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谕嘱他们齐心协力参赞政务，凡是察觉他的言行有失当的地方，立即用印密封告诉他。但是，仁宗仍不放心，为了广开言路，他在即位后的第三个月，再次专门颁布诏书，征诏直言。诏书说：“朕承大统，君临亿兆，亦惟赖文武贤臣共图康济。嗣位初首诏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卿等宜极言时政之得失，辅以至诚，毋虑后遣。”
由于仁宗的极力倡导，当时廷臣上奏章时，阿谀奉承的比较少，直言政事得失的比较多。仁宗也的确能够倾听、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御史舒仲成在朱高炽当太子时触犯过他，仁宗即位后曾想惩办已经出任胡广按察副使的舒仲成，杨士奇知道后，认为仁宗即位时曾下诏书赦免以前忤旨的人。现在如果再追究舒的罪，就失去了信用，会让做臣下的感到寒心。因而建议仁宗象汉景帝对待冒犯过他的卫绾那样宽厚地对待舒仲成。仁宗很愉快地接受了杨士奇的劝谏，不再把舒仲成的冒犯放在心上。
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并不那么容易。洪熙元年 (1425) 大理寺卿弋谦直陈时政，多为仁宗采纳。后来，在又一次奏陈时，言辞过于激烈，引起了仁宗的不悦。一些阿谀之臣乘机弹劾弋谦。尚书吕震、吴中说他诬下罔上，有失大体，刘观令等御史则说他是卖弄正直，沽名钓誉。这些人的火上浇油，更增加了他对弋谦的厌恶。杨士奇对仁宗说，“弋谦虽然不谙大体，但内心十分感激皇上的超擢之恩，总想尽力报答。再说也是由于主上圣明，他才敢于这样直言，请陛下能宽容他。”仁宗听了他的话虽没有加罪于弋谦，但每次见了他，总不给他好脸色，说话也十分严厉。见此情景，士奇又一次进谏，劝仁宗说，弋谦是响应号召直言陈事的，如果治了他的罪，将会使四方朝觐之臣认为皇上容不下直言之人。这样下去，等于让群臣结舌。仁宗承认是他不够大度宽容，也认识到是吕震之辈阿谀迎合增加了他的过错，表示要妥善处置。最后决定让弋谦专管大理之事，不再参朝。
仁宗虽然没有追究弋谦，但大臣们言事的越来越少了。仁宗也知道是由于弋谦的事引起的，他把杨士奇找来，告诉他说，“我不满的是弋谦的矫激过实，并不是要堵塞言路。现在朝臣逐月无言。你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所有大臣。”杨士奇赶忙说： “这样的大事，我空说不足为凭，请陛下亲降玺书。”于是，仁宗命杨士奇在榻前草敕引过。敕书说“朕从即位以来，臣民上章，数以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前者弋谦所奏许多事违背了事实，群臣遂交章奏其卖直，请依法治他的罪。我没有这样办，只免他朝参。但从那时起，言事的人日益减少。身为大臣而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怎样尽忠?对于弋谦，我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感到愧疚。群臣不要消极地接受这件事的教训，对于国家利弊，政令不当等等，尽管直事陈言，不必有什么顾忌。弋谦照常朝参。”从此，仁宗待弋谦如初，不久又提拔他为副都御史。
仁宗在注意纳谏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戒除阿谀之风。有一次，一个喜欢恭维的官员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未置可否让群臣传阅这份奏疏，满朝文武立即随之唱起了赞歌。唯独杨士奇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皇帝的恩泽普及天下，但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百姓还很贫苦，还需要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非常同意这种看法，他责备众朝臣说，“朕以至诚以待，希望你们能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你们许多人却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就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深为所动。直言朝事蔚成风气。
然而位至极尊的封建皇帝毕竟有其很大局限。直言而决不能犯颜，否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洪熙元年五月，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上疏言事，指出，仁宗初登皇位时，恩泽所加，远近无问。但时间不长又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说高皇帝朱元璋在位30年，从未有过日出才临朝，而今，有的时候太阳很高仍未早朝。并指责宦官催术，疾如风火，甚至折辱郡县、棰楚小民。还到边远的地方选取侍女等等。因而，劝谏仁宗节民力、谨嗜欲、勤政事，务正学。把这些时弊全归到仁宗帐上，的确有些不公，但这些事毕竟是存在的。然而，仁宗见疏后异常恼怒，认为这是李时勉有意侮辱他，便召李时勉上殿加以询问，李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示屈服。仁宗当即命人用金瓜击之，李时勉一下子被折断了三根肋骨，几乎昏死过去。仁宗余怒未消，命人把他送进了锦衣卫狱。幸亏李时勉与一个锦衣卫千户有旧交，这个千户秘密召来医生为他疗伤，才得以保住了性命。仁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重病之中还对夏原吉说李时勉这是有意当廷侮辱他，说着便已勃然大怒。
这件事不久，仁宗一病不起。洪熙元年五月，仁宗命杨士奇起草敕书，遣中官海寿奔赴南京立召太子朱瞻基进京。皇太子尚未到北京仁宗已觉支持不住，便留下遗诏传位于皇太子，崩逝于钦安殿，终年48岁。仁宗在位只有十个月，洪熙的年号也只有一年。他曾对人说，他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别的都不想。决心励精图治，一心创建事业。然而却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明朝的不幸。
朱高炽死后葬于献陵，被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