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孛儿只斤蒙哥 

蒙哥，成吉思汗孙，拖雷长子，生于嘉定元年 (1208) 十二月三日。当时，蒙古草原黄忽答部一个自称知天象的人，断言此子日后定然大富大贵。为此，婴儿的母亲唆鲁火帖尼给孩子起了一个十分吉利的名字——蒙哥，用汉语讲就是长生的意思。蒙哥长大成人之后，使在蒙古宗室内部因争夺汗位而一度失意的拖雷系家族重新高昂起头颅来。

艰辛的复兴之路

成吉思汗的长妻弘吉剌氏孛儿帖，生有4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们随成吉思汗东讨西征，为蒙古国的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犹如帝国的4根柱子。成吉思汗晚年，通过对4个儿子特长和才能的分析，选择他的继承人。在临死前，成吉思汗运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对4个儿子重申：“如果你们希望舒适自在地了此一生，享有君权与财富的果实，那么，有如不久前已让你们知悉的那样，我的告诫是： 三儿窝阔台将继承我的汗位，因为他要比你们高出一格。他的旨意坚定卓绝，他的见识颍敏优越。凭着他的灵验的劝告和良好的见解，军队与人民的管辖连同帝国边界的保卫将得到实现。因此，我指定他为我的继承人，把帝国的钥匙放在他英勇才智的手中。”但在蒙古本土，自古流传着幼子有优先继承权的习惯。长妻所生的幼子，蒙古语叫斡惕赤斤，义为 “守炉灶之主”，是留守家业者，而他的兄长们则要到外而另立炉灶。成吉思汗确立窝阔台为自己的继承人后，总感到对自己宠爱的幼子拖雷有一种愧疚之情，于是另外做了安排：“王位和国家的事是桩困难的事，让窝阔台去治理吧。我的老营和家室，我所征集的军队、珍宝等，全部交给拖雷管理。”成吉思汗这种自相矛盾的安排给此后宗室内部的汗位之争埋下了隐患。按蒙古旧例和成吉思汗的安排，拖雷不仅获得了父亲的领地，而且又继承了成吉思汗12. 5万军队中的11. 1万人，使拖雷一系成了蒙古贵族中实力雄厚的力量。绍定五年(1232)九月，即窝阔台即位后的第4年，拖雷莫名其妙地死在征金的大军中，成了历史上一个不解之谜。但是，拖雷的死并未能把兄弟间的矛盾带到坟墓之中，相反却留给了他的后人。拖雷的妻子唆鲁火帖尼和儿子蒙哥无时不刻不在为光复汗位绞尽脑汁。

幼年时期的蒙哥曾被还是藩王的窝阔台所抚养，受到昂灰皇后无微不至的看顾。长大之后，又是窝阔台为他聘娶了火鲁剌部的女子火里差为妻的，并分给他一部分部民。但是，蒙哥始终没有忘记要报杀父之仇。然而，蒙哥并未蛮干，因为他所面临的是一个手段毒辣的蒙古大汗，自己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宗王而已。这正是蒙哥的过人之处。蒙哥把复仇的欲念深深埋在心中，表面上却愈加谦恭。蒙哥在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之后，十分卖力地追随其伯父窝阔台四处征战，屡立奇功。嘉熙元年 (1237) 春，蒙哥率领大军进攻钦察部，把对手打得狼狈不堪，钦察部首领八赤蛮仓皇逃往里海海岛上。蒙哥闻讯后，率众穷追而至，适逢水浅，蒙哥高兴地手舞足蹈： “这是上天给我开的道路啊。”遂涉水登岛，生擒活捉八赤蛮。同年秋，蒙哥又与术赤的儿子拔都联兵征伐斡罗思部，在围攻也烈赞城的战役中，身先士卒，一举攻克也烈赞城。嘉熙三年(1239)，蒙哥同贵由统兵征服了阿速国。蒙哥在屡次战役中，奋不顾身，功勋卓着，不仅消除了窝阔台系对自己的猜疑，而且在蒙古诸王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史书上还称颂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喜欢侈靡、饮酒。这些就为其日后争夺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蒙哥积极活动时，其母唆鲁火帖尼亦在活动。当拖雷死时，她请客送礼，犒劳军士百姓，赢得了各方面的爱戴，使人心归向于她。波斯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一书中赞美道： “在教育子女，整饬朝政，维护尊严，处理事务等方面，这个别吉 (后妃，指唆鲁火帖尼) 明断英决，连戴头巾的男子尚且不及。”窝阔台对此大概最清楚不过了，他为了使这个可怕的女人就范，想把她嫁给自己的大儿子贵由，结果被她婉言相拒了。唆鲁火帖尼与别的宫廷后妃不同，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她必须处事谨慎。在蒙古汗位空缺期间，诸王滥发牌符，横征暴敛，唆鲁火帖尼并未为小利所动，她严禁自己的儿子们违反法令。唆鲁火帖尼还庇护手下的臣民，税吏、官员和士兵怕她的严刑，不敢苛虐百姓。一次，几名地方官征收她属下的臣民，因所征税额太重，被她处以死刑。

蒙哥的刚明雄毅、洁身淡泊的品质，雄才大略的军事才能，加之唆鲁火帖尼戒子惜民的声望，就使蒙哥的威望一天天地增长起来，以至贵由汗死后，朝廷无君，蒙古上下都把目光盯在了蒙哥的身上。

与此相反，窝阔台的子孙们却不争气。窝阔台死后，淳祐六年(1246)，长子贵由即位。但是，贵由汗身患慢性病，继位不到3年便死于西行的大军中。贵由死后，窝阔台系就失去了最后一个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选，剩下的尽是孤儿寡母。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既无能又好巫术，除了跟商人做点买卖外，于朝政一无所为。她的2个儿子，忽察和脑忽，年轻任性，各据一宫，互不相服。这样一个家族已根本不是势力雄厚的蒙哥及其母亲的对手了。双方的最后争夺在贵由死后的第二年 (1249) 召开的推选新汗的库里勒台上便见分晓了。

在库里勒台上，与窝阔台系有宿仇的术赤的儿子拔都，依仗其长兄的身份和雄厚的军事力量，率先推举蒙哥为汗位的继承人，致使参加会议的人几乎成了一边倒。这样，蒙哥依靠他所树立的威信以及与拔都结盟形成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终于把汗位从窝阔台系手中夺了回来。淳祐十一年 (1251) 夏，蒙哥在大多数蒙古宗王的支持下，终于在斡难河畔登上了汗位的宝座，实现了其复兴汗位的宿愿。

忠诚的卫道者

13世纪初期的蒙古族仍旧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蒙古贵族所从事的征伐实则是对被征服地区赤裸裸的土地与财富的掠夺及无限制的不时需索。他们主张把先进的中原农业区变成牧场。中原地区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如蒙军攻下保州 (今河北保定) 时，玩起了比赛杀人的游戏。结果，尸积数十万，堆起的人头几乎同城墙一样高。窝阔台继位之后，为了安定中原局势，曾信用耶律楚材于1230年进行了一系列剥削方式的改革，主要用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改变蒙古贵族的杀掠政策与不时需索。中原人民生活稍有好转。端平元年(1234)，窝阔台以失吉忽都忽任中州大断事官，总领中原汉地诸道以后，中原人民重又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总之，到蒙哥即位前夕，“汉地不治”的局面已十分严重，人民困弊已极，只有武装反抗才是生存的唯一出路了。面对这一局势，登基伊始的蒙哥大有革除积弊、更新庶政的势头。1251年，蒙哥下令：凡是贵由汗死后，诸王滥发的扰民令旨牌符，一律全部收缴; 今后有关各省的财政事务，未经与宫廷官员磋商，任何人不得发布文书; 除成吉思汗特免的木速蛮、也里可温、和尚、道士外，斡脱、官员人等均应按其财产交纳贡赋;诸官属不得以朝觐为名赋敛民财; 人民交纳税粮时，可以向最近的仓库交纳; 汉地人民按贫富交纳不同的税额。显然，蒙哥上述一系列令旨不过是一般的应急措施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进行解决。相反，在任官用人上，蒙哥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管理燕京行省，这些人中好些是窝阔台晚期主管财赋的旧班子，多为残民蠹国之徒。蒙哥重用这些人的结果是旧弊未去，新弊又来。在剥削方式上，蒙哥确立了包银制度。金亡之前，蒙古贵族向中原人民随时勒索，真定史天泽就汇总一年所需的大概数目，订出定额，向人民摊收，这就是“包银”的滥觞。蒙哥继位前，汉地人民所负担的包银已十分沉重。即位之后，牙剌瓦赤等人倡言把包银改为正式税收，每户征银6两。由于汉地官员的力争，才改为4两，其中2两可以用实物折纳。非惟如此，蒙哥还将丝科由过去的每户11两2钱增加到22两4钱。由于缴纳不起，人民逃亡者日趋增多。

宝祐五年(1257)，阿兰答儿的钩考事件就彻底暴露了蒙哥汗顽固坚持旧的剥削方式的真实面目。蒙哥为了把全国权力确保在拖雷系家族的手里，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委托弟弟忽必烈管理。忽必烈自幼深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汉族谋士的策动下，于自己的封地邢州 (今河北邢台)、河南、陕西三地进行了实行汉法的试点，其措施为：任用一批汉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注意农业生产，招抚流亡人民，平均、减轻赋税，屯田积粮，整饬吏治。不几年，三地大治，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但是，忽必烈的行汉法限制了蒙古、色目贵族的随意勒索，并威胁到了蒙哥的汗权。同年，蒙哥借口忽必烈患有脚病，解除了他的兵权，随即派遣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和河南钩考钱谷。阿兰答儿等到陕西、河南后，搜罗酷吏组成了钩考局，大开告讦，罗织罪名，对于支持忽必烈汉法措施的官员肆意迫害，陕西司死于酷刑的就达20多人。阿兰答儿设钩考局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夺回忽必烈控制地区的民政、财赋大权，迫害藩府人员，打击忽必烈的政治力量与改革计划。

蒙哥在政治统治方式上也基本上保持了其祖父、伯父的统治模式。

成吉思汗用来鼓励其兄弟、子侄们进行侵略战争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取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就把蒙古百姓及土地、牧场分封给了他的诸弟、诸子。成吉思汗自己的大营在斡难河、怯绿连河上游和斡耳罕河流一带，大约在1214年以前，成吉思汗就把大营以东的地方分封给了弟辈，他们的后裔就是元史上的左翼(东道)诸王。西征之后，成吉思汗又把自己大营以西的疆土分给了子辈——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他们的后裔就是元史上的右翼(西道)诸王。大蒙古国的这种分封制度具有极大的独立性： 诸王的领地是分享的，大汗不能把它撤除;诸王有权参加大汗召集的忽邻勒台，商议国家大事; 有权在自己的领地内设置怯薛 (军队)和政务机构，任命官吏，审判案件; 自置课税官，征收领民差发。随着蒙古贵族军事征服的不断进行，各藩国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越来越薄弱。大蒙古国的领土东起今日中国的东北，西迄俄罗斯，境内民族众多，语言、宗教、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社会发展水平也极不一致。这样一个缺乏统一经济基础的庞大帝国要想维系统一是极为困难的，成吉思汗时代，术赤所建立的钦察汗国就已显示出了独立的倾向。窝阔台死后，汗位空悬达五、六年之久，宗王们各自为政，中央权力日渐消弱。汗国的统一尽管表面上仍然维持着，但正如着名的波斯史家剌失德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一书中所指出的，“从此，不和始产生于蒙古人之中。”

蒙哥继位之后，为了挽回大蒙古国的逐渐分裂，采取了一些措施： 首先，蒙哥利用曲出之子失烈门与贵由之子脑忽、察合台之孙也孙脱企图推翻蒙哥汗权的事件，将三王遣发到汉地军前从征，并将窝阔台领地瓜分数块，分别授予窝阔台的后人，用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使他们任何人也无力对抗中央。此外，蒙哥对诸王领地权做了一些限制： 诸王驰驿允许乘3匹马，远行也不准超过4匹; 诸王不得擅自征招民户。但是，蒙哥上述措施不过仅仅削弱了窝阔台系诸王的势力，根本谈不上动摇其它宗王在领地上的统治。相反，蒙哥又继续封赐了一些宗亲。

在贵由和海迷失后执政时期，由于赋税差役过分沉重，人民纷纷逃亡。蒙哥继位之初，为了保证蒙古统治者和贵族的剥削收入，支持巨大的行政、军事开支，补充兵员，于淳祐十二年(1252)重新编集户口，搜括各地漏籍与寄居的逃户，增加户口20余万。在重新编集户口之后，蒙哥仍重蹈窝阔台的覆辙，按照蒙古传统的“共享”习惯，在宗室、贵族中进行一次权益的分配和赏赐，分别赐予岁哥都(拖雷子)、成吉思汗第三和第四斡耳朵、塔出驸马及军将、功臣共近2万户。宝祐元年(1253)，为了把全国的权力控制在拖雷系宗族的手中，蒙哥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分封： 命令旭烈兀率兵远征西亚并执掌该地政务，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但是，旭烈兀在取得对西亚用兵的胜利之后，建立了伊利汗国，“自帝一方”去了;忽必烈自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后，则怀揣个人野心，广泛联络汉族士大夫，积极营建漠南根据地，屯田积粮。大蒙古国的分裂更是日趋严重。

那么，怎样才能统一管理诸王领地，加强中央权力呢? 蒙哥同其先人一样，仍然以漠北的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中心。漠北地处沙漠地带，阴寒少水，草薄土瘠，从经济上说，它不具备庞大帝国统治中心的条件。而当时已为蒙古占据的中原地区，历经数代封建王朝的治理，农业文明已十分发达，蒙哥汗要想加强中央权力，进而控制诸王领地，就必须改变祖训，把统治中心转移到中原来。可惜，蒙哥墨守成规，在这个问题上也失策了。大蒙古国继续朝着分裂的方向发展。

身死钓鱼山下

蒙古贵族十分热衷于对外战争，因为通过战争可以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蒙哥继承汗位后，大蒙古国的周围顿时又战火四起。

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蒙古大军已相继征服了波斯的大部分地区，在东部伊斯兰世界中，仅有亦思马因派统治的木剌夷 (在今伊朗) 和哈里发统治的报达 (今巴格达) 尚未征服。蒙哥继位之后，决定派遣其弟旭烈兀征讨木剌夷和报达，命诸王各从所属军队中10人抽出2人从征，还从汉地征发炮手、火箭手千人，由着名攻城能手郭侃率领，随军出征。镇戍波斯的拜住军、怯失迷儿(今克什米尔)的塔亦儿拔都军亦听旭烈兀调遣，阿母河行省供应军需。1252年七月，先锋怯的不花率1. 2万人先行; 1253年十月，旭烈兀统率主力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宝祐四年 (1256) 六月，旭烈兀遂率诸军四路并进，围攻鲁克奴丁所在之麦门、底司堡，架炮轰击。十一月，鲁克奴丁被迫出降。旭烈兀下令尽毁当地城堡，并将俘获及归降的亦思马因人屠杀殆尽。报达的城池似乎也并不比麦门底司堡坚固，在哈里发拒绝接受旭烈兀宝祐五年 (1257) 九月的诏降谕令后，十一月，蒙古大军三路并进，开庆元年 (1258) 一月，抵达报达城郊，30日完成了对报达的包围。一时间，四面杀声震天，炮石、火箭密如雨点，东部城墙、楼橹相继被毁。二月五日，哈里发被迫遣派儿子及官员人等奉重币至旭烈兀大营求降，但已为时太晚，旭烈兀拒绝接见，下令继续攻城。十日，哈里发率众出城投降。旭烈兀极其残忍地下令屠城，无辜居民死者达80万之多。二十日，旭烈兀下令处死了哈里发及其长子。至此，统治报达500余年的黑衣大食终遭灭顶之灾。

在旭烈兀远征西亚地区的同时，蒙哥又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率众进攻忻都(今印度)和怯失迷儿。前此，由也古、札剌儿带率领的蒙古军队也先后对高丽等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

然而，在蒙哥时期的侵略战争中，无论是对西亚地区，还是对南亚地区的战争，在规模与持续时间上都远远不及对于南宋的战争。

蒙宋对抗始于端平元年(1234)的洛阳之争，此后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据战。从1235年到1230年，蒙古军分路进攻南宋，先后占领了襄阳、樊城、郢州 (今湖北钟祥)、成都等战略要地，但先后又被宋军收复。蒙哥继位之后，命令皇弟忽必烈镇戍漠南汉地，并负责征服南宋。忽必烈的谋臣姚枢认为，自窝阔台以来的伐宋战争之所以毫无进展，是因为蒙古军将们只知道烧杀抢掠，致使南方汉人闻之胆寒，宁死不降。他建议忽必烈应改变策略，将前此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蒙古军分屯要害，以守为主，边作战边耕地，在粮草充足后再进行攻宋战争。忽必烈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漠南汉地先后奏置了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草除弊政，广泛屯田，以为经久之计。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忽必烈又分析了蒙宋双方的战略布署，认为南宋有长江为屏障，襄、樊等城市易守难攻，蒙军极难得手。于是，忽必烈向蒙哥提出了先取大理以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淳祐十二年(1252) 六月，蒙哥命忽必烈率军远征大理。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包括今天的云南全省、贵州、广西西部和四川南部以及缅甸、泰国、老挝的一些地方。忽必烈在对大理的军事行动时，煞费苦心，一改自古在西线用兵必经四川中部和南部的汉源一线的惯例，率军绕过这条古道，由甘肃临洮出发，经今甘、川、藏边界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之地，绕道2000余里抵达金沙江畔，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上的一次创举。居住在金沙江彼岸的摩娑蛮(今纳西族)主，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会突然从对岸乘革囊和木栰过来那么多的勇士，只得低首迎降。忽必烈降服摩娑蛮主之后，离大理不过400多里路，大理国对如同从天而降的蒙古军毫无备战准备，不久，蒙古大军便长驱直入大理国都。忽必烈对大理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就形成了对南宋王朝的合围之势。同年12月，忽必烈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大理，自己班师北返。

对南宋的战略包围既已完成，蒙哥毅然决定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荡平苟延残喘的南宋王朝。宝祐五年(1257)春，诏令诸王、诸将出师征宋，在正面战场上布署了左、右两翼大军。右翼军由蒙哥亲自统领，右手诸王及弟末哥、子阿速歹等随从，进攻目标是四川。关于左翼的统帅问题，蒙哥因对忽必烈在中原势力的发展心存顾忌，就解除了他的兵权，改由诸王塔察儿 (斡赤斤孙) 统率，诸王移相哥、察忽剌 (合赤温孙) 及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忙兀五投下贵族各率军统属，进攻目标是荆襄、两淮。汉地诸候军队则分属左、右翼从征。九月，蒙哥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漠北和林，亲统大军南下入蜀。同时，又命令已由大理进入交趾的兀良合台引兵北上，与正面的蒙古左、右翼军形成对南宋的南北夹攻之势。蒙哥此次军事行动的计划是在攻下四川后，顺江东下，三路大军会师鄂州(今湖北武昌)，然后南下直捣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宝祐五年(1257)秋，蒙哥率4万右翼军突入四川，塔察儿亦率左翼军包围了樊城。塔察儿只热衷于掳掠财物，恣情享乐，军纪十分涣散，不但樊城连月不克，在此后的一年多战争中，竟一城未取，寸功未立。蒙哥不得不再请忽必烈重统左翼军马。而蒙哥亲率的右翼军于宝祐六年 (1258) 四月兵驻六盘山，七月入大散关，至汉中，开庆元年(1259)初进逼四川重镇合州。蒙哥派使到合州钓鱼山招降，宋守将王坚不从，并杀蒙使于阅武场，激励士卒誓死坚守合州城。二月，蒙哥亲统大军围攻钓鱼山，并切断了南宋援助部队与合州的一切联系。王坚毫不畏惧，率领合州军民依靠钓鱼山险要地形奋勇拒守，致使蒙军连攻5个月不克。六月初，蒙哥看到合州久攻不下，暴躁不安，亲临钓鱼山前沿阵地督战，结果为炮石所伤。七月，蒙哥死于攻宋前线的大军之中了。

蒙哥汗在位共9年，终年53岁，死后同其祖父、伯父一样被埋葬在起辇谷中，追谥为桓肃皇帝，庙号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