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李纯 

唐顺宗永贞元年 (805)，宦官俱文珍与剑南节度使韦皋等藩镇势力联手，在朝野上窜下跳，逼迫顺宗传位给太子李纯。在宦官的势力的压力下，顺宗退位为太上皇，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唐宪宗即位时，已28岁。他力图削平藩镇割据，恢复唐朝的统一，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一、削平藩镇，威行河北，一统唐朝

唐宪宗刚即位，就一反对藩镇迁就姑息的常态。西川节度使韦皋死了，其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 (节度使死，暂摄军务，称留后，一般即继位为节度使)，并上书朝廷，请求代韦皋为节度使。宪宗马上命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入朝为给事中。这无疑是昭示地方藩镇，以前那种无视朝廷，自行政令的作法要刹车了。

自唐中期以来，地方藩镇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也不入中央。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朝廷只能顺从，事后追认，而不能更改，否则便联兵反叛朝廷。朝中宰相杜黄裳分析这一形势，力主振举纲纪，制裁藩镇，宪宗十分赞同他的意见。

这时刘辟已由朝廷任为西川节度副使，但他并不满足，他还要得寸进尺，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 (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并发兵攻围梓州 (治今四川三台县)。宪宗力排众议，采取杜黄裳的建议，先拿刘辟开刀。

元和元年 (806)，宪宗命左神策军节度使高崇文等率军讨蜀。高崇文是唐将中名位较浅，有勇有谋的将领。他在长武城屯兵，练兵5千，常备不懈。接到诏令，即日启程，军资器械，一无所缺。他率军自斜谷出兵，一路严申军纪，斩关夺隘，所向皆捷。自正月出兵，至九月唐军便攻克成都，生擒刘辟，平定了叛乱。

就在宪宗讨蜀之际，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致仕，留自己的外甥杨惠琳为知夏绥留后，不肯交出兵权，勒兵阻止朝廷派去接任的节度使。宪宗果断地命令河东、天德军出击杨惠琳，平息了杨惠琳的反叛，传首京师。

这样，宪宗上台的当年，初试锋芒，取得了同藩镇斗争的初步胜利。

蜀、夏二地的平定，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量，许多藩镇纷纷请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迫不得已，也请求入朝。宪宗应允，遣使至京口 (今江苏镇江) 慰抚，犒劳镇海将士，并讯问行期。但李锜心怀鬼胎，原只想随便表示一下，想不到宪宗动了真格的。于是，一再推延，后又托词有疾，请到年底入朝。这又是一起挑衅朝廷的事件。宪宗征求宰相的意见，武元衡说： “陛下初即位，李锜求朝得朝，求留得留，决定权全在于他，这样陛下将何以令四海?”于是，宪宗果断下诏，征李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锜遂举兵反叛。对此宪宗思想上也早有准备，果断下诏削去李锜的官爵及唐宗室的属籍，发兵平叛。由于李锜的叛乱十分不得民心，其部将张子良等举兵袭锜，不到一个月，叛乱就被平息了。

然而，平定藩镇势力，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藩镇，已有几十年不奉唐朝的诏令了。在宪宗之前他们曾同朝廷进行过胜利的较量，这次见朝廷的威信日益提高，觉得形势有些不妙，都在寻找时机，再同朝廷一决胜负。

元和四年 (809)，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了，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纷纷仿效王士真，以自己的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即代领军务。王承宗为了使朝廷册命他为节度使，假意献出德、棣二州，可当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之后，又将德、棣二州据为已有。这下可把宪宗惹火了，决定出师征讨。

许多朝臣见宪宗西取蜀地刘辟，东取吴地李锜，不费吹灰之力，不由得忘乎所以，纷纷劝宪宗举兵河北。任左军中尉的宦官吐突承璀自不量力，毛遂自荐，请求率军讨王承宗。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为了封官加爵，也请求发本军征讨。于是，朝野举兵河北的呼声高涨起来。

朝廷大臣中，宰相裴垍、翰林学士李绛头脑十分清醒，都力阻宪宗出兵。李绛详细为宪宗分析天下形势说： 西川刘辟，镇海李锜，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指臂之臣，二人独生狂谋，孤立无援，大军一临，涣然离散耳。成德则不然，内部巩固，年深日久，外与其他藩镇盘根错节。父子代为节度是各镇共同利益，邻道为子孙之谋，恐他日亦有成德之故，必合为一心，支持王承宗。朝廷一旦出师河北，兵连祸结，财尽力竭，后果不堪收拾。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然而宪宗由于前几次平叛连连得手，急于平灭藩镇，低估了河朔势力，并没有采纳李绛的意见。元和四年，宪宗下诏，削夺王承宗官爵，以宦官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军、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讨伐王承宗。

唐宪宗是由宦官的拥戴当上皇帝的，所以他对宦官颇有好感。轻率出兵已是失策，任命宦官为军事统帅则更不合事宜。以翰林学士白居易为代表的朝廷大臣都极力反对，但宪宗仍不以为然，这次以宦官为军事统帅的讨伐藩镇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当时，河北的形势是，成德王承宗在北，魏博田季安在南，卢龙镇刘济又在成德之北，淄青李师道在东。他们都权衡利弊，或虚张声势，响应朝廷，实则逗留不前; 或拥兵观望，看风使舵。刘济引全军攻乐寿(今河北献县)，相持不攻; 李师道，田季安均引军各攻一县，即停兵不进，表面上参加平叛，而一有时机，马上可出手援救王承宗，袭击官军。

那个首先主张讨伐王承宗的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更为可恶，不仅逗留不前，反而暗中和王承宗勾结，令军士时刻记住成德军的口令，准备随时与王承宗互相呼应。又趁朝廷倚重他讨伐王承宗之机，要挟宪宗封他为平章事(宰相)。官军的粮草因不能远运，负责供应军资的度支只得在昭义辖地市籴。卢从史又抬高价格，从中牟利，既发了一大笔数目可观的国难财，又破坏了国家度支的财政。他还贼喊捉贼，说诸道兵均与王承宗勾结，不能进兵。对卢从史的一系列表演，宪宗虽然看破，气愤至极，却无可奈何。

吐突承璀来到前线，威令不振，屡战屡败，损兵折将。连左神策军大将军郦定进都战死在河北战场。郦定进曾参加过平定西川刘辟的战争，擒刘辟，在军中以骁勇闻名。他一死，使官军损失惨重，士气十分低落。

到这时候宪宗才明白，河北势力竟是这样错综复杂，强大难制，这场战争已不能自拔，无法再打下去了。

宰相裴垍在危急时刻，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谋略和胆识。他见卢从史外连王承宗，内要挟朝廷，暗自说服卢从史的牙将，了解到卢从史的阴谋和内部情况，并得知他与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不合，且卢从史视突吐承璀如婴儿，往来都不设备。裴垍果断地为宪宗建策，趁其还没觉察朝廷的动向，命突吐承璀设计，于军营内伏壮士，请卢从史入军营博戏，擒灭卢从史，平定了昭义，清除了内患，才使形势稍有好转。

王承宗见昭义覆灭，失去内应，上书向朝廷请罪，假意表示愿输纳贡赋，请派官吏。淄青镇节度使李师道站在王承宗的立场上，上书为其说情。朝廷官军在河北旷日持久，力难支敌，宪宗正好趁坡下驴，赶忙下诏罢兵。讨伐成德的战争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

讨伐王承宗的失败，并没有使宪宗改变制服藩镇的决心，但改变了以前一味出兵征讨的办法，转而使用恩威并济的策略。宰相李绛是一个富有谋略而又了解天下藩镇形势的名相，又敢于在宪宗面前据理力争。从魏博镇田兴(后改名为田弘正)归顺中央一事，可以看出李绛策略的成功绝妙之处。

元和七年(821)，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了，按照惯例，其11岁的幼子田怀谏为副大使，总揽军务。以前，每逢节度使死，在新节度使的委任上，中央和地方总要有一番矛盾斗争。一般说来是中央屈从于地方，按照既成事实追封。可宪宗要改变这种局面，不允许有这种不经中央，自立节度使的割据行为。朝中宰相李吉甫等人也力主宪宗再次出师征伐。李绛却不主张用兵，他向宪宗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 河北藩镇节度使，恐部将权力太重，对自己不利，都分兵以隶诸将，使其势均力敌，互相牵制。当节度使为严明主帅时，能控制住这种局面。田怀谏是个11岁的幼童，其军权必将由别人代理。部下诸将因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田氏必为部下诸将所杀，不须官军前去。而杀田怀谏代为主帅者，必遭邻道所攻。因为其他藩镇也怕部将攻灭自己，对杀主帅者决不容忍。故杀田氏者如不归依朝廷为援，马上会被别的藩镇吃掉。所以，朝廷不须出兵，只须训练士马，以观其变。如有魏博部将来效命朝廷，当不吝啬爵禄，厚加赏赐，使其他藩镇得知，也怕部下将领效法，以取朝廷重赏，都惊恐不安，他们就会恭顺朝廷了。这一番切中要害的言语，说得宪宗心花怒放，连连点头称善。

后来事势的发展确如李绛所料。田季安的部将田兴举兵擒田怀谏，归附朝廷，并愿守朝廷法令，输纳贡赋，请中央委派官吏。宪宗派使者前去抚慰，以观其变。李绛见事机成熟，趁热打铁，劝宪宗说： 臣以为不可派使宣慰，应直接下诏，封田兴为节度使。现田兴奉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非要象以前那样，让使者到那儿，把田兴请求为节度使的奏表取回，然后再加封他为节度使。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其感戴朝廷之心，亦非今日下诏之比。应马上下诏，机会一失，悔之无及。宪宗由于受李吉甫和宦官梁守谦的纵恿，坚持派使者前去，待其归还，再议晋封田兴之事。使者走后，李绛心急火燎，又进言说： “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愿圣心勿疑。计使者之行，刚过陕县，乞明日降诏，封田兴为节度使，犹可及也。”宪宗还在犹豫不决，还想先封田兴为留后，再转任为节度使。李绛紧追不舍说，对田兴的恩惠，如果不是越级而至，就不能使他感激殊常。在李绛的劝说下，宪宗终于下诏，封田兴为节度使。结果，使者刚到魏博，任命诏书随后即到，田兴感恩流涕，士卒无不鼓舞。以后，田兴感念宪宗的恩德，对朝廷忠心不二，河北各镇屡遣游客前来，要他背叛朝廷，遵河朔旧约，田兴终不为所动。终田兴之世，魏博镇一直是朝廷倚重的力量。

魏博镇自田承嗣以来，经田悦、田季安、田怀谏，历四世四十九年不霑王化，且一直是割据势力猖蹶的河朔三镇之一，至此终于归附在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宪宗在李绛的导演下，不费一兵一卒，收复了魏博，在河北藩镇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元和九年，宪宗一朝最有成效的一次讨伐藩镇的斗争又开始了。

原来，淮西镇(亦称彰仪)节度使吴少阳在蔡州 (今河南汝南)，蓄意谋反朝廷，招纳亡命无赖，牧养马骡，积极积蓄力量，严重地威胁着中央。宪宗早就有意征取蔡州，因忙于讨伐王承宗，一时抽不出手来。这年，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比他老子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关东为其驱掠者千余里，甚至骚扰到东都洛阳附近。朝廷派去吊祭吴少阳的使者也被赶了回来。十月，宪宗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吴元济。

宪宗下令讨淮西，又捅了河北藩镇这个马蜂窝，他们又蠢蠢欲动起来，使得这次讨藩镇的战役，比上一次讨王承宗，形势更加严峻，更加复杂。

成德王承宗上次同中央开战，取得了胜利，洋洋得意，见吴元济也敢与朝廷抗争，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好帮手，数次上书为吴元济说情，均遭宪宗拒绝。后又派人游说朝中主持军事的宰相武元衡，被元衡叱退。遂又上书诽谤元衡。并派兵四出攻掠，以向中央示威。

淄青的李师道更是个阴险狡猾且又十分毒辣的家伙。他见上书为吴元济求情无效，便施展阴谋诡计，暗助吴元济。本来朝廷征兵没有淄青，他也派将领率2千人去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则待机而动，支援淮西。又派刺客奸人在洛阳、长安四下活动，制造恐怖。于是，群盗并起，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消息不断传来：

元和十年四月，数十盗贼攻河南转运院，杀伤10余人，焚烧钱帛30万缗匹，谷3万余斛。

六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刺客取其颅骨而去。宰相裴度被刺客击伤。

随后，金吾及府县皆接到恐吓信： “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八月，李师道设置在东都的留后院中，集兵数百人，与洛阳南深山中师道党羽约定，举火为号，谋在洛阳焚宫阙，纵兵杀掠，被留守吕元膺平定。洛阳留守防御将领中，有2人，驿卒有8人为师道奸细，接受师道的官号，为其通风报信。

这一系列恐怖事件，搞得朝野内外，人心恐惶，草木皆兵，宰相上朝加金吾骑士护卫，箭上弦，刀出鞘; 朝士天不亮不敢出门，宪宗坐朝良久，大臣还未来齐。许多大臣见天下骚动，人情大骇，多劝宪宗罢兵。

还有个宣武镇节度使韩弘，依仗兵力，10年不入朝，宪宗以他为讨伐淮西诸军都统，玩寇邀赏，故意不让淮西尽快平定，以使朝廷倚重于他。在讨淮西的诸军将领中，只有陈州刺史李光颜战功卓着，韩弘便送给他一名绝代佳人，以消磨他的斗志。李光颜慷慨推辞说： “光颜以身许国，势不与逆贼同戴日月，有死无二!”

前线统帅严绶懦弱无能，又有宦官作监军，对诸将加以监视，打了胜仗归功于自己，打了败仗过错全落在诸将头上，弄得将帅谁也不肯出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出师3年，仍不能奏效，这次讨淮西的战役眼看就要重蹈讨河北的覆辙，功亏一篑。

唐宪宗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表现了一个封建帝王所应有的气魄和明断精神。先撤掉严绶，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专事攻战。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许多大臣都准备入劝宪宗，宪宗先堵住他们的口说：“胜负兵家之常，今但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岂能以一将失利，遂议罢兵邪!”

宰相裴度因遇刺卧病，许多人都请求免裴度之官，以讨好藩镇，宪宗坚决地说：“若罢度官，使奸谋得逞，用度一人，足以破贼!”

对前线作战不利的将帅，坚决撤掉。高霞寓战败后，又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仪节度使，申、光、蔡、随、邓等州观察使，后又以名将李愬为唐、随、邓州节度使，率军进讨淮西。

到元和十二年，讨伐淮西的战役已有4年之久，国家馈运疲弊，百姓耕牛用于转输，至有以驴耕地者。宰相裴度自请往前线督战。宪宗深为裴度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任他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指挥全军。为了使裴度能顺利平定淮西，对裴度言听计从，凡所奏请，一应准奏。裴度奏请以刑部侍郎马综为宣慰副使，以右庶子韩愈为彰仪行军司马，其所任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宪宗都一一答应。裴度恐自己到前线后，奸相李逢吉、翰林学士令狐楚在朝中搞破坏，宪宗又将李逢吉贬为东川节度使，将令狐楚贬为中书舍人。右神武将军张茂和称病不去淮西，贬为永州司马。对宪宗的高度信任，裴度也十分感动，临行时说： “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 贼在则归阙无日。”表达了他势不生还的决心。

裴度来到淮西前线，进驻郾城(今河南中部)，奏请取消了监军的宦官，使将领能够独立处理军事，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又信用李愬、李光颜等一批名将，整顿前线军务，改变了以前军令不统一的混乱局面。

元和十二年冬，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9千士卒，突袭淮西镇治所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叛乱头子吴元济。淮西自吴少诚以来，唐官军不至蔡州32年，宪宗经过4年的艰苦平叛，终于复将淮西收归中央。

吴元济的平定，使河北藩镇对朝廷刮目相看，纷纷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归顺。横海节度使程权，割据沧景三世，共传四任，举族入朝;成德王承宗一扫过去的嚣张气焰，也赶忙派使送二子入朝为质，并献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卢龙镇刘济已死，其子刘综代之，亦专一归顺。

淄青镇的李师道在平定淮西时，为吴元济出了大力，闹得朝野不得安宁。宪宗本打算同时向淄青用兵，因力量不济，只好暂时忍耐。淮西灭亡后，李师道仍负隅顽抗。

元和十三年五月，宪宗下诏，以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兵共讨李师道。这次出兵与讨淮西的情景确有点今非昔比了。李师道孤立无援，没有一个藩镇敢帮他的忙，孤军顽抗。参加讨伐的各镇节度使几乎没有一个敢延误中央的命令。尤其是武宁节度使李愬，义成镇节度使李光颜，率领官军耀武扬威，长驱直入，所向无敌。那个在讨淮西时纵敌为患的韩弘大概是想将功补过，也自己带领兵马，进围李师道的曹州。在官军万众一心的攻击下，李师道很快就被破灭了。

李师道是宪宗平灭的最后一个势力强大的藩镇。自代宗时李正已割据淄青，历4世54年，至此被中央平灭。

自安史之乱后，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曾同中央进行了反复激烈的较量，最后终于一一相继被平定，唐朝重新创造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二、慎择宰相，用人纳谏，明察不惑

唐宪宗不仅在同藩镇斗争中显示出他卓越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气魄，在用人纳谏方面也颇具选才任贤的眼光和采纳忠言的大度。

就在宪宗即位的永贞元年 (805)，升平公主献女口50名，辞而不受。荆南献毛龟2只，宪宗说： “朕所宝唯贤才，自今后祥瑞及珍奇禽兽毋得献。”他急于渴求的是帮助他治国平在下的贤才，而不喜欢奇珍异兽，更不喜欢以此来博取他欢心的佞臣。

宪宗一朝，十分注意选拨和任用宰相。在他当太子时就留心这个问题。上台后，经常和群臣一起讨论历代择用宰相的利弊得失。选择了象杜黄裳、裴垍、李绛、裴度、崔群等一大批正直且有经国大略的名相。

杜黄裳为宪宗首开削平藩镇之略，当西川刘辟叛乱时，公卿皆以蜀道险远，不宜出兵。杜黄裳力主讨蜀，并推荐高宗文为军事统帅。高崇文不仅勇敢善战，而且正直无私。平蜀后，得刘辟二妾，有美色。监军要崇文献给宪宗，崇文正言道：“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献妇人以求媚，崇文不为此。”在杜黄裳的策划下，宪宗对藩镇首战告捷。及蜀平，宰相入贺宪宗，宪宗对黄裳说： “卿之功也。”

李绛不仅有谋略，熟悉天下藩镇形势，而且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凡朝臣对宪宗进谗言，陷害忠良，李绛都加以辩解，匡正了宪宗不少过失。

早在李绛任翰林学士时，宪宗到苑中行猎。走到半途，猛然想起李绛，对左右说：“不如且回转，李绛知道后，一定会进谏。”后来，又将李绛提为户部侍郎。按照惯例，户部侍郎要以赋税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献税款，以供私宴，叫做“羡余”。当时官员为巴结皇帝，竞相进献，李绛却一个钱也不献。他对宪宗说：“地方官厚敛百姓来换取皇帝的恩宠，我掌的是陛下的财物，出入都有账簿，怎会有羡余? 我若从中作弊，抽出一部分送给陛下，无非是把东库的钱财，放到西库，我不敢沿袭这种弊政。”

翰林学士白居易向宪宗进谏时，公开说“陛下错”，宪宗觉得大失体面，要把他赶出翰林。李绛劝说道：“居易言辞虽欠考虑，但志在尽忠，陛下若治他的罪，恐以后忠正者就闭口不言了。”

李绛敢于直言，不肯巴结皇帝，宪宗反倒更加器重他。元和六年，择他为宰相。李绛又劝宪宗，国家艰难，府库空虚，应节衣缩食，不可纵恣声色。宪宗听了很高兴，称他为 “真宰相也!”就在这一年，江淮发生大灾荒，可当地御史却谎报丰年。李绛奏请，制裁弄虚作假的御史，蠲免江淮租赋。又奏请宪宗在振武、天德两地开置营田。4年间开田4千8百顷，获谷4千余万斛。象这类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宪宗都一一采纳。在李绛为相期间，为宪宗平定藩镇，整顿吏治，纠正弊政，成为当时一代贤相。

宪宗时，也有的宰相，唯唯喏喏，每逢大事，不置可否，只知随声附和。如权德舆就属于这一类。李绛与李吉甫常在宪宗面前争论，权德舆居中不发一言，谁也不得罪。宪宗非常鄙视他，不久就免了他的宰相。

宪宗一朝，无论是同藩镇的斗争，还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转机，虽不能同前期相提并论，但在唐后期算得上是最好的局面，这与他能任用李绛、裴度等一代名相有很大关系。

在其他官员的选用上，宪宗也注意不拘一格，任人唯贤。刘辟叛乱时，其婿苏强以逆党罪被诛。苏强的哥哥苏弘有才行，但谁也不敢推荐他做官。右庶子卢坦却大胆地向宪宗推荐。宪宗很痛快地答应说： “假若苏强不死，果有才能，也要任用，更何况是他哥哥了。”在宪宗的臣下中，左拾遗元稹善指陈朝廷得失，宪宗嘉纳其言，时常召见他; 白居易作诗规讽时事，传入禁中，宪宗大为赏识，召为翰林学士;给事中李藩知无不言，皇帝的制敕有错误也敢指正，宪宗择他为宰相; 翰林学士崔群谠直无隐，受到宪宗高度信任，甚至命令今后学士奏事，必与崔群连署，方可上奏。

由于宪宗能以知人善任，在当时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一朝，杜黄裳、李绛、裴度为其运筹划谋，总举大纲; 李愬、高崇文、李光颜等为其南征北战，平定各地; 杜佑、白居易、韩愈为其舞文弄墨，草制诏敕。唐后期人才之盛，莫过于宪宗。

宪宗即位之初，对谏官们在他耳边絮絮叨叨，指陈得失很不习惯。他曾对李绛说：“谏官多谤讪朝政，朕欲处罚几个，以儆其余。”李绛回答说： “人臣生死系于人主喜怒，敢开口进谏的有几个? 即有谏者，皆昼夜度思，朝删暮减，待上达陛下，十无二三。人主孜孜求谏，犹恐不至，况罪之乎!”宪宗听后，大有感触。以后便主动鼓励臣下指陈时政得失，以防偏救弊。

一次，他对宰相们说： “太宗那么英明神圣，群臣进谏者还要反复几次，才能采纳。今后政事如有不妥，你们不要怕我发怒，要十数次进谏才是。”从此，尤其是对成德用兵之后，宪宗广开言路，广采忠言，明辨是非，亲贤臣而远小人。

宰相李吉甫善取悦主上，曾在朝廷上说：“人臣不当强谏，使君臣和气，岂不是美事。”李绛反驳说： “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算忠臣?”宪宗马上肯定说：“李绛之言是也!”弄得李吉甫十分尴尬。有时候，李绛等久不进谏，宪宗倒觉得很不自在，询问说： “你不进谏是因为我不能容忍，还是无事可谏?”

由于宪宗注意随时采纳众言，避免了许多过失。如元和二年 (807)，有人在宪宗面前进谗言说，大臣郑絪与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互相勾结，泄露朝廷机密。宪宗很气愤，但他没鲁莽行事，而是先让李绛谈谈自己的看法。李绛知郑絪佳士，劝宪宗不要听信奸臣挑唆，详细查明原委，避免了一大冤案。

元和四年(809)讨王承宗，又有人诬告裴武出使成德回来，先到宰相裴垍家，然后才见皇帝，欺罔朝廷。宪宗大怒，欲将裴武贬到岭南。李绛担保说，裴武过去在李怀光军中，守节不屈，忠于朝廷; 裴垍谙练事体，既不会有先见裴垍之事，更无串通王承宗之举，又使二人免遭陷害。

在宪宗的鼓励下，甚至有的大臣敢于据理力争，抗旨不遵。元和八年，有一僧人鉴虚，以财货结交权贵，受藩镇贿赂，横行不法。御史中丞薛存诚将其拘禁。权贵宦官们都争着为他求情，宪宗也因得过他的好处，欲释放他，遭存诚拒绝。后宪宗又派宦官到御史台宣旨，存诚坚持不放人。他回答宪宗说：“陛下一定要释放此僧，请先杀臣，不然，臣期不奉诏!”按理说宪宗一定会勃然大怒，但却相反，宪宗嘉奖了薛存诚刚正不阿的做法。罪大恶极的鉴虚终被杀死。

由于宪宗能够采纳众言，择善而从，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以兼听而不偏信，明辨是非，许多大臣也都敢于直言不讳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不仅使宪宗成功地完成了一统藩镇的事业，而且沟通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交往，激发了他们为国效力的忠心，使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很有一番起色，大有中兴唐朝的气势。

三、勤政图治，去奢省费，不矜其功

唐后期有许多帝王，或昏庸无能，受人左右，皇帝垂拱，不问政事;或聚敛财富，纵恣声色。真正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者，也要算得上宪宗。在他前期，没有心思享受宫中的歌舞声色，寻欢作乐，也无暇到处巡游畋猎，而是致力于收拾当时天下残局，为恢复唐朝的一统江山运筹谋划，召见群臣，处理万机。

有一次，宪宗和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一直谈到傍晚。天气闷热，汗水湿透了御衣。宰相们恐怕养尊处优的皇帝身体疲倦，纷纷请求告退，劝宪宗回宫休息。宪宗挽留说：“朕入禁宫，唯与宫人、宦官相处，故乐与你们一起共谈为政之要，从不知疲倦。”

在一班朝臣的辅佐下，宪宗改革了一些弊政，使当时的政治初步走上轨道。如唐后期，诸道官吏进京，都要送财物给皇帝，以巴结皇帝，求得升迁。皇帝也习以为常，受之无愧。元和三年，宪宗下令，诸道官吏来京，不得进奉。知枢密使刘光琦见有机可乘，马上奏请派使者到各地颁布这个诏令。当时各地方官已准备好进奉的财物，刘光琦是想去分割这些进奉。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反对派使，主张通过驿站传递。刘光琦见阴谋没有得逞，仍在宪宗面前喋喋不休地说，这是以前的旧例。宪宗也看透了他的心思，不耐烦地说： “以前旧例对，就照着做，不对，为什么不改过来!”

对各地因战乱、灾荒而造成人民的灾难，宪宗也表示一定程度的关心。即位之初，曾派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察官吏赃否，百姓疾苦。结果潘孟阳到处游宴纳贿。宪宗马上免去了他的度支、盐铁副使之职，并把这件事时刻记在心里。元和四年，南方旱饥，宪宗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贫民。临行时告诫他们说： “朕宫中用帛一匹，皆有账簿，惟救济百姓则不吝啬。卿等应深识朕意，勿效潘孟阳专事饮酒游玩。”

后来，又批准李绛、白居易的奏请，诏令天下： 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民生。

在同藩镇的斗争中，对受藩镇残害的百姓一概进行安抚。诛灭镇海李锜后，有司请求籍灭李锜的家财，以输京师。宪宗从李绛奏请，以李锜家财，代替浙西百姓当年的租赋。平定吴元济后，有人对宪宗说： “淮西大有珍宝，臣知之，往取必得。”宪宗拒绝说：“朕讨淮西，为民除害，珍宝非所求也。”随后，复除淮西百姓二年赋役，受淮西掳掠的附近州县，免除来年的夏税。

宪宗前期，国家没有统一，政府财政困难，为筹措军费，宪宗也曾聚敛财货，但他并没用于供自己挥霍。他曾对李绛说：“今两河数十州，皆不从国家政令，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取。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后来魏博镇田兴归顺，为收揽民心，让四方藩镇归慕朝廷，李绛建议以钱150万缗重赏魏博军士，宦官们群起反对，宪宗说： “朕所以恶衣菲食而又蓄聚财货，正为欲平定四方。”遣裴度到魏博，以钱赏军士，并免去当地百姓一年的赋役。结果魏博军士受赐，欢声如雷，其他各镇也大为震惊。

唐宪宗时，也比较务实，对臣下漫无边际的吹捧一概拒绝。即位之初，群臣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孝德皇帝”，却而不受。平定西川刘辟，众宰相入贺，他没有洋洋自得，而是推功于杜黄裳。平定镇海李锜后，群臣入贺，他说：“朕没有才德，致使地方叛乱，朕应感到羞愧，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

元和四年，宦官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时碑楼已修好，请翰林学士撰文，宪宗命李绛撰写。李绛说： “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秦始皇刻石记功，不知陛下欲效法何人?”宪宗立刻命吐突承璀拽倒碑楼。吐突承璀敷衍说：“碑楼太大，不可拽，请慢慢拆除。” 宪宗厉声说： “用多牛拽之!”结果用100多只牛才将碑楼拽倒。

可见宪宗还是一个不图虚名，能够雷厉风行的帝王。如果他一开始就沉醉在一班佞臣功德圣明的颂扬声中，是不会有所作为的。

四、晚节不终，骄奢放纵，遭弑丧命

前期的唐宪宗，可算得上一个有道明君，但他在完成了自己的辉煌功业之后，忘乎所以，逐步骄奢放纵起来。信用群小，拒谏饰非，大兴土木，求神仙长生之术。原来那英武威德，励精图治的贤明帝王的形象慢慢暗淡了，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昏乱君主的面目却清晰地显示出来。

平定淮西吴元济是宪宗政治上的转折点。元和十三年，宪宗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将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淮西初平，营缮太多，告诉宰相裴度，希望他劝戒宪宗。裴度代为转奏，宪宗大怒，将二人贬官。又命疏浚龙首池，筑承晖殿，自此土木之役日趋增多。宫中所费也越来越奢侈。户部侍郎，叛度支皇甫镈，盐铁转运使程异，助纣为虐，多次向宪宗进羡余，以供其费。宪宗则提拔二人为宰相。消息传出，朝野惊骇。裴度、崔群极陈，二人资性狡诈，盘剥百姓，刻扣军饷，天下共愤，要宪宗收回成命，非但不被采纳，还指责二人为朋党。

元和十四年，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献马3千，绢5千，杂缯3万，金银器以千数。随后又向宪宗献绢25万匹，絁3万匹，银器270。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相贡献，元和进奉之弊愈演愈烈。平淮西进奉，称作 “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 “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宪宗加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又进奉，亦谓之“贺礼”。这些财物都不是国家正常的赋税，而是官吏们通过刻剥百姓，贪污中饱得来，以个人的名义，贡献给皇帝本人的。而宪宗则来者不拒，受之不愧，且贪婪无厌的胃口越来越大。

唐宪宗自以为功成名就，也就失去了那种信任群臣，从谏如流的作风。转而喜欢那些取媚阿谀自己的群小，对指责自己失误的忠直之言越来越感到不顺耳了。自引皇甫镈、程异入相后，裴度、崔群等正臣逐渐被疏远。皇甫镈得宪宗宠信。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宫中有许多积压朽败的缯帛，令度支出卖。皇甫镈就用度支的钱高价买下，供应边军。因缯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士卒怒而焚之。裴度因此上奏，镈竟狂妄地拽着裴度的靴子说：“此靴亦内库所出，坚固耐用，度言不可信。”宪宗以破败缯帛得了高价，当然也和皇甫镈一个鼻孔出气，裴度自讨无趣，默默而退。后来裴度终于被排挤出朝，任河东节度使去了。

为了防止裴度再度入相，皇甫镈又引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宰相，二人狼狈为奸，援引同党，打击正直的官僚。在宰相中，只有崔群刚直不阿，不愿与皇甫镈同流合污。宪宗又听信皇甫镈的谗言，免去崔群的宰相，任他为湖南观察使。裴、崔二人是宪宗后期的名相，宪宗依靠他俩平定淮西，补偏救弊，成就了自己的功业。自二人去后，一班奸佞群小围绕在宪宗周围，政事日坏，朝廷日益黑暗。对皇甫等人的可恶行径，朝野上下，人情汹汹，个个切齿。而宪宗本人已听不进他的臣民的呼声了。

宪宗晚年，也喜欢起神仙长生之术来。陕西风翔法门寺有一块所谓的佛骨，宪宗派宦官率众佛生迎至禁中，供奉三日，然后在京师诸佛寺巡迥供奉。在他的带动下，掀起了一股迎佛骨的佛教热潮。王公士民解衣散钱，争相供奉施舍，至有倾家荡产者。刑部侍郎韩愈上书，表示反对，要求把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韩愈的反佛言论惹恼了宪宗。他还指望佛来保佑他呢，韩愈竟要把佛骨烧掉，怎么能容忍韩愈这样放肆呢。于是，宪宗非要把韩愈加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 (时二人尚未罢相) 讲情，才把他贬为潮州刺史。

宗正卿李道古与皇甫镈勾结，说山人柳泌能制长生药，宪宗大感兴趣，把泌召来炼药。柳泌又进言，天台山有神仙，多灵草。宪宗信以为真，任他为台州刺史。群臣反对，宪宗不在乎地说： “以一州之力为我致长生，你们作臣下的还舍不得吗“” 自此以后，对宪宗的痴心妄想，胡作非为，群臣再也不敢劝阻了。

柳泌到台州后，驱使吏民采药，结果一无所获，举家逃跑，被抓回京师。皇甫镈为其说情，糊涂的宪宗又让他待诏翰林，并继续服食柳泌所炼丹药。起居舍人裴潾上言，金石之药酷烈有毒，非人五脏所能胜。宪宗不问清红皂白，将他贬为潾江令。为了能够长生，宪宗一切都在所不惜了。

到元和十五年，宪宗因服金丹，性情日加躁怒，左右宦官稍有不顺意，即遭责打，至有因此而死者。宦官人人自危，朝不虑夕。宦官陈弘志发难，宪宗被弑而死。从此，唐朝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所操纵。

李纯死后的庙号为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