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元宏

孝文帝元宏 

皇兴五年(471)八月,北魏太华前殿中满朝文武大臣肃立阶前,似乎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一会儿,一名内侍手捧御旨,高声宣读魏帝拓跋弘的册文,随即,年方5岁的太子,在众人山呼万岁中,登上御座,接受文武大臣的朝拜。他小小年纪,似乎还撑不起宽大的龙袍,那模样看起来有些滑稽,但一举一动却都合规合矩,雍容大度。似乎已有君临天下的气概。这位幼承帝位,少年登基的皇帝,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几十个君王中,真正有所作为,并在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改革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大器早成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天安二年 (467) 八月生于平城 (今山西大同),皇兴二年 (469) 六月,被立为皇太子。拓跋宏的母亲李夫人在他被立为太子时被赐死。拓跋宏由祖母冯太后抚养。皇兴五年 (471) 八月,拓跋宏刚长到5岁,父亲献文帝拓跋弘便把皇位让给了他。五年以后,献文帝去世,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冯太后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她的祖父冯弘和伯父冯跋是北燕王国的国君。父亲冯朗投降北魏,做秦、雍二州的刺史,后来被杀。冯太后生于长安,父亲被杀后便投奔姑母。她的姑母是魏太武帝的妃子。冯太后投奔姑母,在宫中接受教育,知书达理。14岁时,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她被选为妃子,后来成为皇后,文成帝死后,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她就成了皇太后。和平六年(465),文成帝死后,丞相乙浑乘机专权,任意杀害异己,决断国事。这时献文帝还只有12岁,冯太后24岁。在这场斗争中,她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她杀死了丞相乙浑,掌握了国家大权,临朝称制。一年后拓跋宏出生,她将拓跋宏收入自己宫中,亲加抚养,把政权交给献文帝。献文帝死后,拓跋宏幼年继位,冯太后便再次临朝称制。

冯太后自己粗通文墨,十分注意对拓跋宏的培养教育,专门给他安排了汉族士人做师傅,学习儒家经典。拓跋宏聪明勤奋,喜好读书,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大。拓跋宏秉性孝谨,因3岁时母亲便被赐死,他始终不知生母是谁,因从小跟着冯太后,便将冯太后看做亲生母亲一样。冯太后开始并不喜欢拓跋宏,因为拓跋宏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曾在严寒时候,把他关在一间空屋子里面,只让他穿着单衣,并且三天没给他饭吃,打算将他废掉。幸而大臣上疏力争,方才把他放出。后来又有一个太监意向冯太后讲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大为生气,用杖把拓跋宏打了一顿,拓跋宏无故受杖,却毫无怨恨,也没有加以申辩。自父亲献文帝死后,拓跋宏越发孝顺冯太后,无论大小事情,都要报知太后。冯太后也逐渐开始指导年少的拓跋宏处理国家大事。

厉行改革

北魏建国后,对文武百官一直不设俸禄。在征服战争时期,将士以掳掠为生,统一中原后,官吏便靠贪污盘剥百姓过日子。北魏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贪污给政府造成的危机。远在太武帝时,便开始了对贪污的惩罚,之后北魏各代帝王,也都分别下令严禁贪污,但因始终没有解决官吏的俸禄问题,所以贪污现象屡禁不止,并且越来越严重,引起了人民不断的反抗。太和八年 (484),拓跋宏在冯太后的辅助下,决心实行 “班禄”,开始了改革的前奏。当时,北魏大臣对 “班禄”之事争论不休。以鲜卑大贵族淮南王拓跋佗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反对实行俸禄制。“班禄” 派的代表中书高闾说: “不给俸禄,贪财好利之徒,可以为非作歹; 清白自守的人,却连生活也不能维持! 而实行俸禄,则廉洁的人可以自保,贪婪的人也会有所收敛。”辩论的结果,高闾得到了胜利。拓跋宏正式下令实行俸禄制。规定犯赃绢一匹以上的处死刑,“枉法”者无论多少,一律处死。自太和八年 (484) 六月正式 “班禄”,到这一年的九月,刺史以下的官吏,因犯赃被发觉的四十多人,都处了死罪。其中有一人叫李洪的,是拓跋宏的舅公,任秦、益二州刺史,既是显宦,又是贵戚,也犯了贪污罪,地方官员不敢给他定罪。拓跋宏便令将他从任所押到平城,召集了众大臣,自己亲自审问,然后赐死,以显示自己 “班禄”及禁绝贪污行为的决心。一时间,受禄的官吏人人自警,北魏的吏治也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气象。

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连年混乱,田园荒芜,人口锐减。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农民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往往荫附于豪强之家,或逃亡流徙。使北魏政权直接控制的耕地和人口减少,大量荒地无人耕种,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证国家的财政来源,冯太后、拓跋宏不顾豪强大族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决心限制豪强势力,同他们争夺耕地和农民。太和九年 (485)十月,大臣李安世向拓跋宏上书,提出均田建议。拓跋宏马上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全国实行均田。规定凡15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都可以得到政府授予的土地,即“受田”。露田男子每人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到了年老不能劳动或死后,再把土地还给政府。男子每人还可有桑田二十亩,用来种植桑、榆、枣树,不种桑的地方,则给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桑、麻田均可世代相传,不用交还。奴婢和一般百姓同样受田,耕牛也可受田,每户限四牛。又规定了新的租调制度,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这个数量比原来要少。这样,有利于吸引原来的荫户和流浪者,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由于农民都能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对生产的发展和政府收入的增加也是有利的。

北魏的地方基层政权,原来一直掌握在宗主手里。宗主的前身,就是坞壁主。北魏进入中原后,一直依靠这些坞壁主的合作,让他们以 “宗主”的名义,“督护”地方,替朝廷征收租赋,和朝廷分享剥削人民的权利。“宗主督护”使汉族豪强和鲜卑贵族得到了政治上的相安,但朝廷的收入却因此受到影响,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拓跋宏采纳大臣李冲的建议,用汉族传统的地方基层组织,代替了 “宗主督护”。以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设邻长,里设里长,党设党长,合称三长。三长的主要责任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征收赋税等。当时,由于许多大臣本身就是隐匿农户的地主,所以他们纷纷反对这一改革。冯太后和拓跋宏力排众议,坚决采纳了李冲的建议。认为实行三长制不仅可以保证均田制的实施,而且还可以把逃避租税的人口清查出来。实行三长制后,赋税平均,不仅相对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使北魏政府的收入大增。

倾心汉化

拓跋宏从小熟读儒学经典,向慕汉族文明。在位期间,兴礼乐,正风俗。分遣牧守祭祀尧、舜、周公,又谥孔子世圣尼父,另在中书省悬设孔子画像,亲自拜祭。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尊司徒尉元为三老,尚书游明根为五更,仿效汉族三代成制。太和十四年 (490),冯太后病亡,拓跋宏完全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几天不进饮食,后来众大臣上谏苦劝,勉强吃一点,但也只吃很少一点白粥。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的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哀。拓跋宏却以为祖宗时,南征北战,重视武略,不重文教,现在情况不同了。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而希望在 “文治” 上下功夫。

北魏虽自建国以来就定都平城,但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夏与柔然还时时威胁着北魏,迁都中原的条件尚不成熟。北方统一后,也越来越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战四方的中心——平城,地处边塞,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自然难以担当 “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当时形势的要求了。另外,我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大讲“五行”,认为王朝的更替变化是有一定顺序的。北魏自认为是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是水。为了和南朝争正统,也应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 的故都洛阳。

拓跋宏知道,迁都是一件大事,必然遇到贵族、大臣们的反对。于是,他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假称要调兵遣将,大举进攻南齐。这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大臣信以为真,纷纷表示反对。拓跋宏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 “社稷(指国家)是我的社稷,任城王你们想出来挡驾吗?”拓跋澄也不甘示弱地说: “社稷虽然是归你所有,我们作为社稷之臣,对国家的危难,也不能知而不言呀!”退朝之后,拓跋宏又把任城王召来,对他说:“刚才谈的事,实在难办得很。我们的国家虽然起自北方,建都平城。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搞文治的地方。我这次名义上是进攻南齐,实际上是想借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呢?”拓跋澄这次领会意图,表示支持迁都。他认为东周和东汉正是在洛阳兴盛起来的,现在假若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单凭武力是难以维持统治的。拓跋宏又问:“北方人因循守旧,不想变革,怎么办?”拓跋澄坚决支持拓跋宏的改革计划,他说: “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你就下决心干吧,他们又能怎样呢?”拓跋宏听了非常高兴地说: “任城,你真是我的张子房呀!”

太和十七年 (493),拓跋宏不顾众大臣的反对,率领三十万大军南下,九日,便到了洛阳。在洛阳参观了西晋宫殿的遗址,吟咏着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中的诗句) 的诗句。一出由拓跋宏扮演主角的迁都的戏,便以这样的独白开了头。

经过长途跋涉,士卒十分劳累。随行的文武百官,心情十分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实在不愿意再南下了。然而,拓跋宏却照旧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继续向南进步。这时,大臣们都跪在拓跋宏的马前,苦苦哀求不要再南伐了。拓跋宏气恼地说: “讨伐南齐的大计早已确定,现在大军就要南进,你们还想干什么?”群臣仍然叩头不止。拓跋宏满面怒容,对这些人说: “我要统一天下,你们却屡次阻挠。谁再说,就要办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缰,仿佛就要出发了。可是,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嗫嚅嚅地仍请求皇帝不要再南进了。拓跋宏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色,用和缓的口气对群臣说: “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这一出戏演得很成功。尽管大臣们也不愿迁都,但迁都总比打仗好,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只好同意迁都。

接着,拓跋宏令大臣李冲、穆亮等人营建洛阳,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平城的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又派贵族于烈担任留守平城的重任。拓跋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 “您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 (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拓跋宏认为他很忠直,说: “你不唱反调就行了。”太和十八年(494),拓跋宏又颁发诏书,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由于平城贵族留恋故土,不想南迁,拓跋宏又亲自回到平城,召集文武百官,晓以利害,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不久,就正式迁都洛阳。

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为了把改革继续下去,决心改变鲜卑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

他召集群臣说: “你们想不想让我们魏国也象周朝那样闻名史册,被人们千古传颂呢?”文武百官当然都表示同意。接着他又问: “是改变我们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还是不必改变就可以达到呢?”拓跋宏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只有改变,才能达到。”拓跋宏又问:“你们愿意不愿意让我们子孙万代永远治理国家?”拓跋禧说: “愿意。”于是,拓跋宏便说: “好吧,那我们就迅速改变过去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你们必须服从命令,不准违抗。”接着,拓跋宏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实行汉化政策。

太和十八年 (494),拓跋宏下令,禁止鲜卑贵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原来鲜卑人过着游牧生活,穿短衣服适合马上生活,骑马射猎很方便。现在他们已经由塞北迁到汉族聚居的中原,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改变了,服装也应随之改变。而且穿上汉服,也有利于减少民族差异,消除隔阂。拓跋宏不仅发布了改革的政令,平时还注意检查执行的情况。有一次,他外出到洛阳,对大臣们说: “昨天我进城的时候,看到有个妇女还戴着帽子,穿着夹领小袖的鲜卑服,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检查?”拓跋澄回答说: “现在洛阳城里还是穿鲜卑服的人少,穿汉服的人多。”拓跋宏听了很不高兴,反问道: “难道要都穿上鲜卑服才算督察不严吗? 你们这样说,简直是 ‘一言丧邦’!”,他让史官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又把所有留守洛阳的官吏责备了一通,要求人人皆知,不许再穿胡服。

太和十九年(495),拓跋宏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话,过去,连做官的汉人也得讲鲜卑语,军队中的号令也用鲜卑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专门设置了“译令使”(翻译)。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隔阂,拓跋宏规定在朝廷上不准讲鲜卑语。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讲鲜卑语可以不予处罚;30岁以下的官吏在朝廷上必须讲汉话,否则就要降职。后来又进一步规定,不准在朝廷上讲鲜卑语,谁违反规定就要撤职。许多鲜卑贵族对此很不满,但也没有办法。从规定上看,穿汉服,讲汉话,似乎只是对鲜卑贵族的要求,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随着民族间的频繁交往,再加上政府的规定,许多鲜卑人也都在讲汉话。据史书载,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不久也就忘记了鲜卑语。

太和二十年 (496),拓跋宏又把鲜卑族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他在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在五行中属于土,土又是“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将拓跋氏改为元氏。随后,将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五穆氏改为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其他的鲜卑复姓也都一一做了改变,把鲜卑族一百一十八个姓全部改为汉姓。同时,拓跋宏还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洛阳人,死了也不准运往塞北。所谓生为洛阳人,死葬北邙山。

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改变过去鲜卑贵族的风俗习惯,拓跋宏主张与汉族地主联姻。他自己就把汉族大地主卢敏、崔宗伯、郑羲、王谅四大姓的女儿纳入后宫,以当朝重臣李冲的女儿为皇后。然后,又给他五个弟弟分别找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他自己的女儿也嫁给汉族地主。其他鲜卑人也都按照门第的高低,实行对等的联姻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以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北魏的统治。

此外,拓跋宏还命令从南朝来的王肃仿照南齐的制度,拟定北魏的官制礼仪,设立乐官,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使北魏的政治制度同南齐几乎没有两样。对拓跋族原来的制度则一概废除。

拓跋宏实行汉化,自然不可能只学好的,不学坏的。因此,连当时已经腐朽的门阀制度,他也照搬了过来。他把鲜卑贵族汉族士族按门第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等。鲜卑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高,定为国姓,与汉族的崔、卢、李、郑四姓相当。其余贵族亦各有门第等级,并按照门第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当然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制度。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鲜卑贵族对立的情绪也越来越大。拓跋宏在改革中启用了不少汉族士人。因而引起了一部分鲜卑贵族的抱怨。说拓跋宏亲近汉人,疏远本族。拓跋宏的太子拓跋恂一向傲慢,不好学习,长得又肥又大,洛阳的气候比塞北炎热,拓跋恂叫苦不迭,总想回平城去。拓跋宏赐给他的汉服他也不穿,经常私穿胡服。有个叫高道悦的人,多少次劝说拓跋恂不要这样做,拓跋恂不但不接受,反而对他怀恨在心。太和二十年(496)八月,拓跋宏到嵩山巡视,太子恂趁机和他的亲信密谋,准备带着人马回平城,并杀掉了高道悦。拓跋宏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洛阳,把太子恂召入宫中,历数了太子恂的罪恶,亲自把他痛打一顿,然后囚禁起来。这年冬天,拓跋宏便废掉了太子恂,后又派人用药酒将他毒死。

这一年的冬天,拓跋贵族穆泰等人又秘密联络许多将领,想立阳平王拓跋颐为皇帝,并在平城起兵。拓跋宏派任城王拓跋澄前去讨伐,平定了这次内乱。这次叛乱的主谋穆泰,不仅是北魏的元老,而且还是拓跋宏的恩人。当时冯太后当政时,曾想废掉拓跋宏,正是由于穆泰等人一再劝阻,才保住了拓跋宏的皇位。现在为了推行改革,拓跋宏对穆泰也没有宽容,下令处死了以他为首的叛乱分子,打击了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为以后继续深入改革奠定了基础。

用人纳谏

拓跋宏为了推行汉化政策,进行改革,就需要有一批支持他的有才干的人。鲜卑贵族拓跋澄就是他的一个得力助手。他曾替拓跋宏安抚留在平城的鲜卑人,宣传迁都洛阳的好处,又曾抱病率军镇压保守势力的叛乱。他还经常为拓跋宏出谋划策,深得拓跋宏的赏识,引为知己。对于其他坚持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人,拓跋宏也非常重视。如齐州 (治所在今山东济南) 刺史拓跋鉴,按照齐鲁地区汉族的习惯进行革新,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拓跋宏赞赏地说: “各地的官吏,如果都象拓跋鉴那样干,移风易俗,进行改革还有什么难的!”

拓跋宏很注意人才的选用。有一次,他曾让大臣讨论人才和门第自身的问题,李冲说: “要想使国家富强起来,不能只重视出身的高低贵贱,应该有选拔人才的规定。”韩显宗也说:“国家兴亡在于人才,不能只重视出身。哪能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呢?”为此,韩显宗还曾专门上书说明自己的看法。他说:“出身高贵的人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出身只能说明他们祖先的功绩。只要确有才华,就是杀猪的、打渔的、甚至奴仆、俘虏,都可以重用。应该让有大才的人做大官,有小才的人做小官,只有这样办,对国家才有好处。”

拓跋宏同意这些建议。他认为只要出类拔萃的人,也可以不受门第等级的限制。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制订了许多规定。

为了发现人才,拓跋宏多次要求各级官吏,都要注意推荐人才,让大臣们对他自己任命的官员进行评论。如果谁不称职,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如果有才能的人他没有用,也让官员推举。谁能推选出真正有才干的人,谁就会受到奖赏,或者放假休息三天; 不发表意见的人,被看作是有罪的行为。他把能否推荐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重要标准。

为了尽快选拔有用的人才,他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考核制度。过去规定官吏三年一考,九年进行三考,然后才决定官员的升降。现在规定三年一考就决定升降。对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亲自和大臣们一起进行考核。有一次,并州 (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刺史王袭听说拓跋宏要经过并州,就让人事先刻好了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石碑,立在道路旁。”拓跋宏见了,表示怀疑,立即派人进行调查了解,结果发现,王袭确实是弄虚作假,有意欺骗他。于是就对王袭进行了处理。又有一次,拓跋宏对几位重要大臣说:“你们都身居要职,这么长时间了,既没有对我批评过一句,又没有提出过一个好的建议,更没有给我推荐过一个有才能的人,或是罢免一个不称职的官吏,这是很大的罪过。”接着,他又指出了他弟弟广陵王拓跋羽以及各个大臣的过错。结果,有的被扣发薪水,有的被降职,有的被罢官。

拓跋宏特别重视汉族地主中有才干的人。冯太后重用的一些汉族地主,他都很尊重。汉族地主刘芳、崔光、高闾、高允,贫士李彪等人,在拓跋宏亲政时,积极出谋划策。对提出均田制、三长制建议的李安世、李冲等人,拓跋宏更是由衷佩服,委以重任。这些汉族地主的人才,便成为他推行改革的一支积极力量。

拓跋宏为了广泛搜集人才,对南朝投降的官吏也很重视。南朝刘宋政权的后代刘昶投降以后,拓跋宏非常注意与刘昶搞好关系,使刘昶为北魏政权服务。派刘昶远出时,拓跋宏还亲自送行,并让文武大臣作诗相赠,使刘昶深为感动。由于拓跋宏对所有人才都能以礼相待,因此当时有不少南朝汉族地主去投奔北魏。王肃是江南着名的才子,也很有政治头脑。当他父亲和兄弟在南齐被杀以后,就逃到了北魏。拓跋宏听说他很有才能,便立即接见他,对他十分器重,恨相见之晚,马上委他以重任。王肃非常熟悉南朝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北魏改订官制礼仪和推行汉化政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王清石原来是江南大地主,世世代代在江南做官。到了北方以后,担心拓跋宏不信任他,心里总感到不安。拓跋宏对他说: “你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王清石深感拓跋宏的知遇之恩,也就更加为他出力了。

拓跋宏很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当时北魏的刑法繁多,法律条令就有八百三十二章。刑罚也特别严酷,仅判死刑的规定也有十六种。所以北魏的罪犯很多。当时许多被迁移到边境的罪犯经常逃跑,拓跋宏曾下令,凡是逃跑的人,就让他全家服役。刺史崔挺上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刑罚太重了,拓跋宏便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取消了原来的规定。

发展文化

拓跋宏生于社会动荡的年代,也是民族融合的年代。他从小就接触汉族文化,羡慕汉族文化。他为人聪明,又能刻苦学习,因而他的汉文化素养是很高的。他对古诗很有研究,文章也写得很好。据说他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写诗作文,写成后可以一字不用改。他一生写了上百篇文章。自亲政以后,他还经常和大臣们和歌作诗,并且亲自给别人改诗。有一次,他见到路旁有十几棵树,就诗兴大发,立即写诗一首。然后,又让弟弟彭城王拓跋勰在离他十几步远的地方,一边向他走,一边作诗,拓跋勰果真作出了一首诗,他非常高兴。拓跋宏不仅自己喜爱汉族文化,还经常让鲜卑贵族读书写字,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为此,他还下令专门设置了皇子学,让王公贵族的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在迁都洛阳后,他曾讲过,迁都就是为了移风易俗,让鲜卑人增长见识。如果一直住在平城,就什么也学不到,我们的子孙就象对墙站着一样,什么也不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不怀民族偏见,不夜郎自大,并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拓跋宏确是突出的一个。在他的倡导下,鲜卑人在文化上进步很快。有一次,拓跋宏对鲜卑大臣陆叡讲:“过去我们总说鲜卑人性格粗鲁,何必学习呢?这句话看来是不对的。现在很多鲜卑人都能读书识字了,关键在于学不学。”由于拓跋宏积极兴办学校,征集天下书籍,进行研究和整理,使北方的文化开始出现了复兴的气象。

在拓跋宏统治时期,佛教有很大的发展。仅洛阳就有一百多所寺院,和尚尼姑二千多人。整个北魏,寺院达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有七万七千二百余人。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建造了许多石窟,其中最着名的是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敦煌、云冈石窟建立较早,龙门石窟是在太和十八年 (494)开始建造的,以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朝代,相继营造长达四百多年。龙门石窟的窟顶及四壁都雕饰得十分精丽,佛象也塑造得非常优美,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聪明才智。其中,宾阳中洞 (也称宾阳洞) 是拓跋宏迁都洛阳后建造的石窟之一。洞前壁左右原有两幅大型浮雕《帝后礼佛图》,粗旷刚劲,局面宏大,是北魏风格的代表作。

在拓跋宏的重视和倡导下,北魏的书法达到极高水平,刻在墓碑上的字体,刚劲有力,气势雄厚,别具风格,后人称为 “魏碑”体。直到现在还深受书法爱好者的重视和喜爱。

英主早逝

拓跋宏在一次南伐时曾写了这样的诗句“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意思是中国的广大地区都归我管辖了,只有江南一小块还没能由我统治。拓跋宏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野心,自亲政以后,几乎年年兴师南伐。

太和十八年 (494),拓跋宏迁都洛阳,刚刚安定下来。闻说南齐宣武王萧鸾肆行毒虐,杀害诸王,自立为帝。拓跋宏便想借机出兵。正巧边将奏报,说南齐雍州刺史曹虎,有意投降北魏。拓跋宏大喜,随即派兵四路并进,准备进攻南齐。大臣高闾上书劝谏,认为现在洛阳草创,尚未完全稳定,而曹虎又并未派来人质,一定不是诚心降魏,不可轻举妄动。镇南将军李冲,及任城王澄也同声劝阻。但拓跋宏仍是执意南伐,命令他三弟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留掌国事,李冲为副手,一同守卫洛阳。他自己亲率大军,挥师南下。

行至悬瓠(今河南汝南),接连催促曹虎会师,曹师果然一直未降,但拓跋宏仍不肯罢师。率军渡淮东行,直抵寿阳,但南齐守将早有防备。便率军转而围攻钟离 (今安徽省凤阳东北),相持旬日,城仍未攻下,南齐援军又至,内守外攻,魏军战死了许多士卒。拓跋宏才不得不下令北撤,返回洛阳。

到了太和二十一年(497),南齐又有内乱,拓跋宏认为有隙可乘,大发冀、定、瀛、相、济五州丁壮,得二十万人,由他亲自督领,自洛阳出发,号称百万,又都撮唇为哨,作鹰隼之声,响彻远近,声势逼人。连下新野、南阳、彭城。齐主萧鸾忧惧成疾,于太和二十二年 (498)七月病殁。这时魏军气势正盛,本该乘机南攻。但偏偏北魏自己也出了问题。原来拓跋宏南下之时,留拓跋澄及李彪、李冲居守洛阳。李彪本来家世孤傲,全赖李冲赏识其才能,将他推荐提升,位至太尉,但这次一起留守洛阳,他却偏偏事事都与李冲作对,任意专恣,飞扬跋扈。这年三月,李冲气愤填胸,便将李彪关在尚书省,上表历数李彪的罪过,请求拓跋宏将其处死。拓跋宏认为两人都太过分,便只将李彪撤职,并未深究,李冲一怒之下,竟病重不起,不久身亡。这样一来,洛阳的留守,三人中少了两人,拓跋宏不免担忧。另一件事是北方的高车因不愿应征出兵,便推袁纥树为首领,起来叛乱。拓跋宏本来派遣将军宇文福前去讨伐,不料大败而回。又派江阳王元继再次北征,而元继主张招抚,一时间不能平乱。拓跋宏不免心焦,准备自己亲去平乱。所以拓跋宏在这年九月听到萧鸾病殂的消息后,便以 “礼不伐丧” 为理由,下令撤兵。

拓跋宏因操劳过度,在撤军途中便得病躺倒。到了十月,才从悬瓠出发,北伐高车。走到邺城,正是十一月。这时江阳王元继已解决了高车的叛乱,拓跋宏便在邺城过冬休息。第二年 (499) 正月,才回到洛阳。这时,南齐太尉陈显达,平北将军崔慧景,率兵四万攻魏,企图收复被北魏占据的雍州诸郡,魏将元英迎战,屡为所败。三月,拓跋宏再次亲自率兵南征,驻于马圈 (今河南省邓县东北),并命令广阳王拓跋嘉,从小路绕至敌后,前后夹击,齐军两面受敌,大败而逃。拓跋宏虽然取得胜利,但跋涉奔波,不免又有一番劳顿,于是再次病倒。病情迅速加重,赶紧北归,走到谷塘原,拓跋宏自知已难望痊愈,便对鼓城王拓跋勰说: “我的病更加恶化,肯定是不行了。天下尚未统一,太子幼弱,一切都依靠你了,希望你能全力辅佐太子!”随即又命拓跋勰起草诏书,以侍中、北海王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奖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让他们同太尉咸阳王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共同辅政。四月,拓跋宏便死于谷塘原。年仅33岁,谥号孝文皇帝,庙号高祖。葬于长陵。