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一

康熙十七年 (1678) 十月三十日，在庄严而又神秘的紫禁城中又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呱呱” 坠地的啼声与其他婴儿没有什么两样，可是，长大成人的他却对这所皇宫、对整个大清帝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个婴儿就是44年后登上乾清宫内金碧辉煌的龙椅的清朝的第五代君主胤禛。

胤禛的生母吴雅氏是满洲正黄旗人，原来本是一个宫女。她的父亲是清军中一个低级军官，自然比不上名门豪贵的千金。所以她在宫中千千万万个宫女中并无值得夸耀的身世。虽然她生得天生丽姿、光艳照人，命运还是将她与下层宫女连在一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美貌被年轻的康熙皇帝发现了，于是便有了那么几次浪漫的幽会，吴雅氏终于在人前鼓起了大肚子。她的地位也因此有了相应的改变。吴雅氏珍视腹中这个宝贝，胤禛的出生带给她许多幸福和希望。胤禛是康熙这位年方25岁的年轻爸爸的第十一个儿子。由于前面几个孩子的夭折，实际上他占了第四的位置。由于胤禛的出生，吴雅氏在康熙十八年(1679) 受封为德嫔，列入了天子嫔妃的行列。

胤禛与康熙众多的儿子一样在帝王家的荣华富贵中慢慢长大。康熙对他的儿子们是严历的，教育抓的非常紧。皇子年满6岁便入尚书房读书，学习的课程有满文，汉文，蒙文及儒家的经史书籍，另外还有军事，体育等课目。皇子的师傅都是翰林院中的博学大儒。皇子上课的规则是严格的。每天五鼓，天还未明，皇子便须起床，进书房学习。每天的课程皆是按排好了的，读史、作文、然后有满文师傅教满文，下午学习骑射。直到太阳落山，一天的功课才算结束。康熙皇帝看到一些贵胄之家对子孙娇生惯养，长成大人，则是废物，害了子孙。因此，他对诸皇子要求甚严，康熙帝经常在繁忙的政务中，检查皇子的功课，尤其告诫他们要熟读四书五经，贯通性理，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上之人。

皇子们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了尚武的品质。康熙帝命他们从小就训练骑马，射箭与使用各种武器，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毅力和品格，同时强壮身体。康熙帝外出打猎，经常带三四个儿子同去，胤禛当然也参加过这类活动。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胤禛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教育下一天天成长起来。他掌握了必要的文化知识和骑射技术，锻炼了身体，养成了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

随着年龄的增长，康熙皇帝还让他的儿子们接触一些军政事务，经受实际锻炼以增长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自8岁以后胤禛经常随父皇去边塞，了解边塞形势。康熙三十二年(1693)，15岁的胤禛随同几位哥哥参加了曲阜祭祀孔子大典。第二年和康熙三十九年 (1700) 两次随父亲考察了无定河，并亲自主持了无定河的治理。康熙三十五年(1696)，胤禛与诸兄弟参加了对噶尔丹的讨伐，他受命掌管正红旗的大营，虽然这只是象征性地坐镇正红旗，并没有真正亲临前线、躬冒失石，胤禛还是从中得到许多知识。康熙四十二年 (1703) 胤禛跟随康熙南巡，由德州、济南、泰山、沂州，经淮安、杨州，镇江而达杭州。返途经南京、沛县、东平、东昌返京。历经4个月时间，胤禛详细了解了沿途风俗民情及运河闸坝工程。

30岁前的胤禛，主要过的是贵族式的悠闲的书斋生活，很少独立从事某项活动。他作为随员跟随父皇巡行塞上，游历南北使他开阔了眼界。经常性的参与某些实际活动，军政事务，使他了解了社会，增长了才干。这就为他日后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皇室发生了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已经当了33年皇太子的胤礽被康熙废掉了。太子的被废使皇子之间争夺储位的斗争激烈起来，久坐书斋的胤禛也被卷进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清朝的传统原是不立太子的，皇位的继承人是老皇帝死前指定的。这种不立储君的方法既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各个有继承皇位希望的人都能效忠皇帝，拼命出力，博取皇帝好感，以求被立为君。弊在不立储君，觊窥皇位者多，容易造成父子兄弟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刀兵相见，酿成争位的大祸。康熙皇帝即位后斟酌立太子的利弊，决心改变清朝的习惯，学习前人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办法。康熙十四年(1675)他将孝诚皇后所生年方2岁的皇二子胤礽立为太子。皇长子胤禔因为是庶生，没有得立。

胤礽册立后渐渐长大成人，康熙有意识地培养他，让他参与许多政务，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这样，胤礽的周围便结集了一批官僚，形成太子党。这些人当然是希望胤礽继位后他们获得最大利益。他们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反感。另外胤礽长大后骄奢淫逸、贪得无厌、刚愎自用，暴戾不仁，康熙认识到胤礽当政“必至败坏国家，戕贼万民”，康熙皇帝对他很不放心。更重要的是，随着胤礽长大成人，他与父皇之间的皇位之争也渐趋激烈。胤礽手下之人索额图给太子制订的一套制度与皇帝非常接近，胤礽的权势欲越来越强烈。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古今天下，哪有象我这样当40年太子的?急于抢班夺权之心溢于言表。这样，必然引起与康熙的尖锐斗争。诸位皇子对胤礽的册立都心怀妒意，他们也看出了父皇与太子的矛盾，胤禔等皇子便兴风作浪，欲取而代之。胤禔请蒙古喇嘛巴汉格隆搞厌胜巫术，想咒死胤礽。皇八子胤禩手下的人甚至结识武林高手要刺杀太子。胤礽处于比较孤立的地位。最后，终于导致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康熙废掉胤礽。胤礽的被废，便产生谁来当太子的问题。

谋取太子之位最积极的要算是皇长子胤禔了，但是康熙素不喜欢他。九月初四下诏废太子时便表示他没有立胤禔的意思，这使胤禔很沮丧，转而支持他认为很有希望的皇八子胤禩。胤禩有贤明的名声，许多大臣揣度康熙可能嘱意于他，因此在议政大臣，大学士马齐和元老重臣佟国维等人支持下，列名保奏胤禩为皇太子。一时间胤禩夺储的呼声很高。胤禔看到这个风头转而支持胤禩。他向父皇推荐胤禩，说有个相面的先生叫张明德，曾给胤禩相面，说他日后必定大贵。同时还向父皇讨令由他处死胤礽。胤禔如此积极地参与夺位斗争，使康熙对他的不满达到极点。康熙根本不愿意杀掉太子，落一个父子相残的骂名。因此，他大骂胤禔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纯粹是个天理不容的乱臣贼子。就在这个当口，皇三子胤祉告发胤禔曾使用厌胜之法诅咒胤礽，康熙便将胤禔革爵圈禁，永远赶出了政治舞台。

胤禩的积极谋位，使康熙怀疑他在朝臣大员中拉帮结党，收买人心。因此，他也不想立他。当胤禔以张明德保荐胤禩时，康熙借机指斥胤禩妄蓄大志，阴谋夺嫡，命将张明德凌迟处死。胤禩锁拿，交议政王大臣处理。明确排除了胤禩当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胤禩后来继续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但他已无望得到太子的位子了。

康熙皇帝废太子，本来是想解决储君与皇权不相容的矛盾，但未料想引起了诸子之间更尖锐的争斗，更为严重的是外戚，贵族、朝臣都卷了进来，如果不迅速再立太子，斗争就不会停息，会愈演愈烈。太子的人选，康熙还没有看上任何人。胤禔，胤禩钻营储位，康熙已将他们排除在外。其他人，谁也难服众望压住所有皇子。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康熙只好重新考虑胤礽。毕竟他当了30多年的太子，父子之间知之甚深，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所以在当年十一月，康熙便放了胤礽，令他改恶从善，不许对揭发他的人打击报复。要他闭门省过。多读圣贤之书，修身养性，成为一个贤明的人。康熙四十八年 (1709) 三月，康熙再次下诏将胤礽重立为太子。结束了第一次储位危机。

胤禛在这一次储位之争中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和品质，受到康熙皇帝的表彰和注意。在诸皇子争夺皇太子之位时，胤禛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实力，没有希望，因此采取维持胤礽的态度，胤礽被囚后，康熙令胤禛参与对他的监视。胤禛十分着急，想帮他的忙。康熙将废太子的告天文书让胤礽看。胤礽说，我的皇太子是父皇立下，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禔将这话转奏了康熙，想激起康熙的火来落井下石。而胤礽表白他坏事是做了，但谋弑之事决没有，让胤禔代奏，胤禔却不奏。胤禛说，“这事应该代奏，你不奏，我奏。”康熙听了胤禛转达的胤礽的话，便下令拿掉了胤礽的锁链，康熙因此夸胤禛深明大义，性量过人。“以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

康熙因废太子问题，劳神伤心，生了一场大病。而诸皇子多忙于经营自己势力、争夺储位，很少关心父皇的病。只有胤禛和胤祉问医问药，关怀备至。很得康熙的欢心。所以，在胤礽复立之时，康熙大封诸子，胤禛与胤祉、胤祺一起被封为亲王，超过了胤禩等人，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此外胤禛很懂得伪装、韬光养晦、避免锋芒太露而遭忌妒。他能在形势未明之前与各方面都维持良好的关系，有效地保护自己。他虽然对胤礽表示关心，同时也与胤禩保持某种联系。对其他兄弟，他在父皇面前只说好话不讲坏话。有人需要时他都能给以支持。他得到亲王之封后，自己上奏要求降低世爵，提高其他兄弟地位。他这样的做法，很得康熙好感，称赞他明白事理，获得了康熙的信任。在第一次储位之争中，胤禛的表演是成功的。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和老练之手腕。他在这次斗争中从经验上，地位上都为将来进一步争取储位作好了准备。

胤礽的复立并没有平息诸子之间的争夺，也没有消除他与父皇之间矛盾。胤礽复位后，照旧收集党羽，招兵买马，迅速纠合了一批亲信大臣。如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等人。他不听父皇之教、尊奉父皇，反而大摆太子派头，一切仪制服用全与皇帝相较。他贪财好货的脾性丝毫未变，稍有不满，便责打诬告地方官员。朝野上下。人们看得明白，胤礽这样下去长不了，胤禛更是清楚。康熙则由于第一次废太子的打击，这次对胤礽百般容忍，尽量满足他，希望他能改过自新。然而，胤礽终属朽木不可雕。眼见他羽翼日益丰满，康熙只得采取断然措施，于康熙五十年 (1711) 十月再一次废掉了他。逮捕了太子党人，将托合齐焚尸扬灰，耿额，齐世武等人锁拿审问，同时明确表示不再立太子。他说没有合适的人，立了反而引起争斗，本朝向无立太子惯例、不立亦不为过。

但是，不立太子也不能杜绝皇子的竞争，皇子都已分封，手下都有一批人，渐渐把持政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谁不拼命保主争位? 所以，自胤礽二次被废，各皇子变争夺太子之位而为互相竞争，争取康熙龙飞之时被指定为嗣君。

胤礽被废后，谋位的活动依然在进行，朝中亦有人以 “国本”相争。许多人继续保举他，但是康熙对胤礽已经失望，他绝不会再立胤礽了，可以说胤礽的一切活动都是徒劳的。

胤禩在胤礽二次被废后又活跃起来、他有被众臣保举过的经历，希望有再次被推选的可能，但是康熙对他心怀戒备，曾当面说他，你看我老了，活不了几天了。你有被人保举的经历，可以说即位万无一失喽!表示自己很厌恶他。胤禩本人对康熙不太尊敬，常常失礼。有次打猎给康熙送去一只将死的鹰，把康熙气的半死。但他工于心计，周围拉拢了一些官员贵族为他效力奔走，宣传胤禩有大贵之相。康熙对他看的很准，说他“党羽甚恶，阴险已极”，“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即朕亦畏之”所以康熙处处打击胤禩，他的继位可以说也是无望的。

皇三子胤祉是一个徇徇儒者。年龄较大，又封有王爵，很受康熙器重。命他主持修辑律吕、算法诸书，后又编成了 《古今图书集成》这部我国第二大类书。胤祉在朝野上下很有威信。但，胤祉的手下人孟光祖曾打着主子的旗号广泛活动、代表其主拉拢各地督抚大员，所为多不法。康熙帝十分恼火。派人将他捉拿处斩。并处理了一些和他往来的大员，但并没牵扯胤祉。孟光祖的活动胤祉不可能不知道。其实他也是在活动，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

皇子中最受康熙赏识，蒸蒸日上的要数胤禵了，胤禵是吴雅氏第三个儿子，在康熙诸皇子中排位14，与胤禛一母同胞，他还有一个哥哥，康熙十九年 (1680) 生，活到5岁夭亡。胤禵是康熙晚年比较喜欢的皇子之一。胤禵能够礼贤下士，在朝廷中很有些名气。康熙未年对西北的用兵正在关健时刻，康熙五十七年 (1718)三月，康熙皇帝将胤禵由贝子直接越级升为王爵，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全面负责西北军务。这一年胤禵年方30岁。当年十二月，胤禵率师西征，康熙亲自登殿授印，给他一切必要权力。胤禵才具卓绝，在西北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平定了西藏。对策妄阿拉布坦用兵亦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西北，胤禵招贤纳士，当时就有人说他“定有九五之尊”胤禵很高兴。迹象表明，康熙很喜欢这个儿子，是立储的目标之一，但亦没有最后决定立他，否则便不会让他长期驻在西北了。胤禵远在西北，对他接替皇位是十分不利的。

巧于心计的胤禛从胤礽的再次被废便看清了胤禔、胤禩，包括胤祉都不可能被父皇选为嗣君了，他在其他诸皇子中年令居长，占据一个好的地位，当然也就产生了接班的想法。暗地里做些准备、胤禛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迎合父皇的意旨，取得父皇的喜爱。外紧内松，一方面加紧活动，一方面向父皇，向世人表现出自己对皇位没有兴趣，麻痹康熙和诸位弟兄。用表面上的闲适无志来掩盖紧锣密鼓的活动。

胤禛喜欢与一些僧道者流来往，花钱建筑寺庙，经常作出潜心佛理的样子，把自己称为“天下第一闲人”，惟愿与山僧野道为伴，象庄子，老子那样过清心寡欲，恬淡、逍遥的生活。他曾写过许多消极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志向。如：

“懒问沉浮事，问娱花柳朝。”

“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

他曾在读书时将自己喜欢的文章结缉起来，编为《悦心集》，里面选的多是消极避世，看透世事的文章，如《布袋和尚哈哈笑》将那天下的英雄，圣人，甚至皇帝都讥讽一遍。“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带着平天冠，衣着衮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着什么来由，乾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

胤禛表面上这样做，心里却是热衷的很。他也悄悄地结纳党徒，建立自己的班底。而且对门下之人要求极严，对他们的忠诚要求极高。到康熙末年他手下已有步军统领隆科多，川陕总督年羹尧等朝廷大员了。

胤礽二次被废之后，康熙对胤禛更器重了，许多重要的国务活动让他参加。康熙五十一年(1712)，、胤禛参加了对太子党人的审判。康熙五十四年(1715)，参与议定西北军事。康熙五十七年 (1718)皇太后安葬，胤禛代父读文告祭。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登极60年大庆，胤禛前往盛京大祭。回京后，又衔命祭祀太庙，后殿。同年，会试不第士子以取士不公闹事，胤禛受命处理。当年冬至，他还奉命代父皇祀天于圜丘。康熙六十一年 (1722)，胤禛带人盘查京通仓场。这说明，康熙对胤禛是有特殊的想法的。

胤禛与康熙父子感情在胤禛刻意笼络下也很好。康熙晚年喜往畅春园，畅春园旁的苑园皆赐给各皇子、胤禛得到的是距畅春园最近的“圆明园”。在热河避署山庄，胤禛得到的狮子园也离父皇最近。他和胤祉常请父皇到他们的园子游玩。康熙五十年(1711)胤禛的妃子钮钴禄氏生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的聪明好学使胤禛很欢喜。康熙六十一年春，康熙到圆明园牡丹台赏花，听说有这么一个好孙子，命人叫来问话。弘历的乖巧，使康熙非常喜欢。命送到宫中养育，并传见了他的生身母亲，这是唯一的一次祖孙三代皇帝相会。可以说康熙晚年，胤禛在争夺嗣君的斗争中渐占上风、成为康熙心目中的人选之一。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七日，康熙皇帝病了，冬至的祭天礼由胤禛代行了。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召见胤禛，在胤禛未到之前，康熙已向在病榻旁的胤祉，胤祥，胤禩、隆科多等人交待由胤禛继皇帝位，胤禛到后，向父皇问安，康熙告诉了他病症，胤禛含泪进行了劝慰。到晚上八点左右时，康熙溘然长逝。胤禛哀号痛哭、隆科多乃当众口头宣布康熙遗诏、命胤禛即位，胤禛当时惊恸昏倒，在大家的劝慰下，强起办理父皇丧事。当晚将康熙遗体运回后宫，次日封胤禩等人为王。召胤禵回京，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向天下颁布遗诏。二十日胤禛登上了皇位受百官朝贺。宣布继承父皇的一切法规，不作变更，呼吁皇室团结，诸兄弟一体，共图清朝万世之固。

胤禛的即位是不是康熙的意旨，合法与否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遗命是胤禛不在时，康熙皇帝对隆科多等人说的，没有文字记载，这是产生疑问的根源。胤禛性格刚毅、为人持重，很有点象康熙。从康熙皇帝后期对胤禛的态度来看，选他作为皇位继承人是可能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康熙看上了胤禛的儿子弘历“有英雄气象”故而传位于其父，使其能继位维护大清天下。康熙患病8天内曾3次召见胤禛，也可见康熙帝对他的重视。但这也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康熙皇帝为什么不在最后的时刻召见胤禛时当面对他宣布旨意呢?所以从胤禛即位之日便有人说隆科多是隐满了康熙的真遗诏，假传圣旨将胤禛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还有一种说法是，隆科多篡改了遗诏。康熙本来是想立胤禵、遗诏书“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胤祯是胤禵的别名，隆科多将十字改为于字祯字改作禛字。这种说法流传很广，但是站不住脚。第一，隆科多宣布遗命是口头的，根本没遗诏在手。第二，清初圣旨皆满汉两种文字，只改汉文遗诏难欺天下人耳目。第三，书写不合清朝惯例，清在书写皇子时皆在排行前加一皇字。应为 “皇位传皇十四子”，如作了篡改、应作“皇位传皇于四子胤禛，” 明显不通。再者，于字在清代并不通用，应写作于字，这样重要的文书，不会如此草率。总之，盗改遗诏说不能成立。但是，从康熙对胤禵的重用，喜欢程度来看，传给他也是可能的。但为什么没有传给他呢?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可以认为胤禵远在西宁，来不及等到他回来了。如果传位给他，康熙一咽气，诸皇子便会真刀真枪地干起来，这对清朝来说会是灾难性的变化。康熙亦喜欢胤禛，也深知他的才能，所以将皇位传给他，使他很快控制住康熙死后的局势，这也不失为万全之策。这样，胤禛便天遂人愿地登上了皇位。

不管怎么说，胤禛凭借他的才华，能力和手腕，战胜了觊觎皇位的所有对手，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告别了45年的皇子生活，大踏步登上清朝政治舞台，去施展他的才华，完成他的抱负。他此后的所作所为，对清朝乃至中国的历史都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

二

胤禛的上台，标志着他父皇光辉灿烂的一页掀过去了，他开始了自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然而，康熙皇帝在位61年，将清王朝推向强盛，国家的一切都印有康熙的影子。胤禛要在这种情形下走出自己的道路来远不是那么容易。为了大清的天下，为了他自己的皇位，胤禛可以说费尽了心机。他明白父皇也不是完人。特别是晚年，崇尚宽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思想，因此，使百政俱废，官场腐败，吏治废驰，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出现衰败迹象。胤禛作皇子40多年，接触面非常广，不象他父亲晚年对国家大事许多方面并不真正了解。胤禛常自称他百事不如其父，只有明白下情，明白官场的腐败超过其父，同时超过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明君。对国家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他是要坚决解决的。但是他却不能站出来明确表示这是革除康熙时期的弊政，不能去否定自己的父亲，给刚刚上台的自己留下一个 “不孝” 的罪名。一些不识时务的官员在胤禛上台后，立即上疏提出“兴利除弊”，无一例外遭到他的训斥。同时他还一再令各级政府官员将应行兴革、有益国计民生的计策密奏给他，只是不能公开提出“弊政”两个字来。这表明了胤禛的态度： 改革要实行，但不必大肆张扬，不能给皇位的其他觊觎者，他的政敌留下口实。

胤禛坐上皇帝的宝座，他的兄弟们，尤其是胤禩，胤禵是不死心的。一天不彻底解决兄弟间的争斗，他的皇位就一天坐不稳。而这件事情的处理又远较一切事情为复杂，不能不花费他大量的精力。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胤禛以其过人的胆略，才识，谨慎地摸索前进。为巩固他的皇位，治理他的天下而不懈地奋斗。

胤禛即位的第二天便封他的政敌胤禩为亲王，让他和胤祥 (皇十三子，与胤禛关系最好) 隆科多，以及胤禩的亲信马齐一齐为总理事务大臣，办理一切事务。同时任用了胤禩的一些亲信人物。胤禛这一着大出人们意外。胤禩的手下人个个弹冠相庆，只有胤禩心怀疑惧。他对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没有明日杀头之意?”胤禩作为局中人自然比别人想的深刻。但胤胤禛这样做却有效地堵住了许多人的嘴。同时也将胤禩控制在自己手中，逐步分化他的亲信，力求暂时稳住胤禩，以待时机成熟时再下手杀他。

对待胤禵，他的同胞弟弟。胤禛真是不好下手。胤禵是皇位的最有力的继承人、又加上社会上传扬的胤禛夺了胤禵皇位的谣言，胤禵很受人同情，因此，他具有潜在的号召力，胤禛决不能掉以轻心，泛泛视之。父亲一死胤禛火速令胤禵回京参加父皇的丧事，将前线军事交与胤禛的大舅子年羹尧处理。胤禵到之前，专门派人请示，是先谒父皇梓宫，还是先朝见新君。胤禛命他先谒父皇灵柩。胤禵到得灵堂，望见父皇灵柩，百感交集，哭倒在地。胤禛远远地站在一旁，胤禵对登上皇位的亲哥哥，当然满怀仇恨，但人在矮檐下，又不得不敷衍向哥哥叩头。胤禛为表示自己的兄长风度，上前扶他，胤禵却不理他，使胤禛很难下台。这使胤禛非常不快。胤禛因此借这件事，斥责胤禵“气傲心高”，削除了他的王爵，保留贝子封号。过了一个月时间，胤禛和诸皇子送康熙灵柩安葬东陵。事毕后，便令胤禵留下看守父陵，实际上便把他囚禁在了遵化。胤禵的几个亲信也被收拿治罪。

胤禛对胤禵的无情，使他们的母亲吴雅氏非常伤心，但又管不住哥哥，帮不了弟弟。一气一急之下便生出病来。雍正元年 (1723) 五月二十二日得病，次日便死了。这个小家出生的女人，无福去做荣贵的皇太后，撒手离开这个骨肉之间不能相亲相爱的世界。吴雅氏的死，据胤禛的政敌说，是她要见胤禵，胤禛不允许，她一气之下撞了铁柱子。这个说法真实性颇大，胤禛为了安慰他的母亲，马上封胤禵为郡王，但仍圈囚在遵化。他的妻子也很快染病而死。胤禵遭到如此打击，感到悲愤而又沮丧，向胤禛表示了他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希望哥哥放他一马。

皇九子胤禟， 皇十子胤亦是胤禵的支持者， 他们对胤禛的上台同样心怀不满。 胤禛在胤禵回来后命胤禟前往西宁办事，暗里令年羹尧把他软禁在西大通。同时借故将胤革去郡王爵位囚禁于京师。 对废太子胤礽， 大阿哥胤禔， 他照样予以严行禁锢。

胤禛对诸兄弟的处理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体现了他的机敏与权诈。他将胤禔等人分别优待和圈禁，使他们分散各地，联络不便，又派人监视，严加看管。使他们步步有陷井，不敢有任何举动。而胤禛则可以借任何机会打击他们。他对胤禩的优待，使之如处积薪之上，虽暂时安逸，而处处隐伏杀机。胤禵即位呼声最高，胤禛则坚决予以打击，使之不能收集党羽，发展势力。胤禟，胤则严加处置，起到杀一敬百的作用。这种分化瓦解的政策使胤禛迅速地稳固了他的皇位。

胤禛在处理诸兄弟中，初期并不残酷，并不危及他们的生命。他知道在刚继位时若开了杀戒，会激化皇室的矛盾，反倒不利于他的统治。但胤禛对诸兄弟的政治上的迫害却是一步紧一步的。

雍正二年 (1724)七月，胤禛亲作《朋党论》告诫皇室，宗亲，贵族，官僚不要结党营私，八月公开指斥胤禔，胤禩，胤禵、胤禟等人不守本分，结为朋党，欲成大事。十一月份，说胤禩总理事务以来“所办之事，皆要结人心，以恶名加之朕躬。”说他管工部时，宽免应交的钱粮亏空，以图要誉。因此，胤禛严令，谁若与胤胤禔结为朋党，即是叛国之人，必严惩不贷。对胤禟等人他也数次严责，并革去胤禟的贝子爵位。由于当时胤禛与他的亲信年羹尧、隆科多的矛盾还没处理好，雍正二年(1724)三年，胤禛对其兄弟还算宽容，到了雍正四年(1726)，处理完年、隆二人，局势大大安定了。胤禛就要彻底处分胤禩等人了。

雍正四年 (1726)正月，胤禛罗列了胤禩种种不法，将其降为民王。圈禁高墙，赐名“阿其那”，意为狗。五月向内外臣工，军民人等颁布胤禩等人罪状。胤禟赐名“塞思墨”，意为猪。同年八月胤禟被害于保定。九月胤禔也不明不白死于禁所，胤亦于雍正六年(1728)死于禁地。唯有胤禛同母之弟胤禵保留一命，活到乾隆二十年(1755)。至此，胤禛彻底结束了诸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巩固了他的地位，加强了皇权，确定了他不可动摇的权威。胤禛从皇位的争夺中摆脱出来之后，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国家的事务中去。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臣，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特点，每一个皇帝都必须有几个忠心耿耿，才具卓绝的大臣为膀臂，才能施行自己的统治。而当这几个膀臂不能随主人意志动作，自行其是时，怯懦的皇帝将一事无成。甚至成为膀臂的傀儡。而当有为的臣下又碰上有为的君主，那么刚毅有为的皇帝则必然要换掉他们，因此酿成君臣之间的悲剧。胤禛在雍正初年对待年羹尧、隆科多便属于后一种情况。

年、隆二人是胤禛的藩邸旧人，鞍前马后跟随胤禛多年，为他的上台出了大力。年羹尧还是胤禛的大舅子，其妹为胤禛侧福晋，继位后封为贵妃。隆科多是康熙生母的侄子，康熙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与胤禛有舅甥之分。他在康熙末年成为胤禛的知心好友。胤禛继位，隆科多被任命为四个总理大臣之一，年羹尧任川陕总督，二人一里一外，一文一武成为胤禛政权的核心人物。

胤禛即位后封隆科多为公爵，尊称他为舅舅。任总理事务大臣兼管吏部，理藩院，同时担任步军统领，赏他太保宫衔。赐与双眼孔雀花翎，四闭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夸他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年羹尧则接替了胤禵的职务，封为一等公，西北一切事务交给了他。同时朝廷事务，国家大事，胤禛都与他商量。重要国策都有年羹尧的参预。用人吏治，皆给年巨大权力，大臣任命都征求他的意见。年、隆二人可以自己选官，分别称“年选”、“佟选”，别人不敢赞一词。这可与吴三桂“西选”官相比拟了。胤禛甚至肉麻地吹捧年羹尧是他的“恩人”。有年这样的良臣，他不能不严于律己，成为一个最好的皇帝。说对年羹尧这样的大臣：“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胤禛对其家属也关怀备至。年羹尧生病，他亲加垂询。他妹妹年贵妃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慧身体状况，胤禛常常告诉年羹尧，经常赐给年药品及食物。

年、隆二人在雍正初年是胤禛的两根台柱子。他们同胤禛的弟弟胤祥一起，在胤禛的领导下，共同支撑雍正初年的政局，但是年，隆二人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将胤禛对他们的重用当作了专横跋扈的资本，不自觉地侵犯了皇帝的尊严和权力，这是胤禛绝不能容忍的。所以年，隆二人的尊荣，同时决定了他们的悲剧下场。

年，隆二人恃宠不法的行经大体一样。一是把持选官，以己意任用属员，隆科多管吏部，天下官吏选用他一人说了算，别人不能干涉。年羹尧在西北，文武大员升迁转任皆由他一人作主，排挤异己，遍树私人。皇帝的任命在西北仅仅是一种形式了。这是侵犯了天子用人的权力。第二，接受贿赂，开奔竟之风。由于二人掌握用人权，不肖之徒为了升官，钻营其门，贿赂公行，二人都以此发财。这样官吏的质量则得不到保证了。第三，妄自尊大，不能克遵臣道，行为不检点。二人皆恃胤禛之宠，对文武百官不放在眼里。其往来仪制，公文出纳皆自尊自大。朝廷大员，边疆大将遇他们无不低眉俯首。二人则威风凛凛，势驾于百官之上。有时在胤禛面前也不象其他臣僚那样恭恭敬敬，胤禛是绝对容不下臣下擅权专恣的。自胤禛上台，便不断有人上疏弹劾年，、隆二人擅权狂纵，任用私人。胤禛一直引而不发。到雍正二年下半年，他也开始责斥年、隆二人了。他要寻找一个好机会来解决这两个人的问题。

雍正三年 (1725) 二月，有所谓 “日月合壁，五星联珠”之瑞，内外臣工皆上表祝贺。年羹尧亦上一表，颂扬胤禛励精图治，朝乾夕惕。但把“朝乾夕惕”误写成 “夕阳朝乾”，雍正以此为把柄说年羹尧不愿意以“朝乾夕惕”四字归朕，说他“自恃已功，显露其不敬之意。”接着就不停地责年羹尧，调换川陕官员。四月份便令年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天下对年羹尧不满的百官看到苗头纷纷上疏揭发年的不法罪行。于是年羹尧被揭的体无完肤，胤禛把他调在杭州，解了他的兵柄。年羹尧远离了他的川陕根据地，就成为釜中之鱼，无能为力了，胤禛先将年的亲信一个个逮捕治罪。九月份下令逮了年羹尧。十二月份宣布他有12大罪，其应服极刑及立斩的便有30多条。胤禛表示开恩，勒令年羹尧自裁。其父兄革职，儿子年富立斩，其他子孙发极边充军，家产俱抄没入官。

雍正四年 (1726) 正月，以 “私藏玉牒”罪逮捕隆科多。玉牒是皇室家谱，除宗人府衙门，别人不得私看。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了一本收藏在家，被人告发。雍正以此为借口，下决心惩治他。雍正四年十月，定隆科多41大罪。胤禛将其永远圈禁革爵，追夺家产，其子放黑龙江当差。

胤禛与年，隆二人的矛盾是君臣之间权力分配的矛盾。以胤禛的性格，他不允许有人侵犯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年、隆二人的放纵擅权也是他自己宠爱过分的结果，胤禛不能说没有责任。年、隆二人恃宠作孽，也是自酿其祸，这场斗争的性质可以说是权力分配的斗争。胤禛清除了年、隆这两个权臣，以残酷的手段加强了他的专制独裁，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忠君这一至高无上的选人标准。他的政权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年、隆这样的权臣。

康熙后期，官吏贪污，吏治腐败。因此钱粮短缺，国库空虚，造成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雍正当皇子时深知这一点，他上台后就要坚决地纠正这种情况。而要富民富国，首先便是整顿好吏治。整顿吏治是个纲，抓了这个纲，由吏治而产生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整顿吏治，在官僚队伍头上动土也不是容易的，动不好则一发不可收拾。胤禛知道“吏治乃一篇真文章也”。他决心去做这一篇真文章，而且要做好它。

钱粮亏空是当时一个大问题，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胤禛继位，内阁起草登极恩诏，就开列了豁免官员钱粮亏空一条。胤禛马上觉察了，当即将这条勾去，他决不宽恕官员的贪污。十二月十三日，他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积欠钱粮的命令，让各地严格执行。查清何项亏空，原因是什么，所有亏空三年内必须补齐，且不许苛派于民间。因上司勒索及公用者分别处分。属侵欺贪污者，赔补外还要惩办主犯。随即，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由怡亲王胤祥，隆科多负责将清查进行到底。

会考府是中央的审计机关，各部，各省皆由其督责。会考府查出户部亏空250万两，胤禛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部吏赔150万、另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清查中涉及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当时有许多郡王、贝子将家产拿到大街上变卖赔补亏空。对有些贪污多的官僚，胤禛就抄他的家，以家产抵空。

地方上的清查更为雷历风行。因亏空，许多省级官员被革职查封抄家。对赃官，采取严历手段，抄家之外，命其亲戚代赔。凡亏空赃官，一经揭露便予革职。各省被革职罢官的官员多达1/3，有的达到一半。因此，社会上说胤禛“好抄人家”。胤禛则说这是应该的，不能让贪官污吏占到一点便宜。全国全面的清查收到很好的效果，3年之间，基本上清理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

官吏的贪污有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在清代还有具体客观原因，那就是官吏俸禄太薄。清朝一品官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县官45两。靠这一点俸禄家口都养不活，还要送往迎来，年节应酬，打点上司。要让他们不想另外的办法来搞钱除非让他们死去。所以清朝官场上地方官靠的是苛捐杂税，最主要的是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来充填私囊。上面的清寒的京官、省官靠的是下边各种名目的送礼来生活。这样一个官场，怎么能不腐败。

“火耗”之征，各地不同，但都越来越重，有的地方1两正赋加4、5钱“火耗”。胤禛非常清楚，无限制地征“火耗”就是剥削民脂民膏，久而久之，非酿成大乱不可。可是如果禁止收“火耗”各级官员又断了财路，断了生路。胤禛很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雍正三年 (1725) 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提出 “火耗” 由国家规定征收数，统一征收。一部分归到省里作公用，一部分分给各级地方官。他的意见，得到胤禛的赞赏。不久，山西巡抚诺岷提出将全部火耗都交省里。一部分抵补亏空，一部分给各官吏作“养廉银”。这是一个实行“火耗归公”的办法，胤禛批准他去山西试行，接着河南亦试行。“耗羡归公”对地方官征收火耗作了限制，且全部归国家分派，地方官当然有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胤禛命议政王大臣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详加议处。讨论的结果，各执一说。胤禛大为恼火，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不再听他们意见。于雍正二年七月断然下令实行 “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征收比率依各地情况而定，只许比原数少，不许增加。所收“火耗”全部提解到省。拨出一部分作为官吏养廉银，其他用于地方公费，此法很快全国实行。各地“火耗”率皆比原额有所下降，多的由80%降到18%，如山东等省。全国各省“火耗”率普遍保持在20%以下。各官“养廉银”都很多，远远超过他们的俸禄。如一品官养廉银每年有2万两，是其俸禄的100多倍、七品官养廉亦达2000两左右，是其俸禄的40余倍。

清查亏空，火耗归公，实行养廉银三事同时进行，使官吏对小民任意加派、官场间收受规礼、贪污勒索的陋习有了很大改变，促使官僚队伍走向清廉。同时也使国库充实，地方公费充足，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打击不法地主官僚逃避赋役，平均劳役，减轻小民负担，胤禛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严令地方官僚绅衿不许包纳钱粮，包揽词讼，不许拖欠国家钱粮，违者重处。二是令士民一体当差，劳役不能只小民负担，地主官户必须一样承当，违者革去功名，依法论处。为了彻底杜绝官户地主逃避丁役，将负担转到小农头上的情况，雍正三年 (1725) 胤禛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力役摊到土地上去，谁田多，谁出力役多，没田的少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自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提出这个设想百年来一直实行不下去，胤禛决心完成它。他以明锐的认识，坚强的毅力促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大变革。从此后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减轻了，压抑了富户，扶植了贫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从另一方面说，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对国家亦是有利。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虽然，胤禛较好的解决了历代相因的赋役不均问题，但他在指导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却显得低能。当时，经济在明代较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经过康熙60余年的努力，已呈现繁荣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重新生长起来。这就要求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制订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飞跃。胤禛是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培养起来的传统皇帝，他对于处理手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关系，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的关系，这两个重大问题上，依然是秉承了古老的 “重农抑末”的思想，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虽然他在发展农业中，也象历代皇帝那样兴修水利，鼓励垦荒，扶助农民，但这只是涉及局部地区，少数农民，对经济的发展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胤禛时代，传统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同时也表明他对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

胤禛对于吏治的整顿，在搞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后，重点放在扭转官僚队伍的风气。

当时的封建官场，最不健康的风气是师生年谊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声气相通。自唐宋科举制度创立起来，科举入仕者之间的同年，师生关系便逐渐发展起来。进士以天下读书文章之主自居，自诩为清流，看不起其他途径入仕者。“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就有之，至明而流弊已极”。“科甲出身之人，不思秉公持正，以报国恩，相率而趋于植党营私之习，夤缘请托，朋比袒护，以至颠倒是非，排陷报复，无所不为。”明朝末年，士人分为两党，党同伐异，殆害国家，顺治、康熙皇帝一直引为借鉴。但清朝开国已近80年，选官主要途径仍然重科举，科举制度带来的这种官场遗风，不可能不浸润于整个清代官僚队伍。事实上，自康熙后期，这种风气已非常严重。这里引用雍正三年，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禁止官员投拜门生的奏折，可见当时官场的风气。

“钻营附势之徒，广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公说情，每至以直为曲，偏徇庇护，罔顾法纪”。

师生，同年之间一遇“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 ‘抽丰’。在门生情不能却，送往迎来，周旋应接，非剥削民脂，即挪移正项，官员亏空，从此渐多。倘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可见，官场这种腐改风气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胤禛非常憎恨这种风气，认为这是腐蚀官僚队伍的重要根源，所以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求改变官场风气。

河南巡抚田文镜是胤禛的宠臣，他是监生出身，不属科举入仕者，因此没有师生同年关系。他在任上对互相朋比罔法的官僚多方裁抑，引起了官僚普遍不满。雍正八年(1730)，直隶总督，胤禛宠臣李绂参劾田文镜 “有心蹂践读书人”，“信用佥邪贤否倒置”。此后又有佟镇，谢济世等人弹劾田文镜。胤禛认识到李绂等人是科举出身，是为被田文镜参劾的人叫屈，是党比，正好暴露了科举出身的人官官相护，于是对李绂，谢济世，蔡珽等人作了处理，支持田文镜，李绂甚至两次陪斩。当时科目领袖，吏部尚书，云贵总督杨名时，也屡次受到胤禛打击、呵责，甚至吹毛求疵，罚不当罪。

为彻底根绝此风，胤禛从组织上也采取一些办法。历来言官，吏部司官皆从科甲中选。胤禛命其他途径出身者亦可选入。另外还制订了师生任命回避的条例，不能同去一地，为上下级关系。司道官有师生年谊者要上报督抚，上报吏部，以备查考。师生间继续徇庇馈送者严惩不贷。

胤禛这些做法最终目的是振刷吏治，破官场因循苟且，庸碌偷安，沽名钓誉，保身保家，置国家之事于膜外的习气。他惩治科甲官员做的有些过分，象李绂，杨名时是不宜这么重处的。但胤禛为了改革积弊便不惜矫往过正，挫抑了一些人。胤禛的出发点是好的，所取得的效果亦是积极的。

胤禛是一个精明的皇帝。他非常了解康熙后期上上下下报喜不报忧给他父亲造成许多事情的失察。他登上了皇位，便不能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要更加牢牢地掌握他的权力便需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全国每天发生的事情，做到耳聪目明。为了这个目的，胤禛对王朝的行政制度有些改革和创造。主要的改革，一是完善了密折奏事制度，二是创设了军机处，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的集权。

王朝的公文往来，主要是题本和奏本。题本是官员因公事所上的奏章，要加官印。奏本是个人私事，不用公章。二者皆由通政司送皇帝，其实到皇帝之前便已由内阁看过了。因此这两种公文都是公开的。这样，便有许多局限，有些事情官员不敢公开讲，皇帝便无从知道。所以康熙年间便产生了补救的办法——秘密奏折。秘密奏折是皇帝最为心腹的人，最相信的人才能用的。所奏内容，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无所不包。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胤禛上台后，感到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他首先扩大了可写密折人的范围，令各省督抚皆有此权限。后来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密折权力。对一些中下级官员，经过胤禛特许，亦可密折奏事。临时差往地方的官员亦有此权。估计雍正朝先后拥有密折奏事权的可达1000多人。

奏折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胤禛与大臣商量国家和地方政务，二是地方吏治的通报与处理，三是各地民情上达。这里面便包括风俗民情，气候物产，年成丰欠一切内容。除此之外，胤禛还利用密折做一些官员的思想工作。或表扬，或批评，或劝戒。有时洋洋数百言，更便于表达自己的思想。

奏折内容因为机密所以最重保密。胤禛令凡他批过的密折，过一定时期要收交宫内统一保管。大臣题本不许引用朱批的文字。奏折用内廷特制专用的箱锁递送，不得用其他形式。钥匙两个，奏折人一个，皇帝一个。奏折直送给皇帝本人，别人不得代转。奏折皆由胤禛一个人看，一个人批，不要任何人参与。胤禛一天要看二三十件，多者五六十件密折。亲阅亲批，从不留滞。

密折制度的建立，使胤禛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广辟了耳目。因此，处理各类事情能洞察秋毫，一言中的，加强了行政效率。雍正朝一切大政皆有密折的功劳。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他皆有周密的调查、有与腹心大臣许多的论证，因此施行起来得心应手。密折又起到了严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警自惕，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皆逃不脱胤禛的眼睛，密折象一根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他们。胤禛创立密折制度没有明代东厂之讥，而收东厂之实效，这正是胤禛的高明之处。

胤禛的另一创造便是设立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西北对准噶尔用兵。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他在他的寝宫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不是一个衙门，没有属员，只是一个临时处置机密机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不是专职，是临时抽调来的、胤禛比较信任的官员，原来的职务照兼照办。军机章京也是抽调来的，仍属原衙门编制，升转在原衙门进行。军机章京是负责文字工作的秘书类人物，胤禛以军机处为工具，他的谕旨直接由军机处转发。胤禛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不能休息。

军机处初设是办理西北军务，胤禛觉得军机处用的顺手，西北军务完毕，便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了，所以在胤禛手中，军机处已代替了内阁，成为国家实际中枢。凡重要机密之事皆由军机处办，内阁只能办一般性事务。军机处除了承命办事之外，还有为皇帝出谋划策，提供谘询，参加议政的任务。另外保留奏折也是军机处的任务。军机大臣是胤禛挑选的，统统属于他的亲信，事事秉命于他个人，因此胤禛非常牢固地抓住了国家一切权力。他比朱元璋，比他的父皇更要集权，更要专制。

清朝在汉族人眼中是异族入主中国，清朝天下虽然已80余年，但汉族中反满的情绪一直很高。公开或隐蔽的斗争从清初便没有停息过。顺治，康熙都花了很大的功夫调处满汉之间的矛盾，改变异族入主的形象。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公开的武装的反清少了，但人们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反清情绪却很难清除，胤禛了解下情，也深知处理好这个关系，将对大清帝国的巩固起到良好的作用。

胤禛以前，汉族的反清斗争多打着明代后裔的旗号。最着名的是以 “朱三太子”为号召的反清斗争。崇祯皇帝三子，明亡后失散，太子朱慈烺在顺治年间被清捕获，诬以冒充而杀掉。永王流落民间，不知所终。自顺治年间便有人假借定王名义起事。康熙十二年京城有杨起隆称朱三太子起事，旋被镇压，康熙十九年，福建有蔡寅称“朱三太子”起义。其实真正的定王流落于安徽，后到浙江，教书为生。他在江南，渐渐暴露了身份，民间不少人知道他的来历，因此，有民族志士利用他来号召群众。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江苏太仓、浙江四明山都爆发了打着他的名义的起义，受到清廷的严酷镇压。定王当时已70多岁，逃至山东汶上被捕杀。但汉族反清斗争并未停息，民间广泛流传朱家后裔在海外，并有人积极联络人马。直到雍正七年(1729)，山东还有人冒称明帝之裔起事。面对这种情况，胤禛采用两手策略，一是访求明朝宗室，封给爵位，承担明朝诸陵之祭祀。雍正二年 (1724) 称访到明代王后裔，封为一等候，专司明陵祭典，以此绝天下汉族之望。用优礼的办法，缓和汉族人民对明的思念。另一手便是严密访范，坚决镇压，胤禛多次严谕各地督抚，尤其是江浙、闽广等地严加访察，不放过任何疑点。对于暴露的反清组织，坚决镇压。在胤禛的严格镇压之下，南方的反清运动渐渐转入了地下，变为秘密的结社。雍正年间，江南破获了甘风池以“朱家后裔”为号召的反清结社。北方则打击了两起较大的秘密结社案。一是山西泽州翟斌如“妖言聚众案”，二是山东东平牛三花拉“传播空宗教案”首从皆被斩决。表明了胤禛决不宽贷、务求根绝的坚决态度。

雍正元年发生的吕留良案以及此后一系列“文字狱”则是胤禛在思想领域镇压反清思潮的例证。

年羹尧被清除后，接替他川陕总督之位的是岳钟琪。岳很受胤禛信任，但反对他的也不少。朝野上下传言岳是岳飞的后代，要起兵替汉人报仇，民间传的更凶。因此造成岳钟琪不安于位。但雍正对他非常信任，湖南郴州有个秀才叫曾静，授徒为业，对清颇为不满。他认为岳钟琪能实现他的目标，就派他的学生张熙到西安找岳钟琪，并带去了他的一封信。说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与女真不共戴天，满清为女真之裔，以夷变夏，暴虐无道，要岳利用他的兵力，兴兵为祖报仇，为汉族人报仇。上面还说了胤禛继位不正，是夺亲弟弟的皇位。

岳钟琪得曾静此书，假意应承。赌咒发誓要张熙说服其师来辅佐他起事，因此得到了曾静上书的所有根底，马上奏报胤禛，胤禛夸奖岳钟琪忠诚，表示对岳绝对信任，同时派员到湖南审理曾静一案。曾静供出他的思想受浙江吕留良思想影响，同时供出他所认识的吕的学生多人。胤禛命将这一干人犯都带来北京审讯。

胤禛对曾静对他的攻击非常震惊，但又感到高兴。暴露出来更好，他正可以借此机会涮清朝野上下对他的议伦，同时借机查清曾静这些消息的来源。

经过严密审讯，曾静诬蔑胤禛的话辗转来自胤禩、胤禟的太监。他们被发往烟瘴之地时，在路上沿途诬蔑胤禛，被小民听到而传播。同时查清了曾静的思想主要得之于吕留良。这个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顺治初年曾中秀才。后绝意仕进、专意着述，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教人站稳民族立场。他不承认清政府，称其为，“北”，“彼中”。康熙年间，地方官荐他做官，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去。为了避免纠缠，他削发为僧。因此，吕留良的名气很大，吕留良在康熙二十二年去世，他的学生严鸿逵，严的学生沈在宽皆继承他的思想，拒不承认清朝，希望恢复汉人天下。曾静让张熙去江南搜求吕氏遗书，与严，沈发生了联系。

在搞清楚这些问题后，胤禛不断发出上谕，逐条批驳曾静的诬蔑。他提出不应以地域，以民族作为区分好坏君主的标准。“德”应该是主要的标准。他认为清朝开拓了中国的疆土，创造了今天的太平盛世。再说清的天下得自于李自成贼寇之手，并不是得自于明朝。他指出华夷无别，皆是天之子孙，只要能将中国治理好，就是尧舜一样的好君主。对于曾静其他言论，他则让曾静自己出面去纠正。

雍正七年 (1729) 九月，胤禛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所有上谕编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和表示忏悔的《归仁录》，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发全国各府州县学校，使天下读书人皆能读到。这里面，曾静的忏悔，全替胤禛说好话。说他得位于康熙，得的正。又说胤禛如何爱民，如何勤政。曾静的话胜过他自己的辨解，通过曾静的口，胤禛在全国臣民中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十月份，他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令他们到反抗激烈的江浙地区去现身说法，去宣讲胤禛的德政。对吕留良等人的处分便很重，焚禁了吕氏的着作，吕和严鸿逵开棺戮尸，沈在宽与吕留良一子斩决，其余子孙发宁古塔为奴，家产充公。案中牵扯人等，包括刻书人，藏书人皆斩。

胤禛此案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番出奇料理”。其利用曾静，重处吕氏师生充分体现了胤禛奸诈，明敏的政治才能。

吕案之后，胤禛和各级大员更重视人们思想中的反清情绪，所以接连发生了几起“文字狱，”许多文人因为文字诗词中个别字句而得祸。着名的如徐骏，他的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说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大逆不道，人被斩，文被焚。当时许多人靠告密断章取义地指摘别人的诗文而得官，许多读书人因此受刑戮，冤狱遍地。胤禛靠这种严酷手段来镇压人民的反清思想实际上是很难收到好的效果的。

除了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之外，清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康熙时期，几次大规模对周边用兵，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边疆地区，确立了清廷的统治。然而事情并未完全结束。清廷最后确立对边疆的统治还需一个反复，巩固的过程，胤禛自然接过了父皇这一未竟的事业。

当时，边疆最不安定的是西北对蒙古准噶尔部，对青海、西藏，西南则是对云贵土司问题。

西藏、青海地区的蒙古人在康熙时已归顺清朝。由于准噶尔部的挑动，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在雍正元年夏天叛乱。他放弃清朝封爵，恢复旧日称号，进攻不跟他走的另外两个蒙古亲王，扣留清朝官员，进攻西宁。胤禛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决心武力平叛。谕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主持剿灭军事。年羹尧作了周密部署，雍正元年冬天，连打了几个胜仗，降敌10万。罗卜藏丹津逃到了柴达木。岳钟琪率5000精兵，乘大雪直捣敌巢。第二年二月初八大败罗卜藏丹津，俘其母亲和妹妹，罗卜藏丹津女装逃往准噶尔。胜利结束了平叛战斗。其后，清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置若干州县，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又在甘肃的凉州、甘州等地设立府县，以控制青海。平叛后，在青海各地开展了屯田，兴办农业水利，对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多方扶持，取得了很大成功。

西藏地区在康熙时已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并留兵2000驻守，任命亲清的藏人担任西藏地方领袖。雍正元年，胤禛听四川巡抚之请从西藏撤回了军队，雍正五年 (1727) 便发生了阿尔布巴叛乱。后藏政府首领颇罗鼐率兵坚决平叛，与敌周旋。胤禛闻讯令川、云驻军出兵进藏。次年秋，一举平定叛乱。西藏平定后，胤禛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留兵2000防守。同时，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初步稳定了西藏局势。

西北准噶尔部在康熙年间数次发难，经康熙几次用兵，形势趋向缓和，但依然与清朝处于敌对状态。经常挑起事端，挑动青海、西藏、蒙古地区的蒙古族闹事。因此，准噶尔部不平，清朝的西北边境便不得安宁。胤禛继承其父遗志，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

雍正五年(1727)，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财力充足，胤禛便借西藏阿尔布巴叛乱之机，出兵讨伐准噶尔。经过一番准备，雍正六年 (1728)二月两路出兵，北路进占阿尔泰山，西路进屯巴里坤。形成对准噶尔的钳形攻势。六月，胤禛以出师告太庙，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受礼。 胤禛与两路主要将领傅尔丹等人行跪抱礼。 并作诗二首， 以壮行色，朝野上下皆以为此次准噶尔必灭。西路军主帅岳钟琪更宣称胜利有十大把握。然而，前方战事并不顺利。

首先，西路军在巴里坤地区很快遇到准噶尔兵两万来犯。清军不熟习地理，仓促应战，被准噶尔兵打败。此后，准噶尔部声言议和，胤禛也想侥幸讲和。双方使节往还如梭，但和议不成。两路军士屯驻塞外、不进不退，空费钱粮，且师老无功。雍正九年(1731)，准噶尔部又袭击北路大营，傅尔丹中敌人之计，轻装捣巢，遇伏死战，惨败而回。骁将巴赛阵亡。雍正十年(1732)，准噶尔部又败傅尔丹于杭爱山。几年用兵，一误再误、一败再败，清廷损失惨重，人力、物力消耗极大，不得不在雍正十一年(1738)暂停进兵，决意与准噶尔部议和，谈判直到胤禛死后四年的乾隆四年(1739)才最后结束。

胤禛对准噶尔部的战争是一次失败的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岳、傅两人大言无忌、并非帅才。轻敌冒进，临战失机，有勇无谋，造成失败。再就是八旗兵的腐朽此时暴露无遗。将士贪图享乐、纪律涣散、厌战思乡，甚至临阵脱逃，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胤禛调动乖方。他对准部情况不明，自恃财大兵众，轻下决心，战争中又受敌人愚弄，心想议和，进退失据，犯了兵家大忌，贻误了战机，为敌所乘。他的错误是在平定青海、西藏后滋生的骄傲思想所致。他认为准噶尔部可一举荡平，君臣之间大夸海口，以至于不够谨慎，谋之不精。胤禛虽把责任推给岳钟琪等将领，他个人也是难逃其咎的。

西南云贵地区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区。明代以来中央皆以土司制度统之。即由少数民族酋长自治。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世世代代承袭其职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司之间又经常为争夺土地山林人口而争战，有时候又联合起来反叛中央政府，抢掠汉族及他族人民，明朝时一直为国家大患。清朝也沿袭了明的土司制度，行之近百年，土司制的各种弊病愈演愈烈。

胤禛从康熙年间便深知土司之弊，但怎么解决却没有办法。雍正二年冬，胤禛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让他一方面平定贵州土司叛乱，一方面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土司问题的根本办法。雍正四年 (1726)九月，鄂尔泰提出云贵土司改土归流的设想。胤禛认为这是治本之策，便当机立断，责令鄂尔泰完成此事。并且迅速为他配备了必要的助手。为了鄂尔泰工作的方便，胤禛重新改定了云贵川穷山大川的行政区划，授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自雍正四年下半年开始剿平了叛乱土司，首先对这些土司改土归流。然后，及于未叛土司。废除少数民族的头人，设立府县，派遣流官管理，并力行清查户口、田土，对忠于朝廷的土司给以荣誉世职，妥善安置。到了雍正八年 (1730) 云贵改土归流工作基本完成。此举加强了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打击了叛乱分裂势力，解除了土司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对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土归流是胤禛独断实行的，表现了他干脆的工作风格。

三

胤禛身材颀长、体态匀称，脸形略显瘦削，颧骨稍高，两眼炯炯有神、声音洪亮，举止颇有风度。他的臣下们一致颂扬他“天表奇伟”，但更多的赞扬他卓越的学识和才能。

胤禛自幼经受了严格的教育，他熟炼地掌握了满文和汉文。登极之后，学习不辍。他熟读儒家经典，做到了烂熟于胸。他对于儒家的学说有自己的看法和发明。他讨厌腐儒的寻章断句、咬文嚼字，只是在儒家学说字眼里钻。他认为儒家学说最重要的是理解其精髓。他为了自己的统治在儒家经典中吸取营养，将儒家学说概括为“忠”和 “诚”的学问，文、行、忠、信四端一理，皆是要达到忠与诚的目的。君臣皆以天心为心，则国家无不治。胤禛深知儒家学说对汉族人民的思想禁锢作用，所以大搞尊孔活动。他将孔子的先世追封为王，令将皇帝去学宫的“幸学”改为“诣学”，以表示对孔子的尊敬。又令对孔子的名字避讳，象对君王避讳一样，祭祀孔子时，胤禛行跪拜礼，这是前所未有的。雍正二年 (1724) 六月，孔庙失火，胤禛亲批银两，命工部派员修缮，工成后，令皇五子等人亲往祭奠，胤禛的尊孔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胤禛不但懂经而且通史。他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服务于他的政治。他常用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来教育臣下。为了美化自己，他还大力表彰一些守成之君，在他的主持下，增祀守成君主143人，但胤禛不象他的父亲那样重视自然科学，虽然年青时他也学过“经书算法”，但早就忘的一干二净，并不留意。

胤禛才思敏捷，由于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经学功底，其思维非常有逻辑，非常条理。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文件，密折，亲自书写批示。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上千言，皆是一挥而就，且行文流畅，入情入理。他作的批示很少涂抹，很少改动，往往几百字、上千字的批示一字不动，或很少改动。他一天要处理那么多事，可以说一日万机。能够做到这样，足见其才识过人。胤禛的书法亦很好，康熙很欣赏他的字，每年都令他专写扇面，多达100多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现存朱批奏折原件可以看到他的字，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谨，功力深厚。

胤禛的政治才能表现在他了解下情、了解臣下、了解自己，能够动用一切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胤禛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有了解下情比康熙强。他清楚地知道天下弊病在哪里，官场恶习什么为最劣，因此处理政务得心应手，没有事情能瞒过他的眼睛。尤其是他的知人善任、控御臣下的本领更为他人所不敌。

胤禛常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在通行“人治”的中国封建社会，胤禛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确切的。只要用人得当，天下皆可以治。胤禛在作皇子的时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用人原则和用人风格。

康熙用人较为宽厚。官僚对伍相对稳定。但是，康熙时形成了庸才充斥、官场腐败的现象。雍正欲一改康熙末年状况，造就一支振奋有为，有开拓性的官吏队伍，来保证他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因此，其用人原则便不能同于他的父亲。雍正的用人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中国历代人君用人的不同总在于德与才的如何偏重，也就是重德还是重才?德才兼备的人是有的，但数量少，远不够国家之用。大部分官僚皆属中才。就看人君怎么使用。一般来讲，德高者往往才不具，多为忠厚老成、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缺乏开拓精神的君子型人物。这种人可以信任，但不能用于成就一项大事业，而有才者，又往往恃才傲物，不拘泥于道德的约束，不容易驾驭，基至大节，小节皆有瑕玼，为君子所不齿，经常受人攻击，而成就大事业者往往是这样的人物。

胤禛用人是根据历史的要求。在他那个时代，为着除旧布新，革新政治，必须用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就是这样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要用。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原是为了办事，而不是为了用人，尤其不是以官职养闲人、庸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用谁，而不必拘泥于他的出身、他的声望或德性。在这个前提下，对有缺点的才干之臣加强教育，对庸才，则要让他滕出位子来给有才能的人。胤禛曾在田之镜的密折上这样批道：“凡有才具之人，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 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已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诚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胤禛的用人之道。

对官僚，既使是贤才胤禛要求也很严。历代君王要求大臣不过“清、慎、勤”三个字，而胤禛认为只有这三条要求还不够。做官，尤其是高级官吏，还应当眼光远大，有全局意识，胸襟宽广，不然的话，人品再好也不过一具木偶泥胎。对于真正的才干之臣，胤禛打破了官吏升转惯例，给以高官厚禄、越级提拔。他给几个心腹大臣田文镜、鄂尔泰等人的上谕中，一再让他们荐才，他虚已以用，不拘资格。而对于疲软官员、他动真个的，以察典处之。雍正时期，无能的官员被罢斥的很多。胤禛也因此得了个“刻薄寡恩”的名字。

从整个雍正时期看，胤禛对于才干之臣一点也不刻薄。他常常用赏赐世职、加级，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 “福”字，赏食品药物等办法奖励能臣。有病的大臣，他亲派御医前去看望。象杨宗仁、宋玮、方觐都受过这种殊荣。江苏巡抚陈时夏要将在云南的老母迎养于任所，胤禛就令云南督抚将陈母送去。对政见不同的大臣，只要他公忠任事，胤禛照样信任。象朱轼，曾反对他搞耗羡归公，反对西北用兵，但朱轼有才干，忠于朝廷，胤禛照样信用他。李元直为监察御史，疏奏中侵及胤禛，言词激烈，胤禛认为他没有恶意，赐给他荔枝，要他直言无妨。这种例子在雍正时非常多。

胤禛的用人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说是才德并重，而偏于才，其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人他是不用的。他的这种用人方法辅成了他的一代之治。

胤禛这个人很自信，过分的自信，这就决定了他性情刚毅急躁。他教育臣下不要优柔寡断、不要瞻前顾后、拿不定主意。要认准了就干，不怕困难。他本人就很果断，摊丁入地，耗羡归公都是他认谁了的，所以不顾舆论坚决干到底。他这种性格的另一面就是急躁。康熙皇帝曾就此批评过他，说他“喜怒无常”，实际掌权后性格也没改变过来。他轻举妄动的事也不少，如强迫闽广土人学官话，结果毫无成效。他气愤时常说过头话、走极端，有暴怒的毛病。经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官员激怒了他，他在批示上将这人大骂一顿、狗血喷头，当转过念头来，又去表扬人家。他性格刚愎，但有时也能认错。年羹尧等案处理后，他也多次公开认错，说自己用人不当，应当引咎。

这种急躁的性格在他处理日常工作中也充分体现出来，胤禛比较勤政，他创设了军机处、密折制度，此举督察了臣下，也忙坏了他自己。看文件，批密折，他从早到晚不得休息，一天数次接见军机大臣、决定军国大事，天天年年如此，常常一忙就是半夜，他曾写诗自勉曰：“听政每忘花日好，对时惟望雨旸匀。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

他处理朝政非常认真，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模棱。他看奏章很认真，经常能从中发现问题，一发现问题便非追出个结果来不可。他的批示如果不能立刻引起臣下的反映他就发火，所以雍正时期行政效率异常高，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不可避免地被臣下说成是“苛察”。胤禛说他处于天子之位，总揽万机，必须认真。那些害怕君主英察的人无非是想欺骗君主，掩盖他们的作奸犯科。

胤禛很迷信。佛教、道教、民间的鬼神他都相信。宗教作为一种精神鸦片是麻痹人民的，对君王也有麻痹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有信佛道者。有的是出于信仰，有的是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还有的是两种目的皆有。胤禛属于最后一类。

胤禛年轻时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时与佛教僧侣颇有来往，他出资修建了西山大觉寺。他早期的思想中有佛家的出世思想，他编的《悦心集》中大多是宣讲佛教“空”的观念和轮回学说。其书卷四 《醒世歌》曰：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他当时宣扬佛家的一切皆空只不过是为他积极谋位作掩护，并不是他真的看透了尘世，要出家当和尚。胤禛继位后继续尊佛，这就是他的信仰了，他把雍正君臣都比作真仙真圣。是下到凡间为老百姓做事来了。他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公开招了十几个门徒，经常谈佛说经，甚至干涉佛教内部事务。他任命寺院主持，扩建、修缮了全国许多着名寺庙，给佛教徒以封号，同时公开支持禅宗一派。他还出资刊刻佛经，亲自为经卷作序。雍正时，还有些佛教僧侣参与政治，与他最密切的文觉禅师居住在宫中，参与议论国家最高机密。胤禛用他如同左右手，初年的几次大事件据说皆有文觉禅师参与。朝臣中有人对胤禛的崇佛持否定态度，有的还公开谏诤，胤禛对群臣的否定态度表现的比较宽容，大有信仰自由的味道。

胤禛对道家亦很相信，他即位前便相信武夷山道士的算命，同时也与道士接触。继位后，曾把一些道士封为真人，还有一些道士如贾士芳等人长期住在宫中为他治病和修炼丹药。

胤禛的迷信还表现在他对鬼怪、神仙的相信。即位后，为了政治的需要更加相信天意鬼神。胤禛相信天人感应的学说。认为天下的治乱，人间的万事万物皆能上感于天。国家大治、万民幸福，天就会降祥瑞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在位期间经常以天人感应之说教育臣下，要求臣下。由于他的相信、提倡，雍正一朝各地奏报祥瑞最多。各地官员投其所好以引起他的高兴。整个雍正时期，基本上历史上曾有过的祥瑞都出现了。象嘉禾，一茎数穗。最多的田文镜奏报河南出了一茎15穗者，且粒粒饱满。雍正七年(1729)顺天府进呈了一茎24穗的嘉禾、还有瑞茧、瑞芝、瑞麟。山东在雍正十年报告巨野牛产瑞麟，遍身皆甲、玉定文顶、光彩烂生。此后四川、山东又获麒麟。还有凤鸟、甘露，天上五星联珠，即金木水火土五星同处于45°角之内。属于祥瑞的还有黄河清，雍正时有三次。卿云现更是各地奏报不绝。胤禛把这些祥瑞当作他受命于天，上天庇佑的证据来大肆宣杨。

胤禛没有声色狗马之好，继位后放掉了宫内所养全部珍禽异兽。他不事游猎，连父皇那样的巡游也不搞。他很喜欢园林，他常年办公的地点就圆明园，该园经过扩建修缮，湖光山色，风景如画。闲暇时，雍正喜欢留连于园中山水之间。其他生活用具，胤禛亦不太讲究。吃喝方面，只是喜欢喝点酒，也有节制。当时西方传来的新鲜东西，象温度计、望远镜、玻璃眼镜他接受的很快，还让宫廷匠役仿造，赐给亲近大臣。

胤禛共有8个后妃。这在清代皇帝中，乃至历代帝王中都是少的。他当皇子时只有一妻一妾。继位后根据历代惯例，为了 “广嗣继”才纳了几个妃子。

胤禛的嫡妻是那拉氏，步军统领费扬古之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她生了长子弘晖，8岁时弘晖夭折。雍正即位后立她为皇后，雍正九年 (1731)病故。当时胤禛有病，没有亲临含殓。他当皇子时的侧福晋李氏，生子女最多。生了皇二子弘盼，未周岁而夭，未排行。3年后又生了弘昀，排行二，11岁死。后又生第三子弘时，还生有一女，即为和硕怀恪公主。

乾隆的生母是钮祜禄氏，康熙四十四年(1705)她13岁时入胤禛府中。19岁生弘历，即乾隆皇帝。按皇子排行他应是第五子，因为弘盼夭亡，逐排行老四。关于弘历的身世，野史中有许多说法。流传最广的是说弘历是浙江海宁陈阁老之子，是胤禛因无子而用女孩换的。其实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第一，胤禛那时有弘时，没有必要抱人家的孩子。再者，胤禛当时正年青，又有生育能力，根本无需抱养别人之子。

康熙皇帝很喜欢弘历，其母钮祜禄氏在雍正即位后封为皇贵妃，地位反在李氏之上。乾隆上台后，她为皇太后40余年，可以说是个有福的女人。

胤禛嫔妃中还有年氏，年羹尧之妹，深得胤禛欢心，有专房之宠。胤禛即位前就封其为侧妃，继位后封为贵妃，位仅次于那拉氏。她的得宠是因为其兄年羹尧与胤禛的关系，还是年羹尧因为其妹而加强了他的地位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她为胤禛生了皇七子福宜，未周岁而殇。又生了第八子福惠。其所生第九子福沛和第四女亦殇。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年妃病死。病危之时胤禛加封其为皇贵妃。她死的第二个月便将年羹尧赐死了。这说明年羹尧多少还受他妹妹的保护。

另外，嫔妃之中还有耿氏。生皇五子弘昼。刘氏生皇十子弘瞻。宋氏生皇长女和第三女皆未成活。武氏没有生育。

胤禛的十个儿子中长大成人四个，即弘时、弘历、弘昼、弘瞻。胤禛因为年贵妃的原因非常喜欢福惠，但福惠八岁时死了，这使胤禛十分伤心。长大的这几个儿子，弘历受胤禛的喜欢。早就被秘密立为储君。雍正十一年(1733)，21岁的弘历受封为宝亲王。胤禛让他参与处理一些事情，锻炼他的能力。弘时在这些兄弟中最年长。但为人放纵不法，不为康熙所喜，亦不为雍正喜欢。雍正五年 (1727) 胤禛将他削除宗籍，开除出他的家庭和家族，弘时随死去，弘昼也较为正派老成，胤禛也常让他参与一些事务，雍正十一年(1733)受封为和亲王。但弘昼脾气不好，有些骄横，与弘历倒还和得来。胤禛对这些子女都重视其教育。到6岁，皆入尚书房读书。选老成持重、学问渊博的大师为师傅，考较功课。圆明园内专设有皇子读书的地方。因此，胤禛的几个儿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弘历，聪明好学，遍读儒家经书。为后来治理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胤禛的4个女儿，3个未成人而夭折。只有李氏生的第二个女儿长大成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嫁星德，受封为郡主。但很快也死去了。胤禛追封她为和硕怀恪公主。胤禛没女儿，又喜欢女儿，就把胤礽和胤祥的女儿养在自己身边。

胤禛的身体很强健，继位之后的6年身体没有什么病。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满意。到雍正七年 (1729) 冬天，他生了一场大病。调治后也没有痊愈，时发寒热，晚上睡不着觉。直到雍正八年春天稍好一些，但还是时好时犯，饮食失常，睡眠不安。有人见过他，说他下颏上有些小疙瘩。雍正八年 (1730) 夏，胤禛曾让几个心腹督抚在各地注意访求名医。后来，李卫在河南访得道士贾士芳、由田文镜送来京师。他 “口诵经咒”，并用“按摩之术”，开始效果很好，但后来，胤禛又说他是邪门左道，用妖术控制他的身体。遂将贾士芳处死。估计贾士芳是用气功为胤禛治病。此后，他的病重了。六月份曾对后事作了按排，九月份，告诉大学士张廷玉他已写好传位密诏放在圆明园，可见当时他病的很重。这次重病经过精心调养，到雍正九年 (1731) 秋天，才恢复了。精神体力都大大恢复如常。还时常感觉比病前还好。此后，雍十一年、雍正十三年 (1735) 他都亲自到遵化谒陵，还生了儿子，说明他的健康状况良好。

雍正十三年 (1735) 八月二十一日，胤禛在圆明园感到不适，但没有休息，照常办公。到二十二日晚上病情加重，急忙召见弘历及亲信大臣，谕及后事，二十三日子时，也就是二十二日深夜，胤禛便死了。

胤禛的暴卒，清朝官私着作皆未详其因。由此引发许多传说： 一说是吕留良的后人吕四娘为父报仇，遇异人传授剑术，入宫刺杀了胤禛。一说是湖南妇人卢氏由于其夫被胤禛处死，苦学剑术，为夫报仇，刺杀了胤禛，然后自刎。此皆毫无根据的臆测。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胤禛死于丹药中毒，胤禛为了健康，曾养了大批江湖道士，有的用气功，有的炼丹药为他保健。从胤禛生前情况看，他比较相信丹药，不但自己吃，而且赐给亲信大臣。为胤禛炼丹的道士有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胤禛刚死，宫内就将张太虚等人驱走，亦可令人想到胤禛的死与道士丹药有关。当然，也有人推测他是患中风即脑溢血而死，这尚待更多资料的发现研究。

胤禛死后，其遗体运至大内，以礼入殓。十一月十二日，嗣位的弘历为其父上谥号曰 “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 “世宗”。乾隆元年(1736) 定其山陵之名为泰陵。第二年安葬，胤禛走完了他波澜起伏的一生。

胤禛的身后没有发生皇子的争位，这是因为胤禛接受了康熙时的教训，改不立储君为秘密建储，他在雍正元年就确定了这个办法。公开宣布，嗣君已经选好，名字封在一个特制的匣子中放在乾清宫内正大光明匾的后面。从此，清朝确定了秘密建储的方法。胤禛另写了一份藏于圆明园，并在雍正十年告诉了鄂尔泰、张廷玉。所以，他辞世之后，张廷玉、鄂尔泰请出密旨，当众宣布了弘历的继位，使皇位的转移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